歷代名家書法珍品•董其昌（簡體書）

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字玄宰，號思白、香光居士。華亭（今上海市松江區）人，明代晚期大書畫家、學界泰斗。萬歷十七年（一五八九）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後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卒後謚『文敏』。董其昌是中國藝術史上一名重要的書畫家。在繪畫領域首倡『南北宗』論，是『華亭畫派』的開派者，對清代初期復古的畫風影響甚大。其書法出入晉、唐，精研古帖，能自成一格，世稱『香光體』。其在書畫藝術的創作實踐，促進了中國書畫藝術理論的發展，被後學者奉為圭臬，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論其書法藝術，明末學者何三畏有言：『天真爛漫，結構森然，往往有書不盡筆，筆不盡意者，龍蛇云物，飛動腕指間，此書家最上乘也。』清代書法家王文治在《論書絕句》中贊曰：『書家神品董華亭，楮墨空元透性靈。除卻平原俱避席，同時何必說張邢。』清朝康熙皇帝非常喜歡董其昌的書法，言其書法『天姿迥異，其高秀圓潤之致，流行於褚墨間，非諸家所能及也。每於若不經意處，豐神獨絕，如清風飄拂，微云卷舒，頗得天然之趣。嘗觀其結構字體，皆源於晉人。蓋其生平多臨《閣帖》，於《蘭亭》《聖教 》，能得其運腕之法，而轉筆處古勁藏鋒，似拙實巧。……其昌淵源合一，故摹諸子輒得其意，而秀潤之氣，獨時見本色。草書亦縱橫排宕有致，朕甚心賞。其用墨之妙，濃淡相間，更為絕。臨摹最多，每謂天姿功力俱優，良不易也。』康熙帝不僅對董其昌書法評價很高，閑暇之余也努力鉆研學習其書風。上行下效，一時間『香光體』風靡大江南北，甚至成為當時官場上的通行字體。一般急功近利的士子為了混跡官場，更是不遺余力地學習臨摹。或許因此之故，也有人對董其昌的書法頗有微詞，認為其流於媚俗，缺乏生氣，這是有失公允的。

相對於某些書法史上的天才，董其昌在書法藝術的學習中開悟較晚。早期恰因書法不佳，甚至影響了他的科舉仕途。當時科舉考試，書法表現也是衡量考生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董其昌受挫於書寫的不佳，發奮學書。據《畫禪室隨筆》記載，他學書『初師顏平原《多寶塔》，又改學虞永興，以為唐書不如晉魏，遂仿《黃經》及鐘元常《宣示表》《力命表》《還示帖》《舍丙帖》。凡三年，自謂逼古』，『比遊嘉興，得盡睹項子京家藏真跡，又見右軍《官奴帖》於金陵，方悟從前妄自標評』。由此可見，他與當時大收藏家項元汴交往密切，得以飽覽項氏所藏歷代名家眾多書畫真跡，開闊了視野，開拓了思維。這一點很關鍵，很多人之所以沒有成功就在於視野的狹窄，思維的僵化。董其昌對歷代名家古帖，尤其晉唐諸家，痛下苦功，認真臨摹，以古為師，謙學百家，集古法之大成，融會貫通，獨成一體。

董其昌諸體皆擅，以其小楷自詡，確有獨到秀麗之處，得魏晉遺風。然究其書法，應以行草為最。其行書以『二王』為宗立骨，又學顏真卿結構之寬博、米芾用鋒之多變、楊凝式章法之瀟散，學而化之，成就瀟灑淡逸的書風。其草書則植根於顏真卿的《爭座位帖》和《祭侄文稿》，並將懷素線條的細勁有力與張旭章法的氣貫始終加以選擇，吸收強化，使他的草書始終保持正鋒，絕少偃筆、拙滯之筆。同時在用墨上他也做出了非常大膽且成功的嘗試，這或許與他本身還是一名出色的畫家有關。他在書法的用墨上沒有像純粹的書法家那樣單調，而是追求『墨分五彩』的韻味，墨色枯濕濃淡，盡得其妙。其章法上則追求疏朗勻稱的空間感，蘊含一種從容不迫的氣度。與此同時，他日常又參禪悟道，將對禪理的理解與感悟也融入到書法創作，形成蕭散自然、古雅平和、飄逸秀美的獨特書風，得以使眾人追摹。

董其昌對書法理論的發展亦有很大貢獻。明末清初畫家楊補輯錄董其昌零篇散帙而成書的《畫禪室隨筆》，是一部高水準的書畫理論著作。其中論書法一章指出臨帖重在領會其精神，提倡『以意背臨』，主張巧用筆墨，強調字體的意韻。書中許多論述，即使在今天依然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如『字之巧妙處在用筆，尤在用墨，然非多見古人真跡，不足與語此竅也』，『提筆時須定宗旨，若泛泛塗抹，書道不成形象』，『筆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發筆處便要提得筆起，不使其自揠，乃是千古不傳語。須悟後始肯余信也』，『最要泯沒棱痕，不使筆筆在紙，素成板刻樣。東坡詩論書法云「天真爛漫是吾師」，此一句丹髓也』，『用墨須使有問，不可得其枯燥，尤忌秧肥，肥則大惡道矣』。董其昌有言：『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這是歷史上書法理論家第一次用韻、法、意三個概念劃定晉、唐、宋三代書法的審美取向，而這已經成為中國書法界的定評與共識。

董其昌一生創作甚豐，傳世書作有《白居易琵琶行》、《三世誥命帖》、《草書詩冊》、《前後赤壁賦冊》、《千字文》、《倪寬贊》、《跋煙江疊嶂圖》、《岳陽樓記卷》、行書《宋之問詩》、《論碑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