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簡史：誰定義了瘋狂？

即使是瘋狂，他們的瘋狂也是時代的產物。
◎一本非典型的精神醫病史
二十世紀初，《英國醫學期刊》以樂觀的語氣說：「比較1800年與1900年的醫學知識與技術，沒有一個醫學部門獲致的進展比得上治療瘋狂的專科。」然而，在另一本更為專業的期刊（因此更具權威性？）《精神科學期刊》中，語氣就不是那麼樂觀了。這本期刊在同一年指出「在瘋狂的治療上，醫學顯然無能為力」，「雖然醫學在十九世紀獲得極大的進展，但是相較之下，我們對於腦部精神功能的知識，依然非常不足。」在一個曾經把數萬名思覺失調症患者送進毒氣室的世紀中，精神病患的醫療是否變得更人道了？什麼是理性？什麼是精神正常？都不是可以輕易回答的問題。
到了二十一世紀，精神醫學的功過依然存在極為不同的看法。
認定誰是瘋狂的人，始終是一種社會的行為。所以本書環繞三個問題：在歷史中，哪些人會被認定為瘋狂？在當時的認知中，他們瘋狂的起因為何？社會又是如何處置這些瘋狂的人？
作者波特為著名的醫學社會史學者，他最著名的，是鼓吹使病患自己發言，從病患的觀點出發。因此，在《瘋狂簡史》中，他讓我們看到歷史上的瘋狂者，理解其話語中的隱義，以及這些瘋狂者如何去面對、訴說、處理他們的處境、衝動、激情與記憶。波特試圖呈現出這些被社會所驅逐的人如何與擁有社會權力的人抗衡；瘋狂者的妄想、精神醫學的神話，以及社會的意識型態，如何織就一個有意義的網絡。
本書從只有若干考古學遺跡、以神魔力量解釋瘋狂的起源開始，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理性化醫學理論，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傳統對於瘋狂的禮讚，十七、十八世紀對於瘋人的監禁，精神醫學的興起，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有關瘋狂的理論，二十世紀的精神分析，最後來到現代精神醫學的治療模式。
波特濃縮了他二十多年來的所見所得，除了表達出其個人對瘋狂相關課題的興趣，也不著痕跡地回顧了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並點出瘋狂史未來的研究導向。波特讓我們明白，瘋狂者的話語與行為並非僅由醫學論述與社會價值所決定，他們的言行也影響了他們身邊的人。
或更正確地說，即使是瘋狂，他們的瘋狂也是時代的產物。

羅伊‧波特（Roy Porter, 1946-2002）

當代最富盛名的醫學社會史教授，《劍橋醫學史》主編，主要研究領域為醫療史、精神醫學史，以及十八世紀社會思想史。就精神醫學史的領域而言，他曾關切過的議題也相當多樣：道德治療、療養院史、神經衰弱、歇斯底里、瘋狂者的觀點、精神醫學史……等等。除了出版二十多本專書外，精力同見聞過人的波特亦曾主編過上百件的出版品及若干專業刊物。此外，羅伊‧波特也是將「精神醫學史」建構成一門領域的主要學者。
《瘋狂簡史》是羅伊‧波特的最後力作，他以迷人的文筆，對從古至今的瘋狂及其治療方法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與角度，並透過作家、藝術家、病患診療者及瘋人的親身敘述，來了解現今有關如何定義與處置瘋狂的爭議之起源。

譯者簡介 巫毓荃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衛爾康醫學史研究中心（Wellcome Trust 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博士，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東亞醫學史、精神醫學史與心理學史。

瘋狂中的理性
王文基（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啊！一半有理，一半不正經！瘋狂中有理性！
——莎士比亞，《李爾王》

「著作等身」一詞不足以形容羅伊‧波特在醫療史、精神醫學史以及十八世紀社會思想史方面的成就。就精神醫學史的領域而言，他曾關切過的議題也相當多樣：道德治療、療養院史、神經衰弱、歇斯底里、對傅柯的瘋癲史之評價、瘋狂者的觀點、精神醫學史……等等。除了出版二十多本專書外，精力同見聞過人的波特亦曾主編上百件的出版品及若干專業刊物。這本於二○○二年年初波特去世幾個星期前甫問世、如今被譯成中文的《瘋狂簡史》，壓縮了他二十多年來的所見所得。在結構上，此書以主題的方式呈現，介紹西方歷史中的瘋狂與瘋狂者，由於將讀者群設定為非專業人士，在文字與內容上力求深入淺出。然而表面上看似淺顯且文雅的章節，不但表達出波特個人對瘋狂相關課題的興趣，也不著痕跡地回顧了當下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並且點出瘋狂史未來的研究導向。
要以極短的篇幅書寫西方兩千年來的瘋狂史必定有所取捨。拋開精神醫學家所代表的輝格進步史觀，以及反精神醫學運動者將精神疾病視為迷思這兩種主要取徑，波特主要關切的是三個主題：在歷史中，哪些人被認定為瘋狂？在當時的認知中，他們瘋狂的起因為何？而社會又是如何處置這些瘋狂的人？我們由此可以看出，波特感興趣的不是「是否」的問題：他並非想對過去言行偏差的人進行一種回溯性的診斷，以釐清瘋狂的本質；他也無意於單純排列出瘋狂者在歷史中遺留下的軌跡。他所在意的是「為何」以及「如何」的問題：認定誰是瘋狂的人始終是一種社會的行為，具有特殊的社會意涵，並且造成引人深慮的社會效應。
波特花了相當的功夫勾勒西方歷史中瘋狂者所扮演的不同面貌，或者被社會所賦予的不同身分。藉此，他不僅鋪陳了瘋狂的多樣性，也描繪出瘋狂者身處的社會各自具有的景象。許久以來，瘋狂與天才間只有一線之隔。狂亂的想像力激發藝術家創作的靈感。在中古時期與文藝復興時期，伊拉斯謨式的愚人或莎士比亞劇中的弄臣是唯一清醒的人，常有警語，揭露社會的紛擾與不義。在波特所熟稔的十八世紀，那些被拘禁在瘋人院、並且成為公開奇觀展示品的瘋狂者，其實點出喪失理智的是外在的世界。瘋人院裡的瘋子遠比外面正常的人更自由。而在世俗化、理性風潮高漲之後，瘋子與癲人昔日的放浪形骸又被化約成病理現象。人類文明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科技醫藥進步，對波特而言不盡然具有正面的意義。社會始終區別出一些行為乖離的分子，強調這些分子的差異，以維持社會虛幻的整體性。而醫學經常不自省地參與這項將瘋狂者污名化的計畫。換言之，此時的臨床診斷本身變成了一種重整社會次序的行為。
在這個意義上，對疾病所擁有的社會與文化價值提出個人看法的波特，與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的論調不同。在《疾病的隱喻》中，桑塔格從自己罹病的經驗出發，細數沉澱在疾病之上的眾多隱喻，包括結核病與癌症在內的患者或被強加、或自己欣然充任的身分。在其論述中，疾病甚至變成人格的一部分，成為界定個體性的區辨特質。藉由陳述這些對她而言不當、過多的象徵，桑塔格認為應該回到疾病本身。桑塔格強調，我們不可能完全脫離隱喻式的思考方式，但應當力圖跳脫一些令人窒息的隱喻。在桑塔格這個類似解魅的計畫中，醫學扮演重要的角色。明晰的醫學知識為我們揭露了真相，使得所有的象徵變得多餘。桑塔格這種反對詮釋、意圖還原事物透明性的作法，當然與波特藉由瘋狂者的認定與瘋狂者所受到的待遇來討論社會文化史的作法有所出入。波特主張瘋狂者的行為只有在其身處的社會才能理解；甚至，文明社會本身便是失常的始作俑者。因此，當社會在判定一個人究竟是否神智清明時，這個舉動本身便是可議的。根據同一個邏輯，作為技術官僚的醫師本身並不站在任何智識或道德的高處。
波特這個態度也出現在他對整個瘋狂世俗化過程的見解上。西方文化一直存在以超自然現象來理解瘋狂的作法，這個走向在基督教興起、並成為主流思想之後變得更為明顯。古希臘時期所推崇的理性與自然主義式的思考方式，現在被凡人對上帝的崇敬與虔信所取代。先知與女巫成為瘋狂的兩種極端面貌，一者因被聖靈充滿而受人景仰，另一者因與魔鬼私通而被宗教審判、公開處決。瘋狂的世俗化所帶來的結果也不盡然都是好的。正如痲瘋病患的位置在古典時期被非理性的人所取代（傅柯語），女巫的位置隨著自然主義思考模式的興起也被新的女巫──社會上的不良分子、遊民、乞丐等──所填補。在列舉精神醫學興起的過程及獲得的成就時，波特也不忘保持史家的距離，將醫學的發展放在歷史脈絡下省思，點出科學與醫學發展的盲點，以及社會對人類理性過於天真的期望。例如，皮內爾宣揚的道德治療促使社會對療養院抱持高度期望。療養院成為地上的樂園，啟蒙人道主義與進步精神的典範。但在精神醫學專業化的考量下，大量興建的精神療養機構卻造成了問題。精神醫學專業擴張的同時，無法擔負隨著病人人口增加而來的責任，療養院的功能從治療，變成收容、監管。當療養院成為處置瘋狂者的固定機構與方式，療養院的高牆成為「正常人」與「不正常的人」的分隔線。波特反覆用二十世紀中納粹德國處置精神病患與猶太人的作法為例，質疑單面向的思考方式。在一個成千上萬的精神病患被送進毒氣室的時代，我們應當對精神醫學所宣稱的成就與突破抱持更審慎的態度。雖然波特希望擱置精神醫學專業與反精神醫學運動之間數十年來的爭論，以社會文化史的角度討論瘋狂所具有的意義，但是其以歷史書寫表達對瘋狂者的人道關切這個面向，還是相當鮮明。
在醫學史與精神醫學史的研究領域中，波特最常給人的聯想，便是書寫另類的醫療史。除了關切身體與性意識的歷史之外，他最著名的是鼓吹從病患的觀點出發，讓病患自己發言。醫學成為獨立學門之後，常以現在的成就來認識自己的歷史，一再強調現代醫學知識與持續的技術突破、外科手術創新的英雄與先驅、擺脫先前民俗療法的陰影等等。這種醫學史的主角總是醫生，以及他們所發展出來的理論與技術。不過，波特指出，在人類的歷史中，許多時候病患求助的是家庭與社群的協助，或自力救濟。此外，醫療行為所牽涉的不僅是醫學理論與醫生的實際作為，還包括了病患，也就是治療關係的互動。當然，醫療行為除了與醫病兩造有關，更涉及了家庭、社群等複雜的社會網絡與成規。但在以醫生為主角的醫學史中，我們無法理解一般人如何看待健康與疾病，以及他們如何面對醫病關係。波特因此主張「把患者找回來」，以患者或病人的故事為主題，而不是一味地描述醫生提出什麼理論、做了什麼事、有什麼樣傑出的成就。波特所隸屬的新醫學史與文化家傳統，不再用現代的精神醫學分類範疇，或當前的主流文化價值去解讀瘋狂，發現它的內在邏輯，或深層的意涵。而是拉開距離，看歷史上的瘋狂者，他們的話語帶有什麼意義，這些瘋狂者如何面對、訴說、處理他們的處境、衝動、激情與記憶。波特試圖去看這些被社會所驅逐的人如何與社會權力的擁有者抗衡。瘋狂者的妄想、精神醫學的神話，以及社會的意識型態，共同織成一個有意義的網絡。波特的這種看法讓我們明白，瘋狂者的話語與行為並非僅由醫學論述與社會價值所決定，他們的言行也影響了他們身邊的人；或更正確地說，即便是瘋狂的人，他們的瘋狂也是時代的產物。瘋狂者所說的一切，醫生所宣稱客觀的診斷與治療，必須放回他們所身處的社會與文化環境下方能理解。
在這個將絕大多數偏離常規、對社會造成實際與潛在危險的行為病理化的時代，波特用社會史的角度切入瘋狂的歷史毋寧是十分重要的。如同他反覆在歷史細節上質疑、不過也受教許多的傅柯一樣，波特認為瘋狂並非單純是一個醫學上的問題，只要醫生便可充分說明並處理。不過，在這個意義上，波特不是反醫學、反科學的，只是歷史書寫帶出的寬闊視野，以及文化和知識的廣度，或許讓他跳脫出短視的盲點，進而造成一些改變。就這點而言，波特成了他在自己的《啟蒙》（一九九Ｏ）一書中所描述的啟蒙哲人：「筆或許不比劍有力，但啟蒙的文字的確成為危險的武器。以鵝毛筆當箭的那些人並非是專制君主前卑躬屈膝的傳聲筒，而是強盜，那些自此確保了『自由社會』知識無政府狀態的知識土匪。」

 

 

新版譯序／巫毓荃
導讀：瘋狂中的理性／王文基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神與惡魔
第三章　理性化的瘋狂
第四章　愚人與愚行
第五章　監禁瘋人
第六章　精神醫學的興起
第七章　瘋人的抗議
第八章　精神分析的世紀？
第九章　結語：現代中的古老問題？
譯名對照

失去光環的愚行
隨著瘋狂的醫療化、監禁瘋人的潮流，以及理性精神的發揚，對於「聰明的愚人」這個古老形象的嚮往，逐漸成為一種過時陳腐的想法。無論是他們吐露的謎樣真理，或是享有的歡愉自由，都不再具有以往的光環。這樣的轉變，可以從以下這篇信奉牛頓理論的羅賓森醫生於一七二○年代撰寫的短文中清楚看出：
不久之前，一位非常博學而聰明的紳士嚴重背離自己的理性，認為自己變形為一匹木馬，並且要求前來探訪的朋友一定得騎在他的背上。我必須承認，任何一種我所精通的哲學都無法讓他放棄這個荒謬的想法；一直到他使用了大量的藥劑，我才讓他錯亂的神經恢復原有的運作，讓他看到自己的錯誤。
顯然地，木馬已經不重要了，它所蘊含的性自由也不再被認可。對於像羅賓森這樣的人來說，愚行不能吐露任何真理，沒有任何意義，甚至也不再令人發笑。他們需要的只是強效的通腸劑。
科學把瘋狂變成一種病態，療養院的興起則是以社會利益甚或瘋人自身利益之名，讓瘋狂詩人與作家受到被監禁的威脅；伊拉斯謨反諷與故弄玄虛式的文體所呈現的雙關戲謔——以愚行為師——不再受到認可。卡爾克瑟是英國海軍部門的職員，曾是日記作家佩皮斯（一六三三～一七Ｏ三）的下屬。受到部門內政治鬥爭的影響，卡爾克瑟的精神狀態日益變壞，一開始曾被監禁在一間私人療養院，後來則是住進伯利恆醫院，接受艾倫醫生的診治。在伯利恆醫院期間，他寫了許多首詩，並在一六七九年以《清明期》為名結集出版。這本書披著古老瘋狂詩文的外衣，追隨伊拉斯謨作為「愚人禮讚者」的傳統，以愚人特有的敏銳與自由，諷刺瘋狂的世界。然而，矛盾的是，卡爾克瑟並未堅守自己的信念，同時試圖否認作者本身作為瘋狂詩人的身分。這樣的曖昧顯現在某些相互矛盾的詩名：有一首詩名為〈詩人是瘋狂的〉，另一首卻又名為〈不是瘋人的詩人〉；此外，書名《清明期》也呈現了同樣的矛盾。
卡爾克瑟宣稱醫生才是真正的瘋子，而瘋人院裡的人心智健全；或者說，若不是因為他們所遭受的處置，本來應當是健全的：
擁有比醫生更多智慧的他說，
壓迫會讓一個智者瘋狂。
——這是一段指涉舊約所羅門的文字。卡爾克瑟為自己神智的清明辯護：他被誤認為瘋狂的特質，事實上是詩人的靈性：
事實上，
阿波羅比醫生更知道我腦子真正的情況：
我沒病，
這個庸醫，這個無知的蠢蛋，把我的詩句當成瘋人的話語。
但是艾倫醫生（在詩句裡被稱為「瘋狂的庸醫」）告訴他「除非他停止創作詩句，否則就無法出院」。這除了證明這位瘋狂庸醫的愚蠢，還能有任何意義嗎？因為寫詩既不是瘋狂的起因也不是瘋狂的症狀，而是有益的治療；難道阿波羅不正同時是詩神與療癒之神嗎？
在英國的文藝全盛期，瘋狂依然是創作者喜愛使用的隱喻。在史威夫特、波普，以及其他保皇黨詩人與批評家筆下，葛拉布街那些唯命是從的文人與「蠢蛋」所寫出的作品，都是精神失常的產物。他們沒有一絲天賦，因為他們創作的「靈感」不是來自上天的恩賜，是從他們的腸道冒出來的。他們備受稱讚的「靈感充滿」（afflatus），只是一種胃腸脹氣（flatulence）的症狀，這種症狀起因於生病的腸胃道，或是像波普所言，起因於「腦部的病態分泌物」。史威夫特在他的悲觀警句中宣稱，「神智的毀壞是靈力的產物」。換句話說，只有那些假的與卑鄙的拙劣詩人，才是精神不正常的人：真正的詩句源自健康的心靈。這位都柏林聖帕特里克大學的教務長，就以自己「與抑鬱（the spleen）絕緣」而自豪。
在這段時期的美學觀點中，偉大作家是神智正常的人，藝術家也不是空想家，而是擁有卓越技巧的工匠。瘋狂詩人其實已經失去了文字創作的權力。波普在《群愚史詩》中嘲諷亞里斯多德式的詩性抑鬱，他描寫葛拉布街潦倒文人的夢魘，他們在抑鬱的深淵中染上寫作狂躁，並為「噪音的力量」所苦。史威夫特筆下的主人翁不具英雄形象，《格列佛遊記》與《一個澡盆的故事》中不可信賴的第一人稱敘事主角都是絮絮不休的空談者，他們只注意自身，不斷地任意偏離主題，並且毫不自覺。其中，《一個澡盆的故事》的主角有一個神智錯亂的心願，他希望自己能夠「憑空地寫作」。史威夫特的諷刺文學作品中認為，不奉國教者與那些自由思想家、科學家與計畫者都染上了瘋病，他在那本惡名昭彰的作品《一個小小的建議》（一七二九）中諷刺地建議，可以藉由把嬰兒當作晚餐的方法，一次解決愛爾蘭的經濟與人口問題。事實上，一個信仰洛克學說的瘋子，就可能從錯誤前提正確地推演出同樣的想法。
 神經質
同時，文化上有關抑鬱的刻板形象也發生許多轉變。雖然有些荒謬，但是隨著像布萊克默的《抑鬱的專論》（一七二五）、切納的《英國病》（一七三三）等著作問世，神經質而自戀的體弱多病者成為啟蒙時期風行的形象。蘇格蘭人切納所描述的「英國病」是憂鬱的一種形式，只出現在進步、富庶、競爭激烈國家的菁英階層身上：對於進步、財富與精緻生活的渴求，「富庶生活」帶來的享樂，以及過度的飲食與喝酒，讓他們付出沉重的代價。
無疑地，切納想到的是自己的「例子」，他的口腹之欲曾一度讓體重高達兩百公斤。切納注意到「偉大的智者通常也是個偉大的美食家，或至少是個講究品味的人」。如果要成為一個傑出的人，必須能夠享受來自酒與食物的刺激，那就難怪神經會受到損害了。
切納認為，那些擁有敏銳感受與腦部活動過度活躍的心靈，無論他們的特質是上天的恩賜或詛咒，特別容易受到這個疾病的侵襲，進而影響到他們的感受力。那些精神高度緊張的人以令人暈眩的高速沉淪。為了逃離「焦慮」與「憂慮」，他們不斷尋求轉移的方法以釋放自身的緊張狀態。「聚會、音樂會、戲劇、玩牌，還有擲骰遊戲」，無一不損害他們的健康。太諷刺了（或該說是天理？），社會與文藝的菁英，這些具有良好天賦的人，比較容易罹患這個疾病：就像抑鬱曾一度是「大臣的紋章」一般，如今只有粗魯的農人可以免於這個疾病帶來的苦痛。
荷蘭裔的醫生與諷刺作家曼德維爾，在其著作《慮病與歇斯底里的專論》（一七三Ｏ）中，藉著虛擬一位醫生與一位患病紳士的對話，檢視當時菁英階層喜好賣弄的抑鬱症。其中，這位紳士解釋自己如何在閱讀了許多討論疾病的文章後，出現慮病（hypochondria）的症狀。
如當時巴斯知名的醫生阿戴爾於一七九Ｏ年所言：
三十多年前，我博學而聰明的老師威特醫生，愛丁堡大學的醫學教授，出版了一篇有關神經疾病的論文。在這本書出版之前，上流社會那些人完全不知道他們身上有神經這樣東西。但是我認識的一位上流社會的醫生曾看過這本書。當他的病人詢問他們身體不適的原因與本質時，他時常感到困擾，不知如何回答。當他讀到這本書時，立刻解決了這個難題：「夫人，妳是神經質（nervous）！」這個解答實在完美，這個字變成一種流行語，而spleen、vapors、hyp這些字很快就被遺忘了。
從十八世紀開始，上流社會持續地賦予這類「神經疾病」（the vapours，the spleen，以及不再是被認為是源自子宮而是源自神經系統的hysteria）豐富的社會意義。罹患這些疾病意味著具有細緻的感受力，只有氣質優雅的人才會受其困擾，因此成為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徵。包斯威爾以The Hypochondriack為筆名在報紙的專欄寫到，像他這樣苦於病痛的人，若是知道自己的病痛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徵，或許可以獲得一些安慰。包斯威爾很容易掉入憂鬱（black dog）的深淵，又時常為了自認過於「豐富的想像力」而感到焦慮，他的良師益友詹森認為他是頭蠢驢，老是為了一些無意義的瑣事煩惱。不久後，喬治三世也堅稱自己沒有「發瘋，而只是神經質」。
在往後的歷史中，抑鬱不斷地以各種不同的形式成為社會的風潮。維多利亞時期，大西洋兩岸上流社會的紳士名媛時常苦於慮病症（hypochondria，以男性為主）或歇斯底里（hysteria，女性為主）。到了十九世紀末，罹患「神經衰弱」（neurasthenic）成為一種時尚，其風行的程度就如不久前在曼哈頓上流社會圈中，若是不找個有名氣的精神科醫師進行「無法終止的分析」，就會覺得丟臉一樣。無論在歐洲或美國，服務神經崩潰的有錢人之私人「神經」診所、水療院與礦泉療養所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就像這個時期於阿爾卑斯山區大量設立的結核療養所一般。
傳統上，正如彌爾頓的《幽思者》（一六三二）與格林的《憂鬱》（The Spleen，一七三七）所描寫的，陰鬱天才所具有的迷人魔力是屬於男人的專利。晚近，隨著十九世紀中葉女性解放運動的進展，不知可說是種諷刺性的結果，或是對於這個運動的反彈，在文化的刻板印象上，女性成為精神疾病主要的受害者；而且無論在監置性機構之內，或是之外，接受精神治療的女性人數都遠超過男性。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自傳體小說發展出哥德式小說中瘋狂而／或受難的女主人翁典型；各種言情小說大量複製奧菲麗雅的形象，愛情受挫的年輕女性無法躲過歇斯底里的崩潰，淒美地結束年輕的生命；同時，勃朗特《簡愛》（一八四七）中的柏莎‧梅森，這位第一任羅徹斯特夫人（一頭「穿著衣服的土狼」），則是小說中著名的女性躁症患者。因此，從維多利亞時期開始，無論是在精神醫學的專業著作，或是在大眾甚至女性自身的心目中，憂鬱、歇斯底里、自殺與自傷行為，都與女性形象緊密地連結在一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佛洛伊德曾問：「女人究竟要什麼呢？」最終他得到了「陽具羨嫉」這個答案。在佛洛伊德時代極為常見的典型歇斯底里似乎已經消失，但是它或許變形為各種新的、主要影響對象為女性的精神疾病，例如厭食症、身體化疾患與暴食症。
愚人的形象或許也已隱沒，但是一開始的難題仍未得到解答：這世界瘋了嗎？或是如佛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滿》（一九二六）所提出的問題：是文明本身讓人精神失常嗎？若文明社會本身就是個錯亂的社會，那麼它又有什麼權利可以將人判定為「瘋子」？據說，王政復辟時期的劇作家納撒尼爾‧李在得知自己被判進入伯利恆醫院治療時，曾說：「他們說我瘋了，我說他們瘋了，該死的，他們人數比我多。」如今，這依然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