締造和平：1919巴黎和會及其開啟的戰後世界（簡體書）

1919年的巴黎彷彿世界首都。此前四年，驕傲自負的歐洲將自己撕扯得四分五裂，還把全世界都拖入戰爭的泥潭。戰爭終於結束，外交官、銀行家、經濟學家、律師、記者、商人、掮客……從世界各個角落紛紛湧向巴黎，當然，還有權勢甚大的“四巨頭”：美國總統威爾遜、法國總理克列孟梭、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意大利首相奧蘭多。他們懷抱雄心壯志，一心想修復從歐洲到遙遠太平洋的半個世界，為世人締造持久的和平。這樣的事，在歷史上有且只有一次。

從1919年1 月到6 月，在巴黎和會具有實質性成效的六個月裡，巴黎成了全世界的政府、全世界的上訴法院、全世界的議會。這個世界的恐懼與希望全都匯聚於此。大戰傾覆了政府，羞辱了王權，顛倒了整個社會。面對解體的奧匈帝國、革命後的俄國、苟延殘喘的奧斯曼帝國、新生的民族國家……矛盾的理想主義者威爾遜、我行我素的愛​​國紳士克列孟梭、能言善辯的樂天派勞合•喬治、在意大利陰暗政壇如魚得水的奧蘭多，是否擔得起締造和平的重責大任？

國際關係史家瑪格麗特•麥克米倫用小說筆法，借助海量文獻呈現了巴黎和會的真實歷史。麥克米倫用豐富的細節和辛辣的文筆，為我們展現了締造和平者的群像，將他們的個性、理想與偏見都表現得淋漓盡致，對於她的曾外祖父勞合•喬治也不留情面。她告訴我們，巴黎和會不只是被世人詬病的《凡爾賽條約》和國際聯盟，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也不該歸因於此。不過，與會者決策失誤，也難辭其咎，他們本想締造和平，卻為更大規模的戰爭、更多的衝突埋下了種子。

瑪格麗特．麥克米倫（Margaret MacMillan）

加拿大歷史學家，歷史研究與國際關係領域的領軍人物，曾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現任牛津大學教授，並在加拿大國際關係學院、加拿大大西洋委員會等機構任職。麥克米倫的曾外祖父就是《締造和平》的主角之一、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她的多部作品均與其曾外祖父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締造和平》一書是麥克米倫的代表作，斬獲達夫•庫珀傑作獎、西塞爾提爾曼歷史著作獎、塞繆爾•約翰遜非虛構類傑作獎等眾多獎項。

序言

在1919 年的頭六個月裏，巴黎就成了世界的首都，世界的頭等大事便是巴黎和會，世界上最具權勢的人則成了和平締造者。和平締造者們日復一日地會面，提案，辯論，爭吵，然後再重複這個過程；他們達成交易，擬定條約；他們創立新的國家與新的機構；他們一起用餐，一起去劇院。從1 月到6 月的六個月，巴黎就成了全世界的政府、全世界的上訴法院、全世界的議會。這個世界的恐懼與希望全都彙聚於此。從表面上看，巴黎和會一直持續到了1920 年，但實際上真正有成效的只有這頭六個月——人們做出關鍵的決議，啟動一系列重要的事項，都是在這段時間裏。世界從未有過這樣的經歷，而且以後也永遠不會再有。

和平締造者齊聚巴黎的原因是，驕傲、自信、富庶的歐洲把自己撕扯得四分五裂。1914 年發生在巴爾幹地區的權力角逐將所有大國拉入了戰爭的泥潭，從東方的沙俄到西方的英國，一個不漏。大多數小國也無法倖免，只有西班牙、瑞士、荷蘭，以及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成功置身事外。雖說亞洲、非洲、太平洋群島、中東地區也一直爭鬥不斷，但戰爭多數是在歐洲土地上打響的。縱橫交錯的戰壕瘋狂地延伸，從北面的比利時一直延伸到南面的阿爾卑斯山，德國及其盟國奧匈帝國與俄國接壤的地帶戰火連綿，巴爾幹地區也捲入其中。世界各地的士兵都來了：澳大利亞人、加拿大人、新西蘭人、印度人、紐芬蘭人為大英帝國作戰，越南人、摩洛哥人、阿爾及利亞人、塞內加爾人為法國打仗，美國人姍姍來遲，他們再也無法忍受德國人攻擊美國的商船，於是加入了戰爭。

歐洲主要戰場之外的地區看起來還是老樣子。大城市還在，鐵路線也能支撐，港口尚能運轉。這不是把每塊磚瓦都炸成齏粉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真正損失的是人，四年時間，數百萬人喪生，他們都是戰鬥人員—針對平民展開大屠殺的時代還沒到來。德國陣亡180 萬人，俄國170 萬人，法國138.4 萬人，奧匈帝國129 萬人，英國74.3 萬人（此外還有19.2 萬人來自大英帝國的其他屬地）……這個單子還可以繼續列下去，直到面積很小的黑山王國，死亡3000 人。孩子失去了父親，妻子失去了丈夫，青年女子失去了未婚夫。歐洲則失去了那些本可以成為科學家、詩人和領袖的人物，以及本該由這些人流傳下去的血脈。死亡人數並不能完全說明戰事的慘烈與人的苦難。有一些人雖沒有被列入陣亡者名單，但只剩下了一條腿、一隻胳膊、一隻眼睛。有的人被毒氣損害了肺葉，還有的人被毒氣損害的神經永遠無法恢復正常。

……

今天人們想起巴黎和會，總是想到它的產物，即1919 年6 月在凡爾賽簽署的對德條約，但巴黎和會遠不只是簽署對德條約：保加利亞、奧匈帝國解體形成的奧地利和匈牙利兩個國家，還有奧斯曼帝國，這些其他的敵對國也必須簽訂自己的條約；歐洲中部與整個中東必須劃出新的國界；最重要的是，國際秩序必須重塑，或許要按照與以往不同的原則重塑。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和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成立的時機成熟了嗎？各國能就跨國電報電纜事務或國際航空業的發展達成一致意見了嗎？在這樣一場大災變之後，期望是巨大的。

甚至在1918 年槍炮聲歸於寂靜之前，悲哀、苛求、憤怒的聲音就出現了。“ 中國屬於中國人！”“庫爾德人必須有自由！”“波蘭必須重生！”操著不同語言的人提著不同的要求。有人說美國必須當全世界的員警，有人則說美國人必須回老家去；有人說俄國人需要幫助，有人則說，不，讓他們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人們相互埋怨著：斯洛伐克人埋怨捷克人，克羅地亞人埋怨塞爾維亞人，阿拉伯人埋怨猶太人，中國人埋怨日本人。這些聲音裏充滿了擔憂，懷疑新秩序能否比舊秩序更完善。在西方，人們私下談論著東方傳來的危險思想；在東方，人們思忖著西方實利主義的威脅。歐洲人想知道他們能否恢復元氣，想知道如何管控趾高氣揚的新盟友美國。非洲人害怕被世界遺忘，亞洲人則認為未來屬於他們，只是當下的問題必須先解決。

我們能體會到生活在大戰末期是什麼感受。如今世界上的聲音和1919 年時的非常相似。當1989 年冷戰結束、後來蘇聯解體時，舊勢力、宗教或民族主義從冬眠中蘇醒了。波士尼亞和盧旺達提醒了我們，這些勢力有多麼強大。在1919 年，隨著國界突然生變，新經濟理念與新政治理念充斥著大地，當時的人們同樣感覺到一種新秩序出現了。一個危機四伏的脆弱世界，既給人帶來了興奮的感覺，也讓人恐懼。過去和現在的區別就在於，今天的我們沒有舉辦過全球性的和平大會。沒有這種時間。政治家和他們的顧問只用兩三天時間做簡短的會面，然後就乘飛機各奔東西。到底哪種方式能更好地解決世界問題，沒人知道。

我們今天的世界與1919 年的世界有很多聯繫。1993 年夏天兩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巴爾幹地區，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拆解了南斯拉夫這個國家；在倫敦，太平洋小島瑙魯的巨富們贊助了一出不叫座的、講述達•芬奇生平的音樂劇。南斯拉夫和瑙魯能成為獨立國家，都與巴黎和會有關。當時定下的協議一直在分崩離析，而且很多那時候就存在的難題，到今天仍困擾著我們：中日關係、歐美關係、俄羅斯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伊拉克與西方的關係等等。

在當時，為了解決這些難題，政治家、外交官、銀行家、軍人、教授、經濟學家，以及律師，從世界各個角落跑到巴黎。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和他的國務卿羅伯特•藍辛來了，法國總理喬治•克列孟梭和義大利首相維托裏奧•奧蘭多（Vittorio Orlando）來了，阿拉伯的勞倫斯裹著他那身神秘的阿拉伯袍子來了，給自己國家帶來災難的希臘大愛國者埃萊夫塞裏奧斯•韋尼澤洛斯（Eleutherios Venizelos）來了，投身政治的波蘭鋼琴家伊格納奇•帕岱萊夫斯基（Ignace Paderewski）來了。還有許多未來的大人物也來到巴黎：兩位未來的美國國務卿、一位未來的日本首相，以及以色列的首任總統。有些人是含著金湯匙出生，例如羅馬尼亞的瑪麗王后（Queen Marie）；有些人則是白手起家，例如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

權勢之人的會聚吸引了全世界的記者、商人、掮客，他們的目的五花八門。法國駐倫敦大使寫道：“碰到的人全都是去巴黎的。巴黎將成為成千上萬的英格蘭人、美國人、義大利人以及不三不四的外國紳士的消遣之地。他們要借參加和談之名，不請自來。”婦女選舉權、黑人人權、勞工憲章、愛爾蘭獨立、裁軍，全世界的請願者湧向巴黎，這類請願天天都有。在那個冬天和接下來的春天裏，巴黎到處能聽見各種計畫和安排：猶太人定居、波蘭複國、烏克蘭獨立、建立庫爾德國家、建立亞美尼亞國家。請願者紛至遝來，來自選舉權社團大會（Conference of Suffrage Societies）的、來自喀爾巴阡俄羅斯人駐巴黎委員會（Carpatho-Russian Committee in Paris）的、來自巴納特塞族人（Serbs of the Banat）的、來自反布爾什維克的俄國政治大會（Russian Political Conference）的。請願者的國度也是五花八門，有的已經消亡，有的只存在於夢想中。有的人，例如猶太複國主義者（Zionists），代表了數百萬人；有的人，例如波羅的海奧蘭（Aland）群島的代表，只代表數千人。有的人來得太遲，朝鮮人1919 年2 月從西伯利亞出發前來參加會議，而且是步行，等到和會主要議程於6 月結束時，他們才抵達俄國的北極港阿爾漢格爾（Archangel）。

從一開始，和會的組織方式、目的和程式就遭到了質疑。考慮到以前的經歷，這種懷疑也許是不可避免的。英、法、意、美四個大國曾計畫召開一次初步會議，先敲定可以拿出手的條款，之後再舉行全面會談，與敵國協商。質疑很快便出現了：什麼時候才能輪到其他盟友表達觀點？以日本為例，它已經是遠東地區的一個重要國家了。還有，像塞爾維亞和比利時這樣的小國怎麼辦？這兩個國家的陣亡人數要遠超日本。

四大國讓步了，但和會的全體大會也徒有虛名，真正的工作還是由四大國加日本在非正式會議中完成的，當問題變得太過棘手的時候，就只由四大國的領導人決定。幾個月過後，曾經的初步會議慢慢地演變為正兒八經的會議。打破外交先例的做法激怒了德國人，他們的代表最後是被傳喚到法國領取最終條約的。和平締造者們的確希望把大會組織得更好、更活躍。……維也納會議的和平締造者面臨的問題雖然很大，但和巴黎和會時期的問題相比則簡單多了。英國外交大臣卡斯爾雷勳爵（Lord Castlereagh）前往維也納的時候只帶了14 名辦事人員，而在1919 年，英國代表團的人數接近400 人。在1815 年，事情都被悄無聲息地解決了，很從容。卡斯爾雷和他的同事要是到了1919年，恐怕會被公眾的密切關注嚇破膽。參與巴黎和會的國家也多了很多，超過30 個國家向巴黎派出了使團。其中的義大利、比利時、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在1815 年時還根本不存在。在維也納會議的時候，拉丁美洲國家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國的領土。泰國、中國和日本向來是偏遠神秘之地，現在，即1919 年，這些國家的外交官穿著細條紋的褲子和雙排扣的禮服出現在巴黎和會上。除了公開譴責奴隸貿易，維也納會議並未關注歐洲以外的世界。在巴黎，和會的議題覆蓋了從北極到南極的所有地區，小到太平洋上的島嶼，大到整個大洲。

維也納會議召開的時候，1789 年法國大革命掀起的波瀾已經平息。到1815 年，大革命的影響已深入人心。而在1919 年，俄國革命剛剛進行兩年，對世界其他地區會產生何種影響尚不得而知。西方各國領導人目睹布爾什維克主義橫掃俄國，威脅到宗教、傳統以及維繫社會的每個紐帶。在德國和奧地利，工人蘇維埃組織正在城鎮奪權，自己的士兵和水兵也叛變了。巴黎、里昂、布魯塞爾、格拉斯哥、三藩市，甚至連加拿大大草原上向來沉寂的溫尼伯（Winnipeg），都發生了大罷工。這些只是彼此無關的獨立事件嗎？

還是說地下有一場四處蔓延的大火，而這些就是其中騰起的火焰？1919 年的和平締造者們認定自己得爭分奪秒。和前人在維也納會議上做的事情一樣，他們也要在歐洲版圖上劃出新的國界，但他們還必須考慮亞洲、非洲和中東。“自決”這個詞成了口號，但口號沒法幫助他們在彼此的民族主義爭鬥中做取捨。和平締造者們不得不扮演員警，而且不得不去應對饑荒。如果可以，他們還必須創立一種國際秩序，避免另一場世界大戰的爆發。從古至今，戰爭都是愚蠢且無用的行為，但它或許也能帶來一些好事——威爾遜許諾一定要找到保護弱小、解決紛爭的新辦法。另外，和平締造者們肯定要起草條約。毫無疑問，德國要為挑起戰爭負責，要賠償。（或者像很多人懷疑的那樣，它是因為打輸了才要負責。）這個國家要走上更為和平的道路，它的邊界需要調整，好補償西面的法國和東面那些新生的國家。保加利亞必須有自己的條約，奧斯曼帝國也一樣。

奧匈帝國變成了一個特殊的問題，因為這個國家沒有了，昔日幅員遼闊的大帝國只剩下一塊小小的奧地利和動盪不安的匈牙利，其餘大部分領土都歸了新國家。巴黎和會承載著人們巨大的期望，相應的，失望的風險也特別大。

和平締造者們還代表自己的國家。這些國家大多數實行民主制度，因此他們還得留意本國民眾的心願。他們必然會為了下一屆競選考慮，權衡重要的民意哪些要取哪些要舍，所以說他們這群代理人並不是完全自主的。認為以前的國界都已消失，這種想法很有吸引力，是時候把新舊要求都提出來了。英國與法國悄悄地就劃分中東達成了一致意見。義大利人拒絕了新國家南斯拉夫的要求，因為他們不想有個強大的鄰居。克列孟梭曾對一名同事抱怨稱：“製造戰爭可要比締造和平容易多了。”

在幾個月的時間裏，巴黎的和平締造者們取得了很多成果：對德條約出爐了，而且成了對奧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亞條約的參照；在中歐和中東劃出了新的國界。實話實說，他們的很多成就並未持續多長時間。人們當時就說，而且後來也一直在說，和平締造者們花費了太多的時間，而且把事情弄糟了。還有一種司空見慣的說法是，1919 年的和平方案非常失敗，直接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其實是過高估計了和平締造者們的能力。

1919 年的世界出現了兩個不協調的現實：一個是巴黎和會的現實，一個是現實中的現實。世人在現實中的現實裏各為其主，各自為政，使得這兩個現實並不總能統一。誠然，和平締造者們有自己的陸軍和海軍，但在小亞細亞內陸或高加索地區這些沒有什麼鐵路、公路或者港口的地方，調兵遣將是件費時費力的事情。新的飛行器還不夠大，也不夠結實，彌補不了運力上的空白。歐洲中部的確有鋪設好的道路，但秩序的崩潰意味著即便有能用的火車或汽車，燃料也是個問題。亨利•威爾遜（Henry Wilson），英國最聰明的將軍之一，就告訴勞合•喬治：“教訓這個或那個小國根本沒有作用。邪惡的根源在於巴黎的命令得不到執行。”

有意志才可以談力量。不過正如美國和世界在今天發現的那樣，意志是要搭上金錢或性命的。1919 年的歐洲人恰恰這兩樣東西都欠缺。第一次世界大戰意味著法、英、意三國領導人都不能再命令自己的人民為了軍力埋單。三國的武裝力量日漸式微，左派的士兵和水兵也不可靠。海外軍事冒險花費太高，納稅人不喜歡。……這種說法聽起來很有道理，但實際上是把下一場世界大戰後人們對美國實力的認識提前搬了過來。在1945 年，美國已經成為超級大國，而歐洲各國更為羸弱。但在1919年，美國並不比其他國家強大許多。歐洲人能夠忽視美國的意願，而且他們的確也這樣做了。

陸軍、海軍、鐵路、經濟、意識形態、歷史，想要瞭解巴黎和會，就要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全盤衡量。但是參與巴黎和會的個人也很重要，畢竟起草報告、制定決策、調動軍隊的都是一個個的人。和平締造者們要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同時也有自己的好惡。而瞭解巴黎和會三巨頭——克列孟梭、勞合•喬治和威爾遜——的這些特點，是至關重要的。

序 言

鳴 謝

關於地名

引 言

第一部分 迎接和平

第1 章 伍德羅•威爾遜到歐洲

第2 章 第一印象

第3 章 巴 黎

第4 章 勞合•喬治與大英帝國代表團

第二部分 世界新秩序

第5 章 我們是人民的聯盟

第6 章 俄 國

第7 章 國際聯盟

第8 章 託管地

第三部分 又是巴爾幹地區

第9 章 南斯拉夫

第10 章 羅馬尼亞

第11 章 保加利亞

第12 章 仲冬之歇

第四部分 德國問題

第13 章 懲前毖後

第14 章 德國不能崛起

第15 章 賠 款

第16 章 對德條約陷僵局

第五部分 東西之間

第17 章 波蘭重生

第18 章 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

第19 章 奧地利

第20 章 匈牙利

第六部分 多事之春

第21 章 四人理事會

第22 章 義大利退出和會

第23 章 日本和種族平等

第24 章 刺向中國心臟的匕首

第七部分 中東大火

第25 章 伯裏克利之後最偉大的希臘政治家

第26 章 奧斯曼帝國的終結

第27 章 阿拉伯獨立

第28 章 巴勒斯坦

第29 章 色佛爾條約的覆滅與凱末爾

第八部分 閉 幕

第30 章 鏡 廳

尾 聲

注 釋

參考文獻

第2章　第一印象

在抵達巴黎的那天下午，威爾遜與他最信任的顧問舊雨重逢。愛德華•豪斯上校是個闊綽的德克薩斯人，但從外表上一點也看不出來。這個人身材矮小，面色蒼白，謙謙有禮，身體還有些虛弱。因為怕冷，他坐著的時候經常要在膝蓋上搭一條毯子。在巴黎和會馬上就要開始的時候，流感找上了他，差點要了他的命。他講起話來柔聲細語。一個觀察過他的人還說，此人說話時還愛擺弄自己那軟乎乎的小手，就好像手裏真握著個什麼東西一樣。他這個人談起事情來總是一副平靜、理性、高興的樣子。經常會讓人聯想到法國歷史上的某位紅衣主教，可能是馬紮然。

豪斯並不是位名副其實的上校，那只是個榮譽軍銜。他從未打過一場仗，不過對衝突卻很瞭解。在他的童年時期，德克薩斯人經常是一言不合就拔槍相向。他在3 歲的時候就會騎馬開槍了。在一次小孩子之間的槍戰遊戲中，他的一個兄弟被轟掉了半張臉，他的另一個兄弟玩高空秋千時掉下來摔死了。後來豪斯也碰上了意外，從繩索上掉下來磕到了腦袋，留下了後遺症。既然在體力上不如別人，他就學會了怎麼利用心理戰勝他們。他曾對一位傳記作家說：“ 我過去喜歡挑唆別的男孩互相打，看他們會做什麼事情，然後再試著讓他們重歸於好。”

豪斯成了一位能看透人心的大師。幾乎所有人一見到他都會覺得他既友善，又富有同情心。一個政敵的兒子這樣描述他：“即使他在割斷你的脖子，你也會覺得他是至交。”豪斯喜歡權力和政治，尤其是他能在幕後操縱的時候。貝克有所保留地欣賞這個人，在巴黎管他叫作“ 小結孔，許多大事就像繩索一樣，非要穿過它才行”。

豪斯極少接受採訪，而且幾乎從不接受正式任命。當然，這一點引起了不少人的懷疑。他經常說，自己只是想做個有用的人。不過，他在日記裏仔仔細細地記下了糾纏不休、排隊等著想見他的權勢之人的名字。他還翔實地記錄了每一句讚揚，不管內容有多麼諂媚。

和多數南方人一樣，他也是個民主黨人，不過屬於黨內自由進步的那一派。威爾遜剛躋身政壇的時候，豪斯在德克薩斯州就已經是個人物了。他發覺威爾遜是個可以共事的人。兩人第一次會面是在1911 年，當時威爾遜正為競選總統做準備。多年之後，在兩人的友誼破裂到無法挽救時，豪斯回憶道：“我們倆的合作從一開始就可以說是親密無間，幾乎是從第一次合作，我倆的想法就很合拍。”

豪斯慷慨地給予了威爾遜所需要的忠誠和尊重，威爾遜也給了他權力。在第一任妻子過世後，威爾遜越發依賴豪斯。“這世上我只能對你暢所欲言，”威爾遜在1915 年寫道，“有的事情我可以告訴一些人，有的可以告訴另一些人，但你是可以讓我傾吐全部心聲的人。”當第二任威爾遜太太出現的時候，她警惕地關注著豪斯，眼裏充滿妒火。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威爾遜把豪斯派往歐洲各國首都斡旋，想要阻止戰爭的爆發，但是毫無成果。當戰爭即將結束的時候，他馬上讓豪斯前往巴黎，協商停戰協議。“我不會給你任何指令，”威爾遜告訴他，“因為我覺得你知道要做什麼。”豪斯真心認可威爾遜的外交政策，認為這是世界的好的選擇。他覺得成立國際聯盟是個不錯的主意。他還認為，就實現兩人的共同目標來說，自己會比威爾遜做得更好。在總統太過理想化、太過教條的地方，豪斯可以成為調停者，這裏點點頭，那裏聳聳肩，稍微改變一下戰略重點，一個承諾先後許給兩個人，就能消除分歧把事情運作起來。他其實不想讓威爾遜參加巴黎和會。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這位忠誠的副手會在日記裏系統地羅列出威爾遜的錯誤：脾氣太糟，前後不一，談判太笨，還“喜歡一條道走到黑”。

克列孟梭非常喜歡豪斯，部分原因是他覺得這個人很搞笑，但也是因為他覺得豪斯這個人非常理解法國的關切。“我能和你共事，”克列孟梭告訴他，“你很真實，我能理解你，但是和威爾遜講話，就感覺是碰上了耶穌本人！” 勞合•喬治的態度要淡定一些：豪斯“看事情比大多數男人—女人也可以算在內—看得透徹。

但他看的都是一些小事，就好比大海中的淺灘到處都有，偉人身上的短處也是無處不在”。在勞合•喬治看來，豪斯是個有魅力的人，但是有局限性——“本質上是個推銷員，而不是生產者。”豪斯可以當位好大使，卻當不了外交部長。“這可能是因為他的誠實，”勞合•喬治善意地總結道，“他沒有自己想像的那樣狡詐。” 豪斯忍受不了勞合•喬治“這個麻煩製造者，心意變得就像風向標一樣快。不管是處理什麼問題，他都沒有深刻的見解”。但是勞合•喬治知道怎麼把注意力放在結果上，而覺得所有分歧都可以化解的豪斯卻做不到這一點。貝克的看法是：“他是位出色的調解員，但是這是他的優點也是他的缺點……因為他會小題大做。”在停戰談判時，豪斯就這樣幹過。

第一次世界大戰始於一系列的誤會，又在混亂中結束。協約國（這裏也可以算上美國這個“ 聯合參戰國”）並沒預計到勝利的到來。1918 年夏季，奧匈帝國明顯在崩潰，但德國看上去依然強大。協約國領導人原計劃戰爭至少還要再打一年。然而到了當年10 月末，德國的盟友一敗塗地，並請求停戰，德國陸軍朝著自己的國界線不斷後撤，國內也因為爆發革命動盪不已。同德國簽訂的停戰協定是所有停戰協定中最重要的也是爭議最大的。這份協議是在德國柏林新政府、巴黎協約國最高戰時理事會以及華盛頓的威爾遜三方協商下敲定的。身為威爾遜的私人代表，豪斯是這三方的關鍵紐帶。德國人準確地估計出，想要獲得寬鬆一點的求和條件，好的機會就是拜倒在威爾遜面前乞求原諒，所以他們要求停戰要基於“ 十四點計畫”。威爾遜非常想推動歐洲盟友不情願地接受他的原則，所以在一系列公開記錄中同意了德國的請求。

歐洲人對此很惱怒，另外他們從未打算要原封不動地接受“ 十四點計畫”。法國人想要確保自己能得到賠償，因為德國的入侵給自己造成了巨大損失。英國人不同意“十四點計畫”中涉及自由航行這一條，因為這會導致他們無法再拿海上封鎖這個武器來對付敵國。在巴黎的最後一輪停戰談判中，豪斯同意就協約國的保留意見做出讓步。“十四點計畫”被修改，准許了後來被稱為對德索賠的行為，也准許了把航行自由問題拿到巴黎和會上討論的做法。此外，停戰協議中的軍事條款不光是要求德國從法國、比利時兩國的領土上撤軍，而且還要放棄在自己的西部邊境上駐軍。這就等於朝著德國裁軍的方向前進了一大步，正合法國人的心意。

停戰協定達成的方式給德國以後反訴留下了太多的空間。德國人可以說，他們只能在原版“十四點計畫”的基礎上接受協議，因此後來的和約條款大多是不正當的。威爾遜和他的支持者可以責怪狡猾的歐洲人，說他們玷污了新外交政策的純潔意圖。

豪斯同威爾遜在1918 年12 月14 日午後進行了第一次交談，這時候他們就已經對歐洲人的意圖產生了懷疑。雖然巴黎和會還要再等幾周才能正式開始，但各方的角力已經出現。克列孟梭此前曾向英國人建議，說兩國應該就和約條款拿出一份大體的協議，而且歐洲各國，包括義大利在內，本月初已經在倫敦碰過面了。克列孟梭非常聰明，他這麼做不是沒有保險措施。他拜訪了臥病在床的豪斯，向豪斯保證倫敦會面沒有什麼大事。克列孟梭說，自己去倫敦完全是因為這樣可能有助於勞合•喬治贏得即將到來的大選。由於義大利在亞得里亞海的領土要求存在意見分歧，而且英法對如何處理奧斯曼帝國爭吵不休，這次會議未能在歐洲內部拿出一個共識性的方案。英、法、意三巨頭也都不想給威爾遜留下一個壞印象，怕他以為他們要趕在他抵達之前就把事情私下解決掉。

豪斯和威爾遜的觀點一樣，也認為美國要成為和平的仲裁者。他一廂情願地認為，克列孟梭有可能比勞合•喬治更理性。正巧，先同威爾遜會面的就是克列孟梭。這位狡猾的老政治家在會面時一言不發，光聽威爾遜滔滔不絕，只是在贊同成立國聯的時候插了一嘴。這給威爾遜留下了好印象，豪斯也很高興，因為他希望法國和美國能聯合起來對付英國。在潘興將軍（General Pershing）的陪伴下，威爾遜在巴黎郊外的美軍總部過了耶誕節，然後前往倫敦。

在英國，威爾遜再次受到了民眾的熱烈歡迎，但他同英國領導人的私下會晤開局不順。總統想表現得強硬一些，因為勞合•喬治和英國重臣沒有趕去法國迎接他，這讓他感覺被冒犯了。另外，英國舉行大選意味著巴黎和會召開的日期要延遲，這也令他感到不快。

和很多美國人一樣，他對大不列顛王國的態度也是矛盾的，既意識到美國的自由要歸結於英國的偉大傳統，又對該國的實力抱著謹慎且嫉妒的看法。“如果英國堅持要在戰後繼續主宰大海，”威爾遜對克列孟梭的親密同事安德列•塔爾迪厄（André Tardieu）說，“美國就要教會它如何打造一支海軍，而且美國也有能力這樣做！” 在白金漢宮舉辦的歡迎大典上，威爾遜不客氣地對一位英國官員說：“ 你不要管我們這些人叫堂兄弟，也不要叫兄弟，這兩種身份都不適合我們。”（這位官員立刻將這番話報告給了上級。）威爾遜接著說，扯上一個盎格魯- 撒克遜世界的說法會誤導人，因為很多美國人來自其他的文化。同時，總拿這兩個國家的人都講英語這個事實說事，也是愚蠢的。“ 錯。只有兩件事情可以讓你的國家和我的國家建立並維持緊密的關係，那就是共同的理念與共同的利益。”之後英國人又吃了一驚，因為在英王敬酒向美國軍隊致意同時表揚英軍時，威爾遜沒有回敬。“沒有什麼友誼的氣氛，”勞合•喬治評論道，“也沒有志同道合、共患難夥伴相見時的興奮之情。”

勞合•喬治意識到，與美國建立良好的關係是最重要的事情，於是他開始取悅於威爾遜。在兩人的頭一次私下會晤中，氣氛開始好轉。勞合•喬治欣慰地告訴其同僚，威爾遜似乎可以在英國看重的事情上讓步，例如航行自由和德國殖民地歸屬問題。勞合•喬治說，這樣的話，處理別的事務就容易多了。兩國領導人還談到了在和會上要怎麼做，大概是會遵照傳統慣例，和德國及其他戰敗國坐在一起，起草條約。

不過，慣例不能為威爾遜想要的新秩序提供任何指導。征服者與勝利者擁有權力，歐洲歷史和之前的戰爭都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就以拿破崙戰爭來說，這場戰爭在結束的時候，贏家毫不客氣地拿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既有領土，也有藝術珍寶。此外，人們過去一直認為，戰敗國要為戰爭開銷支付賠款，有時候還要為戰爭損失支付賠償。但是，這一次戰爭大家不是都不提賠款的事情了嗎？雙方之前說的都是沒有領土吞併的和平。雙方之前都呼籲，人民要有權選擇自己的統治者，而協約國一方的呼聲要比同盟國更響亮。況且，早在美國參戰之前，協約國戰爭的目的中就裝點了諸如“ 民主”“ 公正”一類的口號。威爾遜已經領會了協約國的意圖，並把它寫成了不可更改的承諾，一個帶來更好世界的承諾。當然，他允許戰勝國獲得一些補償：法國拿回丟掉的阿爾薩斯與洛林兩省，或者讓德國彌補其給比利時造成的損失。但法國人想要更多東西：德國是不是要割地也許可以討論，但必須得到安全保證，這一點是沒有討論餘地的。英國人想要德國的一些殖民地，義大利人想要巴爾幹地區的一部分，日本人想要中國的一部分。這些要求在新外交中能算是公正的嗎？還有中歐那些民族國家，有的已經組建，有的還在孕育之中，它們也有自己的要求。還有殖民地上的人民、婦女權利的宣導者、勞工代表、美國黑人、宗教領袖、人道主義者等也有自己的要求。相比之下，維也納會議簡單多了。

在同威爾遜的首次會面中，克列孟梭與勞合•喬治均指出，有必要召開一次預備會議，好明確協約國在和平問題上的立場。威爾遜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如果事先把和約所有條款都定好，那麼巴黎和會就會變成一個幌子。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威爾遜也準備進行非正式的會晤，定好協約國的共同立場。“這其實都是一碼事，”勞合•喬治對同事說，“但是這位總統就是堅持自己的觀點。”大家最後達成一致意見，在巴黎會面進行初步討論最多幾周時間，然後就與敵人坐下來談判。威爾遜到那時應該就可以回國了—至少他是這樣想的。

這些人將成為威爾遜在巴黎最親密的同事。在與他們初次接觸後，威爾遜繼續前往義大利，等待他的是更加盛大的歡迎儀式。但是，歡呼的人群、國宴或私訪都掩蓋不了時間正在流逝這樣一個事實。他開始懷疑，這些安排會不會是有意而為。他覺得人民想要和平，但他們的統治者似乎抱著說不清楚的陰險動機在拖延時間。法國政府想為威爾遜安排一次戰地巡視，被他氣憤地拒絕了。他對自己小圈子裏的密友說：“法國人是要讓我看那些戰爭肆虐過的地區，以為我在看見慘狀之後就會聽任英、法、意三國政府的擺佈。”他絕不能像這樣被人操縱。和平必須平靜地降臨，不能有感情因素。“即便法國全國被炸成了一個大彈坑，最後的和解方案也不會因此更改。”法國人對他的拒絕很是怨恨。等到3 月時他終於做了一次短暫的巡視，不過這也沒讓法國人高興起來。

威爾遜逐漸意識到，他和法國人的觀點並不像豪斯想讓他相信的那樣一致。法國政府之前起草了一份詳細的議程，國際聯盟在裏面遠算不上重要的事務。保羅•康邦（Paul Cambon），這位經驗豐富的法國駐倫敦大使對一位英國外交官表示：“和會是要結束同德國的戰爭”，國聯這種事情可以隨便拖一拖。法國政府機構中的很多人認為，國聯就是戰時聯盟的延續，其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證和約條款的實施。一份內部備忘錄寫道，法國公眾把和約條款想得越理想，“ 對我們就越有幫助”。眾所周知，克列孟梭是個疑心很重的人。威爾遜在倫敦演講時重申了自己的觀點，即國聯是保證成員國安全的好的方式，克列孟梭第二天就在法國國民議會上發言，講話內容博得了議員們的大聲稱讚。“過去的結盟機制叫作勢力均衡。我決不放棄這個原則，它將成為我在和會上的指導思想。”他在提到威爾遜時非常狡猾地用了一個詞，說此人性格“ 直率”—直率既有正直的意思，但也可以理解為可悲的天真。（官方記錄將其改為“高貴”。） 美國代表團將克列孟梭的言論視為挑釁。

那次講話和美方的回應埋下了不和的種子，這顆種子最終會發展成一出持久且可怕的鬧劇，尤其是在美國。一邊是加拉哈德（Galahad），他的思想純潔，行為端正，指引著通往金色未來的光明大道；另一邊則是畸形的法國巨魔，它的黑心裏滿是怒氣與嫉恨，一心只想復仇。一邊祈盼和平，另一邊則要戰爭。這種比喻的確很生動，但這種比喻對威爾遜和克列孟梭來說都不公平。這兩個人都是自由主義者，是那種對風雲突變抱著保守懷疑的自由主義者。這兩人的區別在於各自的性情和經歷。威爾遜相信人性本善，克列孟梭則有懷疑，他和歐洲都經歷過太多不幸了。有一次他對威爾遜說：“請不要誤解我，我們降生時都帶著高尚的本性和崇高的理想，這一點你經常說，也說得很明白。我們之所以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那是因為粗糙的世界之手塑造了我們。在這樣一個世界中，我們都要生存，我們也的確活了下來，這是因為我們都是堅強的人。”在威爾遜生活的世界裏，民主是安全的。“在我生活的世界裏，向民主黨人開槍被認為是符合社會潮流的事。”有些事情威爾遜覺得使用武力終將失敗，但克列孟梭常常看到使用武力對這些事情的確奏效。

“我開始相信這一推斷，即使用武力是正確的。”克列孟梭在某次晚宴上對勞合•喬治的情人弗朗西絲•史蒂文生（Frances Stevenson）說，“ 為什麼這只雞會在盤子裏？那是因為它不夠強大，抵抗不了那些想殺它的人，而且這是非常妙的事情！”克列孟梭並不反對國聯，他只是不怎麼相信它會有用。他自然是願意看到國家間的合作越來越多，但近期的歷史已經再明顯不過地證明，備好槍桿子以防萬一是非常重要的。在這一點上，他忠實地表達出了法國的民意，法國人對德國人仍然抱著很大的戒心。

1919 年1 月的第二個星期，威爾遜返回巴黎，等待預備會議召開。法國政府給他找了一處私人宅邸，他在裏面過得非常舒服。（威爾遜講過一個小笑話，說美國貸款給法國，就相當於間接地為這所房子付過錢了。）這座宅子就是繆拉酒店（Hôtel Murat），歸拿破崙皇帝一個姻親的後人所有。這位皇帝的姻親是名了不起的軍人，他迎娶了拿破崙的一個妹妹，並把房子租給了法國政府。後來，在法美關係惡化的時候，皇帝的妹妹，也就是繆拉長公主，又把房子要了回來。總統的陪同人員包括：威爾遜的私人醫生海軍上將卡裏•T. 格雷森（Admiral Caryl T. Grayson），以及威爾遜太太的社交秘書。陪同人員都住在陰冷昏暗的小房間裏，很不舒服。這些房間裏堆滿了過去的珍寶，裏面還有一面面巨大的鏡子，將珍寶反射出無數個影像。一位元來採訪總統的英國記者發現，威爾遜穿著灰色的法蘭絨西服，坐在一張巨大的帝王桌前，頭頂上方懸掛著一隻碩大的銅雕鷹像。

美國代表團其他成員的駐地在克裏雍酒店（Hôtel Crillon）。那裏離繆拉酒店有一定距離，但奢華程度毫不遜色。一位美國教授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安排給我一個巨大的房間，高高的天花板，白淨的牆板，有壁爐，浴室十分寬敞，床非常舒服，全都是紫玫紅的顏色。”美國人對食物很滿意，也為一絲不苟的服務所折服，而且覺得慢悠悠的老式液壓電梯很滑稽。這種電梯有的時候會停在兩層樓中間，只有等一個水箱向另一個水箱中灌夠了水，它才會繼續移動。37 因為這座酒店比較小，所以他們的辦公室都分散在各處。

有些房間曾經是馬克沁（Maxim）餐廳的包房，所以還能聞到食物和酒的餿味。美國人在這幾個月裏給克裏雍酒店留下了自己的痕跡：開了一間理髮室，架設了電話專線，還用精心準備的美式早餐取代了法式早餐。少不了的還有門衛，以及在屋頂平臺來回轉悠的衛兵。“ 整個地方就像艘美國戰艦，還有股怪味。”年輕的英國外交官哈樂德•尼克爾森（Harold Nicolson）說。此人曾留下一部著作，生動翔實地描繪了巴黎和會的經過。前來拜訪的英國人也被美國人嚴肅的等級觀念嚇到了；和英國人不一樣，美國的重要人物從不和下屬坐在一起吃飯。藍辛，還有同為全權代表的懷特、布利斯，他們的房間都在第二層，但真正的權力中心比他們還要高一層，豪斯的大套間就在那裏。

自己的房間除了大以外，豪斯還注意到，保安措施也要比其他任何人的房間都嚴密，這讓他沾沾自喜。豪斯就坐在那裏，盤算著自己的方案，吸引權勢之人前來—要做的事情和做事的方式都很合他的心意。首相、總理、將軍、大使、記者，幾乎所有人都要來打招呼。他最重要的人際關係自然是與總統的關係。兩人每天都會交談，要麼是面談，要麼是打陸軍工程師安裝的直撥專線電話。有時候威爾遜散步會走到克裏雍酒店；他從不在二樓停留，總是徑直走到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