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史 （簡體書）

內藤湖南的學風特點之一，就是擅長把握總體的歷史。例如，今天所謂“唐宋變革”的觀點就是他早在二十世紀20年代初首唱的。這也是他所創立的中國史時代分期說的重要一環。眾所周知，“唐宋變革”論即便在今日，仍然是世界學界所討論的對象。《中國史學史/海外漢學叢書》在他的龐大著作群之中，可謂名著中的名著。對于《中國史學史/海外漢學叢書》這種驚人的工作，湖南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不用說這與湖南對于中國學術出眾的知識，對中國文化發展的非凡見識是分不開的，進而應該加上一點，即還有他本人與中國文化之間關系的特殊方式。他認為東洋史（包括朝鮮、日本在內的東亞史）其實就是中國文化的發展史，也就是說，他是把自己的史學也作為中國文化發展之一環的。在他那里是沒有今日這種根據中國、日本等等近代主權國家進行劃分的意識的。湖南也是將自己置身于東亞這種文化世界之中，進而對中國學的近代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人物。

內藤湖南（1866—1934）是近代日本歷史學界的巨匠，是日本京都學派的開創者。內藤湖南在中國學方面研究范圍十分廣泛：從對中國稀見古籍史料的搜求、考證、編輯、出版，到對中國歷史發展的時代劃分，對中國文化發展趨勢的論證，以及在中國史學史、美術史、目錄學史、敦煌學、滿蒙史地等領域，也都卓有建樹。內藤史學的突出特點之一就是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全過程進行總體性把握，他關于中國歷史較著名的理論即是“唐宋變革論”，至今仍是中國中古史研究的重要范式。

《中國史學史》中文版序
例言
第一章史的起源
第二章周代史官的發達
第三章記錄的起源
第四章史書的淵源
一、史書的材料
二、《六藝》的形成
《易》
《書》
《詩》
《禮》
《春秋》
《論語》
三、“諸子”的形成
四、《六藝》外傳
五、《楚辭》及諸國之代表著述
六、術數、方技之書
七、《漢書·藝文志》未載之書
八、先秦著作的發達程度
九、史官的地位
第五章《史記》——史書的出現
一、思想及記錄統一的趨勢與《史記》的出現
二、《史記》的著述目的
三、后代對《史記》的評論及邵晉涵的評論
四、《史記》編纂的體例
五、后人對《史記》編纂法的評論
六、方苞及章學誠的評論
七、以往評論的不充分之處
八、史部書籍的發端
第六章《漢書》
第七章《史記》、《漢書》以后史書的發展
一、紀傳、編年二體的并行
二、由書籍分類法變遷所見之史部書籍的發展
三、正史編纂法的變遷
1．史料處理方式的變化
2．從一家著述到分纂的變化
3．正史體例及內容的變化
四、編年史、通史、類書體的歷史
五、正史以外史部書的發展
六、史注的發展
七、史評的發達
第八章六朝末唐代出現的史學變化
一、類書史學所受到的影響
二、史體的漸變
1．史學的古文復興
2．《南史》、《北史》
3．古文復興與經學新研究對史學的影響
三、史書的注及其變遷
四、史官的變遷
第九章宋代史學的進展
一、《新唐書》、《舊唐書》——史體的變化
二、《新五代史》、《舊五代史》
三、《冊府元龜》與《資治通鑒》——帝王學的變化
四、《資治通鑒》
《通鑒》的注釋書
朱子的《通鑒》評論
五、《通鑒》的影響
六、正統論
七、鄭憔的《通志》
八、經學的變化
九、金石學的發達
十、目錄學
十一、《實錄》與《起居注》
十二、《玉海》與《文獻通考》
第十章元代的史學
一、《宋史》、《遼史》、《金史》的編纂及正統論
二、元代的史書及史料
第十一章明代的史學
一、《元史》的編纂
二、大規模的編纂物
三、掌故學之一變
四、李贄的史論
五、楊慎的學問
六、歸有光的《史記》評點
七、胡應鱗的《筆叢》
八、正統論
九、王光魯的沿革地圖
十、焦竑的目錄學
十一、金石書
十二、經世文的編輯
十三、類書
第十二章清朝的史學
一、《明史》的編纂
二、黃宗羲與浙東學派
三、顧炎武
四、工夫之與胡承諾
五、徐乾學及其門下（一）
六、徐乾學及其門下（二）
七、修補舊史的史學
八、天文歷算學的發達
九、考訂舊史的史學（一）
十、考訂舊史的史學（二）
十一、浙東學派的史學
十二、《漢志》、《水經》之學
十三、古跡的研究
十四、古史的研究
十五、西北地理之學（一）
十六、西北地理之學（二）
十七、金石之學
十八、校勘之學
十九、野史、別史與掌故之書
二十、官書
二十一、史評
附錄
中國歷史思想的起源
章學誠的史學
中國史學史概要——從《史記》至清初
跋
后記
歐洲“歷史主義”與中國史學——內藤湖南《中國史學史》譯后
索引
凡例
人名索引
書名索引

《中國史學史/海外漢學叢書》：
關于《表》后世是有評論的，無論如何，正如鄭樵所云，《表》的制作是司馬遷作為歷史學家的杰出之處（《通志·總序》）。然而，在以上凡例所表示的方針中，司馬遷治史的缺點也顯現了出來。上述《十二諸侯年表》所說的正是這種情況。即在司馬遷所采用的歷史材料中，有論說義理的《春秋》，有游說者不顧事實的話語，有歷家根據歷法推算得出的年月，有數家依照五行說所建立的古代帝王順序，還有譜諜。其中，按照今日觀點來看，真正可以成為事實依據的材料，只有系譜，和作為《春秋》一書材料的記錄，以及組成游說者、歷家之家言的那些材料；其他的則都是不同時期出于各自不同理由的各家觀點。由于《史記》是綜合這些材料寫作的，所以從根本上來說，《史記》是由記錄的部分和著述各家的觀點綜合而成的。由于在《史記》以前還沒有出現過這種綜合能力，所以才使得一些材料能夠原樣地遺留了下來，而因為《史記》能夠將它們進行了精巧的綜合，反而形成了一種正確與不正確并存的歷史。并且，由于存在著一個“雅馴”，即合理觀點的標準，所以即便是古代傳說，其中不雅馴者也一定被拋棄了。這種利用傳說對記錄尚不充分的時代所進行的研究方法，在今日來看則不能不說的確是個缺點。其實，在任何國家的歷史中，有關古代的記述肯定都是由這類形式而編纂的，只不過沒有誰能像《史記》這樣坦率地明示自己的取材方法而已。比如日本的《古事記》、《日《中國史學史/海外漢學叢書》紀》也一樣，只是未明言取材方法罷了。因此，司馬遷的這一表白，反而成為了我們了解古史形成情況的依據。對于這些年表以往學者基本上未加注意，但的確是應該慎重研究的內容。總之，從今天的觀點來說，即便是有著種種缺點，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那種對當時諸多材料的綜合，是一種非凡的手法。
其次是八《書》，正如《太史公自序》所說的那樣，這主要是講制度文化變遷的。其中有一些本文的內容在今本中已經亡佚了，例如《律書》中就有這種情況：《太史公自序》說《律書》主要是記載軍事的，但在今本《律書》中有關軍事的內容已經沒有了。不過，八《書》的寫作方針是很明確的，尤其是有關文化變遷的記載，《史記》中有著可稱之為凡例的表述。這在《封禪書》贊中是可以見到的：“論次自古以來用事于鬼神者，具見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由此可見，由于有司所掌之詳細禮儀記錄已經存放于官吏那里，所以自己在這里重點描述鬼神祭祀的表里關系。實際上，《封禪書》很巧妙地記述了封禪的表里：詳細揭示了人君癡迷宗教而受方士欺騙的狀態。八《書》的寫作大體上采取與此同樣的方針，即并不著重記述有司記錄中已存在的內容，而是重點描述了促成實際變遷之原因的真相。而這一點在后世效仿他的史家來說基本都沒有做到，后世的正史多數都僅僅是將有司的記錄原封不動地予以抄錄而已。
其次是《世家》，關于《世家》，《太史公自序》認為就整體而言寫的是輔弼天子的那些人物，而從世家的各種記述，或者像《太史公自序》中各世家贊所述那樣，司馬遷當時對此是有自己主張的。那就是能夠成為天子而永遠存續，或者能夠成為諸侯而使家族長遠存續者，自有其內在的原因。他認為其家族的前代曾經對人民立有功績是一個重要原因。在《陳杞世家》中他表述了這種觀點，說：唐虞之際其家對人民有功德者十一人，其中五人的后代成為了帝王，其余者皆顯為諸侯。認為對這些家族要各自立為《本紀》，或立為《世家》。例如他認為作為舜之后代的陳雖滅亡了，但陳的末孫則是齊的田氏；杞雖滅亡了，夏之禹的末孫勾踐則成為了越王。總之，這些人物都是在前代有功德者的末孫，所以才得以長久存續。而另一方面，有功德的人也自然地因此被承認具有了可以成為世家的資格。例如孔子，他雖然并非諸侯而僅僅是個士大夫，但從孔子為天下制法，傳《六藝》于后世的意義上司馬遷寫作了《孔子世家》。最不可思議的是《陳涉世家》，即秦亂之時由于陳涉首開反秦契機，諸侯起事才得以滅秦，所以將其列入《世家》。《太史公自序》日：“天下之端，自涉發難。”司馬遷還特別將其與前代作了對比，認為：“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這是司馬遷所引之公羊家觀點，與之相比較他又說：“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因此記載日：陳涉雖然起事僅僅六個月而亡，但漢不絕其祀，續其血食。將孔子列入《世家》和把陳涉立為《世家》，在司馬遷來說具有同等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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