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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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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我要創造,我渴望創造。」把自己的經驗,透過寫作,創造現實裏無法實現的生活,就是王安憶這三十多年來都在寫作的原因。

王安憶作為69屆初中生,有着比別人豐富的人生閱歷,經歷過知青生活,插隊落戶,這些成長經歷都為她帶來豐富的寫作題材,開展她寫作的漫漫長路。
本書收錄王安憶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辦的六課講座內容,分享了多年來自身的寫作生活,同時講述與寫作有關的種種―從閱讀生活領略到的文學樂趣到創作類型小說的細節結構,再從小說探索文字的奧妙。她更闡述了教授寫作實踐課的一些體會,如同手把手般傳授讀者寫作之道,極其可貴難得,對有志投身創作行業的青年人極具啟發性。
王安憶,1954年生於南京,1955年隨母移居上海。1970年赴安徽五河插隊,1972年在江蘇徐州地區文工團任演奏員,1978年調入上海《兒童時代》雜誌社任編輯,1980年入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學習,1983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1987年應聘上海作協專業作家,2004年被聘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1977年發表作品,迄今出版長篇小說《長恨歌》、《天香》、《匿名》等13部、《王安憶中篇小說集》八卷、《王安憶短篇小說系列》八卷、散文集、劇作及論述等多部,逾600萬字。

曾獲全國優秀兒童文藝作品獎、全國短篇小說獎、全國中篇小說獎、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獎―年度傑出作家獎」、馬來西亞「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台灣「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韓國李炳注國際文學大獎及香港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紅樓夢獎」等獎項,2011年獲曼布克國際文學獎(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提名;部分作品有法、英、德、荷、西、俄、意、塞、日、以、韓、越、柬、泰、波蘭等譯本。2013年獲頒法蘭西共和國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

後記
有這本講稿集,最初的起因是2015年,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前後期主任,鄭培凱與李孝悌二位教授共同邀約,讓我擔任「中心」短期客座,先後作六堂公開講課。每每開班,都有張為群博士主持,李桂芳等秘書行政安排坐席,傳遞話筒。課程過半的時間,城市大學出版社朱國斌社長及編輯陳明慧提議,把講稿整理成書出版。之後,便是出版社同仁們的辛苦勞動,記錄六次課堂錄音,分章節,定標題,提綱挈領,結構框架,同時添加註釋,嚴謹細節。這工作既耗腦力,又耗體力,費時將近一年。當我通讀全稿,時時體會到整理者的苦心。順口說出的字詞,沒頭沒尾的半截話,口頭禪,往往語多不詳,真彷彿亂草中尋覓路徑。在講堂現場,課題排序為:「我與寫作」、「小說那點事」、「閱讀」、「類型小說」、「張愛玲與《紅樓夢》」和「小說課堂」。整理者將「類型小說」調前到第三的位置,「小說那點事」延到第四,並將題名改為〈從小說談文字〉,其他題目亦有文字的添加。這一改我認為極好,它強調了小說與文字的關係,將文字推上前台。當然,也向我提出挑戰,透露出立論立據的不足之處,推使我繼續深進,為今後的思考增添了項目。整理者還將最後兩講互換,「小說課堂」第五,「張愛玲和《紅樓夢》」殿後—我理解為出於分類的需要,談小說的集一輯,談具體個人的單立。而且,請張愛玲壓尾比較有份量,不是嗎?那一講,聽眾最多。看起來,張愛玲在香港的號召遠未到收勢之時。
這六講裏,「我與寫作」—現取其大意微調作《小說與我》為書名,我是贊同的,因有講故事的意思,讀者會喜歡,單篇則題為〈開展寫作生涯〉;「閱讀」即書中的〈漫談閱讀與寫作〉;「小說那點事」即〈從小說談文字〉。這三講是舊課目,曾經在不同場合用過,只是補充了
觀點,增添實例。嚴格說,我不太具備講師的職業質素,不能在一個課題上常講常新,而是疲意頻發,需要不斷的更換,才可激起講述的慾望。於是,就像俗諺裏的熊瞎子掰棒子,講一課,丟一課,難免地,陷於匱乏,是我不輕易接受邀約的原因。所幸在復旦大學教授創意寫作,是工作坊的形式,情形每每不同,就沒有一致的模式可供複製,也因此多年教學而不生厭。「小說課堂」就記敍了上課的過程,成為一個全新的講題。同樣的第一次進課堂,又有「類型小說」,即〈細看類型小說〉,「張愛玲和《紅樓夢》」。因為是生疏的功課,就將它們排在後三講裏,也因為不成熟,整理者很費力氣,自己通讀也屢屢遭遇不順,總感覺不夠縝密,勉強成稿,還是有許多遺憾的。一個問題從產生到完成,需經過漫長的過程,急是急不來的,講一次也是不夠的,所以,一定數量的重複是必要的。
這本書的來歷大概就是這些。順便說一些題外話—住校的花絮。城大的食堂是我有限的經驗中,最好的學校食堂,天天都像美食節,點餐與領餐簡便快捷。高峰時段,窗口都有人指導引領,不至誤了進食。城大與又一城商場貫通,其中的電影院排片密集,比內地的院線劇目豐富,不可同日而語。臨走那一天,飛機航班延誤,竟還趕上一部新片,美國電影《心蹤罪》(Dark Place)。打掃衛生的姐姐是昔日保安鎮上人,可說大陸改革開放的見證人和受益者,聊天中便收穫一段親歷歷史。在香港文化中心看了一場現代舞,新人新作集錦,其中最有印象的是一名越南舞蹈人的作品,似乎以土著人的祭祀為素材,釋放身體的原始性,是有神論的詮釋。偶有一日,經過一條沿海街市,名「新填地街」,疏忽間,香港的地理歷史撲面而來。
王安憶
2017 年 2 月 26 日上海

 

第一章 開展寫作生涯 
 第二章 漫談閱讀與寫作  
 第三章 細看類型小說 
 第四章 從小說談文字 
 第五章 小說課堂
 第六章 讀張愛玲與《紅樓夢》 

 

第一章
開展寫作生涯
從 70 年代到現在,我已寫作 30 多年了。很多讀者會問,這 30 多年的寫作生涯中,有甚麼轉折性的變化呢?我是怎樣開始寫作的呢?我想我可以從我的第一篇文章說起。
一、寫作生涯的開端—一篇沒有面世的文章
1977 年,我寫下第一篇獲出版社接納的文章。當我寫這篇文章時,文革1 還未結束。那是1976年上半年,歷史還是按照前十年的節奏和去向進行,當時的年輕人正處於動盪、不確定的命運當中,有的做工人,有的做農民,亦有的得到工廠或農村的推薦得以求學。但還是有些事情開始變化,沉寂已久的出版業慢慢恢復起來,出版界開始想要出版一些雜誌、書籍;報紙也有一點點要恢復文藝副刊的跡象。那時上海有一家出版社計劃出版一本知識青年的散文集,就是在文革期間停業多年的上海文藝出版社。當上海文藝出版社策劃出版這本散文集時,吸引了很多喜歡寫作的文學青年投稿。其實「知識青年」這個詞在當時的界定相當特殊,它指的是受過教育但又沒有完成教育的青年,這些青年分佈在城市和鄉村各個地方,但更是指那些從城市來到鄉村的中學生2。其時,我已經離開農村,在一個三線城市的歌舞團體工作,但身份仍然是知識青年。我的一篇散文就獲這本書的編輯接受了。有意思的是,擔任我這篇散文的編輯,是當時很具影響力的知識青年張抗抗 3。張抗抗可以說是知識青年作者的先驅,在 70 年代已經出版長篇《分界線》,當時被上海文藝出版社借調來做編輯,成為我的文章的責任編輯。這是一件很榮耀的事, 她不比我年長幾歲,可是已是一個成熟的作家,由她擔任我的責編,我這篇文章已經成功了一半,最後也真的錄用了。

可是政治環境很快產生了極大的變化。1976 年 10 月, 「四人幫」被打倒了,文革結束,這本書的立場變得很尷尬,是否該出版呢?對這些青年來說,他們都經過了漫長組稿、改稿,最後定稿的歷程。書已印成冊了,我們眼巴巴的等着書籍出版發行的這一天,可是意識形態的大轉變遠遠超出這本書裏的思想。在這本書裏,我們所表達的生活理想,例如決心永遠堅定地站在工農的崗位,永遠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未必言不由衷,但多少是受形勢的驅使。事實上,這種價值觀在 1976 年,特別是後半年,已受到很大的質疑。整個上山下鄉運動在青年們的具體遭際中受到質疑,以這樣運動的方式處理青年的命運是不是妥當?年輕人是不是還應有更合理的生活追求?更多機會的選擇? 求學是不是一件正當的事情?教育是不是要延續下去?還有是不是要全面否定前 17 年中國教育制度和教育觀念?所有的疑惑在這個時候全都露出水面,獲得正當性與合法性。所以出版社最後把這本書的出版擱置下來。然後,又過了些日子,出版社寫了一封信給我們,信的內容說:由於形勢的變化,這本書不進入發行,已印刷的成書送給各位一本留作紀念。可惜我那本不知道扔到哪裏去了,書名也忘了, 只記得我的那篇散文名字叫作〈大理石〉。第一篇印成文字的寫作沒有問世,但對我來說卻是一個開端,自己個人的寫作受到社會的承認;原來把自己寫在本子上的文字變成鉛字, 公開展現是可能的,所以我也願意把自己寫作的開端定於1977 年。雖然這篇散文沒有機會面世,但它還是跨越了一個寫作社會化的過程。這一篇短短幾千字的散文,可說是開始了我寫作的道路,建立了我的自信心和興趣。有時候我們不能讓年青人過於失望,因為失望會挫敗意志,而我是很幸運的,我的寫作沒有遭受過多的失望,所以能一直保持信心。
二、創作兒童文學的階段
接下來命運好像變得順暢起來。1978 年,雖然政府沒有說外地的知識青年可以返回自己的城市,但政策開始鬆動,知識青年有很多回城的途徑,例如說身體不好,或者父母有一方退休等等,都可以回城,我也在 1978 年調回上海。
1978 年是一個百廢待興的年代,關閉了十年的文化單位陸續開放,很多報刊、雜誌都籌備復刊了,我幸運的進了《兒童時代》雜誌社 4,上海有《小朋友》、《兒童時代》及《少年文藝》三本雜誌,創刊於 50 年代初期,分別面向幼兒、小學、初中三個年齡階段,三本刊物同時在文革中停刊。此時,雜誌社一方面邀請老編輯回來—那時老編輯已分散各地,有的到學校教書,有的做普通職員,亦有的到外地工作,同時也吸納年輕人。因為我曾有作品發表過,在當時來說是很難得的,算是有了一點成績,所以得以加入《兒童時代》雜誌社。來到雜誌社後,需聯絡小學,於是我接觸到許多的小學生,就開始寫兒童生活的小說。
中國的兒童文學在我們那個年代,也許直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受到蘇聯的校園小說影響。比如說加入少年先鋒隊是我們的理想初級階段,為更高理想—做共產主義接班人作準備,我們要留意品行、公德、操守,同學之間要有高尚的人際關係,這些題材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都是從蘇聯的校園小說過來的。
寫兒童小說給我帶來好運氣,一出手就似乎有回報了─我的一篇小說《誰是未來的中隊長》,獲得全國兒童文學獎,在這些雜誌復刊的同時,許多文學獎項也恢復了。這是一個以70年代末期為背景的校園故事,但情節的核心則來自我小時候的經歷。60 年代的小學,每一個兒童都有一個目標,就是要戴上紅領巾,成為少先隊員。加入少先隊是很重要和光榮的事,不加入就好像被逐出孩子的小社會似的,很羞恥。少先隊有着和成人相同的組織結構,以學習成績、行為表現、社交能力的優異,形成梯級式的管理層,包括小隊長、小隊副,中隊長、中隊副和大隊長、大隊副。二年級加入少先隊,就要將班級建立少先中隊,進行小幹部的選舉。我在中隊長的選舉中得到全票,但是老師—此時還擔任少先中隊的輔導員—心儀的是另一個女孩子。那位女同學長得很漂亮,除了成績不怎麼樣,她真的很優秀,既活潑又熱情,積極協助老師的班務工作。總之,她確實合乎中隊長的標準,但可能因為老師對她的喜愛太過明顯,多少出於嫉妒心,同學一致不願意投票給她。於是,她得了一個零票,而得不到老師歡心的我,得到全票。這個老師雖然不喜歡我,但我很喜歡她,她是一個快活的老師,很平等地對待我們。她居然有能力把所有的票數挽回,從我這裏搬給了那位同學。這件小事情在我心裏也造成了一點小傷害。多年以後,我寫小說時,就把這不滿和委屈的情緒發泄出來。

我把《誰是未來的中隊長》這個故事設定在70年代末期這個環境裏,題目定在怎樣才是一個好孩子,好孩子的人格應該是怎樣的。我給我不愉快的童年經驗賦予一個新的價值判斷,就是我們要給孩子一個甚麼樣的個性,一個甚麼樣的社會生活。寫作的人某種程度上都是生活的弱者,他們可能在很多地方未能實現自己的妄想,所以要在寫作裏想像自己是一個強者。想不到小說發表在《少年文藝》上引起極大的迴響,在讀者座談會上非常受歡迎。這篇小說似乎很能反映受到打壓的小孩的心情,於是就得到全國優秀少年文學的二等獎,由於一等獎空缺,所以是一個很好的成績。在這樣的鼓勵下,我繼續寫了一些兒童小說,但心裏卻感到不滿足。我經常在想為甚麼我不滿足於寫兒童小說?回想起那個年代,其實現在也一樣,很多作者都是從寫兒童文學開始文學創作的,我覺得我們多少有一點把兒童文學看成幼稚化的文學,覺得它的門檻比較低,容易入門,進去以後才正式開始文學創作。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的兒童文學還是帶有幼稚化的文學色彩,所以我感到不滿足。到 80 年代我開始寫真正文學意義上的小說。很多評論家也好,記者也好,他們很希望我表述我是甚麼時候開始走上文學道路的,我總是感到很困惑,我應該從那篇沒有發表的散文算起,還是從兒童小說寫作算起,或者,從 80 年代發表所謂成人小說算起?
三、文學創作的開始
80 年代,我到中國作家協會舉辦的第五屆文學講習所學習,參加學習的學員都是已經非常著名的作家,包括張抗抗、賈平凹5 等。當時賈平凹已是成熟的作家,就沒有來, 名額給了另一個也是寫作經驗成熟的作家,他也沒來,於是文學講習所多了一個名額。宿舍是四人一間房,但只有三名女生,所以這個名額就指定是女生。講習所最後決定把這個名額優惠給上海,因上海這個大城市只有一名學員,就是竹林6,當時已經寫了長篇《生活的路》,影響很大。這個名額落到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說明當時年輕作者都是兒童文學出身,出版社推薦了三個女孩子,我是其中之一。文學講習所特別強調是給寫作者提供文學補習,所以不建議高校學生參加講習所,這是一個補救的方法,給沒有機會受教育的青年補一課,上海推薦的那兩個女孩子其時都在讀大學,所以這名額就給了我。我只寫了《誰是未來的中隊長》,還有幾篇誰都沒看過的散文,可是機會落到我頭上,至今想起來還是覺得幸運。尤其是後來又多出一個名額,就近落在北京, 來的是一名女生,我們又搬進一間五人宿舍。老師們都說玄得很,要是她比我先到,就沒有我的事了。我在文學講習所學習期間,發表了我的第一篇成人小說,名叫《雨,沙沙沙》。《雨,沙沙沙》以現在的文學歸類概念,可算是青春小說,故事講述一個名叫雯雯的女孩子,經歷了插隊落戶回到城市,和我經歷非常接近。她面臨愛情問題,選擇怎樣的愛人和生活,這是很普遍的青春問題。她嚮往愛情和未來,不知道要甚麼,只知道不要甚麼。然後,在一個雨天遭遇一個偶然的邂逅,於是模糊的嚮往呈現出輪廓,就是「雨,沙沙沙」。開始時候,人們很容易覺得我是因為母親的關係才得到學習的名額。我母親是60 年代崛起的作家,她的名字叫茹志鵑,代表作《百合花》幾十年都在中學語文課本,所以對我別有看法; 《雨,沙沙沙》這篇小說出來,大家都感到耳目一新。80 年代的時候,寫作還延續着長期形成的一種公式,題材和母題,都是在公認的價值體系中。以此觀念看,《雨,沙沙沙》就顯得曖昧了,這個女孩的問題似乎游離整個社會思潮之外,非常個人性的,所以大家都覺得新奇。那個時代社會剛從封閉中走出來。現在,許多理所當然的常識,當時卻要經過懷疑、思考、理論和實踐才能得到,叫作「突破禁區」。今天的常識,就是那些年突破一個又一個禁區得到的。當時有個同學說《雨,沙沙沙》像日本的私小說。我們那時候根本不懂得甚麼是私小說,後來才知道是類型小說7 的一種,寫個人私密生活。我非常歡迎同學給我的小說這麼命名,在當時以公共思想為主題的意識形態來說, 「私」這個字的出現,是帶有革命性的。
《雨,沙沙沙》是我走上寫作道路的標誌,主角雯雯就像是我的化身,一個懷着青春困惑的女性,面臨各種各樣的生活難題和挑戰。她對社會沒有太大的承擔,對時代也不發一言,她只面向內在的自我。這小說剛出來時引起大家的關注,因為那時的小說潮流是以《喬廠長上任記》、《在小河那邊》為主體,承擔着歷史現實批判,未來中國想像的任務,宏大的敍事風氣。我這個帶有私小說色彩的小人物出現,一方面大家覺得她很可愛,另一方面又覺得她和中國主流文化、話語系統不一樣,也有點生疑。總之, 引起了關注。就這樣,我虛構的這一個在文學主流之外的女孩子「雯雯」,忽然受到眾多評論家的注意。有一個著名的評論家叫曾鎮南8 ,當時誰能夠得到他的評論都是不得了的。他寫了一篇評論,並發表在重要的評論雜誌《讀書》上,題目叫〈秀出於林〉。後來又有上海的年輕評論者程德培9,寫了第二篇,這篇評論文章的題目直接就叫〈雯雯的情緒天地〉,我覺得他這篇文章命名有兩點很重要,一個是「雯雯」這個人物,一個是「情緒」兩個字,意味着一種內向型的寫作。事情的開端很引人注目,可是接下去就不好辦了,因為我的生活經驗很簡單,不夠用於我這樣積極大量的寫作。外部的經驗比較單薄,我就走向內部,就是評論家程德培所說的〈雯雯的情緒天地〉,我就寫情緒,可沒有經驗的支持,內部生活也會變得貧乏。

我的生活經驗在我們那一代人之中是最淺最平凡的。像莫言10,他經歷過劇烈的人生跌宕起伏,從鄉村到軍隊再到城市,生活面很廣。而我基本上是平行線的,沒有完整的校園生活;短暫的農村插隊落戶經歷,作為知青,又難以真正認識農村;在一個地區級歌舞團,總共六年, 未及積累起人生經驗又回到上海城市;再到《兒童時代》作編輯,編輯的工作多少有些懸浮於實體性的生活,再接着寫作,就只能夠消費經驗,而不能收穫。有時候我聽同輩那些作家,尤其來自農村的,他們講自己的故事時,我都羨慕得不得了,怎麼會那麼有色彩,那麼傳奇,那麼有故事?城市的生活是很沒有色彩的,空間和時間都是間離的。我雖然有過農村的兩年生活,可是因為苦悶和怨憤, 農村的生活在我看來是非常灰暗的,毫無意趣可言。回想起來,其實我是糟塌了自己的經驗。

記得我在農村時,母親寫信給我,說我應該寫日記, 好好注意周圍的人和事,可以使生活變得有樂趣,可我只顧沉浸在自己的情緒裏,都沒有心思去理會其他。這是一個大損失,我忽略了生活,僅只這一點可憐的社會經驗, 也被屏罩了,這時候,便發現寫作材料嚴重匱乏。等到把雯雯的故事寫完,我好像把自己的小情小緒都掏盡了,就面臨着不知道寫甚麼好的感覺,可寫作的慾望已經被鼓舞起來,特別強烈,寫甚麼呢?就試圖寫一些離自己人生有距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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