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之見：子東時間（簡體書）

本書是著名媒體人、學者許子東的隨筆集，共分為“人生”、“書中”、“世間”三部分，以獨特的角度，點評社會熱點問題、文化現象和文學生態。切中時弊，指出當下國人種種焦躁心態；又以誠懇態度，為當今社會提供一種思路和方向。書生觀點，熱辣文字，有趣有料。

許子東
跨界媒體人、學者。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見字如面”“看理想”“鏘鏘三人行”等文化節目嘉賓，在喜馬拉雅FM開設專欄節目“許子東細讀張愛玲”。著有《鬱達夫新論》、《香港短篇小說初探》、《張愛玲的文學史意義》等學術著作。

小序
2015年夏天，搜狐文化版約我開一個專欄，每期文字1000多字，音頻6～8分鐘，每週兩期（後改為每週一期，字數增加）。說是“什麼都能談” ，當然主要是與文化相關的話題，欄目就叫“子東時間”。我當然知道這是搜狐對我的信任，播出後據說流量很大，讀者反應也不錯。感謝大家的支持。雖然是“什麼都能談”，我說的大致還是和文學、電影、教育相關的事情。一個人的興趣範圍與能力終究相當有限。感謝北京華文時代書局，將“子東時間”2015到2016年的文字稿，經過選擇，印成這本小書。這也是我第二次出版非學術研究類的評論集（上一次是人民文學2011版的《許子東講稿第三卷：越界言論》）。
我和搜狐的合約本來是到2016年底，或者還會延長。但在2016年9月，我所任教的嶺南大學內部有人反對，結果這個欄目就停了下來。搜狐的同事很奇怪，說宣傳部、網信辦都很支持，為什麼貴校……？我只知道這肯定不是校長或校管理層的意見。具體原因，我到現在也不清楚。
學者該不該寫些專業研究之外的文章？可不可以通過電子媒體、網絡、電視、廣播等發表意見？這倒是一個帶普遍性的問題，值得一議。我想第一，大眾媒體和專業研究並不天然對立，有時也可良性互動。個人實踐，2016年下半年，“騰訊新聞”現場直播我在嶺南大學中文系的現代文學課，“基本無差評”，理想國即將出版全部文字稿。第二，學者在論文之外再寫文化評論，也是一種自我調節和平衡，在憂國憂民與“自己的園地”之間平衡，在為國家與為學術之間的平衡(我所認識的同行朋友如錢理群、趙園、陳平原等，每年都會在研究著作外出版隨筆遊記等等) 。第三，現在學術研究事實上已經擺脫不了印刷工業與電子傳媒的互動，出書籤約不僅有文字版，還會包括電子版、有聲書等等，一流學術刊物也會有網絡版。籠統歧視網絡上的文字，相當可笑。第三，當然學者也可以堅決拒絕媒體，只做傳統研究，也可能很有成就。但這只應是個人選擇，而不應成為行政紀律。否則顯而易見，既損害大學學術自由，又侵犯他人公民權利。
這些，其實都是常識。這本小書，講的也都是常識，只是我們正面對一個常識也會被人忘卻、被人挑戰的“小時代”（或者是大時代重臨）。對於收在本書中的文章，我不再多做議論了。簡單地說，就是“什麼都可以說”，我也只能說這些，只能這樣說。沒說的，沒說透的，沒說完的，只能請大家原諒了。

許子東
2017年8月24日於香港麥當勞道

第一章：人生
002共築平庸的幸福時代
007是殘酷底層物語，還是現實困境
014更換了記憶，就是更換了生命
020教育是維繫社會公平的途徑
025全民迷戀“北上廣”
033天生我兒必有用，何必要買天價房
039人生有什麼想不通的，到墓地看看
043一個人的畢業照
049被歧視的人更容易歧視他人
056師生關係中的家庭道德與契約精神
064讀經少年的辛苦與美夢

第二章：書中
074中文系能不能出作家
079對屈辱感的執著和迷戀
084莫言之後，還有誰能獲諾貝爾獎
090 “魯郭茅巴老曹”的意義
097如果巴金生活在現在
104我對楊絳的崇拜跟錢鍾書無關
110張愛玲和傅雷的文壇舊事
115 《白鹿原》是另一種《紅旗譜》
121文學回歸“上半身”
127折疊萬物，佔領夜晚

第三章：世間
136各說各話的方言
141藝術第一才可能有更大的政治效應
149電影的情懷和價值觀
155美人魚捉妖，泰囧港囧 心花怒放
161大眾是偉大的，小眾卻不一定不美好
167國產電影的光榮和羞愧
175孜孜不倦地看國足是種什麼心理
180 “網紅”經濟是葉公好龍嗎
186蹲著也是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192左右派之爭是社會健全的標誌
200恐怖主義總是最大的錯
206什麼是香港文學
211跑馬文化

文化背後都是有政治的，這個到處都是一樣的。香港有史以來第一次在公眾的地方出現了現代文人的雕塑——他們是文學家，而且是現代文學家，結果引起了社會的爭議。
香港南區的一個區議會花錢建造了一條“文學徑”，靈感來自於香港學者小思，她寫了一本書叫《香港文學散步》，他們就把這個“散步”從比喻變成現實了，在南區淺水灣附近設了五個作家的雕塑。這個雕塑不是傳統的頭像，而是一些現代派的雕塑，由理工大學的學生比賽設計，這麼一個很好的事情，沒想到卻引起爭議。
到底是哪五位作家？為什麼引起爭議呢？五個作家是：張愛玲、胡適、蔡元培、蕭紅、許地山。香港有些人在議論，這五個都不是“香港作家”。原來，在香港文學研究當中，對“香港作家”有一個非常狹義的、比較嚴格的界定。“香港作家”是指你好住在香港、寫給香港人看，最後你的內容還是寫香港的。但是最重要的條件是，你要是香港人，要有青年的身份證。這個定義說明香港文學研究（大概從八十年代開始成為熱點），其背後有一個本土身份認同的考慮。我們通常都說，文學是民族精神的體現，文學史就是一個民族精神的記載。因此，強調香港文學的本土性，背後其實也是強調香港人身份的一種意識形態的努力。
上海前些年編了一套《海上文學》。上海不一樣，可算可不算的作家，統統拉進來，連沈從文也算作海派作家。大家都知道，沈從文是著名的京派作家，非常看不起海派，但是誰叫沈從文也在上海住過呢？還是跟胡也頻、丁玲三個人一起住的。但是在香港的做法很不一樣，在算香港作家的時候，是能推則推。張天翼《華威先生》，香港寫的；茅盾《腐蝕》，香港寫的；簫紅《呼蘭河傳》，香港寫的。在香港，你問大學生或一般的文學愛好者，他們是不是香港作家？他們都會搖頭，說這是南來作家。
可是實際上，我想強調，張愛玲是對香港文學影響最大的作家。如果說魯迅是對中國大陸文學影響最大的現代作家，那麼張愛玲就是對香港、台灣文學影響最大的作家。為什麼呢？張愛玲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最簡單地說有三點。第一，她是主張寫常人，而不是超人，那是一種小市民的歷史觀；第二，她重舊白話傳統——就是五四以前的舊白話傳統，反對五四的歐化傾向；第三，張愛玲的作品，比較大雅而不鄙俗，我們知道她最早的小說，發表在周瘦鵑的《紫羅蘭》上，她後來的全部書都給瓊瑤老公（平鑫濤）的皇冠出版社去出。寫小市民，重舊白話，雅俗共賞，這個恰恰是香港文學的特點。張愛玲一生到香港三次，第一次是讀書，第二次是1952年離開大陸，第三次是後來到香港訪問，要改編《紅樓夢》沒有成功。有趣的是，張愛玲在香港的時候，要么沒有寫作，要么寫作就寫大陸土改，一點都沒有香港。但是，張愛玲一旦離開香港，一輩子都在寫香港。第一次離開以後回上海，就寫《傾城之戀》、《第一爐香》。最後離開以後，《小團圓》還是念念叨叨地寫她的香港。
張愛玲以外，許地山對香港的貢獻也非常大。他在四十年代做港大中文系的主任，由於他，白話新文學才在香港獲得官方地位，可惜香港人很少知道他。我上課問，你們知道許地山嗎？他們說，許地山就不知道了，許留山知道。許地山的《玉官》也是香港寫的。香港還有些人在問，他們在香港，為什麼不寫香港？拜託，《鹿鼎記》是不是寫香港？它當然也是香港文學。
2015年香港書展的“年度作家”頒給了李歐梵，也是一片爭論。據說李碧華拒絕了，不願意在這個時期拿；金庸是身體實在不好；董橋也推。在我看來，這五個雕像也好，李歐梵做“香港年度作家”也好，都是在拓寬香港文學的定義，這是好事情。也許人們對香港文學的定義在悄悄地轉變，背後也是香港人的某種身份認同在悄悄地變化。當然，實際上我們也可以說，蔡元培來香港三年病，最後葬在香港；胡適只是在四處看看風景，最大的貢獻就是推薦了許地山，因為港大要請他，他自己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