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融資的刑事法網研究（簡體書）

民間融資問題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向縱深發展而逐步凸顯出來的。20世紀90年代，一批重大的民間融資案件接連被曝光。進入21世紀以來，民間融資領域更是大案要案頻發。刑法如何介入民間融資領域，其廣度、深度、限度如何合理權衡，成為擺在刑法學界面前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2013年，我們有幸獲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的資助，開始對這一領域展開較為深入的研究。這本專著，即是我們初步探索這一領域的結果。
民間融資領域所涉刑法問題十分廣泛，為了使研究的內容更為直觀和深入，我們沒有就該領域的所有問題逐一展開研究，而是集中選擇了較為重要的論題進行闡述。其中，既有關于民間融資刑法基本理念的探索，也有關于民間融資所涉罪名的闡釋，希望能進一步促進民間融資刑法問題的研究走向深入。
從發展軌跡來看，我國的政策和相關法律對民間融資問題的態度，大致經歷了一個由緊到松的逐步發展歷程，這一點尤其表現在民法領域率先全面認可民間借貸合同的法律效力。刑法在未來修訂的過程中如何面對這一發展趨勢，值得刑法學界不斷研究下去。
我們對民間融資刑法問題的研究還只處于起步階段，書中難免存在不當之處，尤其是對不少問題的闡述還不夠深入。此外，對一些重大論題，因思考得不夠成熟，未能在書中展開分析。今后，我們仍將在這一領域不斷探索。

劉媛媛，天津商業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曾在各類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二十余篇，出版學術專著兩部。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等省部級項目三項。

王立爭，天津商業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曾在各類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五十余篇，出版學術專著三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一項，省部級項目兩項.

第一章 民間融資與刑法的交織
第一節 民間融資刑法規制的理論回顧與展望
第二節 民間融資刑法規制的社會背景：金融危險

第二章 民間融資刑事法網的理念塑造
第一節 風險社會的興起與民間融資刑事法網的理念轉換
第二節 刑法謙抑性與民間融資刑事法網的理念更新

第三章 民間融資刑事法網的中心犯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第一節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中“公眾”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認定
第二節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犯罪屬性辨析
第三節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中“擾亂金融秩序”的判定
第四節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總體思考

第四章 民間融資刑事法網與周邊犯罪
第一節 民間融資與洗錢罪
第二節 民間融資與逃稅罪

第五章 民間融資中的暴力型犯罪：以綁架罪為例
第一節 綁架罪立法概況
第二節 綁架罪的罪名與罪數
第三節 綁架罪的死刑適用問題

第六章 民間融資刑事法網的刑罰適用
第一節 酌定減輕處罰權與民間融資犯罪的刑罰改革
第二節 減輕處罰在民間融資犯罪中的具體適用
第三節 減刑制度在民間融資犯罪中的具體適用
第四節 民間融資犯罪中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貫徹

主要參考文獻
后記

《民間融資的刑事法網研究》：
可以肯定的是，謙抑性觀念要求刑法的發動應當謹慎，但這并不意味著非犯罪化已經成為我國的主流。在我國當前的社會形勢下，仍然有強調適度犯罪化的必要，應當反對過度的犯罪化和大規模的非犯罪化，這一點，在當前中國經濟轉型、民間融資既存在大規模渴求又存在泛濫隱患的社會情境下，尤其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首先，適度的犯罪化符合當前中國的現實國情。刑法的調控范圍即犯罪圈的大小雖然最終由立法者圈定，但并不是由其個人意志決定的，而是由許多客觀因素所決定，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社會現實的需要。可以說，客觀的社會情勢決定了在較長時期內犯罪化將成為中國刑法立法的基本趨勢。②從立法進程來看，自新中國刑法制定之初，宜粗不宜細的立法指導思想即決定了刑法典難以適應突飛猛進的社會現實，需要不斷加以完善，大量單行刑法、附屬刑法、立法解釋、司法解釋、修正案的頒布正說明了這一點。在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得社會關系日益復雜化，各種轉型時期的矛盾也層出不窮，諸多新的危害行為不斷涌現，一些過去并不突出的危害社會行為日益突出且危害嚴重，需要運用刑法進行規制。以刑法修正案為視角來看，歷次修正案都有特定的啟動契機（如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就是為了打擊全球范圍內的恐怖主義活動而制定的，而個人信息被猖獗泄露或利用、組織未成年人進行違法活動現象的日益嚴重則促使了《刑法修正案（七）》的誕生），恰恰說明我國社會矛盾之新發、廣泛和嚴重，在非刑事法律規范表現無力的時候，需要刑法的及時介入。民間融資活動如果單純依靠民法進行規范，則主要局限于融資過程中借款合同的效力、融資企業的治理等問題，對于嚴重危及金融安全的非規范化融資行為，則缺少有效的規制手段，刑法對民間融資行為的適度犯罪化就顯得尤為必要。
其次，國外的非犯罪化運動不能盲目照搬。眾所周知，我國的犯罪具有“立法定性+定量”的特點，與國外許多國家犯罪概念的“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特點大相徑庭。我國嚴格區分犯罪與一般違法行為的界限，只將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規定為犯罪，而國外許多國家則對危害行為的程度沒有量化的要求。如法國刑法將犯罪區分為重罪、輕罪和違警罪，對違警罪只處以罰金和資格刑，類似于我國對行政違法行為的處罰。非犯罪化運動一般就是針對違警罪而言的。當這些國家在對此類犯罪行為進行非犯罪化時，我國則根本不存在相對應的問題。相對于其他國家來說，我國刑法處罰的范圍本已很小，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我國的非犯罪化進程遠遠走在世界前列。與此相對的是，犯罪化的進程卻有待推進。典型的如環境犯罪的立法，20世紀70年代以前，各國只對破壞森林、野生動物等具有經濟價值和直接影響人類生存環境要素的行為予以刑事制裁。20世紀70年代以后，環保事業迅速發展，受保護的范圍逐漸擴大為包括大氣乃至外層空間、土地、各類水體、一切生物資源、礦藏和文化環境在內的全部人類環境。這樣，危害環境的犯罪行為及其罪責內容也相應得到擴大。如日本國會在1970年制定了《關于危害人體健康的公害罪處治法》，全面確立了對危害環境行為的刑事制裁制度；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也把違反《清潔水法》《資源保護和再生法》等犯罪行為從輕罪劃入重罪，并成立專門的環境犯罪署用來查處環境犯罪。①從目前的情況看，發達國家的環境刑事立法要比發展中國家完善得多，對環境要素的刑事保護范圍也要周全得多。我國目前生態環境惡化，人為因素導致的環境事故愈演愈烈，正需要以刑罰手段有力地保護生態環境。發達國家的環境刑法方面的立法經驗，無疑對我國在此領域的刑事立法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立法現狀決定了不能盲目跟隨國外潮流，而應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就目前的情況看來，國外非犯罪化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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