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我直言（簡體書）

本書彙集了李鎮西老師近兩年來關於教育、社會熱點的思考評論，比如《我們正在毀滅我們本來追求的美好》《我為郎平叫好，也為傅園慧喝彩》《學生給老師撐傘，何錯之有？》《最好的學校要招最好的學生？》等，其中不少文章還引起過不小的反響乃至爭議。思考必然會伴隨著爭議，甚至可以說，沒有觀點的碰撞就沒有思想的誕生。他希望觀點的碰撞能成為君子之交的常態。

李鎮西，男，1958年生。一位深受孩子愛戴也深深愛著孩子的老師。多年從事中學語文教學和班主任實踐，也曾從事學校管理工作。現擔任新教育研究院院長，並任成都市武侯區新教育辦公室負責人。獲得各級榮譽若干項，出版教育專著數十部。他的教育理念是：“樸素最美關注人性做真教育，幸福至上享受童心當好老師。”

作為“教師”“知識分子”“公民”，在李鎮西老師眼中，天下所有的事都是“教育”！他無懼爭議，歡迎“碰撞”，對近兩年來的教育現象、社會熱點進行深度思考和剖析，以責任之名彙集成冊，對學生對好的公民進行教育示範。

序 言

這本小冊子彙集了我近兩年來關於社會評論、教育思考的一些文字。有的篇章還引起過不小的反響或爭議。
曾經有人好心地勸我：“你就是一個教師，多談談教育，不要去碰社會問題，容易惹火燒身，何苦呢？”我總是這樣回答：“我是教師，所以我同時是一名知識分子，更是一個公民。何況在一個真正的教師眼中，天下所有的事都是‘教育’！”現在我依然這麼認為。所以我評論“刺死辱母案”（《我該如何給學生講于歡？》），譴責屯留縣紀委對幾名自費吃飯教師的荒唐“處分”（《誰給誰“抹了黑”？》），批評各種類似“創衛”活動對教育的嚴重干擾（《請饒了教育吧！》）……我這樣做，無非是承擔一個公民應有的社會責任，也是對學生對好的公民的教育示範。
至於談論教育話題，更是我的“分內事”了。長期以來，包括教師在內的不少人習慣於關閉自己的大腦，迷信書本，迷信領導，迷信權威，從不獨立思考，而且還視獨立思考為“危險”，叫學生“不要亂說亂寫”。這樣的教師，企盼他培養一代公民，不但緣木求魚，而且南轅北轍。其實，我的許多思考並不“深刻”，說的都是常識。我們有太多的“前沿觀點”“新潮理念”，而常識卻被遮蔽了。因此，我一旦談本來眾所周知卻幾乎人人遺忘的常識時，便顯得“獨特”而“深刻”了。其實不然。比如《最好的學校要招最好的學生？》《“人”是高於一切的目的》《動輒標榜“教育創新”，至少是一種無知》《教育不是拿給別人欣賞的》《急功近利是教育的天敵》等等，說的都是前人已經說過的常識，只是這些常識現在被淹沒了。因此，我最近幾年不斷言說的主題，就是讓教育回到起點，遵循常識。
思考必然也應該伴隨著爭議，甚至可以說，沒有觀點的碰撞就沒有思想的誕生。這也是常識。雖然我們的祖先早就講過“君子和而不同”，但其實中國思想史總體上看還是黨同伐異的時候多，儘管也有過“百家爭鳴”的時代。人們往往容易把觀點不同往人際關係上扯，甚至一言不合便互相謾駡，而且吵著吵著便離開了觀點而直奔對方的道德人品。於是一旦遇上爭論，君子大多變成了小人。這是中國當代一直沒有學術繁榮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一直認為，做人和為學在“道”的層面是相通的，都需要“真”（誠摯和嚴謹）；但在“術”的層面，二者還是有不同的呈現方式的，那就是為人處世以“曲”為善――溫文爾雅、溫柔敦厚、彬彬有禮、婉約和善，研究學問以“直”為美――觀點鮮明、開門見山、單刀直入、一針見血。這樣且行且思且寫且爭（爭論），幾年下來，我除了因為觀點不同被一些人諷刺挖苦攻擊謾駡之外，也交了不少真正的朋友。比如，我曾因爭論而結識了三位君子。
拙文《請稱校長為“老師”》提出一個觀點：校園平等，從稱呼做起。因此我建議（在我的學校也的確是這樣做的）無論校長還是主任，一律稱“老師”。文章發表後，重慶一位叫楊德發的老師立即撰文和我商榷，他問：“現在有多少老師敢叫校長為‘老師’？”又說，現在不少校長根本就沒上課，已經不是“老師”了，憑什麼還要被稱作“老師”？於是我又寫了《民主校長，請從小事做起》，予以真誠嚴肅的回應。這麼一來二去，我們越“吵”越親熱，各自的思想也越來越豐富、全面而完整――本來我倆就是從不同的側面談同一個問題的。再後來，2016年8月，我去重慶講學，楊老師特意來聽我的講座，結束後又陪我吃飯，席間我倆暢談甚歡。有一個細節讓我感動：正是重慶“火爐”的季節，可楊老師為了表示對我的尊重，特意西裝革履，儘管汗流不止，他卻依然保持君子風度。
《最好的學校要招最好的學生？》在《中國教育報》發表後，反響強烈。贊成者如著名學者石中英先生說我提了一個“李鎮西之問”；反對者則譏諷“李鎮西太扯了”。不久，《中國教育報》發表《假如最“好”學校招最“差”學生》一文提出不同的觀點和我商榷，作者為廈門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校長姚躍林。說實話，我當時感覺姚校長和我說的“對不上號”，所以沒回應，但我對姚校長行文的嚴肅認真心升敬意。幾個月後，我讀了姚校長的另一篇文章《給班主任減負比加薪更現實》，談的是校長如何減輕班主任的無效勞動。當時我很感動，感到這是一位有人情味的校長。於是寫了一篇文章回應，對他的文章表示認同和贊許。再後來，我偶然讀到姚校長的大作《讓教育帶著溫度落地》，被他富有溫度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實踐深深打動，忍不住寫了一篇書評《“人要生活在‘人’當中”》，發表在《中國教育報》，而當時我和姚躍林校長還素不相識，但因為“商榷”，我倆後來在微信上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該如何給學生講于歡？》在我的微信公眾號“鎮西茶館”推出後，閱讀量達三百萬。此文在引起廣泛點贊的同時，也引起不少爭議。有朋友轉給我一篇批評我的文章，題目是《不能繼續宣揚“以暴制暴”的歷史邏輯》，作者是陝西師大附中的楊林柯老師。在這篇文章中，他寫道：“李鎮西先生認為于歡不僅殺人無罪，而且應該成為英雄，他捍衛的是孝道，保護的是母親，面對這種羞辱母親尊嚴的惡劣行為，揮刀指向那些惡人沒有什麼罪過，恰恰是值得表彰的英雄行為。但這個邏輯依然是‘水滸化’的了，沒有走出‘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用這樣的歷史邏輯思考現實問題，指導普通教師對學生言說‘辱母殺人案’，我認為是危險的。”他還對我“自詡‘法盲’”感到憂慮。
楊老師我不認識，不過“楊林柯”這個名字我眼熟，時不時讀到他富有見地的文字，但這篇文章我實在難以苟同。也許是站的角度不同，也許是他沒細讀我的文章，總之，他說我在宣揚“以暴制暴”是嚴重誤解了我。不過我能理解他的思路，其實他的憂慮也是我在教育中所儘量避免的，而且楊老師行文嚴肅卻態度溫和，文風很正，字裡行間洋溢著君子風範。於是我主動把他的文章轉發到我的微信朋友圈裡以讓更多人看到。我的按語是：“我雖然不同意本文觀點，但我看作者態度是嚴肅的，沒有惡意。我歡迎不同觀點。只是有一點，我沒有自詡‘法盲’，我已經被刪的那篇文章中有一句‘恕我“法盲”……’，特意加了引號，是有特定含義的。其他不解釋了，任人評說吧！”我還在他的文章後面留言，感謝他的直言，並解釋：“我這幾天特別忙，沒有時間寫應對的文章了。有機會再向您請教，好嗎？問好！”他很快作出回應：“我沒見過李老師，但讀過您許多文章，也很受教，許多文章觀點我是贊同的，理性、客觀、溫和，顯示出長者風度，引導基層教師進步。但這一篇我與您觀點不同，不是有意求異，而是發自內心地擔心，這個世界，需要更多理性清明的公民。文中有些引述不當，是因為寫這篇文章時已經看不到李老師的文章了，如記憶或理解錯誤，也請李老師多包涵，畢竟，人和人之間信息不對稱是永恆存在的事實，誤解也是世界的真實。問好！”其實，我估計在這個問題上我倆最終都沒說服對方――至少他沒說服我，但這不妨礙我們尊重對方。我想，求同存異固然好，有時候不求同只存異也無妨。對我來說，這一“碰撞”的收穫是，我和楊林柯老師成了好朋友。現在我們每天都在微信上見面。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說話很直率，包括我的文字，但我對向我提出不同觀點的人向來尊重。如果對方說得對，我就接受，並致以謝意――哪怕對方語言不那麼中聽。舉一個例子，曾有一位特級教師說我在文中自稱“公共符號”不妥，我當即公開承認我說錯了，並向他表示感謝。如果對方是對我觀點的誤解，我就當作是對自己的提醒，以後避免那種錯誤的觀點，我同樣表示感謝；如果對方確實不懷好意，陰陽怪氣，諷刺挖苦，那我不理他就算了。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哪有精力和他吵架？套用一句網絡用語：“理他算輸！”我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和他一樣的人格境界。
曾經有一句話被當作法國思想家伏爾泰的名言廣為流傳，後來有學者考證出這話並非伏爾泰所說，而是《伏爾泰之友》的作者霍爾說的，但這句話本身是不錯的：“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我想，這就是君子風度，也是學者的氣度。真希望思想爭鳴能夠成為君子之交的標誌，不同觀點的碰撞能夠成為真正好朋友之間的交往常態。我願意從自己做起。
李鎮西
2017年4月7日

目錄
序 言
不平則鳴
祖國到底多少歲？ \ 003
憑什麼要我給你投票？ \ 006
我們正在毀滅我們本來追求的美好 \ 008
試問“冷血院長”陳玲 \ 012
別用“法盲”二字為陳玲的冷血開脫 \ 015
我為郎平叫好，也為傅園慧喝彩 \ 018
假話何以春風得意？ \ 022
抽象的“愛國”並不能說明什麼 \ 028
抵制“正能量謠言” \ 031
誰給誰“抹了黑”？ \ 035
請饒了教育吧！ \ 041
任何靠搶奪生源而取得中高考輝煌的都是“耍流氓” \ 045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過於“被耍流氓” \ 049
觀點碰撞
學生給老師撐傘，何錯之有？ \ 059
最好的學校要招最好的學生？ \ 062
其實所謂“好學生”也不好教 \ 066
教師和醫生“沒有可比性”嗎？ \ 073
教師節不是“優秀教師”節，也不是“教育教師”節 \ 077
教師節需要的是改進，而不是取消 \ 080
教師從事的絕不是一項普通的職業 \ 085
教育，請別以“嚴”的名義對錢文忠們讓步 \ 088
“人”是高於一切的目的 \ 102
雖然無奈，卻有必要，且很光榮 \ 106
不是“神話”，談何“破滅”？ \ 117
動輒標榜“教育創新”，至少是一種無知 \ 131
自由，是教育創新的前提 \ 136
有些家長為何要逃離中國教育？ \ 141
叩問教育
教育不是拿給別人欣賞的 \ 147
以人為本，還是以“證”為本 \ 149
公民教育不僅僅是公德教育 \ 153
法制教育不是“聽話教育”，更不是“恐嚇教育” \ 155
校長應該少聽課，多談心 \ 157
這個優生打了誰的耳光？ \ 160
版面費何以長盛不衰？ \ 165
母校以什麼為驕傲？ \ 169
校名上的文化內涵和文化自信 \ 173
急功近利是教育的天敵 \ 177
世界上多數國家都允許學校體罰學生嗎？ \ 180
懲戒不等於體罰，但如何有效地懲戒？ \ 186
細思碎想
賦予紅領巾更豐富的內涵 \ 193
如何對學生進行抗戰歷史教育？ \ 195
追求教育的真境界 \ 199
微小而真實的善良 \ 203
陶行知研究會最該做什麼？ \ 205
請稱校長為“老師” \ 208
校長一定要“兼課”嗎？ \ 211
民主校長，請從小事做起 \ 216
我為這張領導“靠邊站”的照片點贊 \ 220
請給班主任鬆綁 \ 223
被勤奮的教師、家長和孩子 \ 226
真課改三問 \ 230
“辦學校、做教育、當老師就必須講正氣！” \ 234

精彩書摘一
《我們正在毀滅我們本來追求的美好》P008
在某中學的運動會開幕式上，一個學生方隊在班主任的帶領下，一邊喊著高昂的口號，一邊邁著整齊的步伐，從主席臺前精神抖擻地走過。方隊前排的孩子舉著一條橫幅：“低調是最牛逼的高調！”也許這個班的孩子想表達一種班級自豪感吧，然而他們可能不知道，他們自以為很個性的“牛逼”二字，已經讓他們班的形象黯然失色。
很難說天真無邪的孩子們有什麼惡意，因為“牛逼”這個詞已經成了許多人口中的常用語了，包括這個班的班主任――一個很美麗的女孩――可能也不知道這個詞的本意。於是，粗鄙的語言就這樣無知地侵入了校園。
侵入校園的當然不只是“牛逼”，還有“傻逼”“逗逼”等“逼”系列詞語，還有“尼瑪”“臥槽”“我靠”“哇塞”等網絡語。似乎不用大驚小怪，放眼社會，包括網絡社會，這些詞都很“正常”，許多名人，包括我真心尊敬的文人學者，也都這樣說。比如，我看過某著名畫家接受採訪的視頻，“牛逼”時不時從他嘴裡冒出來，的確“很顯個性”；還有我剛剛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內容相當不錯，但題目是《誰有問題誰牛逼》。
過去不能明說，最多私下朋友間在口語裡面說說的詞，現在也堂而皇之地登上公共平臺。比如“屌絲”和“牛逼”，本來――恕我不得不明說了――指的是男性生殖器及陰毛、牛的生殖器，但現在無論男女，都喜歡大大方方地自稱“屌絲”，或理直氣壯地說“牛逼”。包括電視臺的主持人，我不止一次看到電視裡女主持人毫無羞赧地談“屌絲”說“牛逼”。
突然想到前段時間的電影《老炮兒》。該片中的主角六爺滿口粗話。我曾經在微信上對此表達憂慮，說如果我的孩子還小，我是不會讓她去看的。而且我相信大多數家長也會這樣想。但馬上有北京的朋友跟我說：“李老師，您不瞭解北京的胡同文化，有理解上的隔膜。”我的確不理解，為什麼北京胡同的文化就是滿口髒話的文化？幸好有同樣是北京的朋友告訴我：“我就是在北京胡同長大的，我就見不慣這種美醜扭曲的東西！”後來我進一步瞭解到，其實老北京人一般不會滿嘴髒話，就是罵人也要罵得優雅，不用髒字。從老舍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就算是最底層的人力車夫，說話也不帶髒字眼的。說髒話的，都是壞人。這是一種積澱的教養，而這份教養與文憑沒有必然聯繫。我小時候回鄉下老家，長輩之間、同輩之間以及上下輩之間，都那麼客客氣氣，互相謙讓。我不敢說他們都沒說過髒話，但至少在公眾場合（現在叫“社交場合”），彼此都是很文明的――他們叫“講禮”。
不只是語言學家，還有許多有識之士已經指出，這些粗鄙語言因網絡而日常化，表明了一種優雅文明正在面臨挑戰。我同意這個判斷。這不是保守。語言“約定俗成”的規律並不表明粗鄙詞匯的流行都是語言發展的必然；一個民族優美得體的語言還是應該以文明為內核。而現在，所謂“詩書之國”“禮儀之邦”的百姓甚至文人，都以語言粗鄙為正常，這絕不是正常的。復旦大學中文系嚴峰教授說：“今天，好像你要做好人，也得帶髒字，因為髒字眼好像代表你是一個性情中人。反而說話像我們以前這麼文雅的，感覺有點假，人家就覺得你做作，可能是偽君子。”我認為，這種“正常”恰恰是可怕的。
還有一種情況，倒不是出於“個性”而是因為無知。本文開篇所說就是一例。這裡再舉一個例子，我不止一次聽我身邊的一些女孩說“哇塞”。心裡真的不舒服，因為這詞的本意非常不雅。當然，我也知道說這個詞的女孩大多不知道這個詞的本義，只是將這兩個字當作表示驚歎的詞罷了。但是，說的女孩不知道，不等於聽的人也不知道。如果她們後來知道了這個詞的本義，該多麼臉紅啊！
五彩繽紛的語言泡沫淹沒了我們的莊嚴的思想與純真的情感。我們在輕鬆搞笑的調侃中，失去了某些應該有的神聖與敬畏。乾脆說，我們賴以娛樂的網絡正在毀滅我們本來追求的美好。正如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說：“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強行禁書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失去任何禁書的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願意讀書；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剝奪我們信息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奧威爾害怕的是真理被隱瞞，赫胥黎擔心的是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奧威爾害怕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受制文化，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遊戲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訪美麗新世界》裡提到的，那些隨時準備反抗獨裁的自由意志論者和唯理論者‘完全忽視了人們對於娛樂的無盡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們受制於痛苦，而在《美麗新世界》中，人們由於享樂失去了自由。簡而言之，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尼爾•波茲曼20多年前寫的這段話，當然不是針對今天網絡粗鄙語言的，但我讀著卻很自然地想到了中國的今天，古老而典雅的漢語正在被“牛逼”與“屌絲”追殺得無路可逃，瀕臨絕境。――也許我言重了，但沉重的現實讓我無法不悲觀。
有朋友說：“官方語言無權替代更無權逼迫強姦民間語言。”甚至還有朋友說：“如果動用文化權力壓制民間語言包括網絡流行語的傳播，這不但有悖民主自由的理念，而且是赤裸裸的文化專制。”我不同意這種說法。第一，我批評的只是粗鄙的語言形式，而非具體詞匯所表達的內容。雖然語言形式總是和一定的內容相聯繫，但畢竟不直接絕對等同於語言內容。同一個意思，所能選擇的詞並非唯一。我的意思是，在表達某種思想情感的時候，最好避開不雅詞匯。第二，不能把民間語言與粗鄙語言畫等號。民間語言其實並不全是鄙陋不堪的，正如所謂“官方語言”未必都純潔高雅一樣。第三，對網絡語言的流行我不一概反對，諸如“顏值”“點贊”“高大上”“你懂的”“也是醉了”“嚇死寶寶了”等等，或簡潔或幽默或含蓄，豐富了語言表達，不也挺好嗎？完全可以廣泛使用。
還想強調的是，我這裡只說的是語言形式，不涉及言者要表達的思想感情。當然，二者顯然不能截然絕對分開，如果要仔細從學術上去探討，這篇文章將沒完沒了，我只是大體這麼說說。如果把粗鄙語言等同於民間語言，把高雅語言等同於官方語言，只要粗鄙的語言便是“民間”的，只要高雅的語言便是“官方”的，進而上升到“民主”與“專制”的“政治高度”，這是不是典型的“上綱上線”或“站隊思維”呢？
當然，語言的流行與淘汰是一個很大的話題而且很學術，我不可能在這篇幅有限的短文裡深入探討；我也沒那個使命更沒那個能力“扭轉乾坤”，讓這些粗鄙語言一夜之間在生活中消失。
其實，“粗鄙”這個概念也是含混不清的，誰能界定什麼是“粗鄙”？的確要警惕強權以“純潔語言”為由實施語言專制。但我這篇文章所說的“粗鄙語言”特指赤裸裸直指男女生殖器的不雅詞匯，這些詞匯在公共場合日常生活中廣泛運用，我還是認為不妥。當然，如果這些赤裸裸的不雅詞匯在私人場合彼此開玩笑說說，也無傷大雅，因為這並不妨礙任何人，更不會產生任何社會不良影響。然而在正式的媒體上，在課堂上，在公共場合，我覺得還是不說為好。
我反對粗鄙語言在公共場合流行，也只是我個人的觀點，沒有半點文化權力在手的我，即使想“壓制”誰也無計可施。但是，我是教師，而且是語文教師。我覺得我能做到的是：第一，我不說這些詞；第二，讓我的學生也不說這些詞。請別給我說什麼“社會環境就這樣，學校和教師潔身自好有什麼用”，守住我們的課堂與校園，如士兵保衛城堡一樣，自然而神聖。理由我不用多說，對於教育而言，沒有教師的優雅，就沒有學生的優雅，而沒有學生的優雅，就沒有未來中國的優雅。更不用“論證”為什麼社會生活中的一些話教師就是不能說！――對於一個學校來說，教師不說髒話，還需要論證嗎？
2016年2月2日
精彩書摘二
《我為郎平叫好，也為傅園慧喝彩》P018
前天上午，我乘坐大巴從千島湖前往杭州，心裡卻惦記著裡約的女排決賽。無法看電視，我便用手機分別跟我的學生和高中同學聊微信，讓他們給我“現場播報”比賽情況。我一邊看手機微信上的比分，一邊給全車的人“轉播”：22∶21、22∶22、23∶22……每一個比分都牽動著大家的心。當比分打到23∶23時，大家一起喊：“女排雄起！”“女排加油！”好像我們不是在大巴上，而是在裡約奧運會的決賽現場。最後，當中國女排以25∶23贏得勝利時，車廂裡一片歡呼！
我相信，在那一刻，整個中國都在沸騰。我感覺又回到了80年代。對我來說，以郎平為代表的中國女排就是我青春的記憶，這記憶有1981年我在大學校園的學生宿舍樓下，第一次通過小小的黑白電視看到中國女排首次獲得世界冠軍；也有幾年後我在中學教室裡，和學生一起圍著講臺上尺寸稍大一些的黑白電視，見證中國女排的第五次奪冠。30多年來，很少有人像郎平那樣成為能夠同時讓幾代中國人激動、振奮和心血澎湃的偶像。前天，“郎平”二字毫無疑問成為幾乎所有中國人嘴裡出現頻率最高的名字。套用一句時尚的話來說，她是真正的“國民女神”。
遙想當年，郎平和她的戰友們第一次站在世界冠軍領獎臺上時，一個民族剛剛從“文革”的廢墟上站起來，一個國家剛剛拉開改革開放的大幕。“十年浩劫”讓許多人理想破滅，精神迷茫――《中國青年》雜誌關於“潘曉來信”的討論――“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就是一個典型的標誌。那時候，中國需要精神支柱，需要民族凝聚力，需要國家尊嚴感，於是“中國女排”應運而生。應該說，那時候各行各業都學“女排精神”，雖然有官方的宣傳意圖和效應，但不可否認，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學習女排，振興中華”是發自內心的真誠願望。畢竟一個傷痕累累的民族太希望崛起了。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中國在國際體育比賽中高歌猛進：從奧運會上“零的突破”到各項賽事“捷報頻傳”，最後成為“金牌大國”――當然也有我們至今想起來就很痛心的一些“不爭氣”的項目。與此同時，中國漸漸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此背景下，“女排精神”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當然這裡面也有中國女排本身一度低谷的因素，但主要原因還是人們越來越淡定從容地面對“金牌”，越來越專注於體育本身而不是體育以外的“民族精神”――換句話說，我們不再動輒就把奪得金牌與“為國爭光”捆綁在一起，不再簡單地把體育比賽的勝利和“民族振興”甚至“實現中國夢”畫等號。我認為，這不但是時代的進步，也是一個民族的成熟。
當然，前天女排奪冠表面上似乎又重現了35年前女排首奪冠軍的情景。畢竟中國女排好多年沒有這麼揚威世界、揚眉吐氣了，這讓許多人找回了“當年的感覺”。而且，和以往相比本屆奧運會中國隊奪金的亮點不多，現在中國女排一路過關斬將，一下便“擊中”了億萬中國人的興奮點。於是，“萬眾一心”“熱血沸騰”“中國必勝”“祖國萬歲”……這些熟悉的短語不但又出現在媒體上，也情不自禁地出現在許多國人（比如我）的心裡；一個久違的概念被喚醒了：“女排精神”。
我至今不否認“女排精神”曾經起到過的積極作用，我也曾經為“女排精神”而激動過。但是，以今天的眼光看，所謂“女排精神”從來就沒有特定的內涵。我剛才百度了一下，得知“女排精神”的內涵是：“無私奉獻精神，團結協作精神，艱苦創業精神，自強不息精神。”這個解釋正好印證了我剛才所說的――所謂“女排精神”並沒有特定的內涵。“無私奉獻”“團結協作”“艱苦創業”“自強不息”這四條並不是體育本身所特有的品質，它適用于各行各業的先進模範人物（單位）。我進而再想到，幾十年來，我們盛產了許多“精神”：“抗洪救災精神”“抗震精神”，甚至還有“抗非典精神”。總之，一次災難就會誕生一種“精神”，而這些“精神”大多由相同或相似的詞語概括，放之四海而皆準。我不否認精神的力量，所謂“人是要有一種精神的”；女排姑娘的勝利當然也和她們為國爭光、刻苦訓練、立志奪冠、頑強拼搏、不屈不撓等精神分不開，但是難道前幾年女排處於低谷的時候，隊員們就不願意“為國爭光”嗎？難道她們就沒有“刻苦訓練”嗎？所以僅僅有“精神”是靠不住的，還要有專業的素質與技能。郎平也說：“不要因為我們贏了一場就談女排精神，也要看到我們努力的過程。女排精神一直在，單靠精神不能贏球，還必須技術過硬。”
聽聽，這話說得多好，多實在！的確，沒有過硬的技術，什麼“精神”都沒用！郎平本人從中國的一名優秀運動員到世界級的教練，絕不僅僅是因為有“愛國”“敬業”“奉獻”等精神，而更有“精神”之外的品質：作為運動員，她具有高度精湛、真正“過硬”的排球技術，還具有排球運動所需要的一流的肌肉力量、速度、耐力、靈活性、柔韌性、彈跳力、調整力、心理承受能力等等；作為教練，她注重對體制的突破與創新，對新人的發現與培養，具有出眾的管理能力、開闊的國際視野……她因此被認為是“中國最早具有獨立意識的職業體育人”。而這一切，都與人們通常所謂的“女排精神”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因此，“不要因為我們贏了一場就談女排精神”，郎平這話值得熱血沸騰的我們冷靜咀嚼。更不可因為一場女排的勝利，又將中國女排的精神力量無限拔高，再次上升到“國家強盛”“民族復興”的高度。是的，當女排姑娘站在領獎臺上含淚高唱國歌的時候，我們也油然產生一種民族自豪感，因而同樣熱淚盈眶，這是非常自然的情感；但如果因而再次把每一塊金牌和“祖國榮辱”捆綁在一起，那便遠離了體育。就在女排奪冠的前夜，林丹輸了，無緣獎牌，但國人輿論依然把他視為英雄，沒有人責怪林丹“為祖國丟臉”。這就是中國的進步。
我在微信上用“偉大”來評價郎平，我覺得並不過分。包括對中國女排的姑娘們，我也願意真誠地把讚美獻給她們。但是我注意到，有些文章在歌頌郎平和女排姑娘時，或含蓄或公開點名地貶低傅園慧們。比如我就看到一篇文章，批評“個別運動員對於勝負過於無所謂的態度”，還直接以中國女排為對比，說中國女排的姑娘們“雖然沒有傅園慧那樣的‘洪荒女’段子手”云云。在這些作者眼裡，只有郎平才是“滿滿的正能量”（其實，這個短語在我看來簡直俗不可耐），而傅園慧們自然就是“負能量”了。我毫不掩飾我對這種“二元思維”的極度反感。請問，允不允許每個運動員有自己的個性？允不允許每個運動員有自己的想法？允不允許每個運動員有自己的語言？允不允許每個運動員有自己的表情？非要中國再回到千人一面萬人一語的時代嗎？我承認，從比賽名次上說，中國女排的金牌和傅園慧的銅牌的確“不是一個檔次”，但頑強拼搏、努力發揮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從容面對勝敗、讓體育回到體育本身……無論中國女排還是傅園慧不都是這樣的嗎？20歲的傅園慧不是56歲的郎平，如果讓她說出擁有豐富人生閱歷的郎平才能夠說出的話，那不是很滑稽嗎？就像如果讓郎平說出類似“洪荒之力”的話也會讓人感到滑稽一樣。
我為郎平喝彩，也為傅園慧叫好。郎平讓世界看到了中國人的堅毅、超越、氣勢如虹、橫掃千軍……傅園慧讓世界看到了中國人的樂觀、從容、妙趣橫生、陽光活潑……都在“為國爭光”啊！沒必要以“這個”去貶低否定“那個”。中國，需要這樣的千姿百態；中國體壇，需要這樣的五彩繽紛。
這才是完整的中國，這才是健全的中國人。
2016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