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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語言學涉獵面其實很廣,舉凡任何和語言甚至文字有關的現象,都值得深入探討和分析。作為語言的研究者,作者相信任何一個人張嘴吐舌,發放聲音,每個聲音、每個詞語、每個句子,都是按著一定的規律組合,表達自己心中想表達的意思;要是在聲音高低、用詞造句方面,略有挪動,那麼表達的意思或語氣也就有所不同。作者的研究重點放在漢語,對歷時和共時變化的觀察、對方言之間的異同、對漢語教學所面對的各種課題,都有精闢的見解。
張洪年,香港中文大學學士、碩士,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1994年任教柏克萊,2000年榮休。後轉香港科技大學執教,2004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講座教授,2010年榮休。

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系列 總序

金耀基

 

今年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創校六十周年,新亞書院之出現於海隅香江,實是中國文化一大因緣之事。1949年,幾個流亡的讀書人,有感於中國文化風雨飄搖,不絕如縷,遂有承繼中華傳統、發揚中國文化之大願,緣此而有新亞書院之誕生。老師宿儒雖顛沛困頓而著述不停,師生相濡以沫,絃歌不輟而文風蔚然,新亞卒成為海內外中國文化之重鎮。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新亞與崇基、聯合成為中大三成員書院。中文大學以「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為願景。新亞為中國文化立命的事業,因而有了一更堅強的制度性基礎。1977年,我有緣出任新亞書院院長,總覺新亞未來之發展,途有多趨,但歸根結底,總以激揚學術風氣、樹立文化風格為首要。因此,我與新亞同仁決意推動一些長期性的學術文化計劃,其中以設立與中國文化特別有關之「學術講座」為重要目標。我對新亞的學術講座提出了如下的構想:

 

「新亞學術講座」擬設為一永久之制度。此講座由「新亞學術基金」專款設立,每年用其孳息邀請中外傑出學人來院作一系列之公開演講,為期二週至一個月,年復一年,賡續無斷,與新亞同壽。「學術講座」主要之意義有四:在此「講座」制度下,每年有傑出之學人川流來書院講學,不但可擴大同學之視野,本院同仁亦得與世界各地學人切磋學問,析理辯難,交流無礙,以發揚學術之世界精神。此其一。講座之講者固為學有專精之學人,但講座之論題則儘量求其契扣關乎學術文化、社會、人生根源之大問題,超越專業學科之狹隘界限,深入淺出。此不但可觸引廣泛之回應,更可豐富新亞通識教育之内涵。此其二。講座採公開演講方式,對外界開放。我人相信大學應與現實世界保有一距離,以維護大學追求真理之客觀精神,但距離非隔離.學術亦正用以濟世。講座之向外開放,要在增加大學與社會之聯繫與感通。此其三。講座之系列演講,當予以整理出版,以廣流傳,並儘可能以中英文出版,蓋所以溝通中西文化,增加中外學人意見之交流也。此其四。

 

新亞書院第一個成立的學術講座是「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此講座以錢賓四先生命名,其理甚明。錢穆賓四先生為新亞書院創辦人,一也。賓四先生為成就卓越之學人,二也。新亞對賓四先生創校之功德及學術之貢獻,實有最深之感念也。1978年,講座成立,我們即邀請講座以他命名的賓四先生為第一次講座之講者。83歲之齡的錢先生緣於對新亞之深情,慨然允諾。他還稱許新亞之設立學術講座,是「一偉大之構想」,認為此一講座「按期有人來赓續此講座,焉知不蔚成巨觀,乃與新亞同躋於日新又新,而有其無量之前途」。翌年,錢先生雖困於黃斑變性症眼疾,不良於行,然仍踐諾不改,在夫人胡美琦女士陪同下,自台灣越洋來港,重踏上闊別多年的新亞講堂。先生開講的第一日,慕其人樂其道者,蜂擁而至,學生、校友、香港市民千餘人,成為一時之文化盛會。在院長任內,我有幸逐年親迎英國劍橋大學的李約瑟博士、日本京都大學的小川環樹教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狄百瑞教授,和中國北京大學的朱光潛先生,這幾位在中國文化研究上有世界聲譽的學人的演講,在新亞,在中大,在香港都是一次次文化的盛宴。1985年,我卸下院長職責,利用大學給我的長假,到德國海德堡做訪問教授,遠行之前,職責所在,我還是用了一些筆墨勸動了哈佛大學的楊聯陞教授來新亞做85年度講座的講者。這位自嘲為「雜家」、被漢學界奉為「宗匠」的史學家,在新亞先後三次演講中,對中國文化中「報」、「保」、「包」三個鑰辭作了淵淵入微的精彩闡析,從我的繼任林聰標院長信中知道楊先生的一系列演講固然圓滿成功,而許多活動,更是多采多姿。聯陞先生給我的信中,也表示他與夫人的香港之行十分愉快,還囑我為他的講演集寫一跋。這可説是我個人與「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畫下愉快的句點。此後,林聰標院長、梁秉中院長和現任的黃乃正院長,都親力親為,年復一年,把這個講座辦得有聲有色。自楊聯陞教授之後,賡續來新亞的講座講者有余英時、劉廣京、杜維明、許倬雲、嚴耕望、墨子刻、張灝、湯一介、孟旦、方聞、劉述先、王蒙、柳存仁、安樂哲、屈志仁諸位先生。看到這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傑出學者,不禁使人相信,東海,南海,西海,北海,莫不有對中國文化抱持與新亞同一情志者。新亞「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的許多講者,他們一生都在從事發揚中國文化的事業,或者用李約瑟博士的話,他們是向同代人和後代人為中國文化做「佈道」的工作。李約瑟博士説:「假若何時我們像律師辯護一樣有傾向性地寫作,或者何時過於強調中國文化貢獻,那就是在刻意找回平衡,以彌補以往極端否定它的這種過失。我們力圖挽回長期以來的不公與誤解。」的確,百年來,中國文化屢屢受到不公的對待,甚焉者,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且遭到「極端否定」的命運。正因此,新亞的錢賓四先生,終其生,志力所在,都在為中國文化招魂,為往聖繼絕學,而「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之設立,亦正是希望通過講座講者之積學專識,從不同領域,不同層面,對中國文化闡析發揮,以彰顯中國文化千門萬戶之豐貌。

「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講者的演講,自首講以來,凡有書稿者,悉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印行單行本,如有中、英文書稿者,則由中文大學出版社與其他出版社,如哈佛大學出版社、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聯同出版。三十年來,已陸續出版了不少本講演集,也累積了許多聲譽。日前,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女士向我表示,講座的有些書,早已絕版,欲求者已不可得,故出版社有意把「講座」的一個個單行本,以叢書形式再版問世,如此則蒐集方便,影響亦會擴大,並盼我為叢書作一總序。我很讚賞甘社長這個想法,更思及「講座」與我的一段緣分,遂欣然從命。而我寫此序之時,頓覺時光倒流,重回到七、八十年代的新亞,我不禁憶起當年接迎「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的幾位前輩先生,而今狄百瑞教授垂垂老去,已是西方新儒學的魯殿靈光。錢賓四、李約瑟、小川環樹、朱光潛諸先生則都已離世仙去,但我不能忘記他們的講堂風采,不能忘記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溫情與敬意。他們的講演集都已成為新亞書院傳世的文化財了。

 

2009年6月22日

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系列總序(金耀基)   ix

粵研粵精深──張洪年教授的粵語研究(鄧思穎)   xv

前 言   xxvii

 

第一講  語法講話:傳教士筆下的舊日粵語風貌   1

第二講  從一幅地圖談起:如何認識十九世紀香港的語言   49

第三講  意在言外:誰在喊狼來了?   105

 

附錄  英文摘要   147

前言

我是一九六三年進入中文大學,在新亞書院上中文系,那年我剛好十七歲,新亞還在農圃道。十七歲的小伙子好奇心特重,對什麼都感到興趣,所以我什麼樣的課都想去修讀或旁聽。中文、英文、哲學、歷史、藝術系的課都上過一些。那個年頭,新亞是名師如雲,除了校長錢穆先生以外,還有中文系的潘重規先生、哲學系的唐君毅先生、英文系的張葆恆先生、藝術系的王季遷先生、歷史系的牟潤孫先生。我雜七雜八的上課,半懂半不懂,但總算是初入堂廡,眼界漸開。我們中文系那年一年級只有二十一個同學,大家一起上課、吃飯、參加不同的活動,一邊讀書,一邊玩樂,快活不知時日。錢先生是一九六五年離開新亞。那時我已經是大二的學生。在那兩年中,我沒有上過錢先生的課,但是錢先生的講演,我們都盡可能去聽。錢先生口音很重,我雖然會說上海話,但是兩年下來,還只能聽個大概。錢先生很喜歡下午時分,在新亞長廊上來回踱方步。他個子不大,但是在夕陽斜照底下,他背後的身影很長。我們這些十七八歲的小青年,從教室的窗戶,或是在籃球場的欄杆旁邊,望著錢先生的身影,一代宗師的風範,我們都有時候看呆了。也許是太年輕了,心態懵懂,只知道景仰,而不知道景仰背後該做些什麼。我們的系主任潘重規先生,師從黃侃先生,學問淵博。有一天,他在飯後和我們閒聊,說起他自己讀書的艱辛。三千年的經典,他在故紙堆中,埋頭苦讀二十年,這才稍稍明白別人提出任何一個小問題,背後其實都牽涉到一些更大的問題,自己這也才敢略略表示自己的看法。學海無涯,他語重心長地說,要是同學還不到二十歲的也許可以再玩一些日子,要是已經過了二十歲才開始認真唸書,那就為時已晚。當頭棒喝,我們這才漸漸收拾起玩耍的心,打開書本,好好地跟老師學習。

二零零四年,我回到中文系工作。馬料水的中大跟我從前在農圃道上學的新亞書院不很一樣,原先不很習慣。幾年下來,漸漸熟悉學校的新制度,對新環境也漸漸產生感情,和老師共事,和同學共同學習。是機緣巧合,讓我有這個機會重新投入中大,在中文系任職,參與各種教研和文娛活動,從真實經驗中體會到什麼是我們新亞「結隊向前行」的精神。我們中文系五十年前的名師宿儒雖然不再,但是新一輩的老師,人才濟濟,各有自己的研究專長和視野,我從他們身上學到許多。前後六年,同學對我的影響也很大。年輕人的朝氣活力,勇於嘗試、勇於拓新,正是我們做學問最大的原動力。二零一零年,我退休後重返美國故居。

我這次承新亞書院的邀請,三月間前來參加錢賓四先生學術講座,發表論文,實在感到慚愧和惶恐。錢先生是國學大師,他的學問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他當年南來,艱險奮進之際,創辦新亞書院,繼承我中華人文精神。這種對學問和正義的執著、為繼往開來所作的努力,是錢先生給後學樹立的典範精神。我回首過去,無論在教學或研究方面,自己都是乏善足陳。兩年前,信廣來教授和黃乃正教授兩位前後院長力邀來訪,我的反應是這絕對不可能。我只是一個對語言稍有研究的人,蚍蜉漏見,所知實在有限。怎敢承擔這如此重要的任務?我們談了很久,兩位院長盛意拳拳,我感到卻之不恭。我翻看這許多年來擔任講座的先生都是博學鴻儒,大塊文章,發人深省。我想要是能從語言學的角度討論一些問題,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也許可以提供給各位老師同學參考。考慮再三,我終於不揣其漏,大膽地把擔子接過來。學問之路艱險奮進,原無止境。我的看法就是有粗疏不成熟之處,相信諸位先生一定有以諒我。

 

我從上研究院開始,研究重點一直是放在語言學上。但是這許多年來,我對文史哲各個領域的興趣從來沒有丟下。這也許是因為文史哲的研究都離不開語言文字。倉頡造字,開啟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文字本諸語言,但口語相傳還往往有賴文字記錄。所謂文以載道,「文」可以理解為表達「道」的形象工具。道可道非常道,道和文之間所表達的雖有偏差,但是道德五千言,還是離不開語言文字。玄奘西域取經,韓愈文起八代之衰,五四倡白話代替文言,哪一種人文工作不是從語言開始?我以前在美國教書的時候,我們的系叫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有人問為什麼不叫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又或者叫East Asian Civilization?我們都知道Oriental一詞在七八十年代受東方主義研究興起的影響而被淘汰。至於language一詞的概括面是否全面恰當?當時系裡年長的同事說,所有的文化文史研究,都是以語言為根本。所以用language一個字,就可以照顧到整個文化大範疇。我們系本身就兼顧語言、文學兩大範疇,同時也要求外系老師參與教學,從理論討論到材料掌握,進行跨系、跨範疇的研究,拓寬各人自己的視野和識見。

語言學涉獵面其實很廣,舉凡任何和語言甚至文字有關的現象,都值得深入探討和分析。我的研究重點放在漢語,對歷時和共時變化的觀察、對方言之間的異同、對漢語教學所面對的各種課題,我或多或少都做過一些研究,發表過一些文章。不過這許多年來,我的興趣一直集中在粵語。我在中大上研究院的時候,老師是周法高先生,他讓我寫粵語語法,這就決定我接著幾十年的研究路子。我來美國唸書,老師是張琨先生,他讓我寫敦煌語法,啟發我從歷史角度切入,探討歷時語法變化的軌跡。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我開始搜集有關十九世紀粵語的老材料,研究早期粵語。我在香港工作期間,得到香港政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資助,讓我能集中精神在這方面做深入的研究,建立資料庫。我前後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早期粵語的文章,特別是擬構粵語在這快兩百年間的語音和語法遞變規律。這次講座,就把一部分的研究分成兩講,藉以描述早期粵語中一些特殊現象。第一講是有關粵語語法,利用早期傳教士等編寫的粵語口語教材,摘取其中一些特別用例,究其所以,進行一種比較有系統的語法分析。第二講的重點是粵音,所用的材料是一份1866年編製的中英雙語地圖,把其中有關香港、九龍和新界一帶的地名,歸攏在一起,考察當時地名註音所代表的到底是什麼語言?是早期粵語,還是別地方言?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對比十九世紀的讀音和今日二十一世紀粵語的發音,從同異中找尋這一百多年語音演變的痕跡。兩講所據原有文章都在文中一一列明。

至於第三講,我選了一個文學的題目,討論魯迅的小說。我不是研究文學的人,但對文學、特別是小說別有偏愛。我曾經教過古典和現代小說,也寫過一些有關文章;但因為不是科班出身,沒有接受過正式的訓練,討論未免有嫌是野狐禪。我研究語言,因為我相信任何一個人張口吐舌,發放聲音,每個聲音、每個詞語、每個句子,都是按著一定的規律組合,表達自己心中想表達的意思。要是在聲音高低、用詞造句方面,略有挪動,那麼表達的意思或語氣也就有所不同。要是我能從語言表面呈現的現象而理出語言背後的規律和變化,那麼我想研究文學也應該可以循著同樣路子,解構文本。文學創作,嘔心瀝血。一字一句背後又何嘗不能說明作者寫作時的用心良苦?我就是想從小說的文字中找出文字背後所蘊藏的涵義。我這次討論的是魯迅名作《祝福》。野人獻曝,我講演的時候,在座許多都是研究文學的專家學者,我戰戰兢兢之餘,最後用了「魯班門前說魯迅」一句作為結語,就是為了向聽眾表示我由衷感到的不足。

 

這次講演的稿子,承中文大學出版社不棄,輯成小書。書名就以《一切從語言開始》為題。文章按講演形式發表,以口語為主,文字略作潤飾。文中不詳列腳註或引用書目,但是在討論中有必須交代的地方,就另作說明。三講部分內容曾在不同學術會議上發表,有關粵語的兩講則根據已發表多篇文章修改成稿,討論部分較簡略,詳細內容請參看原文。書前附有鄧思穎教授為講演撰寫的講著簡介,謬譽有加,實在愧不敢當。

我研究粵語的計劃,前後得到片岡新、郭必之和姚玉敏三位先生多年的鼓勵和協助,在香港講演的那三天,在場聽眾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供我參考,銘感之心,非語言所能形容。新亞講演是陳佩瑩小姐負責一切,籌備工作前後進行幾近一年,會前會後的許多細節和活動,都是她一手包辦。這次講演一切進行順利,陳小姐居功至大。在港期間,得到大學各同仁熱心的招待,實在感激。特別是新亞書院的黃乃正教授、朱嘉濠教授、陳新安教授,中文系的何志華教授、鄧思穎教授,在百忙中抽空主持講演、設宴款待,再三多謝。演講後,得到出版社社長甘琦女士、經理黃麗芬女士、和編輯葉敏磊女士、余敏聰先生全力策劃出版事宜,萬分感激。第一講承黃俊浩先生按當日演講發言謄寫全稿,以便修訂,而三講全文蒙彭佩玲小姐細心校正,費心勞神,在此一併多謝。我特別要借這個機會向陳志新先生表示感謝。這許多年來,陳先生大力支持新亞書院的活動。因為他的慷慨情懷,新亞才能每年如期舉行錢賓四先生學術講座,讓各地學者有機會來到新亞進行學術交流,秉承新亞精神,十萬里、五千載,共同結隊前行,向著不同研究領域共同邁進。

我研究粵語,但粵語並不是我的母語。我原籍江蘇鎮江,生於上海,在香港長大。我能說粵語,但總有外鄉人的腔調,但是在新亞上學的時候,同班同學常常糾正我的發音。我能說國語,其實也是在新亞接受的訓練。當年我們必得修讀國語,老師是王兆麟先生。他是北京人,教我們說國語,一個字一個字的調教、一個一個聲音的改正。有人說我是雙聲帶,其實都是從新亞開始。總其言,我的一切從十七歲到今年七十歲都是新亞給我的機會,讓我成長。十七歲的我是充滿好奇的小伙子,七十歲的我是個衷心感到滿足的老人。不過,我還是充滿童真的好奇心,對什麼都會感到興趣,只是有時候會感到力不從心。我家住在加州三藩市附近一個小城,叫小山城。後院向東,前門朝西。每天早晚都可以看到雲起雲落的景象。我知道,我在院子裡一坐,坐看雲起時,就會想到遠隔重洋的雲起軒、雲起軒裡的大碗牛肉麵、雲起軒中的諸位好友。

 

張洪年序於小山城

2016年深冬

 

第二講  從一幅地圖談起:如何認識十九世紀香港的語言

 

提 要

地名是一種地域指稱。人們聚居或外出,總是劃地命名,便於記憶,也便於交談。但是地名不僅是一個地方的名稱,地名背後往往包含一定的社會、歷史、文化訊息,反映人們對當地的認識和關注。為地方命名,以語言文字為標誌,所以地名本身也記錄當時的語言實況。香港位處珠江三角洲,本屬於粵語地區。但是香港百多年來,華洋雜處,南北共居,地方命名究竟是以什麼語言為依據?是漢語還是其他民族的語言?是粵語還是別的方言?學者一直未有確實的論證。

我們試從一幅十九世紀的香港地圖來看當年各地各區的名稱,嘗試作初步的探討。地圖上的地名用漢字標寫,並附有英文拼音。我們根據拼音可以擬構這些地名當時的讀法,進一步考究這些地名是否根源於粵語。同時,由於這些地名的漢字和拼音跟今日地圖上的標寫不盡相同,這些不同究竟是反映粵語本身語音的變化?還是由於方言混雜而有所差異?書面材料是我們研究語言歷時變遷的基本依據。十九世紀也有一些根據當日粵語口語而編寫的材料。然而,這些書面語料所記錄的語言,是否和地圖上所呈現的現象相同或相類似?我們希望能通過這些一手的歷史材料,進一步考察十九世紀香港語言的實況。香港語言是單一還是多元發展?整個語音音系在這一百多年來,又經歷怎樣的變化和調整?

 

1. What’s in a name?──這是莎士比亞的名言。名字本身到底有什麼意義?名字究竟有什麼內涵?莎翁借劇中人的話語回答說:“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所以這花朵不管叫rose也好,叫玫瑰也好,叫薔薇也好,都是一樣的芬芳。中國人說,名無固宜,約定俗成謂之宜。古人的智慧,中外皆然。名字只是一種指稱,便於記憶,便於交談,大家都知道大家在說什麼。不過,試想深一層,所謂「約定俗成」背後,其實就有一大堆的道理。為什麼叫玫瑰,不叫薔薇?為什麼英文叫rose,法國人也說rose?但發音卻不一樣。名之所以為名,也許是一時靈感來到,妙手偶得的佳作;但也許在命名背後,另有所據,別有涵義。父母為子女取名,商人為新物品起名字,總不會亂來。粵語所謂:「唔怕生錯命,最怕改錯名。」命名的人總想在名字之中暗示某些希望,描述某些特質,說明某些事件。比方說,我叫張洪年,洪年,大年也。顯然我父母希望我能長命百歲。我現在能活到古稀之年,無災無難,總算不負他們當年命名的期望和祝福。

人名如此,地名又何嘗不是?當年珠江口的一個小漁村,取名叫香港。香港的「香」莫不是要點出漁家樂、樂無窮的佳趣?十里漁村,千擔漁獲,傍晚時分,陣陣傳來異香。香港的「香」一定不會是指魚香吧?根據學者的研究,香港早年是華南地區香料的轉運站,以物命名。這樣看來,香字的由來可據,應該比較可信。把香港這地名翻成外文,以Hong Kong現身國際舞台。這個洋名字,顯然是一個音譯詞。但這音譯究竟是根據什麼語言而這樣拼寫?香港地處華南,音譯大概是本粵語發音。請注意:Hong Kong二字的主要元音都是“o”。按今日粵語,「香港」二字的標準發音,用國際音標拼寫應該是[hœŋ kɔŋ],聲調不計在內。香港二字的粵語發音,各有自己的元音,「香」是œ,而「港」是ɔ,差別很大。這樣說來,香港一名的官方拼寫和實際發音並不相同,拼寫似乎另有所據。其實內中變化並不如是複雜。我們查看早期語料,香港二字的拼寫是höng kong。例如1883年的一本粵語教科書Cantonese Made Easy中有這樣的一句:

 

通香港都冇呢啲咁好嘅。

T’ung höng kong to mo ni ti kom ho ke.

 

為什麼「香」在元音o上另加兩點:höng?查歐西語言的拼音系統,往往就有ö這個字母,代表的就是œ元音。例如德文就有這個字母,但是英語一般來說並沒有這樣的元音,也不用這樣的字母。西洋人士早期來華夏,沿用ö來標寫粵語中的œ元音,香港一名就自當拼寫作höng kong。後來也許因為便於英文書寫,就把這個ö簡化作o。約定俗成,香港的正式拼音從此就定為Hong Kong。

 

香港回歸至今已經近二十年,香港大名的翻譯,會不會也來一個名從國家語言,有朝一天改成Xianggang?要是真的有這麼一天,What’s in a name?這正名背後所蘊藏的種種原因,就大有故事可說。

 

2. 地名是一個地方的名稱,但是地名背後往往包含一定的社會、歷史、文化等訊息,反映人們對當時當地的認識和關注。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命名,是以語言文字為標誌,通過語言而訴諸於口,通過文字而記錄在案。地名本身往往就是記錄命名當時的語言實況。中國文字以表意的功能為主,只從文字書寫並不一定能看得出地名本身確實的發音是什麼,更無從知道同一個名字在不同時代是否保留同樣的發音?就算是書寫用的漢字不變,但是不一定保證發音沒有變化。要是我們用拼音字母標註地名,記錄當時當地的實際發音,一個字母,一個聲音,正可以補此不足。我們要是有這樣一幅地圖,翻查地圖上地名所用的羅馬註音,按圖索驥,就可以推測當時應該是怎樣發音。而且根據這樣的發音,我們也就可以進一步推測這種發音來自什麼語言、屬於哪一個年代的語音系統。這樣看來,地圖上所顯示的不只是地域劃分、城市統轄等重要地理政治訊息,它同時也是一種語言寶庫,提供豐富而且可靠的資料,讓我們對當時當地的語言可以有進一步的認識。

我們今天的講演就是選取一幅十九世紀的香港雙語地圖,進行初步研究,彙集地圖上的地名,把圖上所附的漢字書寫和羅馬註音進行對比,分析它的語音根據。這些地名為什麼會這樣拼寫,我們固然要解釋清楚;要是地圖標音前後出現不一致的地方,我們又如何解釋?我們希望能通過對這幅地圖進行仔細的分析和解讀,進一步認識十九世紀香港的語言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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