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現代城市的發明（簡體書）

結 語

看見城市的歷史：繪畫和地圖中的巴黎變遷

19世紀50年代中期，離路易十四啟動他的首都大規劃過去整整兩個世紀，當時的拿破崙三世下令對巴黎進行新一輪改造。這位皇帝任命喬治—歐仁·奧斯曼男爵執行這項工程。奧斯曼既非建築師也非城市規劃師，而是一位技術官僚和行政官。就像前一次改造，這次重塑也給巴黎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奧斯曼的工程儘管在規模上比前次宏大，卻難說更勝一籌。按照他的思路完成的工程，很大程度上沿襲了17世紀時確立的規劃模型。

這次規劃在巴黎市區增加了以蒙梭公園和布羅涅森林為主的公共休閒空間，用以搭配位於市中心的杜樂麗花園等公共花園。前次規劃曾考慮建造一條林蔭大道，方便了巴黎人在城市周邊的活動。而這次新增了一條南北軸線的林蔭大道，為城市中心增加了一條主幹道。沿著巴黎的林蔭大道兩邊拔地而起的，是人們口中的“巴黎式”建築，而許多第二帝國建築的特色，從復折屋頂（又稱蒙薩式屋頂）到塊狀磚頭，早在17世紀便已成為巴黎風的元素。甚至奧斯曼用作新巴黎樞軸的星形廣場也並非原創，而是擴充了1670年的星形方案構想。當年該方案的目的，就是連接香榭麗舍大街和布羅涅森林。

鑑於19世紀的巴黎風格如此接近17世紀的規劃，我們便不難理解，19世紀許多林蔭大道文化特有的建築物（從巴黎咖啡館、拱廊市場到百貨大樓）實則是對17世紀確立的模型的擴展。也不難理解，那些奧斯曼規劃下的巴黎的代表性人物（從金融家、銀行家、妓女，到時髦的巴黎人）彷彿是兩個世紀前巴黎形形色色人物的轉世。

然而，面對巴黎的變化，19世紀的人反應卻與那些17世紀的市民大為不同。城牆被改成寬闊的散步空間，17世紀的巴黎人對此喜聞樂見，他們享受漫步的樂趣。而19世紀的巴黎人不像17世紀的前人那樣樂於迎接變化。

1857年，詩人夏爾·波德萊爾寫下《天鵝》，反映奧斯曼的規劃對城市景觀的侵蝕。他寫道：“不在了，這古老的巴黎”，句尾加上感嘆詞“hélas”（“哎”）。波德萊爾憂傷的“hélas”以及他對“巴黎在變”的“憂鬱”，也反映了當時許多人對奧斯曼改造巴黎的態度。他們戀舊懼新。他們擔心，新的林蔭大道和其所帶來的新型公共生活會永久地毀滅他們心目中的巴黎。

最能表現兩代見證人對巴黎改造的反應差異的，莫過於用來指導兩次規劃方案的兩張地圖的命運了。奧斯曼效仿路易十四製作了規劃圖；他比照兩種不同的景觀作決策：一種是當下的巴黎，另一種是容納其規劃項目的巴黎。就像巴勒—布隆德爾地圖一樣，這些規劃圖陳列在巴黎市政廳裡。作為巴黎蛻變的一個像徵，巴勒—布隆德爾地圖一直受後人敬仰。然而，1870年9月爆發了反對拿破崙三世的起義，並建立了巴黎公社。起義中，憤怒的暴徒闖入市政廳，他們的頭領把奧斯曼的規劃圖撕成碎片—這恰恰反映了當時大眾對規劃圖所代表的新巴黎的憤怒和抵觸。
引 言
“宇宙之都”

一座城市何以偉大？
17世紀以前，歐洲最負盛名的城市以其悠久的歷史著稱。遊客懷著敬仰之心來到羅馬，瞻仰古蹟和老教堂。他們沒有追求新奇和刺激，而是尋找藝術的靈感，沉迷藝術的世界。到了17世紀，一種新的都市空間和生活模式誕生，並為後世的所有城市效仿。正如現代城市的定義所言，設計一座現代的城市，是以它別樣的風采吸引遊客的目光。在那時，居住建築和史無前例的城市設施取代了過去宏偉的宮殿和教堂。無論對巴黎的居民還是前來的遊客，城市體驗都得到了重塑。現代的城市面向未來，而非過去：速度和變化成為城市的代名詞。
很快，許多歐洲人便發現，只有一座城市配得上現代之名。這座城市就是巴黎。
到了17世紀末期，一種新的出版物誕生。這是一類專為徒步探索城市的遊客設計的袖珍遊客指南和地圖，也是當代旅行指南的鼻祖。這類出版物起初向歐洲人介紹巴黎。在這類書的作者看來，巴黎這個地方如此具有革新精神，需要用這樣的方式去觀察和理解。到了1684年，熱爾曼.布里斯（Germain Brice）的作品《巴黎的奇趣景點新指南》成為18世紀50年代之前所有城市旅行指南中最暢銷的一本，很快就被翻譯成英文版的《巴黎新指南》。
布里斯的書逐一介紹了巴黎的街道以及街區。正如他在“前言”裡解釋的，“走一趟路，人們能看到許許多多美麗的事物”。布里斯是巴黎本地人，也是資深的專業導遊。從他作品的內容結構可以看出，他已經認識到，旅遊的群體已不再限於一小群坐著私家馬車逐個遊覽古蹟的人，這類人極少留意乏善可陳的城市景觀。到了17世紀80年代，一種新的城市基礎設施讓步行變得更加便捷，而沿途也隨處可見美景，城市本身就是一道風景。
布里斯在1698年版的指南中也附送了一種全新的便攜贈品。書裡有一張折疊的地圖，為徒步的遊客提供信息。隨著巴黎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迅猛發展，法國的製圖學迎來一個黃金時代。由於17世紀的城市景觀一直發生著變化，從未停步，新的地圖不斷產生。無論是地形圖、鳥瞰圖，還是特寫，每一位地圖畫師都用自己的方式講述巴黎的故事。
第一幅地圖在1692年由尼古拉斯.德費爾（Nicolas de Fer）設計，針對的群體是逐漸增加的外國遊客。當時一份期刊形容該地圖尤其適用於“對巴黎一無所知”的遊客，今日的遊客地圖仍然沿用德費爾的結構。地圖的左側用字母順序列出城市的街道，右側則是景點，既包括教堂和宮殿，也包括橋樑和路堤。地圖是方形的，橫向用1到14標號，縱向用字母A到L，均用腳步的距離為單位，“能讓每個人一目了然兩點之間的距離”。德費爾事實上給徒步遊客提供了地圖和旅行指南的綜合體。到了1694年，他出版了一種小格式的地圖（9英寸×12英寸），可直接放入口袋。這種版本的地圖如此詳細，使得探索當時剛納入巴黎版圖的香榭麗舍大街一帶變得十分方便。德費爾的創新擁有怎樣的意義，布里斯再明白不過了。因此，布里斯後來決定再次發行1698年版的旅行指南，並且附帶了一幅折疊式地圖和一張以字母排序的街道列表。
在此之前，關於巴黎的著作也並非罕見，比如雅克.德布羅伊爾在1612年出版的巴黎古蹟著作。不過，這類作品（比如安德烈亞.帕拉迪奧出版於1554年的作品，主要介紹古羅馬古蹟和中世紀朝聖教堂）主要涉及市政建築和宗教古蹟，它們的目標讀者是那些用歷史丈量城市的遊客。約翰.斯託在1598年出版的《倫敦概況》，以及托馬斯.德洛納在1681年出版的《倫敦現狀》，都帶有古文物研究的傾向。其中現代倫敦的形象則主要是作為商業中心和金融樞紐。相較之下，關於巴黎的旅遊指南，表現的則是一座這樣的城市，它充滿創新的活力，吸引多樣文化，激發著能夠革新都市生活的思想。
最近的研究顯示，一旦城市獲得名聲，無論這種名聲是喧鬧或者寧靜，往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難以動搖。而這些最初的巴黎旅遊指南也能很好地解釋，巴黎的城市意象何以矗立於世界偉大城市之林。
為何現代的遊客選擇到城市旅遊？布里斯和德費爾對此看法近似。在布里斯看來，遊客不再樂意去考究歷史的細節，反而更喜歡帶上一本指南，這類書記載了“現代居住建築的最新趨勢，而不是公墓裡的（拉丁文）墓誌銘譯文”。因此，布里斯也像德費爾那樣，在書中描繪了那些在17世紀對巴黎城市體驗最為關鍵的建築，其中既有私家住宅，也有新型的公共設施，譬如大街。
城市用什麼吸引遊客？布里斯的旅行指南、德費爾的地圖，以及其他在17世紀90年代誕生的新型出版物對這個問題作了全新的解答。讓我們以尼古拉.德布勒尼（Nicolas de Blégny）在17世紀90年代的作品為例，這也是最早的內行人城市指南。在他的《巴黎城區各地》以及《有用之書》中，德布勒尼放入了前人從未重視的信息，比如如何找到最好的布里乾酪，或者高黃油成分的奶油蛋捲；比如宮廷貴族的御用裁縫的姓名，以及“人生大事”的承辦人的住址，還有各類奢侈品的購買地。
這些出版物都提到了17世紀誕生的一種新的城市模式。在這種模式中，一座偉大的城市不只是各種建築的集合，也不僅僅是一座遍地古蹟的都城。一座城市之所以值得一遊，是因為時下的輝煌和當代的建築，是因為經濟生活、文化生活以及豐富的娛樂活動帶來的勃勃生機。遊客若想瞻仰古蹟，仍會選擇羅馬，但是追求新鮮感和最前沿事物的，如藝術、建築、商業、時尚或飲食，則會前去巴黎尋找新的體驗。他們用全新的遊覽方式，手裡拿著布里斯的指南走在街道上。比如，英國醫生馬丁.利斯特（Martin Lister）曾於1698年在巴黎這樣做，路易.利熱（Louis Liger）在他1714年出版的指南里也曾建議讀者作此嘗試。遊客停留在教堂的時間少了，在咖啡店和公共花園的時間多了；他們在公墓的時間少了，逛商店的時間多了。他們不僅要遊覽教堂，也想要吃得舒心，穿得稱心。
巴黎並非向來具有如此的吸引力。 16世紀下半葉的數十載，法國飽受天主教徒和清教徒戰爭的摧殘。對首都在該世紀末的慘狀，研究巴黎變遷的歷史學家米歇爾.費利比安曾一針見血地指出：“1597年的巴黎失去光彩，破舊不堪，百廢待興。”事實上，17世紀初期的巴黎街道，還能見到野狼出沒。
在1597年和1700年之間，這座歷經災難的城市得以重建，面目一新。統治者首次請來了從建築師到工程師的各行業專家，研究城市的佈局。他們採納了專家們關於城市發展規劃的建議。這種協同努力產生了革命性的公共工程，加上容納這些公共工程融入的環境，帶給巴黎科技領先的美名，令其城市規劃和現代建築在歐洲引領潮流。
也只有在這些突破性的工程推向更廣的受眾後，這些項目才得以激勵他人以及後世。城市規劃剛開始重塑巴黎，甚至連這些公共工程的砂漿尚未晾乾，第二次改造便開始了。一座城市頃刻成為傳奇，為歷史上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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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看見城市的歷史：繪畫和地圖中的巴黎變遷

19世紀50年代中期，離路易十四啟動他的首都大規劃過去整整兩個世紀，當時的拿破崙三世下令對巴黎進行新一輪改造。這位皇帝任命喬治—歐仁·奧斯曼男爵執行這項工程。奧斯曼既非建築師也非城市規劃師，而是一位技術官僚和行政官。就像前一次改造，這次重塑也給巴黎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奧斯曼的工程儘管在規模上比前次宏大，卻難說更勝一籌。按照他的思路完成的工程，很大程度上沿襲了17世紀時確立的規劃模型。

這次規劃在巴黎市區增加了以蒙梭公園和布羅涅森林為主的公共休閒空間，用以搭配位於市中心的杜樂麗花園等公共花園。前次規劃曾考慮建造一條林蔭大道，方便了巴黎人在城市周邊的活動。而這次新增了一條南北軸線的林蔭大道，為城市中心增加了一條主幹道。沿著巴黎的林蔭大道兩邊拔地而起的，是人們口中的“巴黎式”建築，而許多第二帝國建築的特色，從復折屋頂（又稱蒙薩式屋頂）到塊狀磚頭，早在17世紀便已成為巴黎風的元素。甚至奧斯曼用作新巴黎樞軸的星形廣場也並非原創，而是擴充了1670年的星形方案構想。當年該方案的目的，就是連接香榭麗舍大街和布羅涅森林。

鑑於19世紀的巴黎風格如此接近17世紀的規劃，我們便不難理解，19世紀許多林蔭大道文化特有的建築物（從巴黎咖啡館、拱廊市場到百貨大樓）實則是對17世紀確立的模型的擴展。也不難理解，那些奧斯曼規劃下的巴黎的代表性人物（從金融家、銀行家、妓女，到時髦的巴黎人）彷彿是兩個世紀前巴黎形形色色人物的轉世。

然而，面對巴黎的變化，19世紀的人反應卻與那些17世紀的市民大為不同。城牆被改成寬闊的散步空間，17世紀的巴黎人對此喜聞樂見，他們享受漫步的樂趣。而19世紀的巴黎人不像17世紀的前人那樣樂於迎接變化。

1857年，詩人夏爾·波德萊爾寫下《天鵝》，反映奧斯曼的規劃對城市景觀的侵蝕。他寫道：“不在了，這古老的巴黎”，句尾加上感嘆詞“hélas”（“哎”）。波德萊爾憂傷的“hélas”以及他對“巴黎在變”的“憂鬱”，也反映了當時許多人對奧斯曼改造巴黎的態度。他們戀舊懼新。他們擔心，新的林蔭大道和其所帶來的新型公共生活會永久地毀滅他們心目中的巴黎。

最能表現兩代見證人對巴黎改造的反應差異的，莫過於用來指導兩次規劃方案的兩張地圖的命運了。奧斯曼效仿路易十四製作了規劃圖；他比照兩種不同的景觀作決策：一種是當下的巴黎，另一種是容納其規劃項目的巴黎。就像巴勒—布隆德爾地圖一樣，這些規劃圖陳列在巴黎市政廳裡。作為巴黎蛻變的一個像徵，巴勒—布隆德爾地圖一直受後人敬仰。然而，1870年9月爆發了反對拿破崙三世的起義，並建立了巴黎公社。起義中，憤怒的暴徒闖入市政廳，他們的頭領把奧斯曼的規劃圖撕成碎片—這恰恰反映了當時大眾對規劃圖所代表的新巴黎的憤怒和抵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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