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教育批判：為什麼民主需要人文教育（簡體書）

在這本書中，當代著名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從根本上批判了一種思想，即教育首先是為經濟增長服務的工具。她指出，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導致更好的生活質量；忽視和嘲諷藝術和人文學科，將使我們大家的生活質量以及我們民主制度的健康陷入危險。

作者指出，從教育的歷史上說，人文學科曾經是教育的中心內容，因為人文教育被認為是培養負責任的、有能力的公民的重要手段。但是，近年來，在世界很多國家，教育的目的走向了令人擔憂的方向。急切地想推動經濟發展，許多國家日益將培養學生的經濟生產力作為主要目標，而不是培養他們的批判性思維能力，讓他們成為有知識、有道德、負責任的公民。這種以獲利的技能為中心的教育已經腐蝕了青年人質疑的勇氣與能力，降低了他們對弱勢群體、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同情心，削弱了他們處理復雜的全球性問題的能力。這些基本能力的缺失對社會和世界的健康發展是有害的。為改變這種狀況，作者認為我們應該抵制將教育降格為贏利的工具。相反，我們應該將教育和人文緊密聯系起來，讓學生們成為對他們的國家和整個世界有責任心的公民。

新版前言

放任人文學科萎縮，我們將付出沉重代價

《功利教育批判》（Not for profit）這本書的版出版5年之后，人文教育的狀況如何？我首先要說的是：人文教育顯然在全球都陷入了麻煩。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我的觀點似乎與這么多不同的國家有關。這本書已經有了20種已出版或正在翻譯中的譯本，我一直都在和世界上許多不同國家的人們對話，他們都懷著我那種急迫感，即對壓縮一個研究領域的擔憂，那個領域似乎從根本上關系到了民主的未來和良好的公民素養，尤其是在這樣一個對移民和種族-宗教多元化問題的焦慮幾乎到處都在加劇的時代，要解決一些緊迫問題，這個時代的公民就必須比以往更好而不是更差地溝通。

在美國，K12教育的改善微乎其微，因為“共同核心”標準已取代了“兒童公平教育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雖然這個標準離理想還很遠，但它確實把重點放在了離它應在之處更近的位置上，即放在了（培養）學生的能力上，沒有放在儲存不伴隨批判性思維或積極想象的知識上。我們仍然必須制定更好、要求更嚴的評估形式，比以往更加重視教學實際和師生互動的質量。但至少可以說，我們防止了災難。在美國一些主要城市里,為年輕人提供的智識公共藝術節目（intelligent public arts programs）正在萌芽：在洛杉磯，有指揮家古斯塔夫·杜達梅爾令人鼓舞的指導；在巴爾的摩，有指揮家瑪琳·阿爾索普同樣有才華的創業精神的指導；在我所在的城市芝加哥，則有歌劇明星蕾妮·弗萊明與市政府的合作精神的指導。大量類似的實驗表明：音樂與藝術能培養社會共同體，培養卓越，培養一種廣義的公民身份感（正像我在本書中討論芝加哥兒童合唱團時所說的那樣。）

關于學院和綜合大學，也有一些好消息要報告。我們有了一些新資源，可以作為研究這個問題的有價值資料，其形式就是來自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和美國大學聯合會的報告。遺憾的是，藝術與科學學院重視的是人文專業的學生，而不是為所有專業的學生開設的、更廣泛的人文學科課程（學生們頻頻要求開設此類課程）。盡管如此，由高質量的管理者和學者團隊匯編的數據與分析，仍然極有幫助。尤其令人感興趣的是，我們發現兩年制學院是人文學科特別重要的、不斷增長的生源。從2012年到2013年，將近40%的兩年制學院肄業證書都屬于人文學科，高于人文學科在四年制大學學士學位證書中所占的比例。這的確是好消息，因為對這類社區學院來說，滑向狹窄的職業教育、由此創造出以班級為基礎的兩年度學制，讓其中的人文教育日益成為精英人才的機會，這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情。這種情況雖然尚未出現，但防止出現這種情況卻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這些有價值的資料，人文學科還有一些好消息，見于談論這個問題的一些新聲音的質量。有兩本很有價值的書，一本是邁克爾·羅思（Michael Roth）的《大學之外：人文教育為何重要》（Beyond the University：Why Liberal Education Matters，2014），另一本是法里德·扎卡利亞（Fareed Aakaria）的《為人文教育辯護》（In Defense of a Liberal Education，2016）。羅思的那本書清晰曉暢，具有很強的可讀性，講述了美國人文教育理念的歷史，表明了這個理念與美國民主理想之間的深刻聯系。他特別著重地論述了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在一個自由、繁忙的社會中的作用。扎卡利亞的那本書生動地講述了他自己的受教育經歷，尤其令人震動。他從印度一個以死記硬背、技術培訓為主導的地方，進入了耶魯大學的人文教育，他在其中發現了歷史，概括地說，他發現了一種能激發好奇心、批判性思維和想象的、基礎廣泛的教育。他深刻地思考了自己從這兩種生活和公民身份中獲得的認識。他的歷史分析是對羅思著作的補充。這兩位作者都認為：美國民主傳統與人文教育實踐之間存在著深刻聯系。這兩本書的高質量，它們得到的贊賞，為使人文科學始終強大的斗爭提供了進一步的動力。我這本書的特點仍然是國際性和教育的心理學基礎這個重點，能幫助我們理解人文學科為什么至關重要、為什么常常遭到攻擊。這三本書互為補充，政治家們、校董們、學校管理者們、父母們和學生們若能參閱全部這三本書，那就再好不過了。

但說到政治，我們卻發現了一些令人沮喪的狀況。不算太久以前，曾為人文教育作出有力辯護的保守派政治家們對人文教育看法出現了分歧，主要是人文學科是否應在婦女研究和種族研究中發揮部分作用。今天，越來越多的刺耳聲音都在要求大幅減少人文教育。僅舉一例：2013年1月，北卡羅來納州州長帕特·邁克羅利（Pat McCrory）在上任后頒布的第1批法案之一中猛烈攻擊了人文教育。保守派學者威廉·貝內特（William Bennett）在他主持的一個全國廣播節目中說，大學的課表中滿是“毫無價值的課程”，完全不能提供“讓人們獲得工作的機會”。他以語言研究、哲學和兩性研究作為例子。“我要調整我的教學課程，使它們適應企業和公司為我們的學生提供工作的要求。”邁克羅利能否實施他的想法，并不清楚，因為其職位沒有賦予他左右課程設置的權力。與所有大學的體制一樣，北卡羅來納大學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教員的自主權和教學，連它的預算都必須經過州議會批準，并非只要州長批準即可。邁克羅利認為自己能靠痛擊人文教育獲得多數人的支持，這是個壞兆頭。其他很多政治家也對人文學科進行了類似的攻擊。馬爾科·魯比奧（Marco Rubio）在他不成功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宣傳戰中，用他典型的粗俗語言宣稱：“我們需要更多的焊接工，更少的哲學家。”（*5）佛羅里達州州長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則把他的憤怒指向了人類學家：“你們知道，在這個國家，我們并不需要更多的人類學家?6?8?6?8我想把我們的美元用于為人們提供科學、技術、工程學、數學的學位。那才是我們的孩子必須投入全部時間和精力的事情。”注意這句話中“全部”（all）這個詞：顯然，他不但不贊成人文專業，而且不贊成人文專業對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要求。同時，威斯康星州州長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已經提議：為大學的一個系提供資金，應當依據它對國家經濟發揮“輸油管”作用的大小，這是簡單地假設政治家們能預知現實中哪個領域有利于國家，而歷史表明這種假設是極不可靠的。沃克甚至沒有考慮到：國家的高等教育制度很可能具有一些更深、更廣的目的，例如為了知識本身而追求知識和培養公民素養。近年來，許多州的官員都為學生提供了經濟刺激，以使他們把精力集中于STEM領域，而不是人文學科。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比以往更多的有效論證。我認為《功利教育批判》這本書仍然是及時的，因為它提醒人們：若聽任這些狀況無限制地繼續發展下去，我們將面臨哪些重大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