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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史論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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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由歷史取經,檢視人生道路。

這本書緣起自作者給兒子的一封信,如何給新一代一個忠告呢?

作者周遊列國,看盡人生滄桑,嘗試從歷史中找尋人生的智慧,特別研讀當代「四大歷史名家」呂思勉、陳寅恪、錢穆、陳垣的著作,覺悟人生無外乎「命與運」的陰陽互動,歷史上的例子府拾即是,譬如歷代君王多數「有命無運」。至於今天,人生到底如何把握天命的運程?首先面對的是教育的大問題,如何用教育裝備自己,如何認識自我。作者斟酌比較西方的「寬鬆教育」、「快樂教育」與「虎媽教育」優劣,對新一代的人生志向寄予殷切期望。
張建雄,資深銀行家、著名專欄作家。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學士、加拿大約克大學Schullck學院工商管理碩士(MBA)。

曾任職美國大通銀行及法國里昂銀行達二十八年,長期於歐美加各地工作。近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及EMBA課程講師,亦是香港城市大學協席教授(專業銀行管理課程)和香港理工大學企業經管人才發展中心客席導師。

專攻跨國企業研究,興趣包括紅酒和美食。並為《信報》專欄作家,以「張總」筆名,撰寫專欄「毋枉管」。

筆耕不止,著作豐富。著有《讀史觀世》、《讀史觀勢》等書。

    這本書的靈感,來自一封2009年給兩個兒子的信。這封信其實是應招商銀行的《財商雜誌》所寫的。這時候兩個兒子早已成年,並已成家,只欠還未當上父親,我的角色亦從“為父”、“為師”轉到“為友”的階段。我亦脫離了金融界足足七年,在上海置了一個家。每年只在城市大學開講時,才回香港短住。生活亦由“絢爛”轉為“我行我素”,只見想見的人,只說想說的事,是退休人士的專利。周遊列國,看盡人世滄桑。互聯網的急劇發展,2008年的華爾街金融大災難,令人感慨萬千。能給兒子的意見(不敢說忠告),是“聚福緣”──“受得富貴,耐得貧賤”,“受得成功,耐得失敗”。如何發展,確也是看他們的福與緣。

    不知不覺間,已退休14年,在上海體驗了中國的“野蠻生長”多年,看着樓價上升和人民幣升值,亦成為“既得利益”的一群。也不必玩甚麼投資,選擇對了地點就夠了。真的有“發達秘方”,誰會公諸於眾?這是常識。所以人生無外乎“命與運”的陰陽互動,歷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十四年來,讀當代“四大歷史名家”呂思勉、陳寅恪、錢穆、陳垣的書,沒有白讀。將所得公諸同好,亦是理所當然。《信報》“毋枉管”專欄的讀者應有所得。但集之為書,有系統地讀,也不是人人都做得到。歷史是殘酷而公正的,歷代君主大多數是“有命無運”,有貢獻的極少,為害的卻不少,本書舉了不少例子。

    過去150年,是中國的亂世,只有最近三十年為小安。我們的前輩又怎麼看?最精彩的是牟宗三《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發展》的文章,筆者不厭其煩,替老師續了六十年,直到2016年。看來青年期仍是一個“能破不能立”的局面,這是一個教育的大問題。教育本應是教育社會而不是社會反過來教育如何教育。西方的“寬鬆教育”、“快樂教育”與“虎媽教育”孰優孰劣,值得討論。本書包括一些美國人的另類意見,看看能不能東西方互補,亦是本書的目的之一。

    筆者在本書編輯後,再給兩個兒子一封信,闡釋“天命”和“運程”的道理,與坊間的迷信無關,人生就是確定自己是甚麼“命”,準備好自己,得“運程”一到,乘機而起。又知道及時下車,能過一些平淡而從容的生活,等待下一個“運”,不必急躁。當然,知道“天命”,而能“天人合一”,那就是最幸福。這個過程不假外求,不是算命就得。是為序。

張建雄

1. 錢穆論人生和歷史

2. 人生路向和素養

3. 歷代青年和教育

4. 近代人物的見解

5. 歷史的殘酷和公正

6. 歷代君王的功過和命運

7. 美國的另類思維

結語

歷史上秀才教與改革派宿命

    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提出,宋明學者中有所謂“秀才教”,是范仲淹等人首倡的,流行於一輩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們中的“宗教”。他們以嚴肅的態度,來遵行他們的“純潔高尚而純摯的信仰”,並形成一種合理的教育,可惜的是,不是人人都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上有機會讀書以及有資格做官的人,遠遠超過尊崇“秀才教”的人,因此他們空有理想而無法實現,他們對政治悲觀,甚至持反對態度。而一輩盤踞在政府各部門的官僚,亦常敵視他們,甚至屢興黨獄,明代講學的書院,屢遭焚燬,程顥、朱熹皆列黨禁,王陽明亦幾不免。

    “秀才教”的領頭羊是范仲淹,亦是主持“慶曆新政”的宰相,秀才而為宰相,要得宋仁宗提拔。范仲淹提出“十事疏”,五事澄清吏治,三事來富強,二事主執行,可見澄清吏治是第一要務。“明黜陟,抑僥倖”,讓賢者上,不肖者退,宋仁宗是OK了,但這十事把讀書人的“特有權利”推翻了,這還了得?“暗潮明浪,層叠打來”,范仲淹做了11個月,倉皇辭職,宋仁宗心中明白,亦擋不住舉國洶湧之勢,勉強接受了。北宋第一場改革無疾而終,為時亦短,范仲淹能“先天下之憂而憂”,讀書人不肯“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改革第一個教訓,“秀才教”第一個挫折。但不到三十年,王安石繼之而起,推出熙寧新法,與范仲淹不同,“反對范仲淹的,全是當時的所謂小人;而反對王安石的,則大多是當時的所謂君子”。范仲淹和王安石,都是事業失敗之人,都擁有偉大的理想,但所獲評價不同,范仲淹得高度評價,因能“推獎人才”,王安石則因“為小人所利用”,譭譽參半。而不可否認的是,二人的品格,都是崇高的。所以,中國人幾千年來,都是因無法管理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而失敗的,宋朝的讀書人“不免為做官的立場來反對范仲淹,自亦不免為做官的立場來奉迎王安石。”原因是范仲淹要“先清吏治”,當然只能反對;而王安石只來推行新法,“不問人品”,當然可以奉迎。千年之後的世界,亦未必能有改變。

性格執拗的王安石

    王安石第一次執政先後5年,第二次執政僅20個月。下台後,宋神宗依然照王安石所定新法推行,先後17年,到宋神宗一死,新法即廢,是行政技術有問題,中國古人不識何謂現代管理是大弱點,連范仲淹的兒子范純仁亦指出:“事大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來,積弊不可頓革。”如要事功急就,必為奸人所乘。老實說,17年間,王安石只開個頭,做了7年,其餘10年宋神宗要負責,他用了甚麼人,當時史學家當然又為尊者諱了。

    王安石一是“自視過高”,二是“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了活的人事”。人事即是吏治,但范仲淹前例在前,一講吏治,便要下台,只能不講,但澄清吏治是“寬養民力,厚培國本”的本錢,沒有本錢,談不上武功,所以到現世,先要加稅,才能講增加軍備,哪一個國家不如此?看看日本。王安石的大毛病是“固執不受人言”,但現世哪一個大政治家是不固執的?“受人言”既是重要的,王安石的哲學思想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錢穆稱之為狂論。王安石的確好罵人不讀書,但唐宋八大家,讀書最多莫過王安石,只是不必如此沙塵而已。王安石與全天下讀書人為敵,不管是不是有志“以天下為己任”,都視為流俗,王安石勸宋神宗不必顧群情,說:“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宋神宗當然認同權在自己之手。范仲淹、王安石的共同理想是實現“裁抑兼併,上下俱足的社會”,亦是一個“開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會”。“為法首擇術,當法堯舜,何必唐太宗”,錢穆結論:“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負,相繼失敗了,他們做人為學的精神與意氣,則依然為後人所師法,直到最近期的中國。”這是何等崇高的評價!新法失敗,北宋繼續東漢以來,“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呂思勉所言的政治上的金科玉律),天下讀書人與“秀才教”之人不同處就在此。“成敗不足以論英雄,因為事之成否,多半決之於外來的因素。”(亦呂思勉語)王安石變法失敗,但錢穆說,即使變法由名重一時的張載來推行,當較王安石更為迂闊。即使反對新法的程顥,亦不看好舊派的司馬光,說他“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病甚則非所能及”,是“才不負當時的艱難”。換了蘇東坡和二程,大概結果差不多,人說王安石只求行法,不論人品,但司馬光居然大大賞識蔡京,看來亦無知人之明。司馬光是一流史學家,卻無知人和執行力則是無疑的,亦是追求“温良恭儉讓”者的通病。

誰說中國近代改革無人

    宋清之間還有一場張居正的十年變法,亦人亡政息,張居正死後還獲罪,可見改革之難,但張居正亦延續了大明壽命半個世紀。在清末還有一場戊戌“百日維新”,錢穆所說的“最近期的中國”,可能指這一場變法。這一代人最佔有學術地位是康有為、梁啟超和章太炎三人,康有為主君主立憲,章太炎主民主革命,梁啟超則是先從康,後從章。呂思勉在其書中,將三人比諸北宋士大夫,康有為最像王安石,性格極執拗,王安石號為“拗相公”,“其偉大在此,其不能盡善亦在此”(呂思勉語)。戊戌變法若竟茁然有成,成績大概亦和王安石新法相仿的。梁啟超最像蘇東坡,是個冰雪聰明的人,對人情世故見得極通透,但亦是一個只能“坐而言不是起而行的人”,所以梁啟超當官並無成績,反而“講學遺其餘生”和寫作最有成就。章太炎則似范仲淹之子范純仁,是個“講究實際,反對徒鶩其名的人”。范純仁深知“新法雖受人攻擊,其中自有是處,舊法亦非無弊”,所以算個新舊二派中的折衷派,蘇東坡亦如此。但政治總是一派的勢力壓倒另一派勢力,兩派總不能折衷。如今的美國民主、共和兩派,亦不過是重複北宋黨爭的宿路,不是甚麼新聞。民主已開到荼蘼,亦是本世紀的大事,中國人深知矣。錢穆和呂思勉遠在1943年就深知了,誰說民國無人?王安石、蘇軾、司馬光都是政治家兼文學家,王、蘇位列“唐宋八大家”,司馬光則以《資治通鑒》得名,王、蘇二人比較,“王之潔、蘇之博”各成一家,但梁啟超的看法,是“荊公,學人之文也”,唐宋其他七家則是“文人之文”,“其理則博大而精辟,其氣之淵懿而樸茂”,是王安石特色,而非七子之所能也。至於民國的三人,呂思勉的評語是:“康有為代表着陽剛之類,章太炎則代表陰柔之類。”文學中陰柔者多,陽剛者少,物以稀為貴,所以呂思勉評康有為第一,章太炎次之,梁啟超只能排第三了。大文學家的的定義是,“以最雅馴的語言,表現出現代的思想”,兩者缺其一就不能算偉大,文字雅馴而思想有限,平庸膚淺的思想,求其文字的雅馴,本來是不難的,確是的論,後學者留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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