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嵌入的中國企業跨國併購後整合與能力重構研究（簡體書）

《制度嵌入的中國企業跨國并購后整合與能力重構研究》從制度視角觀察了企業跨境并購后整合績效，包括如下四個方面的問題。第1，中國企業跨境并購失敗較多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和跨境并購后整合不足有關？第2，如果失敗是由整合不足造成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了跨國并購后整合失敗率較高呢？是與東道國的審慎態度有關嗎？第三，如果跨國并購后整合失敗率較高與東道國的審慎態度有關，那么東道國制度環境是如何影響跨國并購后整合的？第四，面對東道國制度環境對于跨國并購的影響，企業如何在跨國并購后整合中適應這一環境？并購后如何構建基于制度環境視角下的企業核心能力？

姜亞鵬，男，河南平頂山人。昆明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教師，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經濟學博士，管理學博士后。主要從事跨國公司戰略與跨境投資研究。目前主持了包括教育部人丈社會科學項目在內的省（部）級課題3項，參與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兩項。在《國際貿易問題》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十多篇，獲省（部）級獎勵1次。

1 緒論
1．1 問題的緣起
1．2 研究內容
1．2．1 引入制度因素
1．2．2 深入考察跨境并購后的整合歷程
1．2．3 突出跨境并購后企業演化分析
1．2．4 聚焦企業動態能力研究
1．3 主要研究方法與技術路線
1．3．1 主要研究方法
1．3．2 技術路線圖
1．4 主要貢獻與未來努力方向
1．4．1 本書主要貢獻
1．4．2 未來努力方向

2 既有研究評述
2．1 跨國并購概念界定
2．2 并購整合理論
2．2．1 國外相關研究
2．2．2 國內相關研究
2．3 并購績效理論
2．3．1 國外相關理論研究
2．3．2 國內相關研究
2．4 企業戰略演化理論
2．4．1 國外相關研究
2．4．2 國內相關研究
2．5 企業組織結構演化理論
2．5．1 國外相關研究
2．5．2 國內相關研究
2．6 制度嵌人理論
2．6．1 國外研究現狀
2．6．2 國內研究現狀
2．7 研究現狀評價
2．7．1 目前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
2．7．2 問題的可能解決方向：合理的并購后整合
2．7．3 跨境并購后整合成功的出發點：戰略轉向
2．7．4．戰略轉變下的整合結果：組織模式變化
2．7．5 跨境并購后企業動態能力構建：引入制度變量的修正過程
2．8 本章小結

3 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現狀分析與問題的提出
3．1 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發展歷程
3．2 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現狀
3．3 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特點
3．3．1 資源尋求或技術尋求型并購占主導
3．3．2 收購目標區逐漸擴大
3．3．3 民營企業開始參與跨國并購
3．3．4 企業跨境并購經驗不足
3．3．5 橫向兼并是主流
3．3．6 跨國并購失敗頻率升高
3．4 本書問題的提出
3．5 本章小結

4 研究對象確認：基于價值創造的跨國并購過程觀察
4．1 目前跨國并購方面的主要話題及研究線索
4．1．1 主要話題
4．1．2 主要研究線索
4．2 本書關注問題的出發點：跨國并購是否創造價值
4．2．1 國內并購是否創造價值
4．2．2 跨國并購是否創造價值
4．．2．3 國內并購與跨國并購價值的差異
4．2．4 國內并購與跨國并購差異帶來了東道國約束
4．3 跨境并購價值創造的來源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4．3．1 價值創造的來源
4．3．2 并購對價高就意味著并購后企業價值高么？
4．4 跨國并購過程分析
4．4．1 跨國并購中的盡職調查過程
4．4．2 跨國并購中的談判與定價
4．4．3 跨國并購后整合：企業核心能力的重構與轉移過程
4．4．4 并購企業的后續發展：繹驗汲取與干中學效應
4．5 研究對象的確認與研究內容的框定
4．5．1 研究對象的確認
4．5．2 本書的主要研究內容
4．6 本章小結

5 母國制度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影響分析
5．1 制度基礎論的引入
5．1．1 制度的內涵
5．1．2 制度的決定作用
5．1．3 制度基礎理論對微觀企業理論提出挑戰
5．1．4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制度的重要性分析
5．2 制度影響下的r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框架
5．2．1．修正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
5．2．2 資源基礎理論及其擴展
5．2．3 制度基礎論
5．2．4 小規模技術理論
5．3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框架
5．4 制度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影響的經驗分析
5．4．1 假說提出與模型設定
5．4．2 變量選取與數據采集
5．4．3 檢驗過程與結果分析
5．5 本章小結

6 制度環境變動對跨國并購績效的影響：母國與東道國差異視角的經驗分析
6．1 幾個概念
6．1．1 政治環境
6．1．2 法律環境
6．1．3 文化環境
6．2 文獻分析
6．2．1 關于組織變革對企業績效影響的研究
6．2．2 關于制度環境對企業績效影響的研究
6．2．3 關于跨國并購績效測算的研究
6．3 宏微觀制度變動對跨國并購績效的影響：一個二元選擇模型檢驗
6．3．1 變量選取與假設生成
6．3．2 數據采集與樣本基本特征
6．3．3 實證過程與結果分析
6．3．4 實證結論
6．4 本章小結

7 跨國并購所面臨的東道國制度環境分析
7．1 跨國并購中經濟租的尋求對東道國的影響
7．1．1 基于跨境并購的企業經濟租尋求
7．1．2 跨國并購對東道國國家利益的影響
7．2 跨國并購面臨的東道國政治環境分析
7．2．1 政治風險對外來資本的影響
7．2．2 區域政治風險對外來資本的影響
7．2．3 思考：政治風險影響下跨國并購企業怎么辦
7．2．4 世界各國投資風險現狀
7．3 跨國并購面臨的法律環境分析
7．3．1 國家安全的含義
7．3．2 跨國并購安全審查制度概述
7．3．3 主要發達國家跨國并購安全審查制度示例
7．3．4 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跨國并購安全審查制度評析
7．4 跨國并購面臨的東道國文化環境分析
7．4．1 跨文化沖突表現
7．4．2 跨境文化不適應成因分析
7．4．3 文化差異對跨國并購績效的影響
7．5 東道國制度約束下的跨國并購企業策略：積極適應
7．5．1 深刻理解東道國制度環境變動的背景
7．5．2 認識到東道國文化變革的不可能性
7．5．3 積極鼓勵東道國企業基同成長
7．5．4 完善并購后企業運營目標
7．5．5 對企業文化的修正調試
7．6 本章小結

8 東道國制度環境對跨國并購的影響路徑分析
8．1 文化環境對跨國并購的影響路徑分析：一項問卷調查
8．1．1 文化沖擊的內涵
8．1．2 文化差異適應路徑分析
8．2 政治環境與法律環境對跨國并購的影響路徑分析
8．2．1 文獻回顧與假設生成
8．2．2 法律與政治風險對跨國并購的影響路徑分析：面板檢驗的回答
8．3 本章小結

9 跨境并購后企業能力重構策略分析
9．1 跨境并購后企業演化：一般規律
9．1．1 全球化背景下跨境并購企業戰略變遷趨勢
9．1．2 跨境企業宏觀演化：經濟史視角
9．1．3 跨境企業微觀演化：生物學細胞擴散的類比
9．2 跨國并購后企業價值鏈重構
9．2．1 價值鏈重構內涵
9．2．2 跨國并購企業價值鏈重構基本原則
9．3 跨境并購后企業研發能力重構
9．3．1 跨國企業研發全球化組織類型及其演化
9．3．2 跨境企業研發組織結構設置基本策略：制度約束下的自組織
9．4 跨境并購后企業成長能力重構
9．4．1 知識決定跨國并購企業成長
9．4．2 基于控制權動態配置的跨境并購后企業資源整合能力重構
9．4．3 跨國并購后企業組織形式重構
9．4．4 基于跨國企業員工心理契約更新的文化適應性重構
9．4．5 知識基礎觀視角下跨國并購企業成長能力重構基本策略
9．5 本章小結

10 基本結論與對策建議
10．1 基本結論
10．2 對策建議
10．2．1 跨國并購企業價值鏈重構基本原則
10．2．2 跨國并購企業全球研發網絡整合基本策略
10．2．3 跨國并購企業控制權演變基本策略：制度適應下的資源反饋
10．2．4 東道國制度約束下學習型跨國公司組織結構選擇
10．2．5 員工心理契約重構
10．2．6 跨國并購企業成長能力重構基本策略：知識的視角

參考文獻
附錄 主要市場經濟體跨國并購安全審查示例（美、加、日）

《制度嵌入的中國企業跨國并購后整合與能力重構研究》：
2.6 制度嵌入理論
2.6.1 國外研究現狀
2.6.1.1 制度嵌入理論
早在1977年，邁耶等（1997）就提出，對于各類組織行為的觀察必須從組織與環境關系的角度進行，他強調，外界環境不僅包括技術環境還包括制度環境。這里的制度環境就是組織所面對的法律、法規以及某些特定慣例，這些因素都將深刻地體現在企業形式、結構及其經濟活動中，從某種意義上講，外部環境是企業存在意義的一種體現。
格蘭諾維特（1985）通過對威廉姆森新制度經濟學的批評分析提出，經濟行動本質上是“嵌入”人際關系的一種網絡行為，這一觀點顯示了新經濟社會學對企業行為的解釋。自此，嵌入問題引起了相關學者的關注。但亦有學者提出不同意見。如，尼蓋爾等（1998）就提出，格蘭諾維特的“嵌入”說只是關系嵌入，對制度的能動性考慮不足，事實上，格蘭諾維特的“嵌入性”只是嵌入性的一種，即網絡嵌入（尼蓋爾等，1998）或關系嵌入（布林頓等，1998）。
2.6.1.2 制度因素對跨國并購的影響
目前，直接研究制度因素對跨國并購影響的文獻較少，大量文獻研究的是制度因素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而同期的跨國公司已表現出對并購作為FDI主要進入途徑的偏好。首先，并購可以實現對行業壁壘的有效突破；其次，并購可以有效降低企業發展成本的不確定性；最后，并購可以有效利用企業經驗成本曲線。因此，我們的研究可以從制度對FDI的影響研究中獲得啟發。
制度顯然已經被視作一國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OECD，2001）。既有研究顯示，不同制度環境往往帶來經濟增長率、人均收入等國別經濟發展差異（IMF，2003；阿西莫格魯等，2002）。一般來講，較高的人均收入往往伴隨著較高的制度質量、自由的經濟環境、有效的產權制度及高效的直達體系，這些都有助于促進投資、遏制腐敗，并進而促使經濟快速發展。隨著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從制度角度分析跨境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成為一個新視角。制度通過兩個途徑影響跨境投資的區位選擇：第一，通過良好的制度環境吸引外來資本，較高的制度質量往往帶來較高的生產效率，而較低的制度質量往往帶來外來資本額外的運營成本（魏，2000）；第二，外來資本對東道國的不確定風險很敏感，FDI較高的沉沒成本使得企業對東道國政治風險、政策波動以及產權保護保護不足十分敏感（貝納西等，2005）。
傳統H-O理論強調，資本稀缺的國家，資本豐富的國家的資本收益率較低，因此逐利資本會從富裕國家向資本稀缺的國家流動t（麥克杜格，1960）。但盧卡斯（1990）卻最早提出了不同的意見，現實世界上，只有在資本／勞動比率與工資和資本收益比相等的時候，資金才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流動。他提出應當重視東道國制度環境的影響，具有透明且穩定政策的國家將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首要目標。綜上，盧卡斯的基本觀點認為，在國際資本流動分析的時候，不僅應從資本和勞動資源的稀缺性去考慮，還應積極考慮制度的影響，但可惜的是他沒有進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隨后，學者對制度視角下FDI的研究更加深入。鄧寧（1993）從比較分析中得出結論，即相同條件下，制度環境好的東道國對外來資本更加具有吸引力。魏（1997）運用Tobit模型分析了東道國清廉程度對FDI的影響，在排除政治偏見以后，引入了土地面積、發達程度、母國東道國交往歷史、語言文化、地理距離等因素，發現清廉程度與東道國吸引外資正相關。大量跨國研究表明，腐敗對FDI產生負向影響。杜德等（2002）在控制GDP的同時，運用包括制度腐敗在內的一系列指標進行檢驗后發現，腐敗對外來資本呈現顯著的負效應。哈比（2002）在綜合考查了東道國與母國之間腐敗程度差異的情況下也得出了類似的負相關結論。格洛伯曼等（2002）進一步發現，制度只在大型發達國家才會對FDI產生顯著影響，并且，良好的制度環境對FDI流入和流出都會產生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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