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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傳播與法治(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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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傳播與法治(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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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本書為華東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林凌教授近十年來撰寫的新聞傳播學論文集,集中探討了互聯網時代網絡信息的傳播規律及法律治理措施,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提出了立法建議和應對策略。本書所收錄的學術論文都在新聞學期刊上發表過,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作者簡介

林凌,華東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持完成國家課題、上海市課題、軍隊課題和上海市教委課題共8項(含委托課題)。出版《網絡輿論引導論》《網絡輿論引導法律規制研究》《網絡傳播媒介導論》《新聞侵權導論》等專著12部,公開發表學術論文100多篇。

目次

第一編 總論
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網絡文化建設 /3
第二編 網絡法治
網絡媒體立法初探 /11
網絡立法模式探析 /16
論媒體融合發展立法模式 /21
論媒介融合立法路徑 /26
網絡媒體立法困境及其推進路徑 /33
“互聯網+”時代出版法律法規價值取向分析 /40
網絡媒體法律監管模式反思及監管模式構建 /46
重新認識網站新聞登載權的法律制度設計 /53
網絡傳播未成年人涉案事件的幾個法律問題 /57
網絡涉老隱私信息傳播的法律規制 /63
電視低俗內容的傳播法分析——以干露露等“撒潑錄像” 事件為例 /67
博客侵權主體的責任認定 /73
百度文庫侵權案的法律問題及思考 /78
論新聞線人的權利與義務 /82
第三編 網絡輿論
論網絡輿論的基本特征 /91
論我國網絡輿論引導法律規制特征 /102
論新聞輿論監督的角色定位 /109
網絡群體性事件傳播機制及應對策略 /114
論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法律治理 /121
論網絡輿論引導的法治建設 /127
論依法引導網絡輿論——兼論網絡言論自由權保護 /135
重視發揮網絡技術管理網絡輿論的作用 /146
論網絡輿論引導規律 /151
移動網絡輿論傳播機制及引導策略 /161
用信息限制引導網絡輿論 /167
“7?5”暴力事件的網絡輿論傳播特點及引導策略 /171
昆明“3?1”暴力恐怖事件輿論引導機制及啟示 /178
論網絡文化產業的信息資源市場化配置功能 /183
第四編 雜論
論法治新聞報道的優化策略 /193
論網絡議程再設置 /198
由維基解密引發的新媒體發展思考 /202
論網絡法制新聞報道的困境與出路 /207
大數據時代的新聞報道探析 /214
法制宣傳教育:從普法模式到公眾參與模式 /221
現代傳媒與恐怖主義 /226
后記 /233

書摘/試閱

移動網絡輿論傳播機制及引導策略
2011年被業界稱為移動互聯網年。據賽迪顧問最新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2011年,在智能手機應用環境趨好、用戶規模化增長以及“千元智能機”熱銷的帶動下,我國智能手機市場保持高速增長態勢,全年銷量達到7344.4萬部,實現129.4%的增長。[[ [] 《2011年中國智能手機市場銷量增129%》,《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2012年6月18日。]]截至2012年6月底,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到3.88億,手機首次超越臺式電腦,成為第一大上網終端。從微信、米聊等移動應用的火爆到安卓系統手機、iPhone、iPad的熱銷,再到各家傳統媒體開發的移動客戶端紛紛登陸各類“應用商店”,無論是移動終端的服務性能,還是移動互聯網的應用功能,都實現了網絡產業的巨大飛躍和信息傳播方式的革命。從網絡輿論傳播角度看,移動互聯網以網絡人際傳播作為信息傳播基礎,集傳播工具屬性、媒體屬性和社交屬性于一體,使網絡輿論在網絡“熟人社會”中呈現出病毒式傳播,給網絡輿論引導工作提出了嶄新的研究課題。

越來越多的網絡輿論事件表明,移動網絡輿論正成為引領網絡輿論發展的輿論源。從湖北石首群體性事件、唐駿學歷門事件、方舟子遇襲事件、宜黃拆遷案、李剛事件、騰訊與360大戰事件,到2011年上海地鐵事故、2012年泉州港更名事件,微博、各種社交網站所發布的移動網絡信息已經成為推動網絡輿論發展的主要力量。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目前以微博為代表的移動網絡傳播平臺“正在上升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主流媒體之一,它的興起徹底打破了傳統媒體的‘專業主義壁壘’,在直接發掘新的議題的同時,也從傳統媒介那里‘搶’走了部分議題設置權”。[[ [] 謝耘耕:《中國社會輿情與危機管理報告(201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因為移動網絡輿論信息源都以“在場”形態出現,第一時問面向熟識的網民傳播,致使移動網絡輿論出現了新的傳播特點。
首先,移動網絡輿論具有隨機性特點。PC網絡時代,從熱點事件發生到網民上網發布信息、相互交流,很難做到同步進行;在信息發布時間差過程中,網民必然對事件進行查證,對問題進行思考,因此,PC網絡輿論主題出現具有必然性。如,“蘿卜招聘”、官員帶病提拔、醉駕等問題被網民反復議論,從這個角度說,PC網絡輿論是可以預測的,即某些特定問題在一定社會背景中必然引起網民關注,并引發網絡輿論。相對而言,移動網絡輿論具有較大的隨機性,手持智能手機的網民無處不在,任何時間、任何地域發生的問題和事件都有可能被他們上傳,這些網絡信息傳播如同發生公共突發事件一樣具有不可預測性。
移動網絡輿論的隨機性主要表現為:一是移動網絡信息的隨機性。移動網絡信息是移動網絡用戶此時此刻的所見所聞,那些“偶然的事實”和“情不自禁地信以為真”的信息[[ [] [美]沃爾特?李普曼:《公眾輿論》,閻克文、江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頁。
]],都被快速上傳網絡。因此,從天災人禍到對公共突發事件處理結果的質疑,都可能成為移動網絡關注的內容。二是移動網絡信息發布者的隨機性。相較于傳統新聞由新聞機構發布,誰是移動網絡信息發布者具有更大的偶然性。如,2011年9月27日下午,上海地鐵十號線兩列列車發生追尾事故。網友“安默然lucky”在14時45分發表微博:“上海地鐵十號線追尾了!現在車停在豫園路站和老西門站之間。”比第一條官方微博早了32分鐘。14時49分,網友“季法師”發出了一張現場圖片,一名受傷女子躺在地鐵車門邊。他的另一條微博:“我們現在安全撤離了,先到的是消防官兵兩名和一名警察。我們從后門撤離了。”“季法師”的這條報平安的微博被網民轉發了5200多次。網友“安默然lucky”和“季法師”之所以成為上海地鐵追尾事件的移動信息發布者,就是因為他們是事故的親歷者和目睹者。三是移動網絡輿論導向的隨機性。普通移動網民基于觀察問題的觀點、角度,對問題的認識肯定存在一定的差異;而且,公共突發事件現場的氛圍也能瞬間改變網民對事件的判斷和認識,因此,移動網絡輿論既有理性表達,也有情緒性發泄。“季法師”的那條報平安的微博對于穩定公眾情緒、有效處置上海地鐵追尾事故發揮了正面引導作用。但是,在日本大地震引發的搶鹽事件、富士康跳樓事件中,許多微博缺乏科學常識和理性思考,僅僅是一種情緒性表達和發泄,誘發和推動了社會恐慌情緒。
其次,移動網絡輿論具有碎片化特點。無論是微博還是社交網站所傳播的信息,鮮有長篇大論,大多數網民三言兩語把所見所聞的事實和感受傳達出來。以微博為例,這是一個基于用戶關系的信息分享、傳播以及獲取平臺,用戶可以通過WEB、WAP以及各種客戶端組建個人社區,以140字以內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實現即時分享。由于每條微博內容被限制在140字以內,微博內容、博主思考問題的周密性與邏輯性,都與博客寫作有了較大差異。由于微博用戶發布信息所處的時間、空間、心理狀態等具有隨意性和不確定性,他們往往采用“三言兩語”的表達方式,急于與人分享即時即刻的生活片段。如我國政府決定設立三沙市的新聞公布后,微博用戶立即發表了大量微博予以評論,大多是些零散、膚淺的感受,缺乏相對系統的資訊,受眾只有從那些零散的信息碎片中找出相互關聯的東西,通過歸納與整理才能作出比較完整的意義判斷。
麥克盧漢認為:“技術的影響不是發生在意見和觀念的層面上,而是要堅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變人的感覺比率和感知模式。”[[ [] [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何道寬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46頁。]]移動網絡技術改變了人們認知世界的方式,也改變了移動網民的寫作和表達方式。一是思維碎片化。傳統寫作是一個無數信息碎片系統化的過程,作者把各種觀察和閱讀來的事實、思想碎片,經過提煉加工,形成相對完整、具有內在邏輯性的文章;而移動網民無需對事實和思想碎片進行提煉加工,只需要憑自己的觀感傳播即能達到相互交流的目的。因此,無論是社交網站用戶還是微博用戶,其信息傳播是跳躍性的、非連貫性的。二是內容碎片化。真相只有一個,但移動網絡用戶所傳播的“真相”則五花八門,甚至對“真相”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中,既有觀察角度和側重點的差異,不同移動網絡用戶看到了事件的不同側面,也有寫作的原因,有些移動網絡用戶為了聚集網絡人氣,吸引網民注意,不惜以偏概全,采用“標題黨”方法傳播事件,突出了事件的某個側面或細節,人為地將事件碎片化。三是傳播效果碎片化。與傳統媒體相比,移動網絡上“吵架”現象明顯增加,無論是唐駿學歷門事件,還是方舟子和韓寒之爭,僅僅透過一個博友的言論,很難弄清事情真相。因此,移動網絡時代,一個事情往往不止一個結論,也不會只有一個真相,每一個移動網民都從中找到“情不自禁地信以為真”的真相。
再次,移動網絡輿論具有聚眾傳播特點。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網絡傳播已經超越傳統傳播形態而呈現出聚眾傳播特點。所謂“聚眾傳播是指人們在其社會化過程中,基于自媒介體系建立的,融合多種傳播類型和傳播方式,以建立社會文化認同為目的的一種群體傳播形態”。“其中‘聚’不僅表示媒介、信息、傳播方式的聚合,更表示同質化人群的聚合。”[[ [] 羅自文:《人類傳播 3.0:范式理論視角下的聚眾傳播》,《現代傳播》2011年第6期]]
如果說大眾傳播主要在陌生人之間傳播信息,凸顯“海內存知己”的傳播的廣泛性,那么,移動網絡傳播更強調傳播對象的人際關系,即通過技術設定幫助移動網絡用戶找到“熟人”,使信息在“熟人”之間傳播,追求“天涯若比鄰”的傳播效果。“微博客網站采用好友之間的人際傳播的傳播模式。傳者發布信息,好友可以收到信息。好友對該信息進行分享,好友的好友可以收到信息。反反復復,信息便能以類似病毒的速度迅速傳播開來。”[ [] 周旋、薛立勝:《微博客的新媒體特征》,《網絡傳播》2010年第5期。
]移動網絡熟人圈的建立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利用移動網絡的技術功能找到現實生活中的熟人,并建立網絡人際關系;二是特別關注某些網絡輿論領袖的意見,隨時收聽和瀏覽他們的網絡言論,將其變成陌生的熟人,而通過特定網絡輿論領袖凝聚起來的熟人圈,能夠針對特定問題迅速形成網絡輿論。

移動網絡輿論隨機性、碎片化和聚眾性傳播使得移動網絡輿論傳播機制發生了巨大變化,用引導PC網絡輿論的方法難以有效引導移動網絡輿論。
首先,信息不對稱問題更加嚴重。信息不對稱理論是現代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它首先由美國經濟學家喬治·阿克爾洛夫在1970年提出。所謂信息不對稱,“就是在相互對應的經紀人之間不作對稱分布的有關某些事件的知識或概率分布。”[ [] 陳禹:《信息經濟學教程》,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頁。]在幾乎所有的情況下,不同市場參與者所具有的信息資源和信息處理能力都是不對稱的,掌握信息比較充分的一方,往往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而獲取不應當有的利益,而信息貧乏或信息不全的一方,則處于不利或者利益受損的地位,最終導致市場機制失效和道德危機。事實上,在各種交易市場中,參與者雙方都不可能擁有完全的信息,也就是說交易過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問題。這一理論面世后不僅為經濟學中很多市場現象如商品促銷、商品的市場占有等提供了科學解釋,成為現代信息經濟學的核心理論之一,而且更加廣泛地應用到社會學、法學、教育學、政治學等領域,成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 [] 張勝利:《網絡輿論監督研究》,中國優秀碩士論文(安徽大學)2011年。]
網絡輿論發展遵循網絡市場規律,“意見形成的初期是不穩定的,這一時期也是搶占輿論市場的最佳時間。通過第一時間介入網絡輿論市場,真實的真相會被認為是主流的聲音。如果第一時間不公布真實真相,公眾就可能被謠言所誤導,從而產生不健康的輿論。”[[ [] 丁鶴:《群體性事件的謠言信息傳播及對政府網絡輿論引導的啟示》,中國優秀碩士論文(華中科技大學)2010年。]]其實,引導網絡輿論的主動權不僅與引導時機密切相關,即“第一時間介入網絡輿論市場”,而且與引導者所掌握的信息是否充分也密切相關。如果網絡輿論引導者掌握的信息比較充分,那么,就可以有針對性地引導網絡輿論,否則,將出現引導乏力、引導錯位等問題。在移動網絡輿論傳播過程中,移動網民不僅掌握信息發布時間優勢,第一時間傳播所見所聞,而且掌握信息內容優勢,他們所提供的信息往往是政府和傳統媒體暫時無法提供的,因此,政府部門在移動網絡輿論引導中往往處于信息劣勢地位,特別是在移動網絡輿論傳播的最初階段,政府部門往往只能被動地證實移動網民所提供的信息的真偽,或者為網絡謠言辟謠,有時因為缺乏相關信息,干脆保持沉默,或有選擇性地引導,從而失去了引導移動網絡輿論的最佳時機。
其次,破壞事實真相的完整性。任何事情都有兩種存在形態,一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真相,它是完整的、有機的存在,是人們認識和評價該事物的基礎;二是人們認知并傳播后的“事情真相”,它或多或少游離于客觀存在的事實真相。實踐證明,讓傳播后的“事情真相”盡可能反映客觀存在的事實真相,是有效引導移動網絡輿論的重要前提,否則,移動網絡輿論引導方向、效果都將受到影響。
然而,受制于移動網絡輿論只言片語的傳播形式,移動信息極易破壞事實真相的完整性。一是基于信息碎片傳播,致使事實真相被淹沒在無數的信息碎片中。移動網絡輿論傳播是無數信息碎片聚集累加的結果,“當大量的信息碎片在一個主題下集中,就可能匯集成事件流/思想流,大量聚集后成為熱門話題。”[[ [] 劉興亮:《微博的傳播機制及未來發展思考》,《網絡傳播》2010年第5期。]]方舟子和韓寒之爭中,移動網民言論中不僅有對事實真相的披露和辨析,而且伴隨著大量情緒化言論,沒有一個微博用戶能夠認真梳理所有言論,據此加以理性判斷,弄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和是非曲直,相反,大家囿于某種成見或抓住方韓之爭的某個細節,輕而易舉地對事情做出了結論。二是只言片語所造成的輿論沖擊力掩蓋了事實真相。移動信息傳播是“微傳播”,不求全只求快,不求正確只求醒目,“當事主體或意見領袖截取突發事件中問題最顯著、矛盾最集中、交鋒最激烈,最可能引起博友強烈情緒波動的剖面(或一句話,或一幅圖片,或一段視頻),呈給博友”,就能引起博友的廣泛與持久關注。[[ [] 茍德培、趙志立:《微博傳播:“斷章取義”式的監督困境》,《網絡傳播》2011年第3期。
]]無論是鄭州逯軍事件中“你是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宜黃拆遷案中的“沒有拆遷,就沒有新中國”,還是藥家鑫案、李剛事件中傳播的官二代、富二代情緒,都因為只言片語而模糊或忽視事實真相,憑借主觀愿望而對事情作出了不全面的判斷。
再次,隱形輿論的隱蔽性更強。任何輿論的形成都有一個從私下交流到公開傳播、從少數幾個人醞釀到一定范圍內相當數量公眾的公開表達的過程,前者是隱形輿論,后者是顯性輿論。從移動網絡輿論引導角度看,及早發現和全面掌握隱形輿論,對于提高移動網絡輿論引導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義。
移動網絡輿論傳播總是從熟人交際圈向陌生人交際圈蔓延,無論是采用人人網、QQ等社交平臺,還是采用微博、微信,最初的受眾都是熟人。一方面憑借口碑傳播使關注用戶持續增長,熟人圈子越來越大;另一方面,穩定的用戶群體使彼此之問的黏性更強,更愿意把信息分享給熟人圈子里的人。“通過關注的‘互粉’,我們可以在‘我關注的’與‘關注我的’這樣一個人際傳播的小圈子里發布身邊的見聞、關注當下的熱點、交換相互的意見,借以實現自我表達、交往需求與社會認知。”[[ [] 茍德培、趙志立:《微博傳播:“斷章取義”式的監督困境》,《網絡傳播》2011年第3期。
]]如此一來,移動網絡話題先在熟人圈子里悄悄發酵,集聚一定能量后,突然向網絡蔓延,如PM2.5網絡輿論傳播過程中,人人網上形成過許多組熟人圈,有人甚至從海外把相關數據發布到熟人圈中,使話題討論越來越激烈。由于移動網絡信息傳播渠道多元化,任何部門都難以預先準確監測隱形網絡話題;而且許多渠道屬于私人通信渠道,如QQ留言、郵箱等,相關法律保護這些私人通信渠道。因此,移動隱形網絡輿論的隱蔽性更強。

移動網絡傳播特點致使移動網絡輿論生成、傳播和影響力更加復雜多變,給引導移動網絡輿論帶來了諸多困難。其中,既有PC互聯網時代業已存在的網絡信息不對稱所引發的引導乏力問題,也有移動信息在熟人圈里傳播難以全面掌控的問題,因此,根據移動信息傳播特點,有針對性地引導移動網絡輿論,是提高移動網絡輿論引導效果的重要途徑。
首先,加強移動網絡輿情監測,及早引導移動網絡輿論。移動網絡信息傳播的隨機性和即時性,特別是碎片化傳播,給移動網絡輿論引導帶來了困難,在PC互聯網時代被證明為行之有效的監測方法,對監測移動網絡輿情可能無能為力。因此,必須綜合使用輿論傳播規律和移動網絡技術加強監測移動網絡輿情。一是加強對上下班時間段移動網絡輿情監測;二是利用移動網絡定位技術,掌握移動信息的真實性;三是把社交網站、微博等移動網絡傳播空間和地域性網絡論壇作為移動網絡輿情重點監測對象,及時發現和了解當地移動網絡輿情。
其次,用全面信息消除碎片化信息的負面影響。網絡傳播“速度為上”“內容為王”,誰第一時間傳播,誰就掌握傳播主動權,誰的傳播內容真實可靠,誰就擁有影響力。移動網絡時代,移動網民占據“速度為上”的優勢,政府部門難以與移動網民比傳播速度,因此,政府部門必須堅持“內容為王”的原則,充分發揮掌握信息全面客觀和權威的傳播優勢,在黃金引導時間內消除碎片化信息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一是公共突發事件尚處于發生發展過程中,移動網民因為觀察問題的角度局限,發布的碎片化信息往往以偏概全,以訛傳訛,誤導公共輿論,對此,政府部門必須及時發布全面信息,消除碎片化信息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二是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為了吸引受眾眼球,有意斷章取義,用碎片化信息誤導受眾。三是針對移動網絡多如牛毛的碎片化信息,用簡明扼要的信息把真相告訴受眾。移動網絡信息傳播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無論傳播者還是瀏覽者,都處于流動過程中,許多網民往往只瀏覽某一條或幾條信息,就離開頁面瀏覽其它信息,對事件極易形成片面印象或不準確印象,對此,必須及時發布較為完整的信息,引導移動網絡輿論。
再次,同時采用多種傳播渠道引導移動網絡輿論。當前,我國已經進入多種媒體并存時代,傳統媒體、PC網絡媒體和移動網絡媒體都有各自的受眾群體,三種媒體的相互交流和互動對于公共輿論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為了提高引導移動網絡輿論的能力,一是必須加強政府引導輿論和移動媒體自我引導輿論的結合。政府是移動網絡輿論的引導主體,其地位和作用是移動網絡媒體難以替代的,因此,發揮政府引導移動網絡輿論的主導作用,對于及時消除網民誤會、防止發生移動網絡輿論危機具有重要作用。在湖北石首群體性事件、溫州動車事故、福建泉州港更名事件中,政府部門對于公布事情真相和應對輿論危機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與此同時,移動網絡媒體在積極尋找事情真相和理性協商意見等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把政府引導輿論和移動媒體自我引導輿論結合起來,能夠將輿論引導效果最大化,避免片面言論發酵為網絡主導意見和主流輿論。二是必須加強移動網絡媒體引導和其他媒體引導的結合。如今,傳統媒體、PC網絡媒體和移動網絡媒體相互設置議題已經成為常態的信息傳播現象,移動網絡媒體著眼于網絡熟人圈傳播,意見領袖對于改變熟人圈里的網民的觀點、態度具有直接作用,而其他媒體的意見也會通過直接或間接的傳播渠道影響移動網絡受眾,形成移動網絡媒體和其他媒體之間的互動。因此,既重視移動網絡輿論的自我引導,又加強其他媒體的輿論引導,將有助于建設和諧的移動網絡輿論環境。(《當代傳播》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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