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書話：書者生也（簡體書）

《書者生也》都是有關藏書和書籍史的文章，作者辛德勇既是古書愛好者、收藏者，也是從事歷史學、文獻學研究的學者，因而能從版本目錄學以及歷史、文化等的角度對所經見、購藏的古書加以考察研究；再加之作者通俗有趣的講說，使《書者生也》可讀性、知識性、學術性兼備，可給喜歡讀書、購書及藏書的讀者帶來閱讀的快樂，提供有用的知識。

《西京書話》出版弁言
序
東方西方相映成像——讀高峰楓《從卷子本到冊子本》一文有感
讀黃色書，論往圣學——“黃冊子”小考
一封索還藏書的信函
也談宋刊《說文解字》之大小字本問題
原刻初印本《經傳釋詞》及相關虛詞著述
偽書《年華錄》
元刻本《宗鏡錄》零冊漫記
黃永年的詩集與吾師跋文
李存著《唐人五言排律選》與試帖詩選本

《書者生也》：
除了《助字辨略》以外，劉淇另外還撰著有《周易通說》《禹貢說》等。，在經學上本花過一些功夫。就選擇虛詞用例的范圍而言，《助字辨略》取材相當廣泛，非徒錢儀吉所說“先秦兩漢書籍”而已，從上古以迄元代，舉凡經史子集各類著述，乃至詩詞、小說，幾乎一無所遺，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市井俗語，印證材料比較豐富。只是元曲當中的虛詞用例，劉氏以為其“純用方言，無宜闌人”，擬議“他日別為一編，以附卷尾”。
《助字辨略》共收載四百七十六字，全書分為五卷，按平、上、去、人四聲依次相從（其中平聲以字多再分作上、下兩卷）。書成后在康熙五十年由海城盧承琰為之刊刻，然傳世殊罕。后來在乾隆四十四年和咸豐五年，又分別有長白國泰重刻本和聊城楊以增海源閣重刻本，但流傳也都不是很廣。故至民國時期，又分別有楊樹達重刻本和陳乃乾影印海源閣本行世。我買到的陳氏古書流通處影印本，雖說沒法與諸種舊刻本相比，現在也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遇到了。這種一再為學人翻刻重印的情況，也反映出《助字辨略》的學術價值，一直為學術界所重視。今有中華書局洋裝印本，學者檢讀，更為便利。
王引之的《經傳釋詞》，撰成于嘉慶三年。他在序言和正文中都沒有提到劉淇的《助字辨略》，從錢泰吉、楊紹和的相關跋語中可以看出，劉淇《助字辨略》的康熙原刻本和乾隆重刻本流傳都很稀少，學者難得一見，故王引之在撰寫《經傳釋詞》的時候，并沒有看到劉氏此書，甚至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盡管如此，由于二者是同一時代學術風氣之下出現的著述，其訓解古書的旨趣，頗為相通。
《經傳釋詞》和《助字辨略》這兩部書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助字辨略》產生于清代前期，考究古代經典的所謂樸學，還剛剛興起，遠未臻至全盛的局面，故其書局面較諸《經傳釋詞》雖更為宏闊，精度卻明顯不足。
與《助字辨略》相比，產生于乾嘉學術全盛時期的《經傳釋詞》，所針對的古代典籍，固然如其書名所示，是以所謂九經三傳為核心，所旁涉兼及的其他典籍，亦基本局限在周秦西漢以前的子書和史籍范圍之內，書中收載的虛詞，僅一百六十字而已，王氏自言“前人所未及者補之，誤解者正之，其易曉者則略而不論，非敢舍舊說而尚新奇，亦欲窺測古人之意，以備學者之采擇”。“其易曉者則略而不論”一語，尤其顯示出王引之意在問難求精，而非貪多務博，求全求備。
《經傳釋詞》之精審，還表現在王引之引述的虛詞用例，特別注意盡量找出原始的早出例證，而《助字辨略》對此卻不夠講究，還有很強的隨意性，取材稍顯駁雜。另外，在解釋詞義方面，《助字辨略》也有很多不夠妥當的地方。朱師轍在民國時評價說：“劉’淇《助字辨略》，雖有可觀，遠不逮王氏（《經傳釋詞》）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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