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南洋兒童：戰後新馬華語兒童刊物及文化研究〈簡體書〉

“兒童”是建構歷史和文化的重要概念及方法。
本論文集以戰後新馬地區出版和發行的兒童期刊以及教科書等為主要研究物件，結合口述採訪新馬當地書局歷史和原始檔案資料，在將“南洋兒童”概念歷史化。同時，重點分析其發展變化與當地新興的反殖民話語、民族國家的興起、新馬與香港之間出版產業的互動網路以及華人的身份認同等重要課題之間的複雜關係，從而提供另一種觀念和理解20世紀中後期亞洲區域內部華語語系文化互動的方式。
全書收錄的11篇論文主要對期刊《馬來亞少年》、《世界兒童》、《南洋兒童》、《兒童樂園》和《少年樂園》等的研究；也收錄當地出版人口述歷史的訪問，以及對當地出版公司出版建制和發行網路構成的梳理和論述。

編者簡介
徐蘭君，北京大學中文系本科和碩士畢業，後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博士，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研究興趣包括現當代中國文學和電影、現代兒童概念進化史與現代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冷戰政治與亞洲文化等，出版有《兒童的發現：現代中國文學及文化中的兒童問題》（與ANDREW JONES合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兒童與戰爭：國族、教育及大眾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目前完成英文書稿The Child and Chinese Modernity: Producing the Child in Modern Chinese Culture。近年開展的另一重點研究計畫是考察40-70年代中國大陸、香港及東南亞地區文學出版、電影、廣播和話劇等領域的文化跨國互動網路與亞洲區域的冷戰政治之間的關係。
李麗丹，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學士，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曾在北京藝術大學任講師，目前在新加坡教育界任職。
論文被收錄於《繽紛的視野——世華文學作品評析》（臺北：唐山出版社，2013）。2014年完成論文《新加坡小學華文教科書對兒童國民意識的建構（1965-1978）》。

序言 徐蘭君
“亞洲視角”：”南洋兒童”的建構和戰後新馬地區的華文兒童期刊
近年來新馬地區的華語文學及文化引起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和研究，但對本地的華語兒童文化及期刊的研究則還相對比較缺乏。成長於五六十年代的年輕一代，尤其是當時的兒童在閱讀什麼直接關係到接下來半個多世紀本地文學和文化的發展，影響直至今天。這是本論文集的重要研究意義之一。同時，研究戰後到七十年代的兒童文化也是因為這個時期是新馬地區印刷出版文化比較繁榮的時期，這從當時豐富多元的兒童讀物和期刊可見一斑。當然，研究這些新馬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兒童期刊，不只是追溯作為“讀者群”的兒童，更重要的是，在本論文集中，我們試圖強調“兒童”是一個歷史和文化建構的概念。如果我們同法國學者菲力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1一樣把“兒童”這個概念歷史化，將之放置于戰後新馬的歷史語境之中，考察其發展的歷史脈絡，一個關鍵性問題就呈現出來：“兒童”作為一個有效的歷史和文化概念如何有助於我們理解戰後新馬地區的社會和政治想像？其與戰後新馬地區新獨立的民族國家的興起、反殖民話語以及海外華人社會國家與族群認同等重要課題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當我們把新馬文學及文化中的兒童問題不僅放在“兒童文學”的範疇裡，而且將之放在整個亞洲區域的華語文學文化發展的語境中來討論時，它又將呈現出怎樣新的研究意義？
柄谷行人在他的《現代日本文學的起源》一書中提出，”所謂孩子不是實體性的存在，而是一個方法論上的概念。”2 正是在這種方法論的眼光之下，孩子才成為可觀察的對象。兒童的發現與現代民族國家話語之間的聯繫通常是學者切入兒童問題時關注的一個重點。當我們用現代國家民族的觀念來對社會群體重組時，國家的概念與每一個個體建立起一種抽象性的關聯。
在這一關聯中，兒童概念的產生，就是一系列從具體到抽象，從經驗到理性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現代的兒童話語是那些為數不多的國家話語成功地自然化、合理化的概念之一。斯特凡•田中 (Stefan Tanaka) 在其文章《童年：發展話語在日本空間裡的自然化(Childhood: Naturalization of Development into a Japanese Space) 》3 一開頭就指出作為重要隱喻及象徵的兒童已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認為，兒童已經成為現代曖昧性和衝突性合為整體的一個擬人化場域。也就是說，一方面是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把兒童的自然發展抽象化了，將兒童的發展與基礎教育和現代國家福利制度的發展等聯繫在一起；同時，兒童自然生理上的發展又成為現代民族國家論述中一個很重要和經常被引用的隱喻，即用兒童從不成熟到成熟的生理發展歷程來解釋現代民族國家的發生發展的抽象過程，使之直觀化和自然化。雖然田中所討論的是日本語境下兒童話題的發展過程，但對研究戰後新馬地區的兒童話語也很有啟發性，也會呈現出更多的複雜性和特殊性。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的廖冰淩教授在分析新馬戰後的本土期刊《馬來亞少年》時提出：雖然這個時期的華人對“國”的嚮往還是中國，但“家”是在馬來亞。她把《馬來亞少年》期刊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認為“從創刊號至1947年間的內容來看，此初階段的文化糅合概念包容性最強，它相容了英殖民政府的聲音、中國原鄉的認同情感，以及南洋範疇的本土意識。”4 在教科書研究方面，葉鐘玲和黃佟葆合編的論文集《新馬
印華校教科書發展回顧》通過對1965年前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三地教科書的比較來追溯三地區華文教育發展的軌跡。其中崔貴強的論文《從“中國化”到“馬來亞化”—— 新加坡華文教科書的嬗變 (1946–1965)》分析了戰後新加坡華文教科書沿革史，提綱挈領地討論了教科書“馬來亞化”的過程。如作者所說，“戰前新加坡的華文教育，構成了中國教育的一環，其行政、學制與課程，都是以中國的為典範。至於其教科書，除了三十年代後期有本地編印與出版的少數教科書外，其他都是中國進口的。”5 而在《方吳報告書》出臺以後，本地的華校課本被要求改編和進入“馬來亞化”。當然，如何看待這個時期“馬來亞化”和在當時引起華社怎樣的討論需要謹慎對待和仔細辨析。
皮埃爾•布迪厄(Pierre-Félix Bourdieu, 1930–2002)所提出的場域（field）理論對我們分析戰後新馬地區的兒童刊物與當時的歷史政治權力結構之間的互動關係尤具參考意義。他試圖在場域系統中把社會結構與複雜的情感心理相互結合而超越文本內外的一種對立。所謂的場域，可以理解為一種社會空間，是各種因素與機制之間的相互作用，很多‘選擇’都是雙重行為，既是美學的又是政治的，既是內部的又是外部的。6 本論文集的不少論文都是把這些兒童期刊還原到歷史情境中，考察其與當時歷史政治變遷之間的呼應關係。整個亞洲華語地區的五六十年代可以說是個人和國家都遭遇“聚散離合”的時期。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在2013年8月日本愛知大學與神戶大學在名古屋舉辦的題為“大分裂時代的敘事 —— 大陸•香港•臺灣•馬來半島”的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曾作如下的講述：
分裂帶來主權及主體的異動，地理和心理的震盪。由
此產生壁壘分明的史觀，裂痕處處的“說法”，暗示意義
系統的重新洗牌。更重要的，這些作家多半在戰爭期間親
曆種種顛僕，即使在文本層次，他們的作品見證生命體驗
與傳記/傳奇的繁複切換。到底怎麼訴說戰爭，見證分裂？
在戰爭敘事的另一面，是敘事戰爭。7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文化冷戰也滲透到當時的兒童刊物中，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冷戰思維如何改變了這個大分裂時代不同地區華語兒童刊物對未來理想公民的建構以及社會“發展”話語的形成？有學者用“天真的武器 (innocent weapons)”來形容冷戰時期兒童對兩大陣營的重要意義。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而更多的是對情感和意識(hearts and minds)的一種爭奪，所以家庭和學校成了兩大陣營進行意識形態爭奪的主要場所。學者在比較了美國和前蘇聯冷戰時期有關兒童的宣傳政策後發現，雖屬於不同的陣營，蘇聯和美國在冷戰政策思維上卻呈現出許多相似性。8 如果說在傳統意義上的戰爭動員是希望兒童能實際地參與戰爭，那麼在冷戰時期，所謂的戰爭動員更多地不是以軍事訓練的方式呈現，而是通過教育以及保持社會日常秩序穩定的責任。9 也就是說，兒童通常成為建構和定義冷戰時期社會日常行為標準和統一規範的有效工具之一。10 當時，兩大陣營的成員通常以己方兒童有受對方意識形態侵蝕之危險來凸顯兒童思想教育管理之重要性。這些現象在這個時期出版的各種兒童刊物中都有體現。必須要指出的是，這本論文集大多數論文主要討論“南洋兒童”的建構，同時也有涉及“少年”的部分，如《馬來亞少年》、《世界少年》以及《少年樂園》。
當然，這些對“南洋兒童”的發現和建構多來自于成人編者或作者。其中發行這些兒童刊物的書局負責人引起了比較多的討論。《馬來亞少年》是戰後馬來亞發行的首份本土華文兒童刊
物。南洋書局的負責人陳育崧和刊物的早期主編許雲樵已經有學者專門討論11，對他們在兒童讀物出版方面的貢獻也有所涉及。章星虹以《南洋雜誌》和《馬來亞少年》報為考察物件勾勒出戰後初期的許雲樵如何普及南洋研究。自1931年開始，許雲樵曾在南洋數間中學任教，執著於南洋研究，特別是史地部分。章星虹的文章比較有洞見地察覺到兒童和少年的刊物成為許雲樵這樣“南洋研究學人”普及南洋知識的有效途徑：“在《馬來亞少年》裡，主編許雲樵對版面欄目的編排、讀物類別的篩選、主編讀者之間的互動，體現出‘把馬來亞／南洋帶入普通人的視野’這一編輯方向。”12 她特別強調了許雲樵的多個身份：中學教師、寫作人、南來知識份子、非科班出身的學人和遠離政治的文化人。這樣的投射使作者對《馬來亞少年》的研究超越了“兒童文學”和“兒童文化”的研究範圍，考察這份以青少年為讀者群的刊物如何成為許雲樵向社會大眾啟蒙和普及“南洋知識”的有力媒介。南洋書局由教育界與史學界名人陳育崧創辦。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兒童期刊的編輯多是一群處於無名狀態的以集體編撰者出現的作者或編者。儘管這部分資料十分缺乏，此書中的不少論文嘗試通過口述採訪或者細讀期刊的資料盡可能地呈現他們的信息。曾是世界書局職員的楊善才先生介紹說《世界兒童》當年
的編輯班子多是一群旅居印尼，從中國南來的文化人，其中不少是華文教師。不論是《世界少年》還是在陳淩子論文中所揭示的亞洲出版社的難民作家趙滋藩，他們中的不少人是由於政
治原因離散到香港和東南亞地區的南來作家及文人。他們參與到兒童刊物的編輯有謀生的需求，同時也有他們對自己的“家”和“國”的情懷和憂思。除了將兒童與現代民族國家話語聯繫在一起，另一個更值得注意的研究角度是在區域的範圍內以比較的視野來分析同一個時期不同地區的兒童話語之發展的異同。這樣的研究角度能打開地理視界，擴充中文文學的空間座標。在離散和一統之間，華語文學及文化已經銘刻複雜的族群遷徙、政治動盪的經驗，難以用簡單的地理詩學來涵蓋。宋怡明(Michael Szonyi)在研究冷戰時期金門的日常生活時，特別強調了軍事化、地理政治學、現代化以及記憶四因素的重要作用13。同樣的特點也呈現在本論文集所研
究的五六十年代的華語兒童刊物中。通過比較中國大陸、香港、臺灣以及東南亞等地流行的兒童刊物，可以比較深入地探析這個時期亞洲區域內不同意識形態華語兒童文化在建構未來理想公民以及社會“發展”(development)話語等方面的異同。我們要把這個時期不同華語地區的兒童成長歷史互相連接，將之呈現為一種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的開放狀態。雖然在戰前或者說即使到五十年代，新馬地區的兒童讀物很多都來自上海，但是我們還要盡量避免將之簡單化成一種由上海（中國）一個中心點向外擴散的過程。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由於社會政治的變遷，這些地區的兒童出版文化之間的聯繫我更希望理解成為杜贊奇所提出的無中心（或者多中心）的網狀結構。這裡也許可以用他的“流動諸曆史”(circulatory histories)這一核心概念來進一步理解這種亞洲區域內部出版文化產業的網狀發展結構。正如他試圖用此概念揭示的：“歷史不是某單個群體或組織的專屬物……一個社群的曆史不管好還是壞事都是由不同範圍的借用迴圈式的聯繫和外力在交叉互動中形成的。”14 而這種聯繫可以在地區、國家或者全球性的場域中同時進行。同時，在他看來，流動可以朝著不同的方向運動，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甚至可以返回原位。也就是說，傳播和擴散不僅僅是單方向和線性的，是一種分享的歷史。這樣的流動通常依賴不同性質的傳播網路得以完成，例如跨區域的出版發行網路。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跨越邊界的傳播活動可能會產生新型的文學、文化類型和相互的結合。15
在五六十年代，本地的重要書局包括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南洋書局、世界書局和上海書局。如果仔細考察這五家書局在這個時期的出版目錄、兒童期刊、青少年讀物、教科書以及課外讀物是其重要的出版物類型。由兒童刊物及教科書的出版切入戰後新馬地區的書局歷史和出版歷史是瞭解華語語系文學文化生成的重要一環。雖然新馬本地書局的歷史由於材料缺乏等原因一直無法充分展開，但近年來，這些書局負責人的後人開始寫一些回憶性或者學術性的文章，提供了不少一手資料，如上海書局的陳蒙志先生，寫了一些非常有參考價值的文章，為之後的進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不論是上海書局的老闆陳岳書還是世界書局的周星衢先生，早年的事業都與上海密切關聯，但隨著時局的改變以及在新馬和香港等地圖書業版圖的擴展，他們的事業逐漸以東南亞地區為中心，建立了可觀的出版與分銷網路。
以上海書局為例，它創設於1925年，並於1947年開設香港上海書局，由販賣書刊轉而進入出版階段。1948年印行現代小學課本，供應各地華校，從1957年開始出版巫文課本和英文課本，供各源流語文學校使用。在地理遷移上，從上海到新馬再到香港，在事業版圖上，從華文書店經營轉向出版與發行本版圖書，在語言上，從華語走向多語言出版，呈現出本地書局身份的轉變歷史與東南亞華人社會的變遷息息相關。事實上，我們可以進一步深入討論的是新加坡 —— 香港的兩城書緣與當時亞洲區域內部的冷戰政治之間的關係。在接下來的這個部分，我將結合相關書局的歷史，從兒童刊物出版的角度進一步討論“華語語系文化”在冷戰時期的離散路徑。這些兒童刊物名稱中的“南洋”和“世界”等概念、跨國的出版網路和讀者互動、以及相互呼應的欄目及主題的設置都在提醒我們冷戰氛圍下兩大陣營文化出版之間模糊的界限以及超越意識形態的互動關係。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小朋友》雜誌的多種變身：1949年以後，在新中國語境下繼續發展的《小朋友》雜誌，還有在香港地區經過改版的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小朋友》雜誌，以及在東南亞地區發行的《南洋兒童》。

三個不同版本的《小朋友》雜誌：上海－香港－南洋
1）新中國與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小朋友》
在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國，兒童雜誌出版種類眾多，其中歷史最悠久的當屬《小朋友》雜誌16。1922年中華書局在上海創辦《小朋友》雜誌，第一任主編是黎錦暉（在任時間，1922–1926年）。由於戰爭爆發，這份兒童期刊曾經在1937年10月28日以後一度停刊。美國學者安德魯•鐘斯在他的專著《發展的童話：發展話語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化》17 中專門開設一個章節討論進化論思維在本雜誌的封面設計中如何借兒童與動物的關係呈現出來。其實早在他的第一本專著《黃色音樂》18，他已經討論到《小朋友》雜志的創始人黎錦暉和他創辦《小朋友》雜誌的啟蒙初衷。目前對《小朋友》雜誌的研究多是集中在1937年以前。我比較關注的則是這份刊物在1949年前後的一種轉變和在香港及東南亞地區的多種變身，借此來探討華語文化的一種離散路徑。五十年代，東亞地緣政治發生劇變，中國在一九四九年大分裂成共產中國、民國臺灣、以及殖民地香港與澳門兩岸四地。在香港這個連接地帶，不同意識形態陣營的兒童刊物在這裡並存，而英殖民政府儘量采取一種中立的態度。當然，所謂的左右陣營並不是一種截然對立的關係，相互之間充滿各種模糊及曖昧的關係。《小朋友》雜誌本身多種版本並存這個事實也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這個特點。
早在三十年代，受抗戰影響，《小朋友》期刊上發表了不少具有鮮明政治傾向的作品。在1953年初，《小朋友》脫離中華書局，改由新成立的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內容與版式方面又與以
前大有不同。1953年-1956年間，黃衣清任主編，辦刊宗旨為：“通過文藝形式，結合課堂教育，培養幼兒一代的道德品質，並豐富他們各方面的知識。”1956年，魯兵任主編，結合社會發展
需求提倡“通過生動有趣的藝術形式”啟迪兒童智慧，培養樂觀主義精神，進而達到共產主義目的。19 五十年代的《小朋友》刊物，由於受抗美援朝戰爭的影響，不少的封面與內容文字都滲透了戰爭邏輯和軍事化思維。例如1001期的封面是一群小孩在舞龍燈，在最前面領導的孩子舉著的是美國將領的頭，舞龍的軀幹上面則寫著“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八個大字，從而把兒童遊戲與政治宣傳結合起來。除了遊戲經常成為承載兒童生活或兒童讀物中革命意識和階級鬥爭思想的媒介以外，在六十年代《小朋友》的刊物封面裡，“火箭”是這個時期不能忽略的意象，它成為當時國家建設力求“多快好省”的整體政治氛圍的重要象徵。1960年的《小朋
友》開設了“小火箭”專欄，幾乎期期都有，多放在首頁，有著“喜報式”的宣傳特徵。此專欄的標誌性符號是一兒童穿著太空衣坐在火箭上的形象，而專欄各期的內容就是這一坐在火箭上的男孩穿梭在國家建設的各個現代化場景之下，呈現的主要是經濟發展領域的成就。“火箭”欄目除了介紹當時新中國的主要建設成就以外，還會跨國旅行，從而自然地帶出當時國際政治格局中不同意識形態體系下的兒童生活。例如1958年第10期的“小火箭”欄目就是小火箭人拜訪非洲國家、法國、美國以及日本等地所觀察到兒童生活圖景。這裡所用的敘事修辭是典型的冷戰時期的二元對立結構：共產主義國家裡兒童生活美好幸福而非共產主義國家制度下兒童則過著悲慘的生活，從而確立前者社會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在這組圖畫系列裡，引人注目的是中國兒童的地位和作用。在這裡，蘇聯兒童並沒有出現，而中國兒童充當著給非洲地區兒童帶去革命經驗的引領角色。這樣的角色設計顯然與當時中蘇關係的變化密切相關。也許我們可以把“火箭”闡釋為大躍進運動的政治背景下新中國期待高速化發展所必有的時間及速度的象徵，但是當兒童的身體被捆綁在象徵高科技的火箭之上，結果之一卻可能是兒童個體的意義被消融在國家話語之中。20 更重要的是，借用這個火箭上兒童的眼光所呈現出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奇景處在童話與現實的曖昧關係中。
2）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小朋友》和《兒童樂園》
如我們上面所提到的，新中國成立後，《小朋友》刊物由中華書局合併到少年兒童出版社。1953年1月，中華書局廣州辦事處所編的《小朋友》半月刊海外版在香港創刊，內容以文字為主，黑白印刷，並遠銷新馬等地。21 根據中華書局1953年大事記，此海外版《小朋友》半月刊印銷量增至一萬以上，比較受歡迎，正如《小朋友復刊的頌歌》中所寫，“三十多年歷史，久到今天，複刊重見面，好內容，豐富且輕鬆，多寫意，樣樣都具備。但願今後小朋友，利益普及全地球。”22 雖然我們沒有足夠的材料確定中華書局發行《小朋友》雜誌到底是商業考量居多，還是對香港與東南亞的冷戰格局之直接回應，但不同版本之《小朋友》的出現是受當時冷戰思維影響的。香港學者鄭樹森談及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時，就曾明確地指出：
南來作家左右對壘，很快就捲入當時美蘇兩大霸權的
冷戰對峙……1956年4月《青年樂園》創刊，爭取《中國學
生週報》同年齡層讀者。1959年4月創刊的《小朋友》，應
是要和《兒童樂園》‘對著幹’。23
1949新中國成立後，香港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等出版機構開始進行調整與改造。他們面對的一個重要難題是如何在香港繼續立足生存：“兩地經濟結算體系迥異，花費大批外匯勉強支撐終不是長遠之計。‘一廠兩制’遂應運而生。它的意思是容許港廠採取適度寬鬆的業務政策，承接外來商業訂單，使廠務得以繼續。”24 香港中華書局“一廠兩制”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版《小朋友》存在的理由。
1953年，曹聚仁曾在《南洋商報》發文討論五十年代初期香港受政治格局影響的文化出版事業。在他看來，這樣多種意識形態並存的香港促使出版界各顯神通。他也提及了當時剛剛出版發行的香港版《小朋友》，“內容絕對以啟發智慧為主，不帶前進政府意味。”25 他認為，這是新中國政府對中華書局採取了不同於中國大陸的指導方針，讓其能在香港獨立經營。
與少年兒童出版社發行的《小朋友》相比，在香港出版的這版《小朋友》雜誌內容上多是以道德教育為主，其中的欄目“品德修養”也通常列在最前面。在《一九五四年本刊編輯計畫》一文26 中，編者指出讀者來信普遍表示喜歡“品德修養”、“問題討論”、“童話詩”和“自然科學知識”中的生物世界、“歷史知識”以及“蘭姐姐信箱”等欄目。編輯部將之定義為“這一類有關小朋友自己切身需要的，理論與真實的作品，”是深為“將來人類社會主人”的小讀者所熱切希望懂得的知識。也就是說，這個版本的《小朋友》刊物以兒童本位以及培養“人類社會主人”這樣具有普世價值的目標作為自我定位。這樣的中間立場似乎是身處香港那樣的冷戰中心地帶比較現實的一種市場策略。舉個例子，葉沃若經常在這份期刊上發表富有道德教育意義的童話詩。其中有一首詩歌的題目是《讓他們寧靜地睡覺》：
在他們寧靜的睡眠中，我希望，不要嚇驚了他，不要
拍枱拍杆的爭吵，不要面紅耳赤的執拗，不要喊打喊殺，
不要放槍放炮。讓我們的弟弟妹妹，在我們的世界裡，寧
靜地睡覺。讓他們醒來的時候，感到生活的幸福，歡笑快
樂，不要悲哀痛苦，涕淚交流。27
詩歌的配圖是兩個小孩抱著玩具安然酣睡在一個佈置優雅的中產階級家庭的臥室裡，傳達出親情之美好。與此類似主題的還有一首題為《讓我們和睦相處》的詩，內容講的是一條街巷裡各個家庭的小朋友如何友好相處，最後作者呼籲道：“在這條街巷裡，從來沒有爭吵，我們人與人相處，多麼和睦，喜氣洋洋，但願整個世界，都跟我們一樣。”28 從內容上來看，許多詩歌主要是提倡小孩子之間互助合作的集體主義精神。如《運用我們的力量》等等。雜誌還經常組織一些大範圍的討論，包括“我長大了做什麼工作？”以及“和怎麼樣的人做朋友”等主題，面向小讀者召集稿件，創造一種互動的氛圍，並在這種引導性的討論中完成道德思想上的灌輸及教育。
香港版《小朋友》的封面多是兒童的日常生活照片。這樣的選擇也避免了比較直接的政治意識形態灌輸。當然，這並不是說這份雜誌完全沒有政治意識形態傾向。在內容和材料的選擇上，與香港其他同時期的雜誌相比，與國內相關的內容所占的比例相對較高。其中有以科普知識為名介紹新中國石油的出產分佈情況，借“地理知識”的欄目介紹黃河的水利情況，“民豐物盛的珠江”、“肥沃美好的黑龍江”以及“富強有力的松花江”。另外還有不少文字內容直接表達對祖國的思鄉之情。例如《祖國頌》一詩歌就直接傳達此類情感：“祖國！祖國！你是我們的故鄉，地廣人多，物產千萬樣。可愛的祖國啊！我願回到你的懷抱，接受你那慈愛的撫養。”29 而葉沃若的《我是一中國孩子》一詩表達更為直接：“我始終是/從頭髮到腳趾是／一個中國的孩子。”30 1959年3月15日出版的第147期是最後一期，之後刊物進行了改版。關於改版的確切原因，由於材料的缺乏，我們很難知道，但如果結合《小朋友》所刊登的這些內容和香港當時身處的政治環境，很有可能的一種原因是其越來越明顯的左傾內容；從它後來改版成彩色畫報來看，此版的《小朋友》文字過多，黑白的版面設計很難與當時市場正盛行的由友聯出版社發行的兒童畫報《兒童樂園》競爭。
此份《小朋友》雜誌的讀者不僅面向香港，同時也企圖爭取東南亞，尤其是新加坡和馬來亞的讀者。也許為了配合南洋地區的讀者，不少內容的安排都很有地域特色。例如第九期就有題為《馬來亞的動物》的文章介紹南洋地區的動物種類。在不少期數的封底，有欄目“朋友們”，上面多是小讀者的照片，其中不少相片的主人來自新加坡和馬來亞。1958年10月22日，英殖民政府禁止中國四十三間書局及香港十間書局的圖書進口新加坡，認為這些刊物可能會妨礙“效忠馬來亞的進展”。31 在被禁名單中，中國青年出版社、兒童讀物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少年兒童出版社等主要從事青少年兒童教育讀物的出版社都赫然在列。其實在之前的一年，馬來亞聯合政府已經發出類似的禁令，香港版《小朋友》刊物因而無法在馬來亞銷售。新加坡殖民檔案也顯示這些在中國大陸及香港出版的兒童刊物引起了當地書籍檢查處的注意。現存新加坡檔案館的一份報告（1953年）中，有如下記載：“在中國和香港有越來越多的以兒童或青少年為主要對象的刊物出版。總的來說，印刷品質不錯，圖片也很吸引人，可是故事通常會激發馬克思主義思想，不過還不至於構成足夠的理由禁止它們入境。”
針對這樣的一系列禁止法令，1959年春，香港中華書局在港借“小朋友畫報社”的名義，“以小學低年級學生為對象，增用大量彩圖與連環畫，於四月出版《小朋友畫報》；在南洋，《小
朋友畫報》易名《南洋兒童》，以‘南洋兒童出版社’名義主銷東南亞各地”32。其形式與內容跟《兒童樂園》非常類似，許多欄目可以說是直接的搬用，主要以圖畫為主，全刊彩色印刷。這樣的一種改變和模仿可以說是冷戰局勢和市場需求雙重壓力下的一種調整，而《南洋兒童》的不少欄目則是直接搬用《小朋友畫報》，例如《小強的故事》這一專欄。

表一、《兒童樂園》、《小朋友畫報》和《南洋兒童》欄目比較
兒童
樂園 播音
台 小圓
圓 寶寶遊記 民間
故事 歷史
故事 科學
知識 動物
故事 生活
故事 偉人
故事 圖畫
小習
作 寓言 童話
小朋
友畫
報 彩色
電視 小強
的故
事 小朋
友遊
記 民間
傳說 歷史
故事 科學
知識 動物
故事 生活
故事 人物
故事 小朋
友畫
室 寓言
 長篇
連載
童話
南洋
兒童 彩色
電視 小強
的故
事 小朋
友遊
記 民間
故事
 歷史
圖畫
故事 不定
期 動物
故事 生活
故事 益智
故事
畫 寓言
 長篇
連載
童話

《兒童樂園》於1953年由香港的友聯出版社創刊出版，至1994年停刊，共出版了1007期。創刊號開篇就是題為《新加坡的孤兒市：大家選舉出市長，自己來管理自己》的文章。一份在香港出版的兒童刊物，為什麼開篇講述的是新加坡的故事？無獨有偶，第三期“歌曲”一欄中出現署名為徐晉的《南洋歌》。另外，第九期上的《神秘之島》33，配搭著完整的南洋地圖，這些都彰顯著此刊物對南洋市場的企圖。從刊物所列出的代理經銷商的版圖來看，其銷售網路也是遍佈東南亞各個重要國家及城市，甚至遠銷到日本東京和美國芝加哥。可以說，這是一份被跨國兒童群體所廣泛閱讀的雜誌。那麼連接如此廣泛的兒童群體共用閱讀興趣的主要意識形態話語是什麼。
談起友聯出版社的政治背景，曾是友聯出版社社長的王健武先生將之定義為“第三勢力”，在當時的香港屬於政治上的中間派。這樣的一種政治選擇也使得《兒童樂園》的定位從總體上來說意識形態的傾向性比較模糊，34 另據為友聯服務多年的林悅恒先生回憶，“‘友聯’是政治性比較強的團體，它的政治主張是：民主政治、公平經濟、自由文化，這是它基本的信念。我們覺得在香港進行工作，教育是很重要的，故此希望在不同的階層進行工作，所以有《兒童樂園》、《週報》、《大學生活》、《祖國》週刊，這些雜誌的出版時間先後不是相差很遠，大家覺得這幾個層面都必須包括在內。”35
友聯出版社在某段時期曾受到美國亞洲基金會 (Asia Foundation)的財政支持，因而雜誌有些時候難免會有親美傾向。亞洲基金會作為美國冷戰的重要組織，在亞洲有選擇性地支持符合其自由民主理念的文化機構，所以刊物在傳達的理念上也有不少與此相關。也正因如此，儘管《兒童樂園》保持一定的中間性，但其政治認同還是會不時地有所流露。例如，在《各國的國旗》為題的一組漫畫中，36 中國一欄下所列舉的是當時臺灣國民政府的旗幟，其政治傾向性不言而喻。另外有一期直接刊登題為《臺灣好》的配圖詩，詩歌誇臺灣的風光好、農產好、土產好以及建設好。”37
另外，創刊號中包括了《自由歌》為標題的詩歌：
圖畫辭典裡，什麼字都有。最美麗的字，就是‘自由’。什麼叫自由，大家來研究。想一想！小朋友，籠裡鳥兒叫，網裡魚兒跳，叫不停，跳不停。自由不自由？再想想！小朋友，鳥兒空中飛，魚兒水中游，來悠悠，去悠悠，自由不自由？38
詩歌對“自由”願景的推舉也呼應了當時友聯出版社的政治追求。《自由歌》的配圖的是一漁翁在海邊打漁的恬淡景致。“自由”的理念與畫中海裡的魚、遠處航行的船以及空中飛翔的鳥等意象共同繪織出一幅與自然相關的理想圖景。除了“自由”，和平是另一核心主題。在第十三期，徐晉發表了《和平之音》一詩39：
鼠—貓的眼中釘，生成沒有友情。可是，可是我們的童話家，憑自己的心靈，描繪了另一個意境：貓兒提著弓，拉動大提琴，殷勤地招待鼠兒們；嗡鈴鈴！嗡鈴鈴！
奏出和平之音，表示出友好的心。鼠兒們，靜靜聆聽。只覺得和諧柔美，清新，忘掉了仇恨，恐懼，憂悶。
詩歌的配圖是一隻貓在拉小提琴，而圍繞在它周圍的是一群聽得如癡如醉的小老鼠。而圖的角落以不相稱的比例描繪了縮小版的一隻貓在追殺老鼠的情景。將素為天敵的貓和老鼠處理成如此和諧相處的美好圖景，不難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
3）南洋國家的獨立與兒童雜誌的在地化：《南洋兒童》和《世界兒童》
1952年發表在《南洋商報》上的題為《南洋教育文化的展望》40 一文，提出了“建立此時此地的文化”的主張。這樣的理想也體現在由當地中華書局出版的《南洋兒童》中。早在1923年，中華書局就已經在新加坡創設分局，並在同年十一月向新加坡政府註冊，設址于新加坡大馬路牛車水，1957年由星局出資重建三層新廈，首任經理是楊紹周先生，他不但經營學校課本與少數學校參考書，還兼營文具。中華書局新加坡分局的創設，對於大量中國及香港各地出版的圖書在新加坡地區的傳播，具有重要的意義。由於歷史的原因，新加坡曾禁止過部分中國大陸出版物進入南洋，導致了以《小朋友》刊物為代表的、在南洋地區頗為流行的一批中國大陸出版的兒童雜誌一時間無法進入該市場，因而香港印刷的《南洋兒童》就以《小朋友》的替代者身份進入南洋地區。
《南洋兒童》創刊于1959年4月25日。刊名中的“南洋”是一個地理名詞，而其概念經過歷史和時間的推展，有所改變和演化。許雲樵在其《南洋史》指出南洋一詞持有地理曖昧性，並
“無嚴格之規定”，現今可作為“以華僑之中東南亞各地”。41“東南亞”一詞是由英國首相邱吉爾在提議組成“東南亞盟軍司令部”的抵抗日軍組織而浮現的軍事用詞。42 李金生在其有關南洋概念的文章中，提出南洋的釋義所歷經的從“泛指”到“專指”、從“混淆”至受“認同”以及從“廣泛應用”到“逐漸式微”的演進過程，而其最後的“萎縮”是因其漸被東南亞的概念取代。43 這種改變，揭示的無疑是中國意識被淡化，而在地色彩愈發濃厚的歷史演變過程。
的確，為了迎合東南亞的讀者需求，《南洋兒童》呈現出一種比較強烈的馬來亞意識。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其不少封面都與馬來亞獨立的政治事件相關。例如第41期，封面是一名馬來亞男孩身穿典型的馬來族服裝，站在一輛汽車上向周圍群眾致敬，特別突出的是覆蓋在車頭上的馬來亞國旗。這樣的封面構圖建立的是兒童與國家之間的一種直接聯繫。根據同期的正文介紹，這位男孩被稱為“最勇敢的兒童”，他不顧個人生命安全在急流的河裡救起落水的兒童，因而被馬來亞聯合邦最高元首授予勇敢獎章。與此類似，第51期的封面上一名華族小男孩正歡快地騎著自行車穿越獨立橋，獨立橋正是為了慶祝馬來亞獨立而建立的一標誌性建築。封面將華族男孩與具有象徵國家獨立的象徵符號並置，本身也預示了這些兒童未來國民身份的歸屬。如果聯繫到香港版的《小朋友》在馬來亞禁售的問題，這樣強烈的在地化傾向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理解為一種策略性地淡化中國意識的行銷包裝。當然在讀者的接受層面，具有如此強烈馬來亞色彩的雜誌起了構建未來國民身份認同的作用。為兒童確立值得學習的模範，通常是一個國家開始逐步確立自身文化道德規範的核心部分之一。《南洋兒童》借助其封面的選擇也有效地參與到這個過程當中。
談起華語兒童雜誌的在地化，除了《兒童樂園》和《南洋兒童》，就不能不談世界出版社發行的《世界兒童》這一在當時東南亞影響廣泛的本地兒童雜誌。世界出版社起源于周星衢1924年在新加坡創立的上海正興公司，最初售賣從上海帶去的年畫和洋畫。經過十年左右的苦心經營，他於1934年在新加坡創辦世界書局，專營圖書出版和分銷，將標點書和以白話文書寫的書籍帶入南洋，並逐漸構建起連接東南亞一些主要城市的分銷網路。隨著東南亞政治時勢的發展，周出於策略性的考慮，於1949年在香港成立的世界出版社則主要經營華文圖書零售和雜誌出版，主要供應香港和東南亞市場。在香港東南亞的出版網路中，兒童書籍和教科書的出版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世界書局曾經編印《南洋幼童文庫》以介紹基本常識為出發點，內容分為歷史故事、人物故事、民間故事、童話、寓言、語文常識、動物常識、礦物常識、科學常識、衛生常識及文娛遊戲等十七類，共一百本。全書以圖畫為主，配上淺顯的文字說明，適合新、馬等地的小學一、二年級及就學前兒童閱讀。44
1958年2月，在周星衢退休之前，他接受《南洋商報》的訪問，談話中他強調本地文化“需要馬來亞化”是真正促進新馬華文出版蓬勃發展的內因，並提到由於冷戰格局造成當時中國出版物進入東南亞很難是外因。根據時任香港三聯書店老闆藍真的回憶，英國殖民政府禁止被認為含“左派”傾向內容的中國圖書進口，其時不論是對南洋圖書市場還是香港都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周則“憑著敏銳的市場觸覺，找藍真合作，通過大量租借圖書紙型這個獨特的方法，將中國國內解放前出版的沒有共產意識的書籍，包括文化、歷史、地理和詩詞曲賦類的內容，在香港印刷，再發行到包括新馬的海外各地。因為當時香港的出版業非常薄弱，市場也有限，蓬勃發展的東南亞是所有香港出版社和書店迫切需要的海外視窗，其市場規模遠遠大於香港。”45 在藍真看來，相對於新加坡的其他書局，世界書局的形象和立場相對中立，在五六十年代的冷戰格局中，這是對其自身發展比較有利的定位。
從以上的討論中可以看到，在兒童雜誌的傳播與發行當中，為了適應接受方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及讀者的需求，這些期刊的身份在持續地改變和多元化，“兒童”的意義也在不停地生成當中。如果最初在新中國語境下的《小朋友》雜誌有一種鮮明和強烈的國族歸屬，但之後在香港和東南亞地區的改版則呈現出比較多元複雜的身份認同。這一個特點從這個時期的其他比較駁雜的兒童刊物名稱可見一斑，例如“馬來亞少年”、“世界兒童”和“南洋兒童”等可以看出其不同的政治身份認同。無可否認，當時亞洲地區的冷戰政治讓這些兒童刊物成為各種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文化場域，“無辜 (innocent)”的兒童從而不再純潔如白板一塊。例如本論文集中王楠對香港兒童雜誌《小朋友畫報》。與《兒童樂園》的比較研究，尤其通過對這兩份政治意識形態傾向有所不同的刊物中的平行欄目—— 遊記之比較分析，指出“兒童想像性的跨界旅行，其遊覽路徑、觀看模式，與他者互動過程等無不隱含某種意識形態。”可是也正如本論文集一些論文中所提出的，對市場及讀者數量的考量使得書局和出版者又儘量地在內容選取上保持中立立場以淡化其政治色彩。陳淩子的論文則把“亞洲出版社”的少年兒童出版物放置在冷戰香港的語境之下，重點分析“亞洲少年叢書”中的“科學故事”，比較深入地考察了“孩子 —— 國族”的話語建構呈現出怎樣的複雜樣態。她尤其指出“南下香港的‘難民’知識份子這一獨特的編寫和出版團體所書寫和生產的少兒知識讀物也表現出獨特的在地面貌。‘國家’—— 或者更確切地說 ——‘中國’的概念在亞洲出版社的少兒科學讀物中顯得格外的曖昧。”
關於本論文集
這本論文集是多年積累的成果，主要收錄我近六年來指導的國大中文系學生寫的與本地兒童文化相關的榮譽論文、碩士論文以及他們的課堂期末論文。來國大中文系任教後，出於對兒童文化研究的興趣，我經常會鼓勵中文系的本科生與研究生關注本地的兒童期刊和兒童文化。從我2011年指導林燕純同學研究《世界兒童》作為她榮譽論文的主題開始，先後指導了五位同學作本地華語兒童期刊的研究。當初這些學生沒有太多的前人研究可以參考，一切從零開始，找資料就花費了不少苦功，通常是在國家圖書館、國家檔案館收集資料或者向本地的收藏家求助。我自己平時也經常週末去牛車水的跳蚤市場買相關的兒童雜誌和本地出版的教科書等，與他們分享。即使找到了相關的期刊資料，更困難的是找到與這些期刊相關的書局、編輯人以及期刊出版過程的相關材料。可喜的是，近兩年來，越來越多的本地兒童期刊和兒童讀物開始資料化，為進一步研究華語地區的兒童文化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例如在香港和東南亞地區伴隨幾代人成長的《兒童樂園》在有心人士的説明下目前已經全部可以線上流覽。而2010年，世界書局也把《世界兒童》和《世界少年》的數碼版權無償捐贈給了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管理局。目前一共389期的《世界兒童》已經上網並且在持續的更新當中，可以供公眾和研究者免費閱覽。
在2014年，我開設了一門研究生課，主要跟學生一起探討兒童概念的變化與中國現代性之間的關係。基於“兒童”是一種研究方法的理解，在構思期末作業時，我鼓勵選課的學生利用在課堂上學習到的方法和思路去做本地五六十年代的兒童期刊及兒童讀物的研究，例如《世界兒童》、《世界少年》、《兒童樂園》以及《南洋兒童》等。通過對兒童期刊的欄目設置、出版發行渠道、期刊背後的資金來源以及相關書局的歷史的考證和挖掘，我希望學生不僅能對本地的兒童文化史有所熟悉，更重要的是也因此對本地的出版史和教育史有更加深入的理解。我一直堅信研究“南洋兒童”的形成歷史，不只是探究本地兒童的成長史和閱讀史，同時也是有效地切入華語語系文學及文化的一種方法和角度。
本論文集的論文在對新馬兒童期刊的分析中呈現出以下一些主要觀點：1）新馬兒童期刊和教科書如何有助於對國民意識的培養：其中之一是“馬來亞意識”的形成：徐禎關於中英文版本《馬來亞少年》的研究比較清楚地呈現出這個傾向。她對兩個版本的《馬來亞少年》進行了比較，並考察其“馬來亞化”為主的政治意識基調，同時也分析這兩個版本與英政府的密切關係；李志萍的《少年月刊》也是在同一闡釋框架中來分析。除了期刊，教科書一直是公民意識建構的重要方式。李麗丹的兩篇論文分別通過對六十年代新加坡建國後小學《公民》教科書以及七十年代小學《生活教育》教科書的細讀來分析新加坡兒童的國民意識建構。2）超越民族國家傾向的區域意識：這一論點似乎與先前的結論有所矛盾，但在我看來，這恰恰是五六十年代新馬地區兒童期刊的重要特徵之一。究其原因，則同這個地區在這個時期的政治環境以及跨國出版文化網路密切相關。吳鴻飛、林秀婷和林煜輝三人的論文通過對《世界少年》期刊中“史地教育”欄目的細讀，提出“所謂力求‘中立’和‘去中國化’的做法，並非純粹的因冷戰的緊張局勢逼迫而採取的被動行為，而是世界書局及《世少》編者在受到東南亞社會內部的發展與變化趨勢的影響下，主動採取的編輯理念。”他們尤其注意到這個時期東南亞地區反殖民思潮的興起，隨之本土意識與國家意識開始強化，而為適應這樣的社會變動，《世少》的編輯“試圖將東南亞區域一體化，建構‘東南亞少年’，從而為推動東南亞擺脫殖民枷鎖的進程作出了貢獻。”這篇論文有趣地指出，“二次大戰開啟了東南亞對世界的關注，冷戰也促使認識世界比認識中國，來得更為重要而且急迫。”由此，“自二戰後，編者不再將自己局限在‘中國—南洋’這一中國中心的思維體系之中，一套嶄新的世界認知體系正逐漸被東南亞華人接受。”而這一傾向被作者理解為《世少》“去中國化”的表現。其實這樣的一種闡釋和理解也許同樣適用于對《世界兒童》的解讀。曾麒霖通過分析1957年前的《世界兒童》，注意到這份雜誌對超越“民族國家”範圍的公民意識培養：“從創刊時公民意識塑造仍有著濃厚‘中國’氣息逐步過渡為立足于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修身明德之本、以培養南洋區域意識為主導、著眼於瞭解世界各國風貌、增進知識興趣的‘未來世界公民’。”
當然，這本論文集還有一些重要的主題因為種種原因沒能有機會展開深入的討論：1）對這些兒童期刊的出版者以及編輯群體的研究，由於一手資料的缺乏，一直無法深入和清晰地展開；2）這些兒童期刊在當時是如何被接受和閱讀也暫時沒法深入的瞭解。在這些兒童期刊中，例如《世界兒童》，不少期數的封底都有刊登各地讀者的照片，並有年齡和地區的資訊。這些資
料固然能幫助我們瞭解這些期刊雜誌的讀者之地域分佈以及年齡層次，但這些刊物在現實生活中如何被具體地閱讀則無法瞭解。正是基於這樣的疑惑，李麗丹在楊善才先生的幫助下，採訪了本地的文化人網雷和長謠兩位先生。他們在五六十年代曾是這些期刊的閱讀者。通過他們的回憶，我們得知當時許多讀者是通過租書的方式閱讀的。其中網雷先生也談及《世界少年》是他的文學啟蒙讀物，對其寫作幫助很大。類似的口述訪談也許還可以繼續做下去。3）本論文集主要集中在兒童期刊與教科書，但五六十年代新馬地區兒童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各個書局出版的種類繁多的兒童讀物。對這些兒童讀物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展開。此外新馬地區的兒童遊戲、兒童戲劇，以及兒童組織例如童子軍在本地的落實等問題都可以在將來的研究中進一步深入的討論。
致謝
這本論文集能順利出版，離不開很多人的幫助和支持。在這本論文集中，我們採用了不少圖片，非常感謝周星衢基金執行董事曹蓉女士、教育出版社的林玉玲總經理和《馬來亞少年》的主編陳育崧的後人 Tan Tiong Hee 先生的大力支持，允許我們免費使用這些圖片，讓我們的研究成果能以圖文並茂的生動方式與讀者見面。
同時我要特別謝謝新華書局的老闆楊善才先生這幾年來對我及我的學生們在研究上的支持。近幾年，我對本地的書局歷史以及兒童出版文化非常感興趣，但許多時候深感材料的缺失。每次向楊先生求助，他都熱情幫忙，無私地分享他的收藏，並且聯繫介紹本地的文化人方便我進行口述訪談。我的學生每次論文碰到材料方面的困難到他那裡尋求幫忙，也都是滿載而歸。另外，我也非常感謝上海書局陳蒙志先生的幫忙。我的學生李麗丹在做碩士論文時，陳先生就給了非常及時的幫助。這兩年我在做上海書局的研究時也曾口述採訪過陳先生，獲益不淺。
關於本書的出版，我要特別謝謝八方出版社的責任編輯馮婉明女士。她的專業和耐心的態度使得這本論文集能以最好的面貌如期面世。此外，我尤其要感謝我的合作者李麗丹。她雖然曾是我的碩士生，但在瞭解本地教育文化方面要比我更深入。麗丹曾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有專業的教育學背景，並在國大中文系研究生期間撰寫有關新加坡小學華文教科書的論文，特別難得的是在本地的小學華文教育領域有多年的實踐經驗，所以非常高興這本論文集能與她合作，互相取長補短。麗丹在本書的選稿、編輯以及對本地文化人的訪談等各個方面都盡心盡力，付出了很多心血。
我也要謝謝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同事容世誠老師的支持和幫助。關注兒童期刊與冷戰文化之間的關係受益于他的啟發和提醒。另外，近幾年來，國大中文圖書館一直在努力收集中國及新馬本地的兒童期刊和讀物以豐富我們的研究資源。中文圖書館的吳國漣小姐尤其在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特此表示感謝。同時，我也謝謝我的博士生周思，在本論文集的校稿方面貢獻良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目前正在撰寫的博士論文也是與兒童話題相關，集中探討八十年代中國的兒童話語與新啟蒙文化之間的關系。
最後，我要謝謝本書各篇論文的寫作者和在國大中文系上我的課的學生們。這幾年來，除了指導榮譽論文和研究生的論文，我先後開設過與現代中國兒童文化相關的本科生及研究生課程，
通過“兒童”這個有別於女性及其他成人群體的特殊視角去深入瞭解上個世紀中國的家庭結構、教育制度、白話文寫作以及出版文化等方面的變遷。教學相長一直是件幸福的事。老實說，研究對我完全是一個新的領域。這幾年在指導這些學生的論文以及上課的過程中，我學習到
了很多，也得到了我很多啟發。這個論文集只是一個開始。五年前，我編過另一本論文集《兒童的發現：現代中國文學及文化中的兒童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其中的參與者很多是我的老師，而這本論文集則收錄的多是我的學生所寫的論文。他們在國大中文系畢業後，多數還繼續在本地的教育機構從事華文教育相關的工作，以身體力行的方式積極參與到本地兒童文化和教育的建設當中去。新馬地區的兒童文化史及其相關的出版文化史還是一個有待進一步發展的研究領域，希望我和我的學生們，以及這個領域的其他同行在推動本地及其他地區的華語兒童文化研究方面能走得更遠。

 

附註
1 [法國] 菲力浦•阿利埃斯：《兒童的世紀：舊制度下的兒童和家庭生活》（沈堅，
朱曉罕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2 柄谷行人：《現代日本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
書店 2006年版，頁124。
3 Stefan Tanaka, “Childhood: Naturalization of Development into a Japanese Space”, Cultures
of Scholarship, edited by S.C. Humphrey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pp. 21–56.
4 廖冰淩和伍燕翎：〈多元共生的想像：《馬來亞少年》與戰後馬來亞華人的兒童觀〉，
《哲學與文化》（2013）第四十卷第二期，頁33。
5 崔貴強：〈從“中國化”到“馬來亞化”—— 新加坡華文教科書的嬗變（1946–1965）〉，
見葉鐘玲和黃佟葆合編《新馬印華校教科書發展回顧》（華裔館，2005），頁68。
6 皮埃爾•布迪厄：《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劉暉譯）（北京：中央
編譯出版社，2001），頁248。
7 王德威：《戰爭敘事與敘事戰爭：延安，金門，及其以外》，《“大分裂時代的敘
事”會議論文集》，頁13。轉引自袁一丹：《打通歷史的關節（1937–1952 ——“聚
散離合的文學時代”會議側記》，《文學評論》2014年第4期，第219頁。
8 Margaret Peacock, Innocent Weapons: The Soviet and American Politics of Childhood in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4, p. 2.
9 Ibid. 3.
10 Ibid. 4.
11 廖文輝：《許雲樵評傳》，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4年。
12 章星虹：〈戰後初期的許雲樵：搭建南洋研究的普及平臺〉，何啟良編，《百年尋繹：
馬新歷史人物研究》，拉曼大學中華研究中心，2012年，頁105–134。
13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l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 Prasenjit Duara,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53–54.
15 Ibid. 242.
16 吳芳芳在她的碩士論文《小朋友 1927–1937》（2010年）中對《小朋友》的創刊及早期階段的發展作了比較詳盡的梳理。
17 Andrew F. Jones, 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 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8 Andrew F. Jones, Yellow Music: 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Ag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9 同上，頁70。
20 這一論點是我研究生課上的學生聶雅莉、薑果均和趙卉心在其作業報告中的有趣觀
察。
21 根據《中華書局大事紀要，1912–1954》，1953年1月，廣州辦事處編《小朋友》半月
刊海外版在香港創刊。同年2月，中華書局編輯所原有少兒讀物及有關編校人員，連
同《小朋友》半月刊一併移轉到新建的少年兒童出版社。編審陳伯吹參加了該社的
籌備工作。具體見中華書局編輯部：《中華書局大事紀要，1912–1954》，北京：中
華書局2002年版，頁260。
22 《小朋友復刊的頌歌》，《小朋友》1953年6月第8期，頁1。
23 鄭樹森：《遺忘的歷史，歷史的遺忘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黃繼持，盧瑋
鑾，鄭樹森主編《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頁2。
24 莊玉惜：《印刷的故事：中華商務的歷史與傳承》，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0年
版，頁165。
25 曹聚仁：《香港的文化戰線》，《南洋商報》1953年5月7日，頁3。
26 小朋友編輯部：《一九五四年本刊編輯計畫》，《小朋友》1953年第21期，頁15。
27 葉沃若：《讓他們寧靜地睡覺》，《小朋友》1955年10月第64期，頁23–24。
28 葉沃若：《讓我們和睦相處》，《小朋友》（香港版）1953年12月第20期，頁20–21。
29 《祖國頌》，《小朋友》（香港版）1956年10月的第88期，第27頁。另外1956年第90
期則刊登有題為《夢境》的詩歌：“昨夜裡，我作了一個夢，夢見了我多年闊別了的
祖國……四周遠遠近近都林立了工廠，機器的轉動聲震耳欲聾，人們都滴著汗、唱著
歌，在建設著他們自己的家園。”
30 葉沃若：《我是一中國孩子》，1956年10月的第89期，頁23–24。
31 〈防彌顛覆宣傳•撲滅色情文化政府援引不良刊物法令禁止共產中國及香港五十三
家出版物輸星〉，《南洋商報》1958年10月23日，頁5。
32 霍玉英：《五十年代華文兒童雜誌的足跡》，《世界兒童•童心永遠》，新加坡：
大眾控股有限公司2004年版，頁23。
33 徐晉：《神秘之島》，《兒童樂園》1953年第9期，頁14–15。
34 盧偉鑾、熊志琴編著：《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一冊），香港：香港三聯書店有限
公司2014年版，頁148–149。
35 盧偉鑾、熊志琴編著：《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一冊），香港：香港三聯書店有限
公司2014年版，頁181。
36 《各國的國旗》，《兒童樂園》1956年第92期，頁13。
37 《兒童樂園》1959年第156期，頁13–14。
38 《自由歌》，《兒童樂園》1953年，創刊號。
39 徐晉：《和平之音》，《兒童樂園》1953年第11期，頁14–15。
40 馬俊武：《南洋教育文化的展望》，《南洋商報》(Nanyang Siang Pau)，1952年10月
27日，頁9。
41 許雲樵：《南洋史》，新加坡：世界書局1960年版，頁2–3。
42 Wells, Anne Sharp,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World War II: the war against Japan,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1999, p. 248.
43 李金生：《一個南洋，各自界說：“南洋”概念的歷史演變》，《亞洲文化》第30期
(2006年6月)，頁113。
44 王虹主編：《歲月如書：大眾集團八十五周年特刊副刊》，新加坡：大眾控股有限公
司2009年版，頁27。
45 曹蓉：《東南亞華文的推手 —— 記大眾集團創始人周星衢先生》，《詩書滋味長：大
眾集團九十周年特刊》，新加坡：大眾控股有限公司2014年版，頁54

v ／序言 徐蘭君

1 ／ 《馬來亞少年》（1946–1948）：“馬來亞少年”的政治意識 徐禎
21 ／ 超越“民族國家”的公民意識培養 —1957年前的《世界兒童》曾麒霖
34 ／ 《世界兒童》中的南洋兒童形象 林燕純
44 ／ 《世界少年》的史地教育與“東南亞少年”的建構 吳鴻飛 林秀婷 林煜輝
60 ／ 淺析《世界少年》對“理想東南亞少年”的建構 李嵐花
73 ／ 孩子•冷戰•科學：香港亞洲出版社的少年兒童出版初探 陳淩子
101 ／ “戰場”上的兒童 香港兒童雜誌《小朋友畫報》與《兒童樂園》的比較研究
（1963–1967） 王楠

iv 戰後新馬華語兒童刊物及文化研究
121 ／ 《少年樂園》的“理想少年”的建構 譚玉
141 ／ 新加坡小學《公民》教科書內課程與教科書外“潛課程”的互動對兒童的國民身份的建構
 李麗丹
174 ／ 《生活教育》書寫的在地文化對新加坡兒童的國民意識的建構 •李麗丹
198 ／ 《少年月刊》（1976–1981）的“新加坡少年”想像 李志萍
212 ／ 楊善才先生口述採訪採訪者：李麗丹
220 ／ 網雷、長謠口述採訪採訪者：李麗丹
225 ／ 附錄 1940–1970年代新加坡華文少兒刊物一覽表
227 ／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