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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罪知道:從犯罪現場到法庭鑒證(簡體書)
人民幣定價:45元
定  價:NT$270元
優惠價: 87235
可得紅利積點:7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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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在犯罪、推理小說領域,英國作家人才輩出,從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到愛葛莎·克利斯蒂的波洛,再到近年來被譽為英國很受歡迎的女性犯罪作家薇兒·麥克德米德,推理小說的類型與題材隨著技術、時代變革日新月異,但無論小說中的犯罪手法如何高超、犯罪案情如何錯綜複雜, 推理小說都是依據真實犯罪鑒證科學的發展而延伸的,從犯罪現場到法庭鑒證,鑒證科學的主旨至今未變——即一個犯罪現場、一具屍體或者是一根頭髮,都能解開事實的真相,展現司法公正。

本書《只有罪知道:從犯罪現場到法庭鑒證》是一部講述犯罪現場分析和法庭鑒證科學的非虛構作品,完整記錄了英國兩百年犯罪鑒證的發展史。作者薇兒· 麥克德米德通過對鑒證科學發展的研究梳理,將刑偵過程中的法證科學分門別類,例如犯罪現場調查、毒理學分析、犯罪心理學分析等等。此外,作者薇兒· 麥克德米德結合對業界一流專家採訪、著名案件分析以及其個人的親身經歷,為讀者展現了與犯罪小說截然不同的真實犯罪分析。事實上,真實案件的偵破過程,往往要比小說家筆下的虛構情節更具有戲劇性,震撼人心。

《只有罪知道:從犯罪現場到法庭鑒證》除了很多引人入勝的細節描寫外,還有一些讓人吃驚和意外的事實。作者搜集案例的時間跨度很廣,不僅展現了西方早期法證科學的誕生過程,還為我們呈現了多種多樣的現代犯罪的破案方法。

總之,無論世界如何轉變,有一件事是確定的,我們對犯罪鑒證的癡迷永遠不會消失。

薇兒·麥克德米德(Val McDermid) 英國推理小說女王、電視臺御用作家,被譽為繼柯南·道爾、愛葛莎·克利斯蒂後英國推理小說界新代表,獲獎無數,囊括了金匕首獎、愛德格獎、安東尼獎、巴里獎等一系列世界級推理大獎,並榮獲代表著推理作家終身成就的英國最一流的鑽石匕首獎。

 

主要作品有琳賽·戈登系列(Lindsay Gordon series)、凱特·布蘭尼根系列(Kate Brannigan series)、《刑場》(A Place of Execution)、《遙遠的回聲》(The Distant Echo)、《暗黑領域》(A Darker Domain)等,目前全球已有四十種語言的譯本,累計銷量達千萬冊。其作品也經常被搬上螢幕,經典的罪案英劇《心理追凶》 就出自其手。

編輯推薦

這是一本小編不敢深夜編輯的書:火災現場、戰爭殘害、腐蛆蒼蠅、挖墳掘屍、身首異處,以及各種連環殺人案,薇兒·麥克德米德深入探究鑒證科學的各種千奇百怪的破案方式,用真實案件和實例記錄了兩百年犯罪鑒證的發展史,比小說還要驚悚離奇!

這不是一部小說!但是你會發現現實比虛構更加不可思議……

我想告訴你的是:

從犯罪現場到法庭鑒證這段曲折的道路是你所能讀到的最令人著迷的主題

 

媒體推薦

“《只有最知道:從犯罪現場到法庭鑒證》內容極為豐富……如果麥克德米德寫小說找不到靈感的話,可以考慮轉寫死亡之書。”——英國《獨立報》

 

“有些人面對謀殺這一惡毒行為時面不改色,薇兒·麥克德米德就是這類人的領頭羊。”——《先驅報》

 

“嗜血的蒼蠅、挖墳掘屍和自發性屍體僵硬……多年來,薇兒·麥克德米德深入探究鑒證科學如何採用千奇百怪的方式解決一樁樁恐怖的謀殺案。”——《衛報》

 

“罪案小說家麥克德米德癡迷于法醫鑒證,同時又清楚地意識到現實中鑒證科學家並非電視中演得那樣全知全能,但比他們有趣多了。”——《信使郵報》

目錄

01無聲的證人:犯罪現場01

02焦糊的吸引力:火災現場調查18

03人類的鑒證幫手:昆蟲學42

04屍體的秘密:病理學62

05藥物的奧妙:毒理學88

06……無二的印跡:指紋鑒定115

07基因的指證:血跡與DNA137

08死者的尊嚴:人類學162

09思想的索引:面貌復原技術185

10科技與應用:數字取證207

11犯罪行為的動機:鑒證心理學231

12規則的束縛:法庭260

結語……285

屍體的秘密:病理學

為使死亡喪失對我們的強大優勢,我們就要逆著常規走。我們要習慣死亡,腦袋

裏常常想著死亡,把它看做很平常的事。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隨筆》(Essais,1580)

大詩人約翰· 鄧恩(John Donne)說過:“民吾同胞也,孰死非我冤?我其為誰者?人類之一員!”這句話具有極重要的道德感,但除此之外,毋庸置疑的是,當突然而至的暴力死亡與我們自己的生命有所聯繫時,無論這個聯繫多麼微弱,總會對我們產生更大的情感波動。所以牛津一所小型女校校友瑞秋· 麥克萊恩一案對我的觸動極大。我與她不熟,但與她和她的命運卻有著一絲親切感。

瑞秋· 麥克萊恩是聖希爾達學院的大學生,19 歲那年成為約翰· 坦納的女友。1991 年4 月13 日,也就是兩人交往10 個月後,坦納向她求婚。對於任何一個女孩子而言,這樣的大事都會迫不及待地要跟最親近的人分享。但接下來的幾天,瑞秋在聖希爾達學院或整間大學裏的朋友都沒再見過她。她勤學好問,對人友好,熱情開朗,誰都不肯相信她會不辭而別。坦納給她的寄

宿家庭打電話,說要跟她談談,可室友也不知道她的行蹤。

 

經過五天的擔驚受怕之後,學校領導向員警報告了瑞秋失蹤一事。員警聯繫了在諾丁漢讀大學的坦納,他說最後一次見到她是在1991 年4 月14 日晚上。他當時從牛津車站乘火車回諾丁漢,她在站臺上跟他揮手告別。他們在車站自助餐廳遇到的一位長髮年輕人提議順便送她回阿蓋爾街的住所。

坦納與警方合作,協助了搜尋,在電視上重現了他從牛津車站離開的過程,試圖激發可能見過瑞秋的人的記憶。人們相信他是第一位參加這種電視重現的兇手。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他情緒激動地告訴朋友和記者們,說他和瑞秋兩情相悅,正準備結婚。但警方懷疑坦納有所隱瞞,於是提前安排記者問他一些關鍵問題,比如“你是否殺了瑞秋?”他回答時極不自然,且沒有絲毫感情,令員警更加肯定他對瑞秋失蹤一事瞭解更多內情。

員警搜查了瑞秋在阿蓋爾街與朋友同住的屋子。一切似乎都井然有序,地板沒有移動的跡象,其他東西也都沒有疑點。偵探們無法找到能夠用於逮捕坦納或至少給他施壓的證據,因而深感絕望。蛙人搜索了徹爾維爾河,其他警員則在附近的灌木林中進行地毯式搜索。

員警聯繫了地方委員會,查證阿蓋爾街的那所房子是否有地下室。對方說雖然沒有地下室,街上有些房子下面卻有柱子支撐,這就意味著地板下面還有空間。

得到這一消息,警方於5 月2 日再次對這所房子進行了搜索。這一次,他們在樓梯下面發現了部分木乃伊化的瑞秋的屍體。坦納將她塞進樓梯板底部20 釐米的空隙中,然後推到地板下方。雖已死亡18 天,她的屍體並未怎麼腐爛:從多孔磚透進來的溫暖乾燥的空氣風乾了她的皮膚。

找到屍體只是謀殺案調查第一階段的終結,卻是法醫病理學家對被告人提起訴訟這一關鍵過程的開始。在瑞秋· 麥克萊恩一案中,這一任務落到了蓋伊醫院法醫學科主任伊恩· 韋斯特(Iain West)的肩上。屍體解剖過程中,他發現瑞秋的喉頭左側有一處1 釐米的淤青,右側則有4 處。他拍下這些淤青和斑點—她面部和眼睛裏的出血點。通過內部器官檢查,他發現喉嚨裏的喉部韌帶斷裂。所有這些創傷都表明是窒息致死。另外,她頭皮上缺了一撮頭髮,韋斯特相信瑞秋扯掉頭發是為了減輕喉部壓力而做出的絕望舉動。當警方帶著從伊恩· 韋斯特那裏得到的確鑿證據對質約翰· 坦納時,他開口承認殺了瑞秋。審判時,他說:“我充滿怒火地使勁打她,又用手掐住

她的脖子。我一定是失去了控制,因為我對之後的事情印象非常模糊。”他宣稱是在瑞秋承認出軌之後將她殺死,接著在她毫無生機的屍體旁邊躺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找到一個藏匿她的合適地點,把屍體從櫥櫃的空隙中拖過去,然後乘火車回到諾丁漢。坦納被判終身監禁,2003 年獲釋後回到了故鄉新西蘭。

法醫病理學就像解密拼圖。病理學家要把從屍體內外發現的異常成分記錄下來,根據這些殘缺的資訊,努力重現過去。縱觀人類歷史,人們一直想弄明白為什麼自己所關心愛護的人會香消命殞。“屍體解剖”一詞源于古希臘語,意為“眼見為實”。屍體解剖便是通過醫學途經來滿足人類這一內心深處的好奇心。

歷史上已知的第一例法醫屍體解剖發生在西元前44 年,給尤裏烏斯· 凱歷史上已知的第一例法醫屍體解剖發生在西元前44 年,給尤裏烏斯· 凱撒(Julius Caesar)做屍體解剖的醫生報告稱,在這位大帝身上的23 處刀傷中,只有第二、三根肋骨之間的一處是致命傷。幾個世紀後,希臘名醫蓋倫(Galen)主要通過解剖猴子和豬發表了極具影響力的報告。儘管解剖材料十分不入流,但他關於人類解剖學的理論一直無可爭辯,直到16 世紀的安德里亞斯· 維薩里開始在正常解剖和非正常解剖之間做出比較,從而為現代病理學—疾病科學—鋪平了道路。

1543 年,維薩里發表了解剖學經典著作《人體結構》(On the Fabric of the Human Body),並將它獻給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該王朝因而見證了法醫學的第二次里程碑式的事件。對於神聖羅馬帝國而言,法律程式法規第一次付諸現實。其中規定哪些罪行是重罪,允許燒死巫師,並且第一次賦予法庭下令對重罪進行調查和審理的權利。這些法令統稱為卡羅萊納法典(Carolina Code),其中規定法官要在遇到涉嫌謀殺的案件時徵求外科醫生的意見,對法醫學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法典在歐洲大陸得到廣泛採用,醫學作家對於在法庭上展現自己專業能力的熱情逐漸高漲,其中就包括法國理髮師兼外科醫生安佈雷斯· 巴雷(Ambroise Paré)—有時被稱為“法醫病理學之父”。他論述了暴力死亡對內部器官的影響,解釋了雷擊死亡、溺亡、窒息死亡、中毒身亡、中風死亡和嬰兒被殺的表現,揭示了如何區分活體和死屍身上的傷口。隨著人們對人體組織的知識越來越豐富,對該行業的瞭解也逐步加深。到了19 世紀,阿爾弗雷德· 斯溫· 泰勒(Alfred Swaine Taylor)對法醫病理學做了詳細論述,將英國及其之外的法醫行業引向了現代化道路。他最重要的著作《法醫學手冊》(A Manual of Medical Jurisprudence,1831)在他一生中曾再版10 次之多。到了19 世紀50 年代中期,泰勒已參與過500 多起司法案件偵查,然而他的經歷也早早地1859 年, 湯瑪斯· 斯梅瑟斯特因毒殺情人伊莎貝拉· 班克斯被起訴,在倫敦中央刑事法庭受審。在審判過程中,斯溫· 泰勒作證稱斯梅瑟斯特的一個瓶子裏存在砒霜,這便是證明他有罪的證據。斯梅瑟斯特被宣告有罪,判處死刑。後來得到澄清,斯溫· 泰勒的檢測並不適當,瓶子裏很可能根本沒有砒霜成分。伊莎貝拉· 班克斯在此之前就已久病纏身,極有可能屬自然死亡。斯梅瑟斯特被赦免,但仍因重婚罪被判一年有期徒刑。《柳葉刀》(Lancet)和《泰晤士報》(Times)對斯溫· 泰勒和謀殺判決大加撻伐,法醫病理學成了所謂的“糟糕透頂的科學”。該案給法醫病理學罩上了一層數年都無法驅散的陰影。

考慮到英國司法體系中兩相對立的戲劇特徵,該行業若想重振聲譽,就需要一個既具有專業素養又極具人格魅力的領導人才。伯納德· 斯皮爾伯利(Bernard Spilsbury)就是這樣一個具有魔力的人。斯皮爾伯利英俊瀟灑,雄辯而令人信服,公共場合現身時總是戴著高頂禮帽,穿著燕尾服,紮著胸花,身披長大衣。他的專業技能眾人皆知。他那靈活的雙手擺弄死屍時既高效又精確。論及自己的發現時,他的語言清楚易懂。證明了鑒證科學家和我們普通人一樣容易出錯。

陪審員和公眾對斯皮爾伯利癡愛不已。媒體將他比作一塊堅石,憑藉著它,法律便能打破邪惡謀殺犯的謊言。1947 年去世時,《柳葉刀》稱他:“孑然一身,無人敢與之挑戰,是最偉大的醫學法律專家。”斯皮爾伯利曾代表英國政府參與過200 多起謀殺案作證。

公眾首次關注他是在1910 年,當時他是轟動一時的霍利· 哈威· 克裏平醫生一案的專家證人。克裏平是美國順勢療法醫師和專利藥物銷售員,住在康姆登鎮。與其同住的妻子柯拉是一位戲院歌手,藝名叫做“貝拉· 埃爾默”。二人的婚姻多有坎坷,柯拉的朋友突然見不到她的蹤影。克裏平醫生有時說她死了,有時又說她去美國追求事業發展了。朋友們疑心頓起,於是報了警,員警詢問了克裏平,並搜查了他的房子,結果一無所獲。但他們的調查引起了克裏平的恐慌,他便與年輕情人艾瑟爾· 勒納芙乘坐SS 蒙特利斯號逃往加拿大。勒納芙打扮成小男孩,荒唐地裝成他兒子。

他們的逃跑再次引起警方懷疑,對房子進行的二次搜查卻同樣一無所獲。不過員警疑心仍在,第三次搜查時,他們挖開了地下室的磚砌地板。這一次,他們發現了一具裹在男士睡衣上衣裏的人體遺骸。

與此同時,蒙特利斯號船長注意到船上的這兩位古怪乘客,船剛出海,他就給英國政府發了一封電報:“強烈懷疑倫敦克裏平地下室謀殺案主犯及同謀就在船上。主犯的小鬍子養成了絡腮胡,同謀打扮成了小男孩,其舉止及身形無疑是個女孩。”倫敦員警廳(Scotland Yard)a 總督察德武(Dew)乘快船先二人一步到達加拿大,二人剛一落腳便被突然抓捕歸案—這是在無線

通信幫助下進行的第一次抓捕行動。

警方從倫敦聖瑪麗醫院召來一位外科醫生檢查屍體,年輕的斯皮爾伯利於是加入該案。斯皮爾伯利仔細查看了柯拉· 克裏平的病歷,發現她腹部曾做過一次手術。屍體解剖並不能判定屍體性別,不過斯皮爾伯利發現了有毒物質的蹤跡。

法庭審訊克裏平時,斯皮爾伯利呈上一片帶有曲線狀疤痕的皮膚。這片皮膚保存在甲醛溶液中,來自那具應該是柯拉· 克裏平屍體的軀幹。他用玻璃碟子端著給各位陪審員看了一遍,接著在隔壁房間架起顯微鏡,讓陪審團成員檢查組織切片。辯方病理學家據此反駁,由於皮膚上面有毛囊,那它肯定是皮膚襞褶,而非傷疤組織,然而陪審團選擇了相信斯皮爾伯利。法庭裁決克裏平犯有下毒、謀殺妻子的罪行。他在倫敦本特維爾監獄被絞死,按他的要求,陪葬了勒納芙的一張照片。勒納芙作為謀殺行為發生後的同謀而被起訴、問詢。

克裏平一案的皮膚組織如今保存在倫敦皇家醫院,2002 年,伯納德· 奈特(Bernard Knight)教授對其進行了檢查,從中並未找到表明其為傷疤組織的確定資訊。近期對該切片的DNA 檢測表明其中的DNA 資訊與柯拉· 克裏平的一些後代並不匹配,且該遺體性別為男性。諷刺的是,該案令公眾把斯皮爾伯利看做法醫病理學的……人,卻也是他完全失誤的滑鐵盧。

克裏平被絞死5 年後,斯皮爾伯利又參與了一起引人注目的案件的偵破,這一次,DNA 檢測或其他現代鑒證技術都無法幫他破案。1915 年2 月3 日,白金漢郡(Buckinghamshire)一位名叫查理斯· 伯恩漢姆的果園主端著一杯茶坐下來,打開了一份《世界新聞報》(News of the World)。第三版的一條標題令他震驚不已:“死在浴室—新娘婚後第二天的悲劇命運。”這

篇簡短的報導稱一位元瑪格麗特· 裏羅伊德在倫敦北部的公寓內被發現身亡。“醫學證據表明,流行性感冒加上熱水浴可能導致了昏厥。”報導得出這個結論。差不多一年前,查理斯· 伯恩漢姆的女兒也是婚後不久就在布萊克普爾(Blackpool)死於浴缸中。伯恩漢姆聯繫了警察局,發現瑪格麗特· 裏羅伊德的丈夫名叫喬治· 約瑟夫· 史密斯,正是女兒愛麗絲· 伯恩漢姆死前嫁的那個人。

警方讓斯皮爾伯利給從墳墓中挖出來的瑪格麗特· 裏羅伊德的屍體進行解剖。之後,他又到布萊克普爾給愛麗絲· 伯恩漢姆進行了屍體解剖。接著,警方查出了第三個女人的詳細資訊。此人名叫貝西· 威廉姆斯,與喬治· 史密斯結過婚,1912 年6 月13 日在肯特郡的家中死於同樣的情形。

對於前兩起溺亡案件,驗屍官判斷為意外死亡,然而,警方重新調查時發現史密斯從3 位妻子的死亡事件中均獲得經濟利益:從瑪格麗特和愛麗絲所持有的生命保險中分別獲得700 英鎊和506 英鎊;從貝西那裏獲得2500 英鎊的委託金(現值190000 英鎊左右)。從中看出模式後,警方逮捕了史密斯。

斯皮爾伯利從瑪格麗特和愛麗絲的屍體上並未發現暴力、毒物或心臟病的跡象,而在貝西的屍體上,他從其大腿部發現了“雞皮疙瘩”,這有時就是溺水身亡(也可能是死後腐爛所致)的證據。斯皮爾伯利讀了那位第一個見到貝西屍體的全科醫生的筆記,注意到她手中握著一塊肥皂。

他叫人把3 個浴缸全搬到肯特鎮(Kentish Town)警察局,然後排成一行,仔細檢查。貝西· 威廉姆斯一案尤其令他迷惑不解。她死前不久,史密斯曾帶她去看醫生,讓她跟醫生聊聊癲癇病症狀。史密斯告訴貝西,說她時常昏厥,貝西對此卻毫無記憶,且家族裏並沒有人患癲癇病。斯皮爾伯利對這一說法並不信服。貝西身高1.69 米,體格肥胖,她溺亡的浴缸最長僅為1.5米,前端還有滑坡。斯皮爾伯利知道癲癇昏厥的第一階段會導致身體完全僵硬,考慮到貝西的體型和浴缸的形狀,這樣的暈厥只會把她的頭部置於水面之上,而不會沉到水下。

若貝西不是因癲癇昏厥而死,又會是什麼呢?通過進一步的研究,斯皮爾伯利發現,水迅速灌入鼻子和喉嚨會抑制重要的腦部神經,即迷走神經,導致突然喪失意識,緊接著就是死亡。這種不常發生的情況的常見伴隨結果便是暫態屍僵—斯皮爾伯利認為這就是貝西緊握一塊肥皂的原因。1853 年,阿爾弗雷德· 斯溫· 泰勒(Alfred Swaine Taylor)曾明確說過,溺死成年人而不留下淤青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會為了呼吸而拼命掙扎,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總督察尼爾(Neil)決定在審判前進行一系列實驗,來驗證斯皮爾伯利關於這些婦女如何死亡的理論。他找來一些女性志願者,讓她們被按入浴缸時努力嘗試反抗。第一位志願者身穿浴袍,踏進放滿水的浴缸,成功地抓住浴缸邊緣拼命反抗。然而,當尼爾抓住她的腳脖,猛然抬高她的雙腿時,她滑到水底,失去了意識。醫生用了好久才使她恢復意識;她能活下來真是幸運。該實驗並非斯皮爾伯利的主意,但他是知情人,實驗結果顯然對他的名聲有益。

喬治· 史密斯因謀殺貝西· 威廉姆斯受審。在法庭上,斯皮爾伯利說的話極具威信,並且不遺餘力地給陪審團講解。他們仔細考慮了20 分鐘,接著裁決史密斯有罪。史密斯在梅德斯通監獄被執行絞刑。

史密斯是個巧舌如簧的騙子,年僅9 歲就在倫敦東區犯下了第一起盜竊案。長大後,他開始戴上金戒指和色彩鮮豔的領結來捕獲女人的芳心,方便利用她們。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早期影響,也由於當時英國許多年輕人都搬去了殖民地,1915 年的英國有50 萬名剩女,為史密斯提供了大量獵物。報紙添油加醋的報導鋪天蓋地,公眾對“浴缸新娘殺人犯”的興趣十分濃厚。一波一波的記者渴望著發一篇“科學家擊敗連環殺手”的報導,調查期間不斷光顧斯皮爾伯利家。他就像一顆冉冉升起、永不墜落的明星。

斯皮爾伯利參與偵查的許多案件都涉及丈夫被訴謀殺妻子。想想在科學尚不發達之時,這些女性之死背後的真相無法為人所知,多少兇手逍遙法外,實在令人膽寒。漸漸地,媒體把斯皮爾伯利當做英雄的象徵,他把一生都奉獻給瞭解讀無助受害者遺留下的隱秘線索,令那些罪惡的殺手難逃法網,或者無法再次犯案。1923 年,他受封爵士,更是進一步加固了他的英雄形象。一年後,另一起案件再次為他的聲譽錦上添花。

12 月5 日,艾爾西· 卡梅隆離開倫敦北部的家,前往蘇塞克斯郡克羅布拉夫鎮看望未婚夫諾曼· 索恩—一位養雞場主。他們訂婚已有兩年,可索恩最近結交了新女友。1925 年1 月15 日,員警在農場的一個養雞場下面發現了艾爾西被肢解的屍體和塞到錫制餅乾罐子裏的頭顱。起初,索恩告訴他們說她根本沒到這裏,但屍體被發現後,他改了口,說她來是為了告訴他她已經懷孕,想趕緊結婚。他說之後自己便離開了,可兩個小時後再回來時,她已經在天花板上吊死了。他以為她是自殺,便決定掩藏屍體,把它切成4 塊埋了。

1 月17 日,斯皮爾伯利進行了屍體解剖,在呈遞給驗屍官的報告中,他認為艾爾西屬於暴力死亡,很可能是被嚴重毆打致死。他找到8 處淤青,其中一處位於太陽穴,表面上看不出來,但切開皮肉之後就可以看到。他未從脖子上發現任何能證明上吊的繩子勒痕,就沒有提取切片。之前他注意到她脖子上有兩塊印記,但認為這些只是自然褶皺,並未在意。在會同陪審團驗屍過程中,驗屍官問到怎麼可能檢查死了6 周的屍體,但斯皮爾伯利向他保證,屍體的腐爛程度算不上問題。被告人諾曼· 索恩質疑驗屍報告,因為不存在淤青的表徵,從而成功地申請到第二次屍體解剖。

2 月24 日,艾爾西被挖掘出來,羅伯特· 勃朗特(Robert Bronte)主持屍體解剖,斯皮爾伯利旁觀。驗屍本應在大白天或有燈光照射的太平間進行,而艾爾西的屍體是在從午夜到上午9 點的期間挖掘的,屍體解剖則是在墓地燈光昏暗的小禮拜堂裏,有一大群圍觀者和記者。棺材內浸滿了水,屍體自斯皮爾伯利檢查之後又多腐爛了一個月,不過勃朗特看到了脖子上的印痕證據,取了切片進行分析。

諾曼· 索恩的審判持續了五天之久。辯方病理學家對淤青提出質疑。當檢方問及屍體上是否有外傷痕跡時,斯皮爾伯利回答道:“沒有,一點都沒有。”辯方病理學家J. D. 卡瑟爾斯(J. D. Cassels)認為,索恩把艾爾西· 卡梅隆從橫樑上救下來時,她還活著,這些淤青是她掉到地上造成的,而她在10—15 分鐘後因休克而死:之所以沒有勒痕,是因為血液迴圈把勒痕消除掉了。他批評斯皮爾伯利沒有用顯微鏡檢查脖子。斯皮爾伯利作證說,最後兩處淤青位於面部,她是被某種印第安棒球棍毆打致死,而該棒球棍在現場不遠處已被找到。他像以往在法庭上一樣堅定,絕不肯承認這些結論中有任何的不確定性。不過,在兩年前的一次演講中,他說如果通過交叉問來嚴格檢測醫學證據的話,“醫生就該感到自己出錯了”。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法官稱斯皮爾伯利是“最偉大的在世病理學家”,並在總結陳詞中告訴陪審團,說斯皮爾伯利的話“無疑是能獲得的最好的意見”。半小時不到的時間裏,陪審團就做出了“有罪”裁決。有些人覺得他們並不贊同這位病理學家提供的證據的複雜性,尤其是並沒有跡象表明艾爾西· 卡梅隆屬於暴力死亡。對陪審團接受斯皮爾伯利那充滿自信的結論表示質疑的就有亞瑟· 柯南· 道爾爵士,他就住在離諾曼· 索恩不遠的地方。他在《法學叢刊》(Law Journal)寫道:“陪審員賦予給伯納德爵士的一貫正確神話,一定在某種程度上令他難堪。”們並不贊同這位病理學家提供的證據的複雜性,尤其是並沒有跡象表明艾爾西· 卡梅隆屬於暴力死亡。對陪審團接受斯皮爾伯利那充滿自信的結論表示質疑的就有亞瑟· 柯南· 道爾爵士,他就住在離諾曼· 索恩不遠的地方。他在《法學叢刊》(Law Journal)寫道:“陪審員賦予給伯納德爵士的一貫正確神話,一定在某種程度上令他難堪。”

諾曼· 索恩自始至終都在進行無罪抗辯,但依然因謀殺艾爾西· 卡梅隆而在沃茲沃斯監獄被執行絞刑。死刑執行前夜,他在給父親的一封著名信件中寫道:“算了,父親,別擔心。我只不過是斯皮爾伯利主義的炮灰而已。”根據歷史學家伊恩· 伯尼(Ian Burney)和尼爾· 潘伯頓(Neil Pemberton)的說法,索恩一案的關注點放在了兩位對立的病理學家身上:大名鼎鼎的病理學家斯皮爾伯利,靠他的一把手術刀和直覺,令法庭充滿戲劇性;以實驗為根本的病理學家勃朗特,靠的是最新的鑒證科技。他們認為,斯皮爾伯利在太平間和法庭上展現的“精湛技藝有可能動搖法醫病理學作為現代化、客觀性專門研究的基礎”。

在《致命目擊者》(Lethal Witness,2007)一書中,安德魯·羅斯(Andrew Rose)認為斯皮爾伯利導致了至少兩次誤判和多次飽受質疑的裁決。有時候定罪的依據十分站不住腳,因為如果伯納德· 斯皮爾伯利爵士認為某個人有罪,陪審團就相信此人必然有罪。在2000 多個屍體解剖報告中,如果證據與斯皮爾伯利的想法不合,他就會隱瞞下來。

例如,1923 年,根據斯皮爾伯利的證據,一位名叫阿爾伯特· 迪恩利的士兵因捆綁最好的朋友致使其窒息死亡而被裁決有罪。被判謀殺罪後,他距離被絞死僅有兩天時間,獄長卻讀到一封迪恩利寫給一位女性朋友的信。信中的語氣令他深感擔憂,於是勸說內政部批准延期行刑。

真相及時得到查證:受害者並非死于謀殺,而是在同性性虐待遊戲中意外窒息身亡。斯皮爾伯利—對同性戀的憎恨是出了名的—對真相表示懷疑,但他並未發表意見,因為他相信這位士兵是個色情狂,攤上這等事都是自找的。

然而,1947 年,在與抑鬱和身體不佳進行了漫長的戰鬥之後,斯皮爾伯利在倫敦大學學院的實驗室含煤氣管自殺,但將他尊為當代最偉大的病理學家的不止《柳葉刀》一家。諂媚奉承之聲多次將異議者淹沒。他的形象在死後逐漸黯淡,到了1959 年,他的同事法醫病理學家悉尼· 史密斯(SydneySmith)寫道:“真希望以後別再有第二個伯納德· 斯皮爾伯利。”

如今,迪克· 夏泊德(Dick Shepherd)是英國頂尖法醫病理學家,但他堅稱自己不是那種在法庭上嘩眾取寵的名流,即便某些經他解剖的屍體引人注目,他也不願借機上位。從戴安娜王妃和吉爾· 丹道(Jill Dando)到美國“911 事件”的受害者,他參與調查了一些近年來最為知名的死亡事件。對他而言,每一個案件都是同等的:屍體解剖本來就應該“不妄加判斷,用科學方式獲取事實”,把受害者的身份置於身外。

迪克· 夏泊德每天早起為的不是那些逝者,而是生者。“我對於這種關聯性特別癡迷—與員警、法庭和其他人共事。找出問題、理解問題、解讀問題,然後把得到的資訊提供給他人。我不得不把開膛破腹行為從自己身上分離出去,並銘記我這麼做都是為了逝者的家屬。雖說即便他們知道了實情也無濟於事,但哪怕有一點的真相,他們就能有所突破,從而達到結案的目的。有時候,由於不想令逝者家屬悲痛,人們不肯說實話,隱瞞了真相,鑒證科學就走上了歧途。這樣是行不通的。”

在進行關鍵的第一次屍體解剖之前,員警要做出一個棘手的決定—這取決於病理學家該對案件瞭解多少。如果病理學家知道得過多,就可能給屍體解剖帶來偏見。如果他知道得太少,又可能忽略一些重要的東西。正如迪克· 夏泊德所說的那樣,“如果這個過濾程式是由其他人來做,他們很可能不會給我們提供重要資訊。等到這項資訊突然出現在法庭上,難免有人會說‘噢,天啊’。律師會發難,‘如果你事先知道這個資訊,你的意見會有異於此嗎?’‘嗯,會的。’‘噢,謝謝您,夏泊德醫生。’”律師會帶著俏皮的笑意坐下來,接著就得撤訴了。

斯皮爾伯利之所以很少遇到辯方律師那俏皮的笑意,原因之一在於他幾乎每次都對手頭的案子背景瞭解得十分透徹。如今,每當迪克· 夏泊德收到由法醫病理學家負責的犯罪現場證據收集工作,現在大部分都交給具有血跡和DNA 分析專長的其他科學家來做了。在死亡現場,新來的犯罪現場調查員把屍體裝進袋子,防止微跡證據掉落,比如毛髮、纖維、塵土,同時防止屍體被汙損。

真要到犯罪現場的時候—“有時候確實特別有用,不是說為了做些具體的檢測,而是為瞭解讀整個情境。”—迪克會觀察屍體姿勢及其與其他證據的接近度,比如武器、指紋、進入和逃跑的地點。他小心翼翼,除非必要,絕不觸摸或移動屍體,以免丟掉或汙損證據。在最近的一起案子裏,警方認為躺在樓梯底部的女士是不慎跌落而死。迪克跟著去看了“她躺的位置、姿勢,是否可能被移動過”。“進行屍體解剖的時候,我發現了一些傷口,覺得可能是她從樓梯上跌落時撞到其他東西造成的。由於我去過現場,以後就能夠解釋她體側的擦傷是與拐角處相撞形成的。”迪克解釋說。

偵探們總是想知道大概的死亡時間。這種資訊可以動搖、揭穿或確認嫌疑人的不在場證明。屍體死亡時間越久,就越難精確估算死亡發生時間;估算範圍越小,對調查就越有用。檢查屍體時,迪克· 夏泊德這樣的病理學家首先要做的就是測量屍體的肛門溫度,但涉嫌性侵時除外。遇到此類案件,他會把溫度計插進下腹部。以前,人們認為屍體每小時持續降溫1℃,直到與周圍溫度相同。舉個例子來說,假如一個人死時的體溫是人體平均體溫37℃,室內溫度是20℃,那麼粗略估算死亡時間的視窗期就有17 個小時。但研究表明這其中涉及諸多變數:較瘦的屍體比較胖的降溫快;表面積越大,降溫就越快;屍體是四肢伸開還是蜷縮,也會產生影響;衣著會影響降溫;處於陰影中,或被太陽暴曬;在淺溪中,還是在河岸邊。即便如此,越早進行細心解讀都是有益的起點,病理學家可以利用列線圖表,把肛門溫度和體重等變數代入進去,估算死亡時間。

接下來,迪克要關注的是屍僵—屍體之所以被稱為“僵屍”就在於這個可怕的原因。屍僵的表現在受害者死亡後大約兩天內有助於病理學家,因為這涉及一個公認的週期。首先,屍體會徹底鬆弛,3—4 個小時後,眼瞼、面部和脖子上的小肌肉開始僵硬。屍僵是從上到下進行的,從頭到腳,再到較大的肌肉。12 個小時後,屍體完全僵硬,死亡姿勢會保持24 個小時左右。之後,肌肉逐漸鬆弛,全身按原先僵硬的順序復原,從小肌肉逐漸過渡到大肌肉。再過大約12 小時,所有的肌肉進入完全鬆弛狀態。但即便像屍僵這樣有記錄的過程,也無法完美地指示死亡時間。周圍溫度越高,這個週期的每一步都會加速。另外,彎曲和伸展屍體會扯斷其肌肉纖維,從而消除屍僵,這是兇手常用來混淆視聽的伎倆。屍僵之後就是屍體在世界上最不堪入目的階段了。“腐敗物”可能不招人喜歡,但法醫病理學家必須近距離接觸才能做好自己的工作。首先,隨著

下半截腸子裏的細菌開始“自我消化”過程,下腹部周圍的皮膚變成青色。細菌逐漸佔據屍體全身,將蛋白質分解成氨基酸,形成氣體,引起屍體膨脹—從面部特徵開始,眼睛和舌頭外凸。接下來,血管像大理石花紋一樣呈網狀凸顯在皮膚上,這是因為紅細胞分解,釋放出了血紅蛋白。氣體持續脹大腹部,直到溢出,有時會以爆炸形式噴出,形成難聞的氣味。此時屍體已經變成了墨綠色,液體開始從鼻子和口中流出,皮膚剝落,就像“一個巨大的爛番茄”。

與此同時,由於“自我消化”的存在,內部器官一直在液化,先從消化器官開始,接著是肺部,再接著是腦部。蒼蠅在屍體的開口處產卵,如眼睛、嘴巴和開放性傷口,蠅蛆則在不斷地啃噬肉體。科學家孜孜不倦地研究並改進衡量死亡時間的不同方式,然而,正如法醫人類學家蘇· 布萊克(Sue Black)所說的那樣,這麼做並不總會繁事化簡。“我們得到的資訊越多,就越感到其中的困難。任何兩具屍體都不可能以同樣的方式腐爛,其腐爛速度也必然不同。有時候兩具屍體相距兩米不到,可它們的腐爛方式完全不同。這可能是源於體內的脂肪,可能源於他們使用的

毒品或藥物,可能源於他們所穿的衣物,也可能是其中一個身上獨特的氣味更吸引蒼蠅。無從下手。”

想要解決諸多變數帶來的問題,其中一種方式便是開發新工具。多年來,田納西州立大學的人類學研究中心就一直在開發這種工具。“屍體農場”由威廉姆· 巴斯(William Bass)於1981 年設立,目的在於研究腐敗物。這是第一家對人體腐爛和屍體如何與環境交互進行研究的機構。每年有100 多人將自己的屍體捐獻給屍體農場,然後被放置在不同的環境中等待腐爛。研究員摸索出了一條經驗:地面上暴曬一周,相當於地下埋葬八周和水中浸泡兩周。

田納西州立大學法醫人類學副教授阿爾帕德· 萬什(Arpad Vass)正在開發估算死亡時間的新工具。“腐爛氣體分析”預計能辨識屍體腐爛各階段產生的大約400 種氣體。在不同的環境中,弄清楚這些氣體何時產生並在屍體上進行測量,將能更準確地估算死亡時間,這是前所未有的巨大進步。屍體農場等研究機構的發現通過期刊和專題論文融入鑒證實踐,為病理學家提供了大量知識,讓他們可以為犯罪調查提供更好的證據。法理學家最常應用這些知識的場合是太平間或醫院,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屍體解剖上。這個人是怎麼死的?因何而死?是自殺、謀殺、意外死亡、年老而死,還是無法甄別?一下子就得出答案是非常罕見的。穿透死者腦袋的子彈可能是自殺行為、謀殺行為或意外所致。進入太平間後,法醫人類學家所關注的範圍是十分廣泛的。 他首先要關注細節,然後再次擴展,將這些細節綜合起來得出結論。自屍體解剖從20 世紀開始以來,它的基本步驟就沒發生過太大變化。屍體運到太平間後,迪克· 夏泊德已經做好了拍照的準備。助手拿掉包裹屍體以便於運輸的屍袋,然後從中搜尋微跡證據。迪克脫掉死者的衣物,

拍完照後裝袋並記錄。接著,他拔掉頭髮,刮拭指甲,用棉簽擦拭性器官,以提取生物樣本,之後才小心翼翼地提取指紋:撬開手指來提取指紋有可能破壞因屍僵而緊握在拳頭內的微跡證據。

接下來,迪克要清洗屍體,記錄每一個傷疤、胎記、文身和所能找到的任何異常身體特徵。“各個病理學家採取的步驟各不相同,”迪克說道,“我會從頭部開始,而且總是先做身體左側的檢查。我的順序是頭部、胸部、腹部、背部、左手、右手、左腿、和右腿。檢查過程中,我會記錄所有傷口並拍照。遇到酒吧鬧事,死者臉部、頭皮和頸部(眼部除外)有多處淤青,我的心就沉了下來。我能不能只說腿部有大量淤青?不能。”在一些不太明確的案件中,記錄過程的嚴苛是無價之寶,英國一位死在浴缸裏的太太就證明了這一點。

1957 年5 月3 日晚上11 點,布拉德福德的護士肯尼斯· 巴羅(KennethBarlow)撥打999 報警,聲稱他發現自己的妻子在浴缸中昏迷不醒。他說自己已經把她從浴缸中拖出來,努力了很長時間去弄醒她,還說她當晚一直在嘔吐和發燒。調查員從廚房裏找到兩支用過的注射器,於是起了疑心。肯尼斯說這兩支注射器是他用青黴素治療潰瘍的。通過檢測,注射器內確實含有青黴素成分。

不過,病理學家大衛· 普萊斯(David Price)依然存有疑心。屍體解剖過程中,他用高倍放大鏡檢查了巴羅夫人的每一寸皮膚,最終在巴羅夫人兩邊屁股上各發現了一個與注射針頭相符的小針孔。肯尼斯對其妻症狀的描述均符合低血糖症(血糖過低),使大衛· 普萊斯懷疑他給妻子注射了致命劑量的胰島素。當時並無檢測胰島素的辦法,普萊斯於是提取了巴羅夫人屁股上

注射點周圍的組織,然後注射到老鼠身上。這些老鼠因低血糖症迅速死亡。巴羅因此被裁決犯有謀殺罪,被判終身監禁。

對身體外表進行一絲不苟的檢查之後,內部檢查便開始了。病理學家既要尋找內傷,又要尋找可能使人自然死亡的病狀。迪克· 夏泊德從屍體的兩肩到腹股溝按Y 形切開,鋸開肋骨和鎖骨,移除胸骨,這樣就能看到心臟和肺部。他檢查頸部,尋找諸如扯斷的軟骨(表示有可能是窒息身亡)等跡象。接著,他逐個(如肝臟)或整體(如心臟和肺)取出器官,檢查其表面,切開以檢查其內部。他保存好器官的樣本,“內政部如今要求我們針對每一案件都用顯微鏡檢查所有重要器官,就連被棒球棍擊中頭部的18 歲青年人也不例外”。保險為上,對此我們應該知足才對。接著,他把這些樣本送到實驗室。下一步,他在頭頂切一道連通兩耳的刀口,扒掉頭皮,鋸掉一塊頭骨,觀察處於原位的腦子,然後再將腦子移除,以便進一步檢查。

最後,迪克縫合所有器官的切口,小心翼翼地將它們放回屍體內,縫合原先的Y 形切口。之後,他會和偵探及其他鑒證專家詳談,共同得出哪些地方可疑或需要進一步檢查的結論,並向質詢方反饋。通常都有第二位病理學家進行第二次屍體解剖,以驗證迪克的發現。一旦所有的專家意見匯總起來—骨骼病理學家、神經病理學家、兒科放射學家—迪克就寫好報告呈遞給驗屍官。

在極端情況下,在迪克之後還會有不止一次的屍體解剖。2010 年8 月23 日,警方在倫敦皮姆利科一間公寓內的浴缸裏發現了一個紅色北面(North Face,一個運動品牌)的袋子。袋子屬於加勒斯· 威廉姆斯(Gareth Williams),此人是威爾士數學天才,一直在給英國軍情六局做密碼破譯工作。袋子的拉鏈外面用掛鎖上了鎖。撬開掛鎖後,警方發現了31 歲的加勒

斯渾身赤裸蜷曲在內且已經腐爛的屍體。警方認為死因可疑。加勒斯· 威廉姆斯的家人堅信軍情六局或其他特勤機構與他的死有關,因為威廉姆斯一直在與美國聯邦調查局組織的團隊合作,試圖滲透黑客網路。

迪克· 夏泊德是參與屍體解剖的三位病理學家之一,且三人都認為威廉姆斯已經死了大約7 天。由於沒有找到窒息而死或身體創傷的痕跡,並且屍體迅速腐爛,他們無法判定死亡原因:屍體是在夏天被發現的,屋裏的暖氣都開到了最大。毒理學家沒有發現中毒痕跡,但根據屍體的狀況,他們也無法排除中毒身亡的可能性。窒息身亡的可能性似乎最大。

屍體解剖表明威廉姆斯的肘尖有輕微擦傷,這可能是他在袋子裏試圖逃出時挪動胳膊所致。迪克· 夏泊德總結道:“上鎖之後,想從袋子裏出來是不可能的。問題是:是他自己上的鎖,還是別人上的鎖?”

彼得· 福爾鼎(Peter Faulding)是位前預備役軍人,擅長營救被困於禁閉空間的人。他於2001 年5 月告訴驗屍官,他嘗試了300 次,想把自己鎖進同樣的81 釐米×48 釐米的北面袋子中,均以失敗告終。他說即便是哈利· 胡迪尼(Harry Houdini)“也得費一番心思才能把自己鎖進袋子裏”。另外一位專家也嘗試了100 次,也以失敗告終。

但迪克· 夏泊德覺得威廉姆斯是被悶死的,並且進袋的時候“極有可能”還活著。他推理道,由於威廉姆斯被發現時蜷成一個緊縮的球體,而在屍僵開始前,屍體特別“鬆軟”,別人把他塞進去將會特別困難。沒有專家敢去驗證這一理論。會同陪審團驗屍時,他還指出,第一次屍體解剖時從威廉姆斯手指上找到的DNA 並不屬於警方一年來正在通緝的神秘的地中海夫婦。

英國政府化學實驗室(負責分析樣本的鑒證公司)的一位元雇員往資料庫裏輸入了錯誤的DNA 資訊,而實際上,該DNA 資訊屬於當時在現場的一位犯罪現場調查員。英國政府化學實驗室對這一錯誤向威廉姆斯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威廉姆斯的公寓內共發現了價值2 萬英鎊的女士名牌衣物,還有一些女士鞋子和假髮。調查員還發現了一些男扮女裝的照片以及他在死亡數天前流覽自我捆縛網站和有關幽居癖—喜愛幽閉空間—站點的證據。驗屍官菲奧娜· 威爾科克斯(Fiona Wilcox)做出裁決:儘管沒有足夠證據做出非法殺害的裁決,其死亡很可能是非自然的,可能是別人將他鎖進袋子,然後將袋子放進浴缸,而且他進袋子時還活著。她補充說尚無證據表明威廉姆斯有異性裝扮癖,或“對此類事物感興趣”。

裁決公佈數天後,一個16 歲的女孩和一個23 歲的記者分別嘗試將自己鎖進同樣的北面袋子:他們爬進袋子,蜷起腿,把拉鏈拉到將近全部封閉,從縫隙中伸出手指上鎖。接著,他們再繃緊身子,拉鏈便自動拉合。記者的身材與加勒斯· 威廉姆斯相似,她反復練習了數次,直到能在3 分鐘內完成這一戲法。

彼得· 福爾鼎對這些花招不置可否。“我的結論沒有任何錯誤。一個年輕女孩拉上袋子的拉鏈也無損於這次調查。我們完全明白有其他辦法鎖上袋子,但她或任何人都無法不在浴缸上留下她的DNA 或微跡,這才是關鍵。”迪克· 夏泊德依然不同意她的說法。“我永遠都無法說服驗屍官。她對我怒氣衝衝,‘潔白無瑕’一詞蹦入我的腦中。有一件事尤其讓我覺得他是自

己做到的,因為他獨居,穿女人的衣服,工作勞累,還是個數學狂人—暫且不提病理學,單從心理學上看,他都不正常。”

2013 年,由於驗屍官暗示軍情六局職員可能涉嫌該案,大都會警察局進行了一次內部調查。到了11 月,倫敦員警廳對此次調查做出裁決:威廉姆斯可能是將自己鎖入袋中意外死亡,並且是獨自一人。迪克· 夏泊德的觀點得到了佐證。

錯綜複雜的案件往往需要一點想像力才能解決:病理學家把從女人屁股上提取的組織注入老鼠體內;記者把自己鎖進小袋子裏,而軍方專家卻做不到。這些人意在實踐屍體解剖的希臘語原意,即眼見為實。每實驗操作一項新科技,我們的好奇心就會增進一層。新科技使得病理學家能夠更深入地認識人體物件,而不用卷起袖子親自下手。虛擬屍體解剖(Virtual Autopsy)台是建於瑞士的新型醫學視覺化工具,它綜合了電腦斷層掃描(CT)和核磁共振,可以將屍體的圖片轉化成3D 電腦模型。傳統屍體解剖無法查出的斷裂和出血,德國的病理學家使用這一新科技就能夠查出。虛擬屍體解剖台還帶有一個高解析度掃描器,可以放大皮膚,更好地揭示淤青或惡意注射點等。它還可以減少生者的悲痛,因為他們不願看到所愛的人的屍體受到褻瀆。

有些守舊的鑒證科學家認為虛擬屍體解剖台未得到實踐證明,並且是新生事物,但隨著懂科技的年青一代踏入病理學實驗室,這些新科技已經開始得到應用。截至2013 年1 月,德國各大學的35 所鑒證科學機構中已有三所擁有了這一設備。法醫病理學家仍然只把它當做實際屍體解剖的參考方式,但實踐證明在不斷地累積。在瑞士阿爾卑斯山脈地區一位元登山運動員摔死一案中,他那被摔碎的腦顱、斷裂的腰椎和折斷的小腿不經動刀解剖就檢查出來了。虛擬屍體解剖台的另一個好處是它所產生的3D 模型可供多個病理學家分別觀察,保存下來後可供以後查詢,也可以當庭生成,供陪審團成員自行判斷。斯皮爾伯利可能對此嗤之以鼻,可他的炮灰肯定要夾道歡迎。

 

[前言]

我們今天所知的司法公正並非總是還原真相的,刑法應當“以證據為基礎”這個概念還相對比較新穎。數世紀以來,人們遭受控訴和定罪的原因多種多樣:因為缺乏社會地位;因為不是本地人;因為自己或妻子、母親擅長藥草;因為膚色;因為找錯了性伴侶;因為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或者因為莫名其妙的原因。

隨著人們逐漸認識到犯罪現場能夠提供各種有益的資訊,新的科學分支不斷湧現,解讀這些資訊並將其呈上法庭成為了可能。

18 世紀科學發現的涓涓細流在19 世紀以後變成了滔天洪水,它們也在實驗室之外得到了實際應用。犯罪調查規範才剛剛萌芽,一些早期偵探就已熱切期望從所調查的罪案中搜尋出能夠佐證自己理論的證據。鑒證—一種法律證據—科學應運而生,人們迅速認識到科學探索的許多分支都將對這一新的方法論做出一定貢獻。最早的案例之一將病理學和現在所謂的文證審查結合了起來。

1794 年,愛德華· 卡爾肖被手槍擊中頭部致死。當時,手槍均為前裝式,槍口用一團紙填實,以防槍內的鋼珠和火藥掉落。外科醫生檢查屍體時,從頭部受傷部位找到了紙團。他打開紙團,發現這是從一張民謠歌單上撕下來的一角。對謀殺案嫌疑人約翰· 湯姆斯進行搜查之後,從其口袋內找出一張民謠歌單,與手槍內的紙團完全吻合。在蘭卡斯特進行的審訊中,湯姆斯被判謀殺。

科學進步使得法律越來越成為維護正義的必然工具,這實在令人欣喜。

科學家們在幫助法庭撥開迷霧,尋找真相。以毒藥為例,數百年來,毒藥一直是謀殺首選工具。但是,若沒有可靠的毒理學分析,幾乎不可能進行佐證。這一困境即將得到改變。即便是在早期,科學佐證也飽受質疑。8 世紀末期,人們曾設計一個試驗來檢測砒霜,但只有存量很大的情況下才能被檢測到。後來,多虧了英國化學家詹姆斯· 馬什,該試驗才得以改良,變得更加實用。

1832 年,一男子因在咖啡中投放砒霜致其祖父死亡被法庭指控謀殺,馬什以鑒定人身份出庭作證。他已從可疑咖啡中採取樣品並進行了檢測,從中發現了砒霜。可是在向陪審團呈遞的時候,試樣已變質,檢測結果隨之作廢,被告因存在合理的懷疑被無罪釋放。但對於羽翼未豐的科學家來說,這算不上挫折。詹姆斯· 馬什是位高尚的科學家,他將這次失敗看做通往成功之路的激勵。面對出庭作證的尷尬,他又設計了更好的試驗方法。他最終設計出的具有決定性的試驗方法極為有效,能夠檢測出哪怕一絲一毫的砒霜殘留;多虧了這項試驗,維多利亞時代許多因缺乏鑒證科學而逍遙法外的罪犯都被繩之以法。而且這項試驗今時今日依然在發揮其作用。

鑒證科學和從犯罪現場到法庭的這段路程是千千萬萬罪案小說百用不厭的話題。致力於將科學應用到破案中,這是我衣食無憂的保障,但這並非淺層次的原因—鑒證科學家慷慨地騰出時間、分享知識,而是因為通過他們的努力改變了全世界的法庭面貌。

我們罪案作家總喜歡說這一類型紮根於文學史的最深處,聲稱從《聖經》中尋找先例:伊甸園中的矇騙;該隱對兄弟亞伯的血腥殘殺;大衛王對烏利亞的血腥屠戮。我們試圖說服自己:莎士比亞就是同行。

可事實上,罪案小說是從“以證據為基礎”的法律體系中生髮出來的,而這正是無數科學家和偵探先驅們遺贈給我們的寶貴資產。即便是在早期,人們就已清楚地認識到,既然科學有助於審案,那麼審案也能將科學家們推到新的高度,雙方在維護正義上都扮演著重要角色。為了寫好這本書,我向頂尖鑒證科學家諮詢了該行業的歷史、實踐和未來;為了弄清楚蠅蛆這種東西,我爬上了自然歷史博物館高塔的最頂端;我回想起自己所面對過的暴力死亡事件;我親手捧過某位逝者的心臟。這段旅程令我充滿敬畏和敬意。這些科學家所講述的故事說明一個道理:從犯罪現場到法庭這段曲折的道路是你所能讀到的最令人著迷的主題之一。它同時提醒著你,現實比虛構作品更加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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