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之善與政治之公正：超越自由主義―社群主義之爭（簡體書）

本書討論的是當代西方政治哲學中的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之爭。作者認為這兩種政治哲學真正爭論的，不是一般以為的個人與社群之間的關系問題，而是宗教和形而上學的善（good）的概念和政治的公正（right）概念之間的關系問題——自由主義者認為前者應該聽從后者，而社群主義則主張后者服從前者。與此相反，作者則主張，應該在普遍的政治的公正原則和多元的宗教和形而上學的善的概念之間保持一種多重的動態的平衡。

黃勇，復旦大學哲學博士，哈佛大學神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兼任美國宗教學會儒學傳統組共同主任。曾任美國賓州庫茲城大學哲學系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宋明儒學討論班共同主任，北美中國哲學家協會主席。創辦并主編英文學術刊物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和學術叢書 Dao Companions to Chinese Philosophy。除在有關學術刊物和文集中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各七十余篇外，還出版英文專著Religious Goodness and Political Rightness, Confucius 和 Why Be Moral以及中文著作《全球化時代的倫理》《全球化時代的宗教》和《全球化時代的政治》。

導言

第一章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

宗教與政治

善與公正

自由主義—社群主義之爭

自由主義： 公正優先于善

社群主義： 善優先于公正

超越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

第二章查爾斯·泰勒的自由主義的社群主義

對橫向超越論的自由主義論證

對縱向超越論的社群主義論證

對有神論的超越論之自由主義—社群主義論證

泰勒的自由主義的社群主義之局限性

第三章理查德·羅蒂的社群主義的自由主義

對橫向超越論的社群主義批判

對縱向超越論的自由主義批判

政治與宗教的分離

如何超越羅蒂

第四章多重反思平衡觀念

狹義反思平衡與廣義反思平衡

個別反思平衡與一般反思平衡

單一反思平衡與復多反思平衡

簡單反思平衡與復雜反思平衡

第五章超越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

中立與內嵌

程序與實質

公共與私人

結論

參考文獻

致謝

導言

也許沒有哪個道德觀念比善（the good）和公正（the right）更為基本了。過一種善的生活,做公正之事，每個人在這些方面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當認真思考善的生活時，我們常常要探究人的命運、人的本質以及人與世界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善觀念經常（盡管并非總是）與宗教（在其最廣的含義上）對終極實在的某些看法聯系在一起。而當考察公正之事時，我們常常想知道人們如何適當地彼此相處，這種適當的人際關系如何能夠實現；如果這種關系破裂，我們怎么辦。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公正觀念與關于正義社會的某些政治觀點常常是（盡管并非總是）分不開的。因此，我們可以用比喻的方式說，宗教的善觀念以“縱向的方式”把人們與其所認識的終極實在聯系起來，而政治的公正觀念以“橫向的方式”將一個社會中的人們彼此聯系起來。這本書所研究的就是宗教之善觀念與政治之公正觀念間的關系。

盡管這兩個道德觀念如此不同地關涉人生的兩個維度，但它們又是密切相關的。一個人對于“什么是善的生活”的看法常常包含著對“什么是適當的人際關系”的回答；同樣，一個人對于“什么是適當的人際關系”的看法也經常影響其對于善的生活的看法。我相信論證宗教之善觀念與政治之公正觀念在個人信念體系中應該彼此一致，是相對容易的，至少在理論建構與論證中是如此。要發現一個社會中不同公民所持的政治公正觀念為什么以及如何應當彼此一致，也不困難，因為我們至少需要由此達到的政治上的共識作為一個社會之法律和政治政策的基礎（這并非假定這兩種一致可以在現實中輕而易舉地實現）。然而，這兩種一致如何能夠同時實現，尤其是在一個宗教多元的社會中如何能夠同時實現，就不是這么顯而易見的事情了。一方面，如果我們允許不同人擁有不同的宗教的善觀念，并且都與他們各自信念體系中的政治公正觀念相一致，那么他們所持的政治觀念似乎就不可能一致；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想使具有不同宗教背景的公民具有政治共識，那么這同一個政治公正觀念如何能與它們各自信念體系中不同的宗教的善觀念相一致，就不清楚了。

在解決這個難題方面，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可以說是兩個最有影響的思想派別。我將在第一章介紹這兩種觀點。自由主義者的出發點是政治公正觀念。他們認為，如果政治社會中的每個人都采取一種不受其個別視角（包括他們的宗教的善觀念）限制的假設的立場，那么他們都會接受這個觀念。在他們看來，要想在公民的政治公正觀念間達成一致，這是唯一適當的途徑。因此他們要求每個公民弄清其個人的宗教的善觀念是否與先定的政治公正觀念相一致。如果一致，就是為政治社會所允許的；如果不一致，就是不允許的，公民就不應堅持它。在這兩種情況下，個人的宗教之善觀念與其政治公正觀念都可達成一致。社群主義從一個社會共有的宗教之善觀念出發，進而去理解它所隱含的政治公正觀念。他們認為，只需這一步，就可在社會中實現人們的政治公正觀念間的一致，同時也能在個人的信念體系中實現政治公正觀念與宗教之善觀念間的一致。其困難在于，人們擁有共同的宗教之善觀念的社會常常不是（在宗教多元的社會中，從來都不是）政治社會，而只是它的一部分。社群主義暗示，大的民族國家或者應分成小規模的政治社會，其中每個都有其自己的宗教之善觀念，或者應采納單一的宗教之善觀念。

因此，自由主義者和社群主義者都設定了宗教之善與政治之公正的二元對立。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政治之公正優先于宗教之善，而在社群主義者看來，宗教之善優先于政治之公正。在這個意義上，我把自由主義定義為橫向的超越論： 超越人們的個別視角（包括宗教視角），而走向一種可據之設想一個正義社會的普遍立場。相應地，我把社群主義者看作縱向的超越論： 超越人們表面上的看法（包括政治上的看法），而走向一種可據之認識終極實在的形而上學立場。這兩種觀點所存在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自由主義者所尋找的獨立于所有個人的個別視角的立場似乎是一個虛構；另一方面，社群主義者那種與宗教團體完全重合的政治團體，要么是不可能實現的懷舊愿望（要建立一個以希臘城邦為模型的小規模的政治社會），要么是對宗教多元社會來說很危險的帝國主義（要使某個宗教成為國教）。我對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的這種描述雖然肯定不是虛構，但毫無疑問它們具有漫畫性質，因為我是以批判的（同時也是簡單的）方式討論它們的最極端的（盡管也是最有影響的）形式。為了公平對待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同時也為超越它們做準備，仔細研究它們的一些更精致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這是我在第二章和第三章要做的工作。

在第二章，我考察了查爾斯·泰勒的自由主義的社群主義。我認為泰勒本質上是一個社群主義者，他認為善優先于公正，但是他想借助自由主義的一些洞見，重新闡述社群主義。其做法是，將社群主義的縱向超越論作為自由主義的橫向超越論的基礎。換言之，他認為自由主義者正確地認為，在宗教多元的社會里，擁有普遍地超越所有個人的個別視角的政治公正觀念很重要。但在泰勒看來，這樣一種超越觀不應像某些自由主義者所說的那樣，要從一種假設的外在于個人的立場去尋找；相反，應從內在于所有個人——當然，不是內在于作為個人的他們，而是作為人的他們——的立場去尋找。由此，他想使自由主義的超越論內在化。而且泰勒還指出，真正說來，普遍的政治公正觀念不可能像自由主義者所說的那樣是獨立的，它需要社群主義的縱向超越論為其提供一種善的本體論說明。但是泰勒與其他社群主義者又不同，他認為善的本體論說明不能先于或獨立于政治的公正觀念，而必須內在于它。本體論的說明只是澄清： 要使普遍的政治公正觀念為真，必須假定什么樣的“構成之善”（constitutive good）。泰勒以此想使社群主義的超越論內在化。通過結合這兩種內在化的超越論即自由主義的縱向超越論與社群主義的橫向超越論，認為我們可以擁有一個普遍的政治公正觀念，它建立在同樣普遍的善觀念之上，這個觀念將人與“非派別性的上帝”（nonconfessional God）聯系起來，所有“派別性的”（confessional）上帝觀念，無論是宗教的還是非宗教的，都必須根據這個觀念調整自己。

泰勒在這里提出了若干重要觀點，但其自由主義化的社群主義所存在的問題也很明顯。泰勒拒絕自由主義普遍的政治公正觀念所借以得出的假設的立場，這是正確的。但是他自己的內在于人自身的普遍立場，本質上也是一個假設。當然，每個人都能想象一種不僅來自其自己，也來自人類視角的觀點。但是，這個人類的視角是什么或者應當是什么，不同的人卻有不同的想象。在這方面，我認為理查德·羅蒂的社群主義的自由主義（我將在第三章加以討論）更為合理。羅蒂想根據社群主義的一些重要觀念重新闡述自由主義。在他看來，在宗教多元的社會中，普遍的政治公正觀念在實踐上是必要的。但是他認為社群主義者正確地強調，我們所擁有的無論什么觀念，包括政治觀念，都不僅根植于而且也來自我們的特殊視角。在這個意義上，他極力主張我們放棄橫向超越論——無論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我們不應超出人們的特殊視角來尋找普遍的政治原則，而應該使這些特殊視角對話，從中產生出我們想要的政治共識。作為一個相信政治公正優先于宗教之善的自由主義者，羅蒂同時也力勸我們放棄社群主義的縱向超越論——無論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在他看來，盡管泰勒已經為放棄外在的觀點提供了好的理由，但泰勒自己的內在的超越論同樣是有問題的： 我們如何能有一個獨立的非派別的上帝觀念？如果我們不能有這樣一個非派別的上帝觀念，那么我們如何能根據它來調整我們的派別性的上帝觀念（無論是宗教的還是非宗教的）？因此，羅蒂認為普遍的政治公正觀念不需要任何本體論的基礎。無論是縱向的還是橫向的、內在的還是外在的超越論，羅蒂都予以放棄，他想要的是這樣一個社會： 其成員不但是看顧他們公共生活的普遍政治的守護者，同時也是看顧他們私人生活的多元宗教的鑒賞家。

很顯然，羅蒂相信普遍的政治公正觀念能夠獨立于任何宗教之善觀念，這個信念假定了一個清晰的分工： 前者只與人們的公共生活有關，后者只與他們的私人生活有關。不過，這個假設的合理性值得懷疑。政治公正觀念當然既影響人們的私人生活也影響人們的公共生活，正如宗教之善觀念明顯地既與人們的私人生活相關，也與人們的公共生活相關。可是，如果放棄羅蒂的這個假設，我們將退回到最初自由主義者和社群主義者都想幫助我們解決的兩難困境： 在宗教多元的社會，要么每個人的信念體系里宗教的善觀念與政治的公正觀念之間存在著一致性，要么不同個人的政治公正觀念間存在著一致性，但兩者不會同時存在。這使我想到，也許自由主義者和社群主義者在宗教之善觀念與政治之公正觀念間所設定的這種二分是錯誤的。換言之，也許我們不應首先設定它們中的某一個具有優先地位，然后再用它來裁剪另一個。相反，我們可以試著分析這兩個觀念在復雜環境中是如何相互影響的。這是我將在第四章討論的內容，在那里，我認為宗教之善與政治之公正應在“多重反思平衡”（multiple reflective equilibria）中來定位。

反思平衡觀念當然并非與自由主義者或社群主義者的學說不相容，但它在他們的著作中只是一個邊緣概念，至少在他們討論宗教之善與政治之公正的關系時是如此。而我將把這個概念作為核心概念。首先，在個人的信念體系中，在宗教之善觀念與政治之公正觀念間應有一個狹義的反思平衡，在這兩個觀念與其他信念之間應有一個廣義的反思平衡。其次，除了這種個別的反思平衡（個人信念體系中的反思平衡），在不同個人的政治公正觀念間以及他們的宗教之善觀念間還應分別有一個一般的反思平衡，因為這兩種觀念本質上是共有的而不是私人的。再次，在一個宗教多元的社會中，我們必須區分單一的、政治的一般反思平衡與復多的、宗教的一般反思平衡。換言之，社會需要單一的政治公共信念體系或所有公民的政治共識來作為它政治體系的道德基礎；但是它也允許多個宗教團體——其中每個都有它自己的共同宗教信念體系——共存。最后，至今我所提到的所有這些反思平衡都是這種或那種簡單的反思平衡： 在個別反思平衡中，無論廣義的還是狹義的，一個宗教的善觀念都是與一個政治的公正觀念相聯系的；同樣，無論在單個的還是復多的一般反思平衡中，無論政治的還是宗教的團體，同一團體中的人都是在一套信念上尋求共識。因此，在單一的公共政治信念體系和多個宗教共同信念體系之間，還需要有一個復雜的反思平衡。換言之，我認為一個政治公正觀念可以在與許多不同的宗教之善觀念的反思平衡中來定位。

以宗教之善與政治之公正的多重反思平衡來替代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對善與公正所進行的二分，這本書的論證就完成了。但是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在善與公正之間的二分是與其他的二分密切相關并為它們所加強的，像中立與內嵌之間的二分，程序主義與實質主義之間的二分，公共與私人的二分。如果不對它們中的每一個進行仔細研究，人們會認為我在宗教之善與政治之公正關系問題上對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的超越過于輕率。因此在最后一章，我特地探討這些二分。首先，我同意普遍的政治公正觀念必須對這種宗教之善觀念保持中立（即“公平”）。為此，它必須內嵌于所有這些宗教之善觀念中，而不只是內嵌于其中的一個。在這個意義上，中立與內嵌的二分是錯誤的。其次，要解決不同的、實質的宗教之善觀念間的沖突，需要一個政治程序。但是這種政治程序只有在充分地了解了所有這些實質的觀念（而不只是其中之一）后，才能對所有這些實質性的觀念是公平的。在這個意義上，程序主義與實質主義之間的二分也是一個錯誤。最后，盡管作為私人的宗教之善與作為公共的政治公正間的二分與前兩個本質上有些不同，我將論證它同樣是成問題的——宗教之善和政治之公正都影響人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一個人可以提出政治理由也可以提出宗教理由，用布魯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的話說，要么作為“私人的公民”，要么作為“私人的公民”；無論宗教理由還是政治理由在通常的意義上都是可理解的、可批評的和可共有的，但是在嚴格的人為的意義上則都非如此。一旦放棄了這三個錯誤的二分，我認為我們也必須放棄宗教之善與政治之公正間的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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