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與壽縣文化（簡體書）

《名人與壽縣文化》分為四部分：清廉之士與壽縣廉政文化，革命先驅與壽縣紅色文化，藝苑英才與壽縣藝術文化，詩詞名家與壽縣旅游文化。《名人與壽縣文化》為了解壽縣文化的讀者開啟了一扇門，引領讀者進一步探尋豐厚的壽縣文化。

《名人與壽縣文化》：
南宋詩人呂本中在其《官箴》開頭寫道：“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日清、日慎、日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他認為居官從政者要遵循“清、慎、勤”這三項原則，只有做到了這三點，才能保住祿位，遠離恥辱，得到上級的信任和下級的支持。所謂“清、慎、勤”，即清廉、謹慎和勤勉，這三者往往是密切相關的，而清廉又是其中基本的德行原則。
古人云：“清者，廉也。”“廉者，清也”。“不受日廉”。“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可見，清白高潔、正直公道、節儉不貪、自我約束等，都是清廉的內涵所在，而其核心則是廉恥意識和不貪行為。“廉者昌，貪者亡”是古往今來居官從政的一條根本的經驗教訓。清廉執政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權才能贏得人心。政府清廉，則民心所向，百姓擁護；政府貪腐，則眾叛親離，百姓拋棄。故此，“清正廉潔奉公，修德拒貪律己”當為為官從政者所謹記。
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安徽省壽縣，在其兩千六百多年的文明發展史上，出現了許許多多清官廉吏，他們或生于斯長于斯，或千里迢迢由外地來此任職，或被派往外地擔任地方官，或被留在帝京委以重任。這里有“奉職循理，持廉至死”的孫叔敖；有“前有召父，后有杜母”的“召父”召信臣；有因“離任留犢”而聞名天下的時苗；有“家無車馬，驅驢單行”的胡質、胡威“父子清官”；有“一門三相”的呂蒙正、呂夷簡、呂公著；有不愿驚動百姓而輕車簡從返故里的“狀元帝師”孫家鼐；有“寧肯清貧，不愿濁富”的川劇大師黃吉安；有“清廉自守，安貧若素”的淮上英杰柏文蔚……共產黨人孫大光清廉從政，儉樸持家，自甘清貧，樂于奉獻，傾其所有資助家鄉辦教育的崇高品行更是影響深遠。他們或以廉潔奉公而傳世，或以不計得失而揚名，或以敢于直言而感人，或以不畏權勢而流芳。千百年來，他們的浩然正氣、清風惠政，為壽縣廉政文化譜寫了一曲曲清風徐來、潤物無聲的動人樂章，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壽州人，他們成為人們爭相效仿的楷模和榜樣。
孫叔敖持廉至死
壽縣廉政文化的濫觴得從兩千六百多年前的楚國令尹孫叔敖說起。
孫叔敖是我國古代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水利家，聞名遐邇的一代楚相。公元前601年，他在時任宰相虞丘的引薦下，開始出任楚國令尹。孫叔敖上任伊始，就大刀闊斧地進行相關制度改革，大力發展經濟，并招兵買馬，整訓軍隊。后來楚國稱霸中原，楚莊王取得霸主地位，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孫叔敖的輔佐。孫叔敖的另一成就是“于楚之境內，下膏澤，興水利，因湖成塘”，其主持興修的芍陂塘（今稱安豐塘）被稱為“天下塘”。安豐塘的修建，極大地改善了壽春農業生產的條件，使這一地區成為水草豐美的魚米之鄉，楚國國力亦因此而增強。
孫叔敖是我國古代為官廉潔勤謹的典范。據說他剛就任令尹時，許多人來向他道賀，只有一位穿粗衣戴白帽的老人（狐丘丈人）一來就警告孫叔敖說：“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意思是說，爵位高而驕橫的人，人們會嫉妒他；官大而專斷的人，君主會厭惡他；俸祿多卻不知足的人，禍患就會降臨于他。孫叔敖感到老人的話很有道理，就進一步向他請教該怎么辦。老人說，地位高了應更加謙虛，官做大了要處處謹慎，俸祿優厚了就別再貪婪。孫叔敖作為令尹，權力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爵不可謂不高，官不可謂不大，祿不可謂不厚，但他一直謹記并實踐著老人的教導，畢生致力于建設強大的楚國，絕不計較個人的進退得失。他曾說：“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于楚之士民也。”史書上也記載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這表明了孫叔敖在政治上也數次處于逆境，但更能看出他廉潔清正、絕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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