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

在20世紀的某個年代……
海明威、歐本海默、喬姆斯基、漢娜．鄂蘭、薩依德、杭廷頓、蘇珊．桑塔格、切．格瓦拉、阿拉伯的勞倫斯、約翰．藍儂、雷震、柏納．路易斯、芭芭拉．塔克曼、施勒辛格、喬治．肯楠、林瓔、瑪麗蓮夢露……等32位。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這本書裡所敘述的32個人，經過時間洪流的淘洗，仍在歷史的殿堂上餘音繞樑。

本書作者林博文是民間史家，駐訪紐約多年，見多識廣，學識淵博。長期觀察國際政治、學術、文化思想潮流，掌握歷史關鍵時刻的人物與事件。
本書是他所撰寫一系列的通訊專欄。
這裡所選輯的三十二個人都曾經是新聞人物，通常新聞人物很快就褪色或消失，但這三十二個人卻在歷史殿堂上餘音繞樑。
他們或在某個歷史事件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或成就了一種人格典範，或在某個領域中綻放光彩，帶領風氣，創造文化，啟發心智。他們包括海明威、歐本海默、喬姆斯基、漢娜．鄂蘭、薩依德、施勒辛格、杭廷頓、芭芭拉．塔克曼、蘇珊．桑塔格、切．格瓦拉、喬治．肯楠、雷震、林瓔、約翰藍儂、瑪麗蓮夢露等人。
閱讀上述人物，重溫二十世紀一段歷史，不是懷舊，而是一種學習。
※本書原書名《歷史從此改寫》

林博文
曾任美國《中報》總編輯、《中國時報》主筆，現為專欄作家，旅居紐約。著有《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立緒出版）、《時代的投影》、《歷史的暗流》、《跨世紀第一夫人宋美齡》、《一句話改變世界》、《張學良、宋子文檔案大揭秘》、《1949石破天驚的一年》、《1949浪淘盡英雄人物》、《悸動的六○年代》、《關鍵民國》、《自由，凌駕一切》等書。

自序／林博文

Ⅰ 學者與作家的智慧火花

永不停息的叛逆者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
自由派史學大師施勒辛格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寫活史迪威的女史家芭芭拉．塔克曼 Barbara W. Tuchman
美國歷史知識傳播者大衛．麥卡勒 David McCullough
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提升美國閱讀文化的女主編艾普斯坦 Barbara Epstein
光芒四射的巴勒斯坦裔學者薩依德 Edward W. Said
侵伊戰的白宮導師路易斯 Bernard Lewis
提倡白人至上論的杭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勇於認錯的加拿大學者伊格納齊夫 Michael Ignatieff
冷戰外交教父喬治．肯楠 George Kennan
反對美國黷武主義的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戲劇大師米勒的中國情懷 Arthur Miller
海明威和抗戰中國 Ernest Hemingway
多才多藝的史學家羅榮渠
煙霧繚繞中的真人實事

Ⅱ 軍人、革命家與活動家的吉光片羽

「阿拉伯的勞倫斯」重現伊拉克 T. E. Lawrence
「秘密總統」威爾遜總統夫人伊迪絲 Edith Wilson
羅斯福總統夫人是同志嗎？ Eleanor Roosevelt
古巴革命英雄──切．格瓦拉 Ernesto 'Che 'Guevara
飽受橫逆的原子彈之父歐本海默 J. Robert Oppenheimer
與台灣「同舟共濟」的藍欽大使 Karl L. Rankin
洛克斐勒家族與中國 The Rockefellers
抖出《越戰報告書》的艾斯伯 Daniel Ellsberg
空軍將領衣復恩和蔣家父子
堂堂溪水出前村──雷震
史料面世的聯想

Ⅲ　藝術家的心靈鴻爪

越戰紀念碑設計人林瓔 Maya Lin
飽嘗白色恐怖的藍儂 John Lennon
懷舊文化中的瑪麗蓮夢露 Marilyn Monroe
美國樂壇第一夫人瑪麗安．安德遜 Marian Anderson
納粹美學家里芬絲陀 Leni Riefenstahl
塑造紐約面貌的都市建設大師莫西斯Robert Moses

【自序】林博文
約翰．甘迺迪一生多病痛，一九五四年十月曾做了一次高危險性的脊椎手術，其時他當參議員還不滿兩年。在養傷期間，甘迺迪從國會圖書館借了一堆美國史著作，他想要寫一本美國政治人物在艱難險阻的時刻，如何不顧個人的處境與前途，發揮道德勇氣與政治勇氣而留名青史。
勇氣（courage）是甘迺迪最佩服的一種美德，他於一九五六年出版的《勇者的側影》（Profiles in Courage），就是在病榻上和喬治城大學教授戴維茲（Jules Davids）、幕僚蘇仁森（Theodore C. Sorensen）合作的成果。甘迺迪挑選了八位參議員作為「勇者」的表率。這本書不僅獲得普立茲傳記獎，並對甘迺迪一九六○年進軍白宮平添了不少助益。
勇者可以見諸於戰場和政壇，亦可出現於球場與文壇。歷史是人類所創造的，能夠在歷史洪流中掀起狂濤或激起浪花的人，並不一定是大人物，小人物扭轉時勢的事例亦所在多有，而勇氣則是改寫歷史的必要條件。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深夜，華府水門大廈二十四歲的黑人值班警衛法蘭克．威爾斯（Frank Wills）巡查大樓時，兩度發現六樓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被闖空門。在他的手電筒照射下，五名竊賊在黑暗中現身，這批人是奉尼克森競選連任委員會之命潛入民主黨總部偷拍文件，而爆發了改變美國歷史走向的水門事件。
當天晚上如果沒有威爾斯不顧安危地盡他的職責，則五名宵小也許能夠得逞，水門事件不會被揭發，踐踏憲法的尼克森亦不致含辱下台。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眾院司法委員會辯論彈劾尼克森案，南卡羅萊那州民主黨議員傑姆斯．曼恩（James Mann）發表了一段意義深遠的談話，他說：「如果無人敢負責任，則另一個總統亦會為所欲為，但那個時候可能就沒有守更的值夜人了。」
曼恩慷慨陳詞近三十年後，果然有另一個總統為所欲為，蓄意製造假情報和假證據，以反恐為藉口，悍然侵略與九一一事件毫無關聯，與賓拉登毫無關係的伊拉克，這個濫權枉法的總統就是無能無才無德無知的布希。布希和他的人馬蹂躪伊拉克而自陷泥淖的行徑，乃是美國有史以來最醜陋、最難堪的帝國出擊。
可歎的是，當布希政府準備入侵伊拉克時，美國國會和絕大部分媒體都變成了應聲蟲，紛紛搖旗吶喊，反對聲浪微乎其微，道德勇氣與政治勇氣蕩然無存。政壇與媒體的勇者，不見影；曼恩眾議員的預警不幸言中，環顧華府，連一個守更值夜人都看不到。此情此景。殆為美國歷史上的黑暗時代，甘迺迪泉下有知，必會為不肖子民而落淚！
勇氣誠然是推動歷史前進的重要因素，超卓的智慧與浩瀚的原創力，更是每一個領域的先驅人物不可或缺的質素。耶魯出身的藝術家林櫻（Maya Lin），二十一歲那年擊敗各路好手（包括她的老師），其所設計的「越戰紀念碑」榮獲全國首獎，但一群越戰老兵和帶有種族與性別歧視的藝術界人士，不願看到一個大學剛畢業的亞裔小女生奪獲殊榮，而盡全力抵制她、羞辱她。
林瓔面對來勢洶洶的逆流，毫不退縮。她的越戰紀念碑已成為華府最吸引人的一座設計精品。紀念碑所展示的原創性與人文深度，使全球藝術家同聲贊歎。越戰生還老兵終於慶幸五萬八千名陣亡袍澤的英靈得以和紀念碑同享光芒。
俞大維生前常說：「人生就像一齣劇本，每個人的劇本都早已寫好了，我們就照這個劇本演下去。」不過西方有句諺語說得更透澈：「最好的人生是不照劇本去演的。」（Life is best played without a script）本書介紹的三十二位智者，都在或長或短的人生旅途上留下烙印，在歷史的河川裡做一個出色的弄潮兒。他們也許都不靠劇本去「演戲」，因此他們的人生也就格外精彩和豐富。
這三十二個人都曾經是新聞人物，通常新聞人物很快就褪色或消失，但這三十二個人卻在歷史殿堂上餘音繞樑。媒體人喜言：「新聞是歷史的初稿。」，唯有對新聞人物作更深入的報導與剖析，方能凸顯他們真實而永恒的面貌。
非常感謝台北立緒出版社總編輯鍾惠民建議我結集文章出版，讓海內外讀者能夠透過這些人物的身影，進一步了解「水深波浪濶」的時代進程。

【內容試閱】
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1906-1975
德國出生，後入美籍的猶太裔學者兼作家漢娜．鄂蘭（中國大陸學界譯為阿倫特）可說是廿世紀最了不起、最有影響力的女政治理論家。鄂蘭不喜歡人家稱她哲學家，她說她是一個政治思想家或政治理論家。二○○六年十月十四日是鄂蘭的百歲冥誕，從德國到澳洲，從南韓到美國，有十餘場研討會展開，討論鄂蘭的思想、著作與貢獻。
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紐約市郊巴德（Bard）學院於十月廿七日至廿九日召開的「在黑暗時代的思考：漢娜．鄂蘭的精神遺產」。這項研討會的名稱具有雙關意義，鄂蘭於一九六八年出版過《黑暗時代群像》（Men in Dark Times，立緒已出中文版），而目前恐怖主義猖獗，人類是不是又面臨另一次「黑暗時代」？研討會將邀請兩位主講人，這兩個主講人的思想完全不同，一位是「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從左派變成大右派，並堅決支持布希侵略伊拉克的英國籍作家克利斯多夫．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以及在《紐約書評》雜誌撰文揭發美軍虐待伊拉克俘虜的馬克．丹納（Mark Danner）。
研討會在巴德學院舉行的原因是，鄂蘭和她的第二任丈夫亨利克．布魯徹（Heinrich Blucher）都葬在巴德校園，布魯徹（死於一九七○年）曾任教該校十七年，鄂蘭於一九七五年去世後，她的所有藏書亦都捐給巴德學院。
鄂蘭已去世多年，但她所留下的「去思」卻越來越熾熱，出版界不斷推出她的傳記和思想評介的專書。研究她的博士論文每年都有，政治學學報和一般通俗刊物常有評論她的文章。鄂蘭一生（死時才六十九歲）最引人注意的經歷與成就包括：一、她和大學老師、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的情史；二、她和猶太人的關係；三、她對極權主義的精闢闡釋；四、她在政治理論和政治思想上的獨到貢獻。
鄂蘭在馬堡（Marburg）大學讀書時和大她十七歲的老師海德格相戀。海德格是德國存在主義的先驅，被認為是廿世紀最有建樹的哲學家之一。
已有妻室的海德格和鄂蘭的婚外情從一九二四持續至一九二八鄂蘭到海德堡大學攻讀博士始終止。兩人的師生戀被稱為「像火一樣熱」，但海德格的妻子不能容忍丈夫偷腥，而海德格本人又是個自私、好面子、又愛操縱人的偽君子。他們每次幽會都要按海德格的「指示」，安排時間與地點（通常是在鄂蘭的住處）。據說是海德格不願這段不正常的關係損及他的地位和前途，而要求鄂蘭轉學到海德堡。
這段情史引起後人關注的是，海德格與納粹有密切關係，而鄂蘭又是受到納粹迫害的猶太人。海德格很想成為納粹的哲學大師，但納粹並不太重視他的哲學。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海德格忙著為自己平反，積極撇清他和納粹的關係。最令人驚訝的是，曾被納粹數度關在集中營而又數度逃亡成功的鄂蘭，卻在海德格面臨「存在」危機的時候挺身而出，為她過去的老師兼情人辯護。海德格一直活到一九七六年，八十七歲才去世。
鄂蘭於一九四一年到了美國，一九五一年出版震撼學界的經典：《極權主義的起源》，她在書裡分析了反猶主義、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並追溯納粹主義和史達林共產主義的根源。有人批評她並未建構嚴密的思想體系，且疏於縝密的邏輯論證；但她擁有別的政治學家所欠缺的犀利見解、獨特的觀察角度以及極富洞見的視野。
她精研古希臘哲學，在海德堡大學又獲存在主義哲學家亞斯培（Karl Theodor Jaspers）指導，完成中世紀天主教經院哲學家聖奧古斯丁的「愛的概念」博士論文。她在柏克萊加州大學、耶魯、普林斯頓（鄂蘭成為該校第一個獲正教授頭銜的女性），哥倫比亞、西北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著名的社會思想系教書，晚年則多在紐約新社會科學院（New School）授課。
鄂蘭在學術圈有非凡的腦力大魅力，詩人奧登（W. H. Anden）、芝大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Hans Joachim Morgenthau）和近年被新保守派捧為大師的里歐．史特勞斯（Leo Strauss）都曾追求過她。
鄂蘭一生引發最大爭論的是她在六○年代初以《紐約客》雜誌特約記者身分，前往耶路撒冷採訪以色列特工從阿根廷綁架返以的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採訪報導先在《紐約客》連載後結集出版，書名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
鄂蘭以冷靜的頭腦觀察審判，她說艾希曼並不是出於仇恨猶太人或因本身太壞而屠殺成千成萬的猶太人，他只是像一個普通的官僚一樣盡他自己的職責，每天處理上級交代下來的例行公文，罪惡不是在可憐又可悲的艾希曼身上，而在制度。
鄂蘭採訪審判後創造了一個至今仍被廣泛引用的名詞：「平庸無奇的罪惡」（或稱「罪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猶太人非常不滿鄂蘭的報導，痛罵她是「猶奸」，但她的報導已成為經典。鄂蘭說：「權力和暴力雖是不同的現象，卻常一起出現。」
十月初在耶魯大學有一場鄂蘭研討會，題目是：〈我們合眾國的危機〉，與會人士幾乎都認為布希時代的美國等於是鄂蘭筆下極權主義的再現，副總統錢尼和前副國防部長伍夫維茲的獨斷作風又何異於當年的希特勒和史達林？也有人認為今天的美國在許多方面很像一個警察國家，陷入了南北戰爭以來的最大憲政危機。
鄂蘭留給大家最心悸的啟示是，極權主義並不是只會誕生於蘇聯、德國、義大利、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這些土地上，即使像美國這個標榜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國度亦在近代出現過白色恐怖。一名學者在耶魯研討會上指出，在布希時代，美國不是不可能出現像艾希曼這樣的人。

光芒四射的巴勒斯坦裔學者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
在廿世紀最後廿五年的歲月裡，薩依德可說是全世界最有名亦最具傳奇性與爭論性的學者。他是巴勒斯坦人，但也是個受過完整西式教育的基督徒；他在充斥猶太裔教授和學生的哥倫比亞大學擔任最高榮譽的大學講座教授（教英文和比較文學），但大力鼓吹巴勒斯坦建國並痛斥以色列屠戮巴勒斯坦人，而屢遭威脅和恐嚇；他在七○年代末期出版《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經典著作，震撼全球知識界與文化界，而與法國學者法農（F. Fanon）成為風起雲湧的「後殖民研究」的兩大開山祖師；他勤於著述、演說、辯論和彈奏鋼琴，但他亦不忘以言論和行動介入中東事務，遊走於學術與政治間。
二○○三年九月二十四年以六十七歲之齡遭血癌擊潰的薩依德，曾推出回憶錄《鄉關何處》（Out of Place，或譯《格格不入》），以生動的筆調敘述聯合國於一九四七年通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國，而使其童年與少年生活戛然以悲劇收場。一名專門研究薩依德的以色列學者，窮數年之功夫追蹤薩依德的早年生活，發現這位巴勒斯坦學者虛構其童年與少年故事。事實上，薩依德家庭環境極好，父親是富有的商人，頗重視子女教育。薩依德生於耶路撒冷的高級住宅區，一九四七年搬到開羅，先後上美國學校和英國人辦的貴族維多利亞學校（同學包括未來的約旦國王胡笙和影星奧瑪雪瑞夫）。一九五一年，薩依德移民美國，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一九六四年獲哈佛大學文學博士學位。
《紐約時報》記者問薩依德為何要虛構其童年往事，他說他從未否認在耶路撒冷和開羅成長，但他認為「那是不重要的」。然而，當薩依德成為巴勒斯坦在西方社會的最有力代言人，並在一九七七年成為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成員時，許多支持以色列的美國猶太組織與猶太學者，指責薩依德不僅不配稱為巴勒斯坦難民，亦無資格代表巴勒斯坦說話。薩依德是個勇氣十足的人，不但有學術勇氣，在人生大節上更有堅強的道德勇氣，他不顧身體的安全和生命的危險，為巴勒斯坦人的獨立自主與建國目標，到處吶喊，並參與制定巴勒斯坦新憲法。但在一九九三年阿拉法特和以色列簽訂奧斯陸協定後，他認為阿拉法特向以色列「投降」，而和他決裂。
支持以色列的人認為薩依德是個激進派，但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則視他為溫和派。薩依德嘗言自己過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一種是美國大學教授的生活，一種是強烈抨擊美國和以色列政策的生活。他也曾很感慨地自認是個既不屬於東方亦非屬於西方的「局外人」。也許就因為身上流的是阿拉伯人的血液，一輩子浸潤的是西方文學的經典教育，耳濡目染的是以色列在美國撐腰下對巴勒斯坦人的武力壓制，而使得學養深厚、才氣過人的薩依德，能夠對東方主義（或稱東方學）提出前所未見的新闡釋。他說，西方人眼中的「東方」（特別是阿拉伯世界），乃是西方基於偏見、貶抑、誤解和矮化而建構出來的一種歐洲觀點。也就是說，「東方」是被西方帝國主義歪曲、虛構出來的產物。
《東方主義》於一九七八年問世後，已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包括中文）；薩依德於一九九三年又推出《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巨著。他的學說和理論，在美歐與亞洲形成一股學術動力，開啟了後殖民研究的風氣，同時亦帶動了文化研究、性別研究和解構帝國主義的熱流。台灣學界亦有不少人受到薩依德著作的啟發，而鑽研後殖民研究及其他相關學科。薩依德所提出的東方主義，主要是討論西方的伊斯蘭學與近東、中東研究史，似乎與西方的中國研究（或漢學研究）無關，但整個東亞文明和中國文化皆早已面臨西化、現代化與西方霸權侵蝕的困擾，伊斯蘭文化面對西方文化所遭遇的問題，亦同樣出現於東亞文明與中國文化，如美國通俗文化與物質文明對年輕人的吸引力，以及知識青年留學歐美，向西方「取經」而形成蔡源林教授所說的「以西方的東方學者所建構出來的東方來看待自己的母文化，而欠缺深刻反省能力的問題。」
薩依德在美國學術界和文化界，擁有相當多的敵人，宣揚「文明衝突論」的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和已自普林斯頓退休的伊斯蘭文化學者柏納．路易斯，都是薩依德的死敵。九一一事件後，與薩依德反目的學者、作家尤多。但薩依德是個堅強不屈的人，他忠於他的學術觀點和政治立場，從不在變動的環境中向敵人低頭。他在一九九一年即患血癌，經過無數次化療的折騰，他還是充滿生命的活力。許多博士班學生以他的學說和著述為論文題材，他在學術上的貢獻是「不廢江河萬古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