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國籍：我，和那些被國家遺忘的人們

國籍是什麼？――
是生而擁有的公民條件，還是一紙身分辨別的證明？
是母國情懷的身分認同，還是國家用以限制自由的操控？

這是一部在日華僑被無國籍身分綑綁三十年的自傳故事，
也是一部跨越國境線、探討無國籍者底層境遇的警世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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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國籍？何謂民族？認同的基礎又是什麼？
這是一個面對國家與歷史，深入思考實際體驗的真實故事。

當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本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外交，在日的台籍華僑面臨了身分認同的問題。在日的台灣人究竟要以沒有邦交的「中華民國」身分住在日本比較好，還是將國籍改為有邦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比較好？又或者，歸化入日本籍更好？

這是作者陳天璽一家人遇到的難題，陳家縱使心繫台灣，卻不能不面對台日無邦交的現實問題；縱使擁有歸化日本籍的選項，卻因為身在異地、無論如何打拼總是被視為外來者的矛盾心結，使得陳家人最終選擇了「無國籍」。

無國籍看似相同，但實際上卻存在著各種形式的無國籍人士。
他們的共同點就是――大家都是被國家所捉弄的一群人。

不只陳家、不只在日華僑，全球至今仍有一千二百萬無國籍的人，他們不屬於任何國家，不具有公民身份，最基礎的醫療、教育權利均得不到保障。作者深受無國籍影響，曾被困在機場經歷了無法入境台灣、亦無法返回日本的衝擊；也因此促使她踏上研究之路，從各種角度質問日常所發生的事與國境、國籍之間的關聯性，並以人道關懷的立場調查無國籍人士的底層境遇。

他們散布全球各地：牽涉到國籍認定的血統主義，沖繩美軍基地的美亞人被迫成為無國籍孤兒；無國籍母親與在日韓國人所生的韓籍兒子明明在日本出生成長，卻必須被徵兵前往韓國服役；南洋赴日從事性交易的女子，一旦與日本男人生下非婚生子女，這些孩子註定成為無國籍兒童；還有因戰亂而導致政局改變、無法回到祖國的白俄羅斯人與朝鮮人；因難民簽證遺失而困在巴黎戴高樂機場十八年、事蹟曾被改拍成電影的伊朗人……
在國境與國境的夾縫中生存的無國籍者，究竟還要被遺忘多久？
那個能夠讓世間眾生皆享有平等自由的世界，何時才能實現呢？
擁有國籍、但卻對自己的國籍愛恨交加的台灣人，是否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無國籍」呢？

陳天璽 CHEN Tien-shi
1971年（昭和46年）出生於日本橫濱中華街，1994年赴香港中文大學留學一年。1997年至 2000年間，赴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東亞研究所（現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及哈佛大學法學院東亞法律研究所訪問。2000年（平成12年）畢業於筑波大學大學院國際政治經濟研究科。

現任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學部教授，曾任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副教授等職。致力於研究華僑、華人問題、移民與少數族群問題、國界與國籍問題等。著有《海外華人――華商的網絡與認同》、《被遺忘的人們――日本的「無國籍」者》等書。

譯者簡介 馮秋玉

東吳大學日文系畢業，東京都立大學日本語教育學博士候選人。旅居日本、美國多年，返台後開始投入口筆譯的工作，曾經翻譯原住民、歷史等方面之專業論文，以及翻譯論文之潤稿，亦曾於中研院等研究教學機構進行研討會之口譯，目前為東吳大學日文系兼任講師。興趣廣泛，是料理與生活的實踐家。譯著有《原語台灣高砂族傳說》（合譯）、《伊藤博文――近代日本を創った男》（合譯）等。

「這些經驗我在閱讀此書以前，壓根兒都想不著。這簡直就是像是繼承了上一代被國家與政治捉弄的「傳統」似的……被這社會性的「不幸」所糾纏的人，那痛苦與深切的悲哀，讓人覺得就像是作者出不了機場那件短暫事件的縮影……如今的她，是一個在中國與日本文化下教養出的國際知識分子，縱然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卻仍挺起胸膛勇往直前。」

――楊逸，旅日中國小說家、芥川獎得主

中文版前言
序

第一章＿中華街的拉拉
．出生於橫濱中華街
．中日邦交正常化
．無國籍的選擇

第二章＿生存於日本與中國的夾縫之中
．中華街的李小龍
．入學考試的國籍難題
．華僑學校接受中文教育
．兩個國家與父親的話

第三章＿無法融入日本社會
．第一次感受到國界的障礙
．入學考試的未來抉擇
．敲開日本社會的大門
．小團體的文化差異

第四章＿渴望飛向世界
．通往國際舞台的捷徑
．回到雙親的故鄉
．留學的阻礙
．告白
．Where are you from ?
．出現在生活周遭的國際問題
．中華街的華僑們
．好好念書，因為那會成為你的財產

第五章＿香港及美國的研究之路
．赴香港留學的語言隔閡
．感受到內心的那個「日本人」
．從相知相惜到無奈分手
．我的世界
．沒有國籍不能在聯合國工作？
．彩虹之喻
．心之所感
．以影像傳遞研究主題
．「現場」工作的心念
．申請日本國籍

第六章＿無國籍的宿命
．出生地主義與血統主義的差異
．沖繩的無國籍兒
．個人與國家
．真正的世界主義
．無國籍母親與韓籍兒子的命運
．白俄羅斯人與朝鮮人的故事

第七章＿私生子的國籍
．增加的外國人與安德烈事件
．私生子的國籍
．JAPANESE-FILIPINO CHILDREN
．嚮往日本的菲律賓母親們

第八章＿申請歸化
．第一支紀錄片
．田野調查卻遇上簽證難題
．無國籍的國家公務員
．告別無國籍的外登卡
．護照的申請與姓名

第九章＿海外難民
．跨越國界的愛情
．汶萊的馬來語教室
．住在巴黎戴高樂機場的男子
．無法實現的安妮之夢
．與無國籍人士結婚

結語
後記
文庫版後記
解說／楊逸，旅日中國小說家、芥川獎得主

第一章：中華街的拉拉
◎出生於橫濱中華街◎
一九七一年八月的灼人烈日下，我於橫濱的中華街出生，在一個陽光燦爛灑落的正午時分來到這個世上，是父親陳福坡與母親陳詹佩筠的第六個孩子。

家父當時在中華街經營咖啡館和中式點心店，同時，他也擔任橫濱華僑總會的事務局長。橫濱華僑總會是居住於中華街等地區華僑的自治會性質組織，亦從事民間外交的工作。身高一百八十三公分的父親，總是西裝筆挺、儀態挺拔，步行於市街之中顯得相當醒目；他說話時經常面帶笑容、不疾不徐態度從容，待人處事彬彬有禮。家父雖然是店面的經營者，但掌管店內大小瑣事的卻是母親。一九六三年赴日之前，家母是服務於台灣銀行的職業婦女，比起一心鑽研學問的父親，更有生意頭腦。

他們二人當時已經養育了五個孩子，僅能講簡單的日語，在人生地不熟的橫濱這個新天地中經營買賣，著實吃盡了苦頭。他們連盡頭在哪都不知道地同心協力、胼手胝足，而支持著二人苦撐過來的，是來自孩子們無可取代的「笑容」。

家母帶著姐姐和哥哥移居橫濱之前，家父便先以留學生的身分隻身赴日求學，家母則留在台灣，帶著孩子們與公婆同住。

――

我的父親出生於中國的黑龍江省，母親則來自湖南省，在那廣闊無垠的中國土地上，一個在國之最北端，一個在南方，二人相遇的機會可說是微乎其微。家父生於一九二二年，家母則是晚了十年才出生，二人均為經歷過戰爭的世代；此外，我的外祖父官拜國民黨將軍，母親每每在送我外祖父上戰場時，都有一種不知他何時才能回來的淒涼感，對我的母親來說，戰爭是再熟悉不過的事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正當取得勝仗的中國舉國歡騰之際，國內並沒有記取才剛與外國結束戰爭的教訓，國民黨與共產黨隨即又為了爭奪政權而展開國共內戰。共產黨的勢力瞬間抬頭，一九四九年，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於焉誕生，而國民黨政權則於台灣設置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並喊出「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退守台灣，許多國民黨的相關人士，以及恐懼共產黨政權統治的人們，也隨之避走他鄉。

我的父母親正是其中之一，他們各自離開了自己的故鄉來到台灣，二人均非台灣省出身的「本省人」，而是所謂在大陸出生的「外省人」。當時才十七年華的母親，因一心想與較她早一步離開家鄉的外祖父母會合，隻身一人經由香港，在她伯母家稍作停留後，千里迢迢來到台灣與她的雙親團聚，新家位於北投山上，是個風光明媚的好地方。

而我的父親，離開了故鄉牡丹江之後，一路經由瀋陽、錦州、北京、紹興、寧波、廈門、漳州等地輾轉南下，花了近三年的時間，經歷了千辛萬苦，才好不容易抵達廈門，再自廈門乘船渡海來台，而他抵台後靠朋友介紹的暫時落腳處，正好就在北投。北投乃溫泉之鄉，是生活在都市中的人們假日休閒的好去處，但非旺季的時候會有許多房屋空出，大陸來台的外省人就租借這些空屋聚居於此。

他們二人當時住在同一個村子，也就是所謂的「鄰居」。然而，家父和家母的家人，以及大部分的外省人，當時都期盼著要返回老家，家鄉不但有家人、親戚，還有房子和財產，再加上他們也不習慣台灣的氣候和飲食，所以都一心盼著能夠早日回到自己熟悉的故鄉。只不過，無奈望穿了秋水，怎麼也盼不到可以返鄉的跡象，於是大家漸漸接受了新家園的生活，選擇面對現實、在台灣組織起新家庭的人也逐漸增加。

「有個很不錯的青年才俊喔！」

透過我外伯公的從中撮合，我的父親與母親相識了，之後二人經常約會，彼此聊著自己出生成長的環境、自己所經歷的歷史等諸多話題。而愛情的終點，就是他們於一九五三年步入了結婚的禮堂。

家父在內政部服務，家母在銀行上班，上天賜與他們五個孩子，一家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然而，家父擔心自己外省人的身分，恐怕對往後工作上的升遷不利，於是極具上進心的父親希望能夠出國留學，以創造自己的優勢。當時在台灣，較富裕的人多選擇前往歐美留學或移民，那也是菁英們的標準路線；但是，我的父親既沒有足以支撐他移民歐美的財力，亦沒有留學的資金，於是他選擇了參加提供給公務員進修之用的公費留學考試，以尋求留學的機會。當時他所選擇的留學國別是日本，這主要是因為家父曾經歷過滿洲國的時代，已經會說日語的緣故。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家父的努力奏效了，終於實現了隻身留學的夢想，在他三十四歲的那一年。

父親赴日留學期間，母親決定與孩子們一起留在台灣，其原因在於，家母對日本沒什麼好印象。家父的日本留學生活原本只計畫了一年，後來又延長了一年，最終，有人問他是否有意留在日本的華僑社會打拼？於是家父決定把家人接到日本生活。家母為了自己心愛的丈夫，決定移居到一個自己並不那麼喜歡的日本，當她向外祖父母稟報時，沒想到卻遭到了強烈的反對。家母向他們表明：「就算你們反對我也決定要去。」話一說完，家母就被外祖父修理了一頓，因為外祖父曾經身為國民黨的將軍，無法允許自己的女兒移民到曾經與之為敵的日本；當然，這其中也隱含著身為一個父親的擔憂，因為他已經可以預期到，未來女兒在異鄉必定會受苦，因此他對自己的女兒一家拋棄台灣安定的生活與工作，選擇了一條滿布荊棘的道路感到憤怒與焦慮。家母儘管了解外祖父的憂慮，卻還是不顧反對決定赴日，而家母的這個決定，可以說讓外祖父母傷透了腦筋。

母親帶著五個孩子赴日，一家七口在七個半塌塌米大小的公寓展開了新的生活。剛開始，孩子們對於在日本的小房子裡生活感到很不適應；不過，只要能夠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就沒有什麼比這更幸福的了。

母親和兄姐們剛到日本時語言不通，時而被人欺負、霸凌，或者被取笑，在附近華僑家裡工作的幫傭就常叫我的哥哥姐姐「小乞丐」，在身旁的母親聽到了這句話，只會面帶微笑地用她從家父那兒學來唯一的一句日文回答：「謝謝。」家母事後才知道，原來那是個瞧不起人的字眼，她感到後悔莫及！「早知道還是不應該來的……」家母當初拋棄了所有累積的成就，來到異國重新開始，然而，因為當時是不顧外祖父的強烈反對而堅決到日本的，如今就算天塌下來，也沒有臉回去了。

「不管發生什麼事，我都要努力克服，要讓你們看到我的成功！」

靠著華僑朋友們的協助，以及辛勤工作所存下來的積蓄，父母親開始在中華街經營起中式點心店，從早到晚拼命地工作，而我們這幾個孩子，也就是看著這樣勤奮的父母背影長大的。

――

家母和兄姐們赴日八年之後，家裡終於擺脫了貧困的生活，正當經濟上稍有餘裕之際，家中傳出了喜訊，原來是家母懷孕了。這將是頭一個在好不容易才適應的日本生產的孩子，當時父親五十歲，母親四十歲，陳家的第六個孩子出生了，正是在下我。

我與最年長的姐姐相差十七歲，與最年幼的哥哥也有八歲之隔，當時已經年屆四十的母親，在強忍了三天的劇烈陣痛之後，被醫生宣告為難產。據說醫生在確認懷孕之初就已經告訴母親：「生產有危險。」家母也曾一度考慮放棄，不過，因為母親受到某位沒有孩子的好友鼓勵：「你們家的孩子都很乖，大家都很稱讚不是嗎？妳就努力試著生生看吧，千萬別放棄呦！」所以儘管辛苦，家母還是下定決心要把孩子給生下來。

母親生產時，父親也前往醫院陪產。儘管在台灣的祖父希望抱個男丁，但兄姐們卻是對這個女嬰的到來雀躍不已，在這個小家庭中又增加了一口人，也讓陳家上下更熱鬧忙碌了。生產似乎對母親的身體帶來了超乎想像的負擔，父親盡可能地到醫院陪伴剛完成一項「重大任務」的母親，由於母親產後復原的情況不佳，之後被迫住院長達一個月之久，而她也因為這次的生產，罹患了成人病之類的慢性疾病。

兄姐們為了支援母親而團結了起來，他們放學之後，兩個姐姐會到當時父母所經營的咖啡館幫忙，三個哥哥則負責分擔家務，大家再交替著去醫院探望母親。每到新生兒「登台亮相」的訪視時間，兄姐們都像是快把額頭貼在玻璃上似地探頭張望，他們看著表情豐富、又哭又笑的妹妹，興奮極了。五個人還拿出了自己的存款，合買了一組玩偶娃娃，這四個娃娃有著喜怒哀樂四種不同的表情，據說他們是因為覺得那圓圓的杏眼和小麥色的膚色與我很像，所以才買的，而這也是我來到這個世界上的第一份禮物。

父母親覺得我是「上天所賜予的寶物」，因此取名「天璽」。母親出院那天，我直接被帶到家人平常上的天主教會受洗，神父以紀念日在八月分的聖女之名，為我取了教名克拉拉，從此之後我便被叫作「拉拉」。

「我來看看陳大嫂的小嬰兒囉！我只小聲地跟你說啊，這奶娃兒怎麼好像跟上面幾個孩子不太一樣，怎麼沒那麼漂亮啊？」

「不過啊，能夠平安地生下來就真是謝天謝地了！」

不只是中華街的街坊鄰居，就連常來店裡的日本老顧客，也對我品頭論足了起來，而我就是被這些聚集到店裡來的大人們輪番抱著長大的，我絲毫不怕生，店裡的客人也都喊我「小拉拉」，很疼我。

我小時候的中華街，並不似今日這般具有強烈的觀光景點色彩。中華街除了有中國人經營的中華料理店，也有日本人所經營的蔬菜攤、魚攤，以及日本的懷舊零食店等，多元文化自然應運共生。無論是穿著白袍上街買菜買魚的廚師，或是放學回家的孩子們，往來的行人均彼此相識，他們不管是用簡單的日語或中文交談，都能取得良好的溝通；時而還能聽到爽朗響亮的笑聲，是一個時時充滿活力和人情味的街區。而中間的那條市場大街，是我最喜愛的地方，小時侯我常和母親出門上市場，總是跟在買了一大堆食物要餵飽家人的母親身後。

「我想喝牛尾湯！」

「可是媽媽的滷雞腳也很好啊！」

母親總是欣然接受我的任性要求。肉攤的大叔親切地問母親：

「老闆娘，今天要買些什麼呢？」

「啊～小拉拉今天也一起來啦！」

那記憶中悠閒恬靜的風景，至今仍是心中支持著我的一股力量。

對於在中華街出生長大的我來說，混雜著各種不同國民與文化的這個街區，讓我感到很自然舒適，每當我被問及「妳的故鄉在哪裡」時，我總是毫不猶豫地回答：「橫濱中華街」。既不是中國，亦非日本，而是同時夾雜著兩國人民與文化的這條街道。

◎中日邦交正常化◎

在我一歲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對生活在中華街的人們影響甚鉅的事件，即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中日邦交正常化。

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赴北京訪問，與周恩來總理熱情地握手，踏出了歷史性的一步，之後，中國贈與日本兩隻熊貓：蘭蘭與歡歡，在上野動物園形成連續數日舉家出門看熊貓的排隊人潮，此即所謂的「熊貓外交」，而這也是二戰結束之後，日本人對心中那遙遠的中國，首次感到「近在咫尺」的時期。

然而，也正因為受此牽連，日本決定與中華民國．台灣斷絕邦交，當時的大平正芳外務大臣宣布終止《中日和平條約》。

此事件所帶來的衝擊，壟罩著中華街的中國人，也就是所謂的華僑，各方的反應與立場不一。位於東京都港區麻布的中華民國大使館大門深鎖，之後則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使館，日本各地的中華民國領事館亦均關閉。有關屬於「中國」的土地及各類財產的所有權問題，在日本僑界引起混亂，那些從前與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理念相同的人們，如今揭起五星紅旗設宴慶賀，為自己的信念得到認同而慶祝。然而，那些支持著由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台灣的人們則不知所措，似乎有種被逼入絕境之感。

過去，當祖國發生內戰、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鬧飢荒而造成大量死亡的大躍進政策、文化大革命，或是台灣發表經濟發展政策等，只要每逢中國或台灣在政治經濟上有所舉動，僑界就會引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支持派與中華民國支持派之爭，「中國」民族主義以各種形式不斷地被挑起，華僑們對「國家」的認同就這麼一直被激烈地震盪著。但是，日本政府並未體察華僑們這複雜的內心感受，只是一味地逼迫華僑必須做出決定，也就是「要選擇哪一國籍」的問題。雖然無論華僑如何選擇，他們依舊是「中國人」，只不過，這與日本所承認的「中國」，在意義上已經有所改變，這下子華僑困惑了。

無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的人民，其外國人登錄證上的國籍欄位，均標示為「中國」。此外，與戰後持護照進入日本的華僑不同，在十九世紀末或二十世紀初，人們對國籍的概念薄弱，在那個尚未嚴格執行必須持護照才能進行出入國審查的時代便來到日本的華僑及其子孫們，擁有政府所發行、足以證明國籍的護照的人微乎其微，因此，這些人不太需要因為日本改變其所承認的「中國」，而必須對自己的國籍做出抉擇。

然而，戰後那些拿中華民國護照進入日本的人，就煩惱著不知該如何是好？想要身為中國人一如往常地在日本生活，到底是該保持中華民國國籍，成為一個與日本沒有邦交的國家的國民好？還是應該將國籍變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一個與日本有邦交的國家的國民好？或者，乾脆歸化成日本國籍，當一個日本人？他們被迫做出選擇。

此時，在日本政府的特別關照下，申請歸化的人可以在短時間內取得日本國籍，因此，選擇歸化、改成日本名、變成「日本人」者為數眾多，當然也有人變更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另外還有一些人對日本的生活感到絕望，選擇再次移民，離開日本，移居至美國等國家。

華僑間盛傳著一則謠言：若不把中華民國的國籍換掉，外國人登錄證上又是「中國」，但日本政府所承認的「中國」已經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這些人會遭受到什麼樣的待遇將不得而知……這種看不見未來的不安，在日本的華僑之間逐漸蔓延開來。

◎無國籍的選擇◎

我家亦遭受到這件事的衝擊，我的父親．福坡也陷入天人交戰的狀況。從我父親的成長背景來看，就可以了解到，被迫擺在他面前的選擇可不只一兩件而已。

家父出生於所謂的舊滿洲國，少年時代的他，經歷了日本關東軍為了成立滿洲國而故意挑起的柳條湖事件，以及同時所爆發的九一八事變等一連串事件，日本軍下令關閉家父就讀的學校，街道荒廢形同廢墟，日日在不安中度過，這些記憶家父至今無法忘卻。

父親出身地主世家，擁有廣大的土地，然而在二戰結束後隨即展開的內戰中，隨著共產黨政府勢力的抬頭，地主等資本家在一夕之間被打成黑五類，過著與從前截然不同的悲慘生活，我的父親、祖父及叔父只好捨棄自己所熟悉的故鄉，孑然一身逃往台灣。

家父因為有對日抗戰的痛苦記憶，又與中國共產黨政府在意識形態上有所差異，因此，對父親而言，無論取得日本國籍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對他來說均是無上的屈辱。

家父與家母接連數日徹夜長談，大姐也向父母提出了她的看法，她認為若考慮到往後要在日本生存，那就「歸化成日本國籍吧」，父親也因為擔憂孩子們的未來而陷入苦思，而家母則是自始至終都堅持著「不拿日本國籍」這一點。父親在連續煩惱了數日之後做出最終的結論是：不拿中國國籍，亦不歸化成日本國籍，而是選擇成為「無國籍」。

查詢《廣辭苑》辭典中的「國籍」一詞，上面解釋著：「隸屬於某一國家成員的資格。」也就是說，將人規定為某一國家成員的法定關係即為國籍，國家因為制定了國籍制度，得以規定自己國家的國民，並訂定其權利與義務。然而，歷經戰爭、戰後，「國家」本身的變化劇烈，而我的父親及家人的命運則總是被那些變化所捉弄。我們拒絕取得國籍，選擇了不被納入任何一個國家體制的「無國籍」，這個選擇將來會為我們帶來什麼影響，誰都無法預測。

家父最後做出了這個決定，然後喃喃自語地對著自己說：「無國籍也是一種『國籍』。」

該如何處理國籍問題，家父其實暗自摸索了各種方法，除了請教朋友的意見，自己也一邊查詢法律上的解釋，他似乎是獲得了一條情報顯示：「無國籍者受到國際法的保護」。

事實上，聯合國於一九五四年訂定了《關於無國籍人士地位的公約》，提案「將無國籍人士的地位條文化，並期望無國籍人士的地位能夠得到改善」。另外，《世界人權宣言》亦規定「人人有權享有國籍。任何人之國籍不容無理褫奪，其更改國籍之權利不容否認」。聯合國又於一九六一年訂定了《減少無國籍狀態的公約》。

我的父親或許正是因為得知有這些條約，因此他認為無國籍人士即使不受國家的保護，但仍保有基本人權，所以才下此決心的吧！附帶一提，雖然聯合國難民署（UNHCR）呼籲各國參與締結無國籍公約，然而，截至二○一○年一月一日為止，實際上參與締結一九五四年公約的國家只有六十五國，參與締結一九六一年公約的僅有三十七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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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中華民國大使館關閉的日子日益逼近，位於麻布及其他各地的領事館，不久後均將消失，因此在這些領事館前，出現了華僑們所形成的排隊人龍，這些人均是為了領取「喪失國籍許可證書」而來。一般而言，國家一旦授予國民國籍，除了極為特殊的理由之外，通常不允許國民脫離國籍，然而，這些華僑無論將來選擇變更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或是歸化成日本國籍，都必須先放棄中華民國國籍，暫時成為無國籍的狀態才行，這是必須的過程。華僑們帶著「不知今後會如何」的忐忑心情，前往申請脫離國籍，以及領取「喪失國籍許可證書」。

根據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負責華僑國籍問題的職員表示：「有超過二萬名華僑，因為斷交而喪失了中華民國國籍」。而在他們之中，日後有申請取得日本國籍的，亦有選擇變更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者，目前雖無法掌握他們改變成其他國籍的正確人數，但根據日本法務省民事局的資料顯示，一九七一年時，無國籍人士約有九百三十多人，一九七四年增加至九千二百多人，到了一九九七年，人數卻減少至二千九百多人；根據推測可以得知，該統計曲線變化起伏的原因，應該來自於華僑――我的父親也在排隊的人龍之中。

一九七二年九月，我們一家八口，全都成為不屬於任一國籍的「無國籍」人士。在我當時的那張國籍喪失許可證書上，貼著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中映著一個被毛巾被包裹著、睡得香甜的嬰兒，那正是剛滿周歲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