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上/下）

英語世界關於臺灣早期歷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重新定位平埔族群在臺灣歷史發展中的關鍵角色

十七及十八世紀中國人口及經濟成長的趨勢，如何與朝代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共同形塑臺灣社會的發展？
清代中國的財政結構及行政體系，如何影響其邊疆經營政策的制定，及官方、漢人移民與原住民族的互動過程？

本書嘗試建立一個綜合框架，以理解十七及十八世紀荷蘭、鄭氏及清朝統治者企圖治理臺灣邊疆時，在更大範圍上遭遇的戰略、控制及收益問題，並形塑出社會及經濟的發展脈絡。此外在政權更迭的轉移下，其行政體系如何影響政府、漢人及原住民族群三者之間的互動模式。

作者的主要論點，在於指出清代前期對臺治理政策，並非傳統的「忽略說」及「流離說」，而是基於戰略考量、稅收及開支的平衡等政治經濟因素，且經過朝廷激烈攻防討論後，形成的「理性」決策過程。邵式柏進而提出對於臺灣早期歷史發展的解釋架構，並以此做為討論清代國家性格、比較邊疆政策，及族群與文化互動等重要課題的理論視角。

全書共分三部：
第一部：平埔族群與漢人入侵的最早期階段
回顧臺灣平埔族群的歷史，並聚焦荷治時期以降的治理及稅制系統。
第二部：清朝封禁政策與漢人移民擴大
清政府對新獲版圖的政策探討，及因應漢人農業移墾的各種措施。
第三部：邊疆地佃制度的調整
分析清政府、漢人及原住民三者之間的互動過程，及各種利益競爭關係調和。

【本書特色】

 首創以土地管理為核心議題，將清朝對臺灣的開拓視為一個動態的過程，回到當時的歷史及制度脈絡，理解清朝這樣一個前現代的農業帝國，在種種限制下所能做出的反應。
 追溯平埔族群在官方政策中歷史地位的遷移消長，進而探討在清代邊疆經營決策中，臺灣做為戰略邊疆的政經意涵。
 結合西文及日文臺灣史與民族誌文獻，從長時段及比較歷史的角度，完整探討自荷蘭、明鄭迄清代前期的早期臺灣史之各種層面，包括遷徙、地權、文化、教育、經濟、政治、社會等。
 探討自荷蘭、明鄭迄清代前期的臺灣歷史發展過程及特質。
 本書附有詳細圖表，彙整各種史料及地理位置，讀者可清楚掌握臺灣區域發展的演進過程。
廣泛徵引臺灣史文獻學及研究史的豐富參考書目。

作者簡介】

邵式柏（John R. Shepherd）
美國史丹佛大學人類學博士，現任職美國維吉尼亞大學人類學系，主要研究領域為歷史人類學、政治經濟、漢人與原住民間的歷史互動，及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臺灣人口學研究。自1975年至臺灣進行田野研究以來，即對臺灣史及平埔族群產生興趣，迄今為少數熟悉西拉雅族的西方學者之一。

【譯者簡介】

林文凱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所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領域為臺灣社會經濟史、臺灣族群史。

林偉盛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現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史、近代中荷貿易史。

張隆志
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研究所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系主任，研究領域為臺灣社會文化史、平埔族群史、比較殖民史。

蔡耀緯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曾以清末民初思想文化史為研究興趣。譯作包括《漢蒙相遇與福傳事業》（合譯）。現任職於獨立書店，並兼職編譯。

【名家推薦】

★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張隆志審訂、導讀
★中研院近史所特聘研究員康豹（Paul R. Katz）專文推薦

呂紹理（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李文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洪麗完（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翁佳音（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康培德（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系教授兼系主任）
莊英章（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前所長）
陳秋坤（國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講座教授）
詹素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聯合推薦（以上按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二十年多年前平埔族群研究被認為是「學術雞肋」；一般人普遍以「消極治臺」評價清廷統治的成效不彰，本書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誕生。作者以長時段、跨政權的框架，廣泛的運用多種語文資料，分析政府在國防安全、稅收效益所顯示的強烈動能，突顯平埔族群在清廷治臺政策中無可取代的重要位置，更勾勒出清廷透過控制地權分配試圖左右平埔族群與漢人的關係。這些視角開啟了許多臺灣史研究的嶄新課題與研究成果，強化人們對平埔族群的重視，深化地方研究的特性，也提供跨域跨文化和跨國比較的基礎。二十年後本書中譯本終於問世，得以讓更多人認識這部作品的重要性，唯如同作者所言，平埔族群宗教、婚俗、家族、村社等社會文化變遷的問題則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呂紹理（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邵式柏教授精彩且具說服力地向我們展示，國家如何衡量稅收、戰略以及控制成本，研擬並遂行其邊疆臺灣的治理，他也讓我們清楚看到，曾經活躍於西部平原的平埔族群，在國家統治政策扮演的結構性角色，讓世人得以窺見當時幾乎已經消失的平埔族群之生活與歷史。即使是在文獻史料與研究成果推陳出新的今天，邵式柏教授20年餘前出版的這本專書，讀來依然令人讚嘆不已，充滿著驚人毅力、敏銳洞見以及豐厚學養。毫無疑問，這就是經典著作的特徵與魅力。
──李文良（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邵式柏（John R. Shepherd）以歷史人類學兼具宏觀、微觀的視野，大量運用史料（含考古資料）、細緻的邏輯，提出清帝國的理性計算、反駁學界「忽略」、「流離」說等具里程碑的主張。

本書雖完成於20年前，許多原創性觀點仍值得學習。今日欣見林偉盛、林文凱及張隆志的中文譯著發行，樂於推薦之。透過軍事史、政治史及複雜的族群關係時光隧道，讀者將回到17-18世紀的臺灣，參與殖民者如何改變臺灣地貌、文化，與狩獵、游耕的原住民社會如何變成漢人農耕社會的過程，以及西方海權、重商主義與明清帝國的海疆政策，如何影響臺灣人民？從中我們將學習如何看待自己，也有機會與過去比較什麼是最好的人類成就方式，有所選擇地面對現代及未來。
──洪麗完（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老友邵式柏教授二十幾年前的英語傑出著作，今天隆重中譯出版，是文史研究界盛事。讀者可從中發現他早年論述，確實影響到中外學者對近代初期（1600-1800）臺灣史，特別是所謂漢化平埔族群方面的研究。他修正清朝視臺灣為邊疆、無足輕重，以及統治官僚顢頇無能的通說；進而主張平埔族群在傳統社會發展過程中曾扮演的積極角色。邵式柏當時論點，當然引起國內讚否兩端，尤其是平埔族群研究上，出現不少相關作品。也許，從今天角度來看，本書無法運用後來不斷出刊的豐富各語公私史料，以及新近研究成果，免不了有缺陷或失誤。但本書卻具有一個值得我們嚴肅反省的課題：邵式柏的國家政治經濟學與歷史人類學視角，是站在長期歷史分析立場，這一方向，反而是國內研究者的缺陷。我們多專攻斷代，形成臺灣史研究去頭截尾的窘境。老書新讀，從這方面思考，絕對獲益不少。
──翁佳音（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原文於1993年出版時，已不僅是平埔族群史研究者必讀的巨著。全書從史前貫穿荷蘭東印度公司、西班牙、鄭氏東寧王國，一直到清帝國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討論外來政權的行政、賦稅、人口、地權、番屯等統治策略，以及時代衝擊下的平埔族群文化變遷，已是跨時代比較制度史上相當重要的參考著作。邵式伯此專書出版二十年來，除了激起國內學術界不同論點的討論，也為臺灣歷史研究在英語世界劃下一重要的學術里程碑。繁體中文版的出版，定能激起國內學術界又一波的討論。
──康培德（東華大學臺灣文化系教授兼系主任）

作為人類學家的邵式柏，在臺灣史研究還一片荒蕪、但民間社會仍留有豐富傳統遺緒的年代，進入臺灣的田野，卻又一頭栽進史料，成就了這本綜論十七世紀殖民勢力入臺到清廷統治期間的全觀歷史，並進一步對清代臺灣史的熟番地權、族群政治研究，產生如原爆般層層擴散、無遠弗至的影響。然而，本書恐怕也是臺灣史研究領域中，最知名、最多研究者引用、造成最多學術討論，卻很少有人認真閱讀過原文的經典之作。這次，終於在幾位優秀學者的合作下，以數年時間，完成全文中譯，讀者不但得以回歸原點，認識本書真正內容，也讓人樂觀預期清代臺灣的政治經濟與族群史，或能開展出更上層樓的討論空間。讓我們誠摯歡迎，邵式柏重返臺灣。
──詹素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推薦序】

邵式柏《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中文版的發行，象徵著臺灣研究領域的一大成就。原因之一是，儘管邵式柏的著作有極高的學術研究價值，迄今卻未能發揮應有的影響力。這在美國及西方各國是臺灣研究遭受邊緣化的後果之一，在臺灣及亞洲各國則有一部分是由於他的著作以英文寫成。如今這部縝密且譯筆出色的中文版得以問世，應可大大嘉惠不以英文為首要閱讀語言的學者們。

本書對於臺灣研究推廣的諸多貢獻尤其值得稱道，邵式柏證明了只要放在中國及東亞研究的更大脈絡之下，臺灣研究更能有所成就。不僅如此，邵式柏的研究更向人們揭示，臺灣研究領域的學者們得天獨厚地擁有豐富的第一手史料，而他就充分運用大量史料探討許多關鍵問題。在我看來，本書對臺灣研究領域最重要的貢獻有三：

一、本書成功挑戰清代臺灣史的常識，尤其是所謂「消極治理」說法。邵式柏清楚呈現這個說法來自於多種不同立場的政治正確議題（參見第一章註4），包括國民黨史家將林爽文事件之類的民變，視為對滿清消極治理的怨恨；共產黨史家將這些起義視為消極而腐敗的封建制度之必然後果；支持臺灣獨立的史家則認為消極忽視是臺灣遭受任何一個中國大陸政權統治的必然宿命（這個觀點同樣表現在他們主張的「清領」與「日治」兩個分期術語對照中），日本帝國主義史家則以清廷的消極治理，做為日本殖民臺灣的正當性。

反之，邵式柏則提出令人信服的主張，他認為一切試圖證明清朝消極治理臺灣的學術研究，都必須建立在臺灣與中國其他邊疆地區有系統的比較研究之上。不僅如此，書中更運用這樣的比較研究，揭示出截然不同的結論，也就是說，清帝國其實是積極治理臺灣等邊疆地區，並任命經驗豐富的官員制訂政策並試圖落實，務求盡量擴充稅收潛力，及減低控制成本（頁2-5、252-255、276-277、290-291）。儘管這些政策不一定都能發生效果，但並不表示清廷消極忽視臺灣；換言之，「消極治理」不應與「有效治理」混為一談，尤其清朝統治的效力就連在中國境內都證實是有限的。比方說，械鬥之類的現象在臺灣並不比中國其他地區更為猖獗，包括早已不是邊疆的東南沿海地區（頁290-291），羅漢腳則是中國許多邊疆地區所共有的（頁201）。

本書也以許雪姬等學者的論著為基礎，闡述軍事行政在清朝治理臺灣（及其他邊疆地區）的至關重要地位。這在附錄D中最能清楚說明，表D-5 尤其顯示出清軍在臺灣的空間分布與集結，高於福建省以及中國其他地區。邵式柏也運用許多在地理資訊系統（GIS）科技引進之前，即已繪製完成的高品質地圖證明自己的論點（地圖7-2至7-4），其中幾幅地圖更啟發了筆者對1915年噍吧哖事件的研究。

二、邵式柏的第二項貢獻，則是他樂意在中國邊疆史及世界海洋史的更大脈絡下研究臺灣史，正如他在作者序文所強調的，這出自於他從美國與臺灣的指導教授所接受的學術訓練。如同前文所述，本書凸顯出對臺灣及其他邊疆地區進行縝密比較研究，以求更精準地評價清朝統治效能的必要（頁555-563）。為了達成這一目的，邵式柏指出幾項可供比較研究之用的關鍵因素，包括國家戰略、稅收及控制成本。從晚近研究中國東北及西南邊疆的論著看來，他的方法證明了極有先見之明。他甚至大膽追加美國與臺灣邊疆的比較研究（見附錄F），這一比較看似冒險，但對於拓展我們的分析視角、啟發後來的學者卻足以證明是價值非凡的。

三、邵式柏對於族群特質與族群關係的批判性分析更應給予特別肯定，其精熟老練有時是同一領域的其他學者所不及。這可從第一章極為重要的一處註腳（註26）看出，它將漢人、原住民等族群團體與不同漢人移民群體（例如閩與客、漳與泉、同安與三邑）的次族群嚴格區分開來。本書問世時對學界產生重大影響，喚起我們注意臺灣平埔族群的重要性，那時平埔族群才剛進入臺灣研究的主流。邵式柏的研究也包含一個引人入勝的發現：相較於北美、中美、南美原住民成為滅絕的對象，臺灣的平埔族群實際上受到滿清政權的保護，不只是由於同樣屬於非漢民族，也因為身為居於大租所有權人及徵收者的地位，以及其做為忠誠勇士的價值。

邵式柏也在一個族群採用另一族群部分習俗的「涵化」，與一個族群完全認同另一族群的「同化」之間，做出十分重要的區辨（頁500-501），並進一步提出在這些過程中聲望階序的作用，以及漢人涵化重要意義的假說（頁509、520）。他所論證的親屬關係與性別價值轉變更為緩慢且言之成理（頁521），但恐怕需要更多宗教風俗的資料佐證（關於這方面的探討，可參見洪麗完、詹素娟、潘英海、簡文敏、簡炯仁等學者的論著）。
不過，正如一切開創性的學術著作，《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一書也難免有些缺陷。首先，邵式柏有時不免過分強調帝國控制，以一種由上而下的觀點看待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儘管他確實承認人口壓力和經濟契機具有翻轉國家利益的潛能（頁199），國家與移民也有可能追求社會穩定、經濟成長等相似目的（頁227），本書對這些議題的分析仍一再運用「滲透及包圍」、「霸權與控制」、「增加正統性」等詞語（頁284-286）。

另一個問題則涉及邵式柏對中國菁英的定義，他強調科舉考試系統在所謂創造「文化上遵循正統的地方菁英」過程中的作用（頁285-286）。但這一觀點低估中華帝國晚期菁英群體的多樣性，他們不只包括士紳、具有功名的文人，還包括鄉治代理人、商人、地主、宗教儀式專家，以及地方頭人等等，這些人全都對地方事務發揮巨大影響力，卻不一定擁有功名，甚至未必接受過儒家經典教育（對這個問題的更深入討論，可參見周錫瑞〔Joseph Esherick〕與冉玫鑠〔Mary Rankin〕合編的《中國地方菁英與支配模式》〔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一書。臺灣的情況則可參見吳文星、蔡淵絜、林玉茹、陳世榮等學者的論著）。

不過，以上這些缺憾都不足以減損本書的貢獻，及其整體的重大意義。《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透過鮮活地描繪出清代臺灣歷史的政治及社會經濟層面，同時增廣我們對於清代臺灣原住民族的知識，所達成的重大突破至今仍可做為臺灣、中國乃至東亞各國歷史學者的典範。隨著這部優秀的中文譯本大功告成，邵式柏的作品得以成為一盞更閃亮的明燈，照亮往後幾代學者前進的道路。

康豹（Paul R. Katz）／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導讀】

1975年，一位美國史丹福大學人類學系的博士生來到臺灣進行田野研究。原本只想關注漢人移民社會及土地租佃制度的邵式柏（John R. Shepherd），在王世慶先生等前輩學者帶領下，進入臺北三峽和樹林地區展開訪談，並從日治初期的戶口及土地調查資料中，發現了長期被學者忽略的平埔族群及其歷史軌跡。此一意外的轉折改變了他的問題意識及研究焦點。他在1981年以〈十七及十八世紀臺灣拓墾中的漢人與平埔族關係〉完成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為專研臺灣及中國人口與親屬問題的武雅士（Arthur P. Wolf）、以區域系統分析中國市鎮結構聞名的施堅雅（G. W. Skinner），及從事中國社會經濟史及臺灣近代史研究的馬若孟（Ramon H. Myers）。在這篇出色的博士論文中，邵式柏大量利用《臺灣文獻叢刊》中的清代官方檔案，以及日治時期《臺灣私法》中的北臺灣土地契約文書，深入探討臺灣早期開發的時空背景，尤其是「番大租」等土地制度，如何影響漢人與平埔族群間的互動關係，並進而形塑邊疆移墾社會的發展與變遷。如同1960年代後期起陸續來到臺灣的美歐學者，邵式柏被這島嶼上複雜多元的人文景觀，及豐富多樣的歷史資料所深深吸引，從此以臺灣研究為起點，展開其個人學術生涯。然而，與其他西方學者不同的是，即使經歷西方學界蔚為風潮的「中國熱」，他仍專注沉潛於臺灣歷史人口學與平埔研究，數十年不改其初衷。

1993年，當時任教於美國維吉尼亞大學人類學系的邵式柏，以《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為書名，在史丹福大學出版其修訂後的博士論文。他重新改寫全書序言，將主要問題意識由漢人邊疆移墾與土地制度的探討，轉為對於清帝國邊疆經營和決策過程的分析；並進而提出其對於臺灣早期歷史發展的解釋架構，做為討論清代邊疆政策與族群文化變遷等重要課題的理論視角。邵式柏在此一近600頁的作品中，提出以下幾項重要研究課題：臺灣的原住民族是否在漢人移墾開發的過程中，由西部平原被驅趕至丘陵山脈地帶？清代治臺政策是否有別於其他邊疆的治理，使得臺灣被清廷長期忽略？十七及十八世紀中國人口及經濟成長的趨勢，如何與朝代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共同形塑臺灣社會的發展？而清代中國的財政結構及行政體系，如何反映其邊疆治理的政治經濟考量，並影響官方、漢人移民與原住民間的互動過程？全書正文共計三篇十二章，並有豐富的圖表附錄及註釋書目。自出版後便受到學界重視並廣泛徵引，被評者譽為英語世界近年來關於臺灣早期歷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相較於1970年代後期麥斯基爾（Johanna M. Meskill）的霧峰林家等研究名著，乃至1980年代臺灣學界關於「土著化」及「內地化」等議題的學術論辯，本書自始便不局限於清代漢人移民開發史觀，而是從多族群社會互動及長期歷史連續性的觀點，來討論十七及十八世紀臺灣的發展軌跡。以下試提要介紹各篇章主要內容及論旨：

邵式柏在第一章〈導論：臺灣邊疆的政治經濟〉中，首先指出過去學界對於臺灣早期歷史的兩大錯誤成見，也就是「流離說」（the displacement scenario）及「忽略說」（the neglect hypothesis）：前者忽略平埔族群在早期臺灣發展的重要歷史地位及角色；而後者則漠視清代前期邊疆治理的政策理性和限制。他認為應將清政府、漢人移民及平埔族群，視為臺灣歷史舞臺的三個主要行動者。並進而從東亞國際關係及華南區域經濟的雙重視角，分析臺灣成為清帝國重要戰略邊陲（strategic periphery）的歷史動因及過程。邵式柏的主要論點，在於指出清代前期治臺政策的形成及演變，如同清廷對於其他邊疆治理政策般，均是基於對戰略考量、稅收來源及控制成本的理性決策過程。而清代國家的特殊性格，特別是其在財政結構上的限制，是主導其邊疆行政措施及軍事布署的關鍵因素。清代臺灣移民與封禁等重要政策的興革，乃至於「番大租」及「番屯」等特殊制度的演變，均應從政治經濟學的宏觀視角加以分析，方能充分掌握其歷史意義。

以上述問題意識及分析架構為基礎，邵式柏在第一部「平埔族群與漢人入侵的最早期階段」（第二至五章），先從史前史及民族誌的觀點，介紹臺灣原住民族群的人口與分布概況，及文化與社會經濟風貌，尤其是鹿皮貿易對於傳統生計的重要性。而「社商」及「贌社」等制度，雖歷經荷蘭東印度公司、鄭氏政權至清代前期的政權更迭，仍因襲延續並未中斷，此也顯示出平埔族群在稅收及治安等方面，相對於漢人移民的重要性。接著，他在第二部「清朝封禁政策與漢人移民擴大」（第六至八章），詳細回溯清廷對於邊疆殖民政策的辯論，以及官員們關於禁止漢人移民渡臺，以及獎勵土地開墾的不同看法與主張；並從華南人口趨勢、米糖經濟發展，市場聚落開發，以及邊疆社會動亂等面向，分析漢人移墾臺灣的社會經濟背景。邵式柏以清代前期臺灣行政區域及軍事組織的擴充，以及地方財政及土地賦稅的變革為例，強調清代治臺決策過程的理性特質，以及臺灣做為戰略邊疆的重要地位。他也同時指出政策的變動實反映出清廷對於臺灣情勢的認知轉變及調整，並與清帝國的行政與軍事效能，乃至國家財政的消長有密切關聯。

在第一部勾勒臺灣平埔族群的歷史地位，以及在第二部中凸顯清代治臺政策的理性本質之後，邵式柏在第三部「邊疆地佃制度的調和」（第九至十一章），進一步以「番大租」制度的形成為例，討論清官方、漢人移民及平埔族群在臺灣邊疆的互動與調適過程。他詳述自康熙、雍正至乾隆年間，臺灣土地政策與相關措施的推動與變革，並指出番大租制度在調和官方邊疆行政、漢人移墾運動及原住民生計的歷史功能和意義。而清廷在1787年林爽文事件後所建立的「番屯」制度，是考量平埔族群軍事與治安功能、漢人移民械鬥與民變威脅，以及番地開發等多重因素下的決策。邵式柏在第十一章則從人類學的觀點，深入剖析平埔族群在生計方式、漢化政策、婚姻親屬、社會分化及族群遷移方面的社會文化變遷。他區辨同化（assimilation）與涵化（acculturation）的概念差異，指出原住民「漢化」現象的複雜內涵。並從社會地位與聲望的觀點，討論平埔族群內部的階層分化及社會流動。並在結論中以帝國邊疆經營、租佃制度及清代國家為題，比較臺灣與清代中國西南及東北邊疆的拓墾歷史，說明土地租佃制度因生態及社經條件不同所產生的差異性。並強調清代的帝國治理與邊疆經營，是清廷針對各區域的稅收財政來源、政治控制負擔、以及其重要戰略地位等因素，在成本與效益考量（cost benefit calculus）下的理性決策過程。而附錄中關於平埔村社分布、稅額負擔、以及番屯制度的考訂，乃至於十八世紀中國政府行政與軍事建置的討論，及北美原住民土地政策的比較，則進一步補充全書對於臺灣平埔族群、清代國家治理及邊疆殖民政策等核心課題的論點。

邵式柏在本書導論曾指出，其研究在資料及觀點上的限制，亦即清代檔案及方志史料的官方性格，以及中外文獻對於平埔族群歷史紀錄的缺乏。並說明本書做為「臺灣早期社會史綱」的企圖，以及未來進行不同區域與族群個案研究的必要。人類學者潘英海（1987）曾從臺灣平埔研究的立場，討論邵式柏博士論文對於政府角色、族群互動以及政策理性的基本假設，並指出其偏重官方資料的觀點限制。筆者（1994）的書評則從東亞區域研究的學術史脈絡，指出本書在問題意識及方法論的特徵，以及本書如何以臺灣個案回應國際學界對於帝制晚期中國、以及國家與社會關係等解釋課題的長期論爭。而社會學者柯志明（2001）更以《岸裡文書》的細密個案研究為基礎，比較邵式柏的「理性國家說」與施添福的「國家剝削論」，進而提出其對於清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的重要分析。雖然評者有不同的解讀與評價，但本書的許多重要論點，如清代官方邊疆政策中的理性考量因素與財政結構限制、朝代循環及經濟趨勢對臺灣社會發展及戰略地位的深層影響、清代臺灣移民政策與地方行政及社經情勢的辯證過程、漢人農業移墾運動對於臺灣早期鹿皮貿易及米糖經濟的衝擊，乃至於平埔族群歷史角色及政策功能的歷史變遷，以及其面對「漢化」壓力下內部社會文化的複雜動態等，至今仍是學者在討論清代中央政府的決策理性，邊疆租佃制度的調節功能，以及臺灣平埔族群的漢化過程等課題時時的重要參考。

2016年，本書中文版由臺大出版中心刊行問世，中文讀者終於有機會得以完整閱讀這本以英文撰寫的臺灣史代表論著。邵式柏在他的中文版序言中，除了回顧其研究歷程並感謝諸多師友前輩，亦再次說明本書的學術旨趣與分析架構，以及十七及十八世紀臺灣歷史發展的重要特色。他指出施堅雅對於中國區域體系及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典範，並強調本書對於清帝國邊疆決策過程與政治理性的分析，並未忽視歷史行動者的文化假設。如同其所期待的，臺灣史研究，尤其是平埔族群的重要角色及歷史際遇，如今已受到學界和社會的普遍重視。而豐富的地方文獻、田野調查與各類新史料的發掘整理，更拓展了臺灣社會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他以施添福、吳聰敏、包樂史（Leonard Blussé）、柯志明、洪麗完、詹素娟及林文凱等人的研究成果為例，說明本書相關課題在二十多年來的突破性發展。並從人類學者的立場，再次呼籲學界應加強對於個別平埔族群社會文化變遷的研究，以及將臺灣經驗與中國及世界其他邊疆社會進行比較分析的重要性。從1970年代的臺北三峽霄裡社的田野經驗、1980年代對於漢人移墾與土地租佃制度的研究，到1990年代對於清帝國邊疆治理與比較殖民政策的分析，本書長達四十年的生命史，除了反映戰後歐美學界的臺灣研究學術軌跡，更提供中文讀者從社會經濟史、政治經濟學與歷史人類學等多元視角，深入探索島嶼人群、土地與國家的複雜動態，進而重新書寫臺灣早期歷史故事的契機。

張隆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副教授兼系主任

【上冊】

推薦序／康豹
導讀／張隆志
中文版序／邵式柏

第一章　導論：臺灣邊疆的政治經濟
歷史舞臺與其主要行動者
原住民土地權利（熟番地權）.
本書提要
本書目標和限制

第一部　平埔族群與漢人入侵的最早期階段

第二章　十七世紀早期的臺灣原住民
前言
史前時代的臺灣原住民
原住民的生計
原住民的貿易
原住民人口：部落大小的謎題

第三章　荷治時期（1624-1661）
前言
荷蘭人對原住民控制的擴張
北部的西班牙人與荷蘭的統一
荷治時期的行政管理
部落中的傳教工作
宗教權威與東印度公司
荷蘭對原住民的貿易工作
原住民農業的變遷
漢人殖民聚落的成長

第四章　鄭氏時期（1661-1683）
鄭成功的征臺大業
臺灣鄭氏的行政管理
鄭氏末日

第五章　清初平埔族群的稅收與管理
清制初建
清代的平埔族群稅收
清廷對鳳山八社的稅收
平埔族群稅收的陋習和改制
平埔族群徭役
平埔族群反抗與官員的反應
大甲西社事件
1737年的重建和改革

第二部　清朝封禁政策與漢人移民擴大

第六章　遷徙與漢人移墾
殖民政策辯論
移民限制政策的變遷
朱一貴事件
叛亂之後的移民政策
臺灣人口成長估計
米糖經濟出口開始
漢人聚落與市場的擴張

第七章　清代的漢人行政
做為戰略邊疆的臺灣
邊疆劃界及封禁隔離
軍事建置的擴充
文職機構的開展
文化政策、教育及考試制度

第八章　清代臺灣的財政管理
漢人稅賦與地方財政結構
邊疆土地開墾
田賦稅率的變遷

【下冊】

第三部　邊疆地佃制度的調和

第九章　熟番地權的演進
政府承認番社土地權利主張
康熙時期的邊疆政策與其實踐
代番納餉以交換番地
番大租模式的出現
雍正時期的熟番地權主張
雍正時期的番界政策與實踐
1737至1746年：番地禁墾
1747至1756年：番界政策與實踐
1757至1761年：從禁墾轉為順應
1766年：設立理番同知衙門
1767至1768與1788年：番地免稅政策
1768至1785年：番大租制的成熟
結論

第十章　漢人分類械鬥與原住民番屯制度
移民社會組織和分類械鬥
1782至1786年：反抗的序幕
原住民在林爽文事件所扮演的角色
政府控制分類械鬥的政策
福康安的番屯政策
界外土地的清丈與分配
組織番屯
臺灣綏靖了嗎？
十九世紀的發展

第十一章　平埔族群文化的轉變
面對鹿皮貿易衰退的經濟適應
開化與漢化
清代平埔族群教育政策
差別性的漢化
親屬變遷、性別與通婚
內部階層化與移民

第十二章　結論：邊疆治理、土地制度與晚期帝國
中國南方的邊疆治理
中國東北的邊疆治理
邊疆治理的策略、收益與控制成本

附錄A　平埔族群村社位置
附錄B　平埔族群稅額
附錄C　土地與米穀的計量
附錄D　十八世紀中國政府建置的判準
附錄E　原住民番屯的地域編組
附錄F　美洲原住民族與移民

參考書目
索引

第一章 導論：臺灣邊疆的政治經濟（摘錄）

本書重心在研究臺灣從原住民島嶼轉變為貿易殖民地，並從難民前哨站轉變為中國府縣的歷史過程，尤其是島上平埔族群被長期忽略的歷史角色。其他中國邊疆很少像臺灣這般有豐富的歷史紀錄，這是由於十七世紀以來這座島嶼動盪的政治發展及其戰略上的重要性。關於臺灣原住民狀況寶貴的詳細紀錄，讓研究者可以追溯中國漢人的移墾擴張過程，並評價各個不同政權的對臺經營與治理政策。

關於早期臺灣歷史發展有兩個影響深遠的錯誤認知，分別是「流離說」（displacement scenario）及「忽略說」（neglect hypothesis）。無論是西方、中國或日本的東亞歷史研究者，通常都假定十七和十八世紀的漢人移墾摧毀大部分的臺灣原住民社會，並迫使剩餘原住民撤退至內山地區。因此流離說被用來解釋為何原住民部落出現在中央山區，而非平原地帶。伴隨流離說的，則是對此時期臺灣漢人人口規模和增長速度的過度誇大。有些歷史學者即使發現在許多漢人早期移住的臺灣西部平原，仍持續生活著漢化的平埔族群時依然採用上述說法。少數學者甚至注意到漢人曾向平埔族人租用土地。然而並沒有太多研究嘗試解決臺灣平埔族群延續存在並保有土地所有權的事實，及主張他們被驅趕流離至內山地區假設之間的矛盾。

人類學家與考古學家的研究成果也對流離說提出進一步質疑。費羅禮（Raleigh Ferrell）對臺灣原住民文化及語言的調查，顯示山地與平地文化差異的存在。而考古遺址則證明早在漢人移墾數百年前，臺灣山地便曾出現原住民社會。如果中央山地的原住民部落並不是被漢人移墾擴張所驅趕的結果，我們便必須對西部平地原住民的歷史發展提出解釋。

本書指出臺灣西部沿海原住民不但並未被驅趕至內山地區，更在十七和十八世紀的臺灣扮演關鍵的歷史角色。臺灣曾在十七世紀分別成為荷蘭殖民地、漢人反清基地，及中華帝國的地方州縣。然此時期的首要經濟項目，是原住民獵人所生產鹿製品的出口貿易。直到十八世紀，當中國東南沿海的經濟復甦與人口膨脹將移民推向臺灣時，漢人移墾開發才轉變臺灣西海岸的經濟發展。但在這過程中，平埔族群的利益必須被照顧。然而當平埔族群被大量漢人移民所淹沒，並推至歷史舞臺角落時，這段歷史及平埔族群的歷史角色便輕易地被其後的歷史觀點所遺忘。

因此忽略平埔族群在臺灣歷史的角色，將導致我們無法理解清代邊疆治理及其政治經濟的更大錯誤，當中包含整體面向和臺灣個案。臺灣並非如同許多歷史論著所說，是個被清廷忽略的邊疆。相反地，她是個經常受到中央政府重視的戰略邊陲。清政府自始便嘗試限制中國漢人移民至臺灣，以避免成為叛亂基地。對官方而言，漢人移民是破壞均衡現狀的入侵者。控制臺灣邊疆的經濟考量，讓許多官員相信保護平埔族群的生計，包含其土地權利以及借重其武力來平定漢人與其他原住民的叛亂，將是符合政府最佳利益的做法。但如果要控制漢人人口的成長，並維持臺灣的行政開支，中央政府必須有效處理邊疆移墾和開發問題。本書因此記錄並分析十七和十八世紀政府、漢人移民及平埔族群間，如何在彼此衝突與協調中獲得權宜均衡，並奠定臺灣社會發展基礎的歷史過程。

臺灣歷史研究中第二個流行主題，是將清代臺灣行政的腐敗，以及叛亂發生的頻繁，歸因於清廷的忽視。忽略說的提倡者通常無法區別政府政策措施的擺盪，及中央政府關注重心的循環。大部分論著均過分聚焦於十九世紀頻繁的分類械鬥，並以此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籠統概括十七和十八世紀的史實。這些論著未能正確評價早期隔離封禁政策背後的理性計算，也無法理解清政府決策，尤其是財政的內在限制。同樣重要的是，它們無法提出清楚的比較標準來衡量臺灣的政府施政品質與民間動亂程度。況且大部分的研究均隱晦地以二十世紀的標準，論斷十九世紀臺灣的問題。然而，如果要證明中央政府忽略說，合適的方式應該是將臺灣與其他中國邊疆進行各個時期和政策階段的比較。我個人認為，隨著我們對中國其他邊疆的認識增長，即使是十九世紀的臺灣社會，也不會顯得特別動盪或政治腐敗。因此本書將證明清廷在臺灣的統治政策選項內容，與其他地區社會並無不同（參見第十二章）。

兩個相互作用循環的交會，一個大致是經濟的，另一個是政治的，形塑出十七和十八世紀臺灣社會的演進過程。臺灣在此兩世紀間，處於中國東南沿海區域經濟及其國際連結的軌道中。東南沿岸經濟與人口的擴張與緊縮，交替地促進並減緩臺灣的貿易和移墾過程。從東南沿海貿易獲利的商業機會吸引日本人和歐洲人，但明朝卻企圖將外國勢力排除在外，迫使這些外國人只能利用臺灣的港口進行貿易。而明清易代與明朝的滅亡，也將戰爭難民及統治者們送到臺灣。清朝的軍隊及官僚最後終於將這個邊疆島嶼納入帝國版圖。政府接著介入處理漢人移民與平埔族群的互動關係，並在十八世紀期間監控臺灣逐漸轉變為中國農業社會的過程。

隨著清朝鞏固其統治而來的和平與繁榮，使得中國人口從1650年（順治七年）的1億5千萬人，增加為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的2億7千萬人。要支撐這樣龐大規模的人口增長，需要擴張可耕地，及遍布全國各邊疆的大量人口遷移。區域間的移民與邊疆的開發因此成為清代社會史與中華帝國晚期的顯著特徵。在第一章導論：臺灣邊疆的政治經濟最為龐大複雜的前現代農業官僚國家中，中華帝國治理著遍布於次大陸的區域社會並徵收賦稅。十八世紀的人口與農業開發的擴張，也挑戰帝國對遙遠而增長中人口的控制能力以及財政需求。雖然有著驚人的人口增長，但十八世紀清廷卻（基於以下討論的理由）劇烈地限縮其文武官僚數目和經費的成長，並被迫將其有限的行政與軍事資源集中在幾個關鍵問題地區。此舉導致文武官員在人口與空間上的蓄意不平均分布。因此就戰略邊陲地區如臺灣而言，便出現國家力量遠大於其少數人口的不合理現象。對於臺灣地方社會史的細部研究，將可提供分析清廷如何面對邊疆人口與聚落擴張挑戰的重要個案。

因此若要了解清朝晚期如何處理漢人移民與臺灣平埔族群的互動關係，便不能忽視上述的宏觀政治經濟脈絡。而清朝晚期的財政限制，遠較其他因素更影響著邊疆地區吸納及土地權利的分配。中國在東亞軍事組織及技術上的優越性，使得征服新領土成為可能，但在軍事和行政上永久控制遙遠而荒涼區域所需要的高昂財政負擔，常使得納入版圖成為不受歡迎的選擇。所以當政府進行兼併某區域的戰略決策時，如何降低控制成本及增加地方稅收以減輕中央財政負擔，乃成為優先考量。

由於徵稅的高昂成本、難以管控稅務人員濫權，以及重稅所必然產生的反抗，中華帝國晚期常選擇維持低稅率並力求輕省。此舉需要減縮文武官僚規模以降低政府開支（可能只是因為軍備優先），而逐漸仰賴地方知識分子協助政府。上述考量結合儒家重農輕商的財政與統治理論，形成一個經費有限，其收入的四分之三均來自私有土地稅賦的政府。 因此為了收稅，地方政府必須將分配土地所有權及確定土地稅賦責任列為優先事項；而釐清地權及防止所有權糾紛，也成為降低地方控制成本的重要工作。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邊疆地區控制成本與土地收入的平衡，決定國家是否支持原住民的土地權益，還是傾向漢人農業擴張與新開發墾地的徵稅。以臺灣而言，清廷的經驗導致其致力於調和原住民地權的決定。

關於中國社會的歷史研究也鮮少對於財政考量在國家決策過程的重要性，給予應有重視。本書的重要論點之一，是清朝針對政策的執行成本與其稅收後果持續進行評估。財政考量雖不直接決定政策，但仍有其影響力。太多對於中國歷史的分析忽視此一帝國晚期行政的重要面向，例如典型的邊疆比較研究，均常落入南北或內陸沿海的靜態地理分類。本書所採取的論證，則是將清代的邊疆治理政策視為針對個別地區戰略重要性、控制成本與賦稅潛力的評估結果。基於此論點，邊疆區域的地理重要性，來自於其對上述評估所產生的影響，例如交通便利性對控制成本的效應，或者農業資源的潛在稅收等。外來威脅與重要歷史趨勢如人口增長及遷移，也使得上述評估內容隨著時間而改變。官員們因此提出新的行政措施做為回應，而國家也隨著調整或確認其政策。諸如是否應鼓勵還是限制移民等政策變動，主要是決策者對於戰略、控制成本及賦稅潛力的不同評估結果，而非因為他們的儒家道德意志在固定環境裡的強弱起伏。

此外，與忽視決策過程中財政考量因素類似的問題，是對於中華帝國晚期軍事結構與軍事在地方政府角色的忽視。長期以來，中國研究者常滿足於將中國軍力視為廣泛分散的籠統描述。然而帝國內部軍事建置的分布狀況其實非常不平均（見附錄D）。因此忽視清朝軍力是個嚴重的錯誤：其經費消耗中華帝國晚期近半稅收，並透過榨取稅收及經費開支，對其集中地區產生實質性的經濟衝擊。做為一處尚未完全開發的邊疆，臺灣缺乏受過儒家教育的地方知識分子來協助收稅及控制等工作，清廷因此需要同時投入大量軍力及許多官員來統治此一戰略邊陲（參見第七章）。

在致力於建立並維持強制性武力優勢的同時，國家組織也必須因應政經環境的變遷而調整。然而國家並非只是消極地適應，它們也對環境進行轉化。傳統政治經濟學認為，國家藉由榨取及擴充稅收，及確定財產權利等手段，成為能夠有效改造社會的經濟行動者。政治經濟學做為一個研究領域，應研究經濟與人口的循環，如何獨立於行政與朝代更迭並與其相互影響。而傳統政治經濟學應可理解到在許多歷史時期裡，國家掠奪策略與毀滅模式的變化，常較生產模式的變遷來得更為重要。因此政治經濟學做為歷史與社會研究的一種學術取向，便同時拒斥經濟決定論和脫離社會因素的政治與文化史。本書關於治理政策與政治經濟核心議題的比較研究，將可豐富臺灣及清朝晚期的研究成果。

歷史舞臺與其主要行動者

原住民臺灣在十六世紀前的孤立（非絕對性），以及中國史籍關於臺灣紀錄的稀少，至今仍令人費解。臺灣距離福建僅相隔100海里，雖然直到唐代，福建才被納入中國版圖，過去千年來商人們仍從福建港口出發，遠赴東南亞、琉球群島及日本進行廣泛的海洋貿易活動。然而臺灣卻很少在早期中國文獻中被提及，而考古與民族學資料亦指出這些貿易航路均繞過臺灣而行。有些學者將臺灣的孤立，歸因於臺灣海峽的危險海流。但漁民、海盜商人乃至中國水師，卻時常克服此一障礙。距離臺灣西部海岸僅約25海里的澎湖群島，在十三世紀之後首先被中國漁民斷斷續續占領。許文雄便曾指出宋代航海技術的進步，使得中國人更容易來到澎湖和臺灣。

因此，臺灣在歷史上孤立的關鍵原因並非難以進入，而是缺少吸引力。臺灣的自然資源無法產出有價值的貿易商品，島嶼的位置也並非貿易王國所在或工藝生產中心。而島上獵首民族對於入侵者的敵意，更限制貿易發展。因此數百年來，臺灣始終對於追求利潤的航海家缺乏吸引力。島上的大部分住民除了暫時性的冒險者與以物易物的漁民外，與外界並無接觸。直到十六世紀海洋貿易與東亞海盜的擴張，臺灣的相對孤立狀態才開始解消。這也為本書的主人翁：原住民、漢人及國家，設定好歷史舞臺。

臺灣的原住民清一色是南島民族（馬來玻里尼西亞人）。我們從荷治時期的人口調查資料得知，十七世紀原住民總人口約有10萬之眾。他們以狩獵野鹿及小米與稻米游耕為主要生計。他們居住在半定居的部落，並有鬆散的跨部落聯盟組織，部落間的戰爭和獵首活動則非常普遍。平埔族人此種缺乏團結的特徵，使他們很容易被荷蘭人和後來的漢人「征服」。荷蘭人與其後的鄭氏及清廷陸續將平埔村社納入國家統治及賦稅措施，並壓制獵首活動。鄭氏及清廷依照原住民與中國政府的關係遠近，將他們分類為「生番」與「熟番」。關係較近的「熟番」用來指稱較為開化的平地原住民。他們人數約有5萬，分布在臺灣西部海岸平原上百個部落或「番社」。這些平埔部落被分類成至少八個不同的民族語言群（ethnolinguistic groups）。而另外大約十多個民族語言群則構成第二個範疇「生番」，也就是高山原住民。他們直到今日仍居住在臺灣中央山脈和東部海岸。他們不受中國政府的控制，並以其獵首活動聞名於世，直到二十世紀初才被廢止。漢人及貿易商品的入侵如何影響高山原住民的人口移動，不是本書的研究範圍（關於臺灣原住民文化較為詳盡的介紹，參見下文及第二章）。

中國漢人與臺灣的互動從十六世紀開始逐漸穩定成長。福建漁民以及來自中國和日本的海盜在十六世紀時常來到臺灣貿易。他們主要以鐵器和鹽和原住民交換鹿皮與鹿茸。十七世紀中國改朝換代的動亂促使難民逃離至臺灣，並在荷蘭東印度公司及其後鄭氏流亡政權的庇蔭下進行農耕活動。至十八世紀時，缺乏土地的移民們從中國東南沿岸蜂擁進入臺灣。臺灣的漢人移民主要來自福建省的漳州和泉州，以及廣東省北部以客家人為主的州縣。移民們多以相同原居地及方言群為原則，建立同籍鄉貫組織（參見第六章及第十章）。

在本書篇章中屢次提及的「國家」、「政府」及「清廷」均是決策權力核心的簡稱。此政治中心以強制手段為基礎來維持其優勢地位，其政策則影響臺灣的社會發展趨勢。此一決策過程及官僚機制非常複雜，涵蓋許多不同利益的行動者。為了聚焦政策對臺灣的影響，我們常必須以容易導致誤解的簡化方式指稱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