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增訂版)

二○一六年全新增訂版收錄
「八年抗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八年抗戰的關鍵戰略問題」、
「為還原抗戰歷史真相致大陸當局的公開信」等三篇精彩文章。

歷史真相不因時光流逝而消滅。
即使抗戰已經結束七十一年，郝柏村先生仍多次公開呼籲大陸當局正視與重視八年抗戰的史實――抗戰是蔣委員長領導的。
這是不容改變、鐵一般的事實。
　
二○一五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八年對日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紀念。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西方史學界中，一向以「同盟國戰勝軸心國」做為基本論點，但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詮釋，卻因為兩岸政治立場分歧，始終存在根本的差異――究竟抗戰勝利是今日中共在國內與國際上的宣傳樣貌？還是國民黨史觀下的勝利詮釋？不只東方存在著這樣的疑問，西方國家對中國在二戰中的貢獻，更是所知無幾。一切的一切，都讓光榮的抗戰勝利蒙上一層陰影。
八年抗戰是一場改變中國發展的總體戰。個人之脆弱，無法與殘酷的戰爭相抗衡；其影響政治程度之深遠，迄今仍餘波不斷。有鑑於此，郝柏村先生以一個「抗戰老兵」的身分，重新檢視這段可歌可泣的抗戰史，提醒兩岸年輕一代毋忘先烈的犧牲。
郝柏村先生於二○一四年走訪位於華北、華中、華南的抗戰戰場，包括蘆溝橋、花園口、石牌、長沙、崑崙關、滇緬邊境等地，系統性的敘述抗戰發展過程，重新詮釋抗戰之於中華民族的意義。因為戰爭的紛擾，一代人的命運經歷了無情的翻動與曲折。這趟橫跨半個中國的戰場巡禮，不只是緬懷過去的追尋，更是還原真相的歷史傳承之旅。

八年抗戰的勝利，是中華民族開始站起來的光榮時刻，只是十多年來的台灣「本土化」，甚至「去中國化」教育，讓年輕人對此一光榮，早就冷漠與無感；在大陸的年輕人，長年接受官方訊息，也已形塑了刻板印象。兩岸對抗戰歷史的處理方式，讓新生代無從了解真相。百年之後將何以為史？令人擔憂。
我已經九十五歲了，同我親身參與、了解抗戰的人多已不在。如今，我更有責任，以一個抗戰老兵的身分，帶著大家跨過這七十年的鴻溝，重回戰場，重新認識、感受這屬於中華民族的悲壯過往與光輝勝利。
自兩岸開放交流以來，我一直有一個心願，就是重返抗日戰場，緬懷先烈、憑弔死難，並找回歷史的真相。歷史已無法選擇，但我們仍可以從中反思，歸結今日之所以安身立命的原因，這也是我一直希望兩岸要有的抗戰視野――從全球軍事與文化角度，省視抗戰的最終結果。
摘自〈序言〉

郝柏村／著
一九一九年生，江蘇鹽城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十二期砲科、陸軍大學二十期、三軍聯合參謀大學、美國陸軍砲校高級班、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畢業。陸軍一級上將。曾任中華民國總統府侍衛長、陸軍總司令、參謀總長、國防部長、行政院長、中國國民黨副主席等。相關著作有《無愧》、《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年》、《八年參謀總長日記》、《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一九四五～一九四九》、《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以上均為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自序】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八年對日抗戰，是我們全中華民族「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東南西北」，在國家領袖蔣委員長的領導下，拋頭顱，灑熱血，前仆後繼，奮起救亡，最後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復失土，登上世界四強，讓中國人站起來的一場神聖戰爭。
「時間」是抗戰前後的核心問題，一切戰略思維均環繞此一問題。
一、抗戰開始前：爭取和平準備抗戰的時間――安內攘外，和平未絕望時，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
二、抗戰開始後：爭取持久的時間――戰略核心為充實抗戰基地，與確保國際交通線。
三、抗戰區分三個時期：
㈠ 第一期抗戰：時間為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至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採戰略守勢，以空間換取時間，陣地防禦、逐次抵抗。
㈡ 第二期抗戰：時間為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採戰略守勢，利用平漢、粵漢鐵路以西地形，持久消耗日軍戰力，會戰而不決戰，伺機採取局部或有限攻勢。
㈢ 第三期抗戰：時間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抗戰勝利，採聯盟作戰的戰略攻勢，包括爭取抗戰基地的空中優勢、對敵軍軍事目標行逐次空中攻擊、打通中印緬路上交通線，以及準備全面反攻。
四、蘆溝橋事變是和戰的臨界點，我重返戰場的目的，是到取得八年時間的關鍵性戰場，現地解說。
也正因為八年抗戰的勝利，台灣始能脫離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但是現在台灣社會卻有一種氛圍，總以為這場戰爭既久遠且與自身無關。殊不知從清朝割台開始，島內抗日事件頻起，以性命抵抗殖民的不平等壓迫，其精神意志與八年抗戰是相同的。海峽或許隔絕了淪陷殖民區的悲鳴，卻隔不了血脈相連的文化情感。
然而，兩岸從一九四九年以後，彼此敵視，互不兩立數十年；更由於國共長期鬥爭所衍生的情緒影響，也連帶使這場聖戰的真相，受到漠視與扭曲。這對在抗戰中犧牲的幾百萬名將士與幾千萬名老百姓，都不公平。
意識形態對立下的史觀，在我十多年前參觀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中，充分顯現。看著與抗戰歷史有甚大出入的宣傳與展示，感觸很深，雖然我理解這樣的歷史脈絡，卻也意識到其中的危險，尤其是對兩岸的年輕人。
八年抗戰的勝利，是中華民族開始站起來的光榮時刻，只是十多年來的台灣「本土化」，甚至「去中國化」教育，讓年輕人對此一光榮，早就冷漠與無感；在大陸的年輕人，長年接受官方訊息，也已形塑了刻板印象。兩岸對抗戰歷史的處理方式，讓新生代無從了解真相。百年之後將何以為史？令人擔憂。
我已經九十五歲了，同我親身參與、了解抗戰的人多已不在。如今，我更有責任，以一個抗戰老兵的身分，帶著大家跨過這七十年的鴻溝，重回戰場，重新認識、感受這屬於中華民族的悲壯過往與光輝勝利。但我們的抗戰，是由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無所不用其極的欺凌所挑起，與大多數日本老百姓無關，他們也是戰爭中的受害者。因此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時，必須放下仇恨，莫將憤怒情緒發洩在日本平民身上，這是我的基本態度。
自兩岸開放交流以來，我一直有一個心願，就是重返抗日戰場，緬懷先烈、憑弔死難，並找回歷史的真相。但是，抗日戰爭打了八年，經歷了二十二場大會戰、幾百場大規模作戰，以及幾千場，甚至上萬場的中小規模戰鬥，除了四川及大西北地區外，戰場幾乎遍布整個中國；我不能每個戰場都走到，即使擇要而行，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走完。因此在二○一三年年底，就選定了一些能兼顧地區均衡，能代表抗戰精神、或具有特殊意義的地方，和幾處重要會戰或作戰的戰場，計畫安排了三個旅次的參訪，定名為「重返抗日戰場」，而於二○一四年年初開始行動，年底以前完成；希望能藉這三個旅次的過程，將整個抗戰歷史的重要環節，有系統地述說出來。
第一次旅行，我選擇以「抗戰司令台」的重慶為出發點，經湖北宜昌、湖南常德、長沙、衡陽到衡山，主要看的是國民政府戰時首都重慶、軍事指揮中心的南嶽衡山，及鄂西、常德、長沙、長衡等會戰的戰場。時間為二○一四年四月十日至四月十九日，定名為「華中行」。
第二次旅行，我選擇在七月七日，以「七七事變」發生七十七週年的蘆溝橋為首站，經山西大同、平型關、原平、忻口、太原、運城、中條山，最後到河南鄭州花園口。除感懷蘆溝橋的抗戰精神象徵外，主要看的是華北僅有的忻口、晉南兩場會戰戰場，及抗戰時的黃河決堤處。時間為二○一四年七月七日至七月十四日，定名為「華北行」。
第三次旅行，我選擇以「桂南會戰」國軍創造大捷的崑崙關為起點，經昆明、保山、龍陵、騰衝至畹町。主要看的是崑崙關、「遠征軍」滇西抗戰戰場，及與「駐印軍」會師的芒友，和駝峰航線、飛虎隊、滇緬公路、中印公路等展館與遺跡。時間是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至二十日，定名為「華南行」。
每個旅次編成一篇，一共三篇。最後，是和大家談論抗戰的概念問題，定名為〈我們對抗戰應有的認知〉至於淞滬、徐州、武漢三場重要會戰，及台兒莊、娘子關等戰場，以前我都去看過，這次沒有納入行程，但都會在文中說明。
歷史已無法選擇，但我們仍可以從中反思，歸結今日之所以安身立命的原因，這也是我一直希望兩岸要有的抗戰視野――從全球軍事與文化角度，省視抗戰的最終結果。
這三次的抗日戰場行，完全自行負擔費用，不打擾大陸官方，同行除周仲南上將外，還有傅應川、何世同、胡筑生與黃炳麟四位，比我年輕二、三十歲的退役將領，他們都是鳳山黃埔軍校畢業的學生，軍事學經歷完整，長期浸研兵學，是國軍中的佼佼者。
傅應川和胡筑生兩人，曾擔任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中將局長，督導編寫過抗日戰史，熟悉抗戰史料。黃炳麟歷練過機械化師師長、陸軍指揮參謀學院中將院長，對軍隊編制和波斯灣戰爭頗有研究。何世同曾任空降特戰部隊少將指揮官，也是歷史博士及大學教授，熟稔史學方法，專精戰史，是具有軍事實務背景的歷史學者。有這四人的同行，希望能把這段歷史的真相，傳承下去，他們自是背負著重要任務。
青史不能成灰，在這三次「重返抗日戰場」結束後，我請隨行的四位將軍整理資料，編輯成書，並由何世同教授為本書繪製行程與作戰狀況要圖，以便讀者閱讀了解。抗戰勝利即將屆滿七十年，願藉本書的出版，掀起研究抗日戰史的熱潮，認識抗戰歷史真相，這是我衷心所盼。
本書總核稿，勞煩考試委員周玉山博士，在此謹表謝意。
抗戰老兵‧陸軍一級上將　郝柏村
謹識於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序言　郝柏村

華北行
瞻仰蘆溝橋
從晉北平型關到忻口
走進中條山
站上花園口
尋找和平墊腳石

華中行
重遊重慶
走入石牌要塞
踏入常德
造訪長沙
再來衡陽
勇於呈現抗戰光榮歷史

華南行
巡禮崑崙關
踏上昆明
渡過怒江
來到滇緬邊境
傳承八年抗戰歷史真相

結語　我們對抗戰應有的認知
附錄一　八年抗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附錄二　八年抗戰的關鍵戰略問題
附錄三　為還原抗戰歷史真相致大陸當局的公開信

我們是怎樣戰勝日本的？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日軍以十二個師團、約二十五萬兵力，大舉進攻武漢；防守武漢的國軍為四十七個軍、約七十五萬人，雙方在此展開大戰，是謂「武漢會戰」。會戰至十月二十五日結束，國軍主動放棄武漢；本戰，國軍傷亡十九萬餘人，日軍傷亡兩萬餘人。
就在這個時候，日軍又於廣東大鵬灣登陸，十月二十一日占領廣州，中國僅有的出海口陷落。連外補給線只剩下兩條脆弱的陸路，一條是由雲南昆明穿越怒江、瀾滄江縱走河谷，通往英國殖民地緬甸，盤旋在崇山深壑的滇緬公路；另一條是由昆明經紅河河谷，進入法國殖民地越南，蜿蜒於峰巒之中的滇越鐵路。雖然中國抗戰進入了最艱苦的階段，但這也是日軍落入「持久戰略」漩渦之中，攻勢不繼、進退失據的開始。
八年抗戰可大致區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從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會戰」，一共一年又四個月。國軍本著「戰略守勢」、「陣地防禦」、「逐次抵抗」、「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指導原則，一面誘迫日軍主力進入對我最有利的長江「作戰線」作戰；一面爭取時間，西遷物資，完成後方基地的整備。
第二時期是從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岳陽陷落，到一九四一年底「第二次長沙會戰」結束（即「太平洋戰爭」直前），約兩年十個月。國軍利用平漢、粵漢鐵路以西地形，本著「戰略持久」的指導原則，會戰而不決戰，持續消耗敵軍，保持有生戰力，維護抗戰基地安全，實施敵後游擊。最重要者，就是至少要維持一條國際交通線，以支持抗戰持續戰力不輟。
這兩個時期國軍都是獨立作戰，也都是以「持久戰」為核心指導概念，不同之處在於第一時期的持久戰，是用空間換取時間，要誘（迫）使敵人進入對我有利的作戰線上，以拖住敵軍為最高原則。第二時期的持久戰，是依山地之利，固守最後抵抗陣線，不再後退，以拖垮敵軍。其後，再依情勢發展，轉取攻勢，爭取最後勝利。
第三時期，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第三次長沙會戰」，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一共三年八個月，為「聯盟作戰」的「戰略攻勢」階段。此時國軍已取得抗戰基地空優，轟炸敵後方，並由滇西遠征軍與駐印軍與美軍並肩作戰，發動聯盟攻勢，打通中國通印度、緬甸的陸上交通線，以準備全面反攻。
世人常說，日軍敗於美國的兩顆原子彈。此一說法出於「結果論」，不僅忽視了戰爭過程中，中國對「聯盟作戰」的貢獻與犧牲，亦使戰後中國的主權受到極大侵害。諸如外蒙的獨立，釣魚台隨琉球轉由日本行政管轄等，中國真成了英國教授芮納．米德（Rana Mitter）書中「被遺忘的盟友」。從軍事的觀點而言，日本宣布投降，應是其海軍已歿於美國，陸軍將滅於中國，原子彈只是「壓死駱鴕的最後一根稻草」，更和蘇聯的參戰沒有關係。
一九四五年春，駐印軍在美軍協力下，與遠征軍會師芒友，肅清緬北與滇西的全部日軍，在昆明成立「聯盟作戰」陸軍總司令部，準備接收美援裝備，全面反攻。另一方面，國軍也在接下來的「豫西鄂北會戰」（一九四五年三月至五月）及「湘西會戰」（一九四五年四至六月）中，連續重創日軍。凡此，均足顯示敵我在戰爭中的優劣情勢，已完全逆轉，日軍在中國戰場已成強弩之末，並正策畫全面撤退。五月上旬，我置於敵後蘇、浙地區的第三戰區，即發現日軍有此徵兆，而採取了一些防止日軍脫離戰場的牽制行動。
簡單地說，一九四五年以後，日軍在華戰力呈現衰竭現象，只能在其「一號作戰」所留下來的殘局中苦守點線，據隅頑抗。用軍事評論勝負的角度看，日軍實已戰敗，其投降只是時間問題。反過來看，國軍則戰力不斷增強，在廣大正面上開始掌握主動，並準備反攻，有極大可能殲滅日本陸軍。
猶記日本宣布投降之初，其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接奉國民政府頒給的受降「第一號命令」時，就曾有他不能代表日本海軍，而有意讓日本陸軍單獨向中國投降之反應。可見日本陸軍已承認被中國擊敗的事實。
無論如何，我們是第一個起來抵抗日本侵略，而且作戰時間最長，戰場幅員最廣，犧牲最重，對盟邦貢獻也最大的國家。國軍在中國戰場上牽制住一百多萬日軍，使其不能轉用於其他方面，否則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恐怕傷亡會更慘重，結果也難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