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

軸心時代中華文明形成的基本價值，成為主導中華文明後來發展的核心價值。經過軸心時代以後兩千年的發展，中華文明確定地形成了自己的價值偏好，舉其大者有四：責任先於自由，義務先於權利，社群高於個人，和諧高於衝突。

中華文明核心價值所強調的仁愛原則、禮教精神、責任意識、社群取向，以及對王道世界的想象與實踐，貫穿於兩千多年的歷史實踐，彰顯出中華文明對關聯性、交互性倫理的重視，以及對多樣性和諧的特別推崇。中華文明的這些價值倫理，不僅在前現代的東亞世界被廣為接受，在當今時代，對全球建立關聯社群、合作政治、和諧世界，仍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

陳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哲學系教授，中央文史館館員，教育部社科委哲學學部委員，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中華朱子學會會長。著作多種，除三聯書店已出版的《陳來學術論著集》十二種外，還有《東亞儒學九論》、《孔夫子與現代世界》、《回向傳統》等；新著《仁學本體論》已於二○一四年出版。

序言

二〇〇七年春天，我在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演講，主人出的題目是「儒學與當代中國的變化」。我講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儒學價值的特點，一個是當代中國的變化。因為聽講的美國學生對中文沒有任何基礎，所以不可能像在國內演講一樣引經據典，所以我在演講開始的時候就明確聲明，我不會進入古典文本。於是我嘗試用對比的方式，來呈現儒家思想與價值的一些特性，這就是：道德比法律更重要，今生比來世更重要，社群比個人更重要，精神比物質更重要，責任比權利更重要，民生比民主更重要，秩序比自由更重要，和諧比鬥爭有價值。一共八點。

二〇一〇年夏天，我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主辦的中央國家機關讀書主題論壇做報告，題目是「儒家思想與當代社會」，講了四個問題：一是儒家文化，二是儒家的治國理政思想，三是儒家的人生觀，四是儒學與當代中國。在第四個問題即儒學與當代中國的部分，我用對比的方式和現代的角度來看儒學價值觀的特點，共講了十點：道德比法律更重要，社群比個人更重要，精神比物質更重要，責任比權利更重要，民生比民主更重要，秩序比自由更重要，今生比來世更重要，和諧比鬥爭有價值，文明比貧窮有價值，家庭比階級有價值。這次所講比在塔夫茨大學多了兩點，次序也略有調整。

二〇一二年秋天，我應韓國學術協會的邀請，擔任第十四屆「傑出學者特別演講」主講人，對韓國進行了學術訪問並舉行了系列演講。在韓國做了兩場演講，題目分別是「中華文明的哲學思維基礎」和「中華文明的價值觀與世界觀」。後者集中於中華文明的價值觀，而前者雖然是專就哲學思維和宇宙論來講的，但可以作為對中國價值的一種宇宙論哲學背景的說明。這兩場演講的題目都是根據韓國學術協會的要求確定的。因為韓方特別提出，希望演講針對西方文明與西方現代性所顯露的問題，從中華文明尋求另一種可供選擇的普遍主義原理。所以我在演講中提出，以古代儒家為突出代表，顯示出中華文明對仁愛、禮性、責任、社群價值的重視，這些價值經過後世哲學的闡發更發顯出普遍的意義。仁愛原則、禮性精神、責任意識、社群本位都是與個人主義相反的價值立場，導向對協同社群、禮教文化、合作政治、王道世界的理性肯定，應該成為普遍性原理。協同社群突出社群的意義，以對治個人主義；禮教文化突出道德意識，以區別律法主義；合作政治突出合作的政治溝通，以有異於衝突的政治；最後，王道世界是一種與霸權主義不同的天下秩序。而這四點都以仁為核心，仁是以相互關聯、共生和諧為內容的基本原理。這些提法的主旨皆在彰顯與西方近代不同的可供選擇的普遍性原理。自韓國回國後，我立即在學術刊物上發表了報告的中文文本，中文文本略有調整，其中增加了這樣幾句：軸心時代中華文明形成的基本價值成為主導中華文明後來發展的核心價值。經過軸心時代以後兩千年的發展，中華文明確定地形成了自己的價值偏好，舉其大者有四：責任先於自由，義務先於權利，社群高於個人，和諧高於衝突。這四點是突出與西方近代文化的對照，從上述十點中調整簡化而來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把中華文明價值觀的特色表達得更集中簡練。

以上這些觀點，都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及其特點，近年來我在各處做有關儒學與中國文化的報告中都常常提到，引起了各界的關注。事實上，二〇〇四年以來，我在不同的演講中多次講到儒家和中國文化價值觀的特點。

近年來，國學熱方興未艾，國人對學習祖先創造的燦爛文化的熱情有增無減。因此本書也有兩篇論述國學歷史和國學概念的文章，以幫助讀者瞭解學界對國學的一般看法。二十世紀新文化運動時期，曾有整理國故的運動，當時梁啟超指出，國學的常識是兩樣，中國歷史之大概和中國人的人生觀。就是說，學習國學一方面要掌握中國的歷史文化，另一方面要學習掌握中國文化的人生觀。他所說的人生觀也就是價值觀。因此，我們今天學習國學或中國傳統文化，既要廣泛瞭解自己文化的發生、成長、發展的歷史，認識自己文化的獨特性、存在價值及其普遍意義，還要自覺學習吸納中華文明的價值觀，以此促進國民的文化自信，振奮民族精神，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偉大復興。

 

陳來

二〇一五年二月四日立春

序言

 

中華文明的哲學基礎

關聯宇宙

一氣充塞

陰陽互補

變化生生

自然天理

天人合一

 

中華文明的價值觀與世界觀

早期中華文明的倫理精神氣質

軸心時代中華文明的基本價值

古代儒家的道德概念體系

中華文明的價值偏好與特點

中華文明的價值偏好與現代西方價值的差異

中華文明的世界觀：對外部世界的認知與態度

中華文明的普遍性理想：追求多樣性的和諧

 

國學流變簡說

漢字與典冊

「六經」的形成

百家爭鳴

兩漢經學

《史記》、《漢書》與《說文解字》

典籍圖書

魏晉時期的玄學與道教

隋唐佛學與文學

宋明理學與學術文化格局

清代漢學與大型文獻編纂

近代中學、西學、國學

當代國學熱的意義

中華文明與中國文化的基本特點

 

近代「國學」的發生與演變

國學觀念之發生與演進

國學概念之使用

國學研究之發展

國學名家與大師

 

中華傳統價值觀的傳承和發展

核心價值

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特色

傳統價值觀的轉型發展

個人層面的道德價值

傳統美德的傳承轉化

核心價值的實踐

中華文明的哲學基礎

中華文明的哲學基礎主要體現為宇宙觀。與西方近代以來的機械論的宇宙觀相比，古典中華文明的哲學宇宙觀是強調連續、動態、關聯、關係、整體的觀點，而不是重視靜止、孤立、實體、主客二分的自我中心的哲學。從這種有機整體主義出發，宇宙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聯繫的，每一事物都是在與他者的關係中顯現自己的存在和價值，故人與自然、人與人、文化與文化應當建立共生和諧的關係。中國哲學的這種宇宙觀不僅為古代中華文明提供了思想支撐，也為中華文明的價值觀提供了哲學基礎。

中華文明的哲學基礎是什麼？在中華文明當代復興並走向世界的時代，這是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本文即是對這一問題給予回答的嘗試。「哲學基礎」或「哲學背景」的含義可以包含較廣，而我主張從兩個方面加予回答，一個是哲學思維與宇宙觀方面，一個是價值觀和世界觀的方面。本文專就前一個方面即哲學思維與宇宙觀的方面來論述。

以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為中心，農業在華北和華中兩個區域最先發展，成為中華文明的基礎。在新石器時代後期，不同文化區域的多元發展，如陝西、山西、河南、山東、湖北、長江中下游等區域文化，逐漸形成了以中原為核心，以黃河長江文化為主體，聯結周圍區域文化的格局。故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形成是由多元的區系文明不斷融合而成，其整合的模式是以中原華夏地區和華夏族的文明為核心，核心與周邊互相吸收、互相融合而形成多元一體的文明格局。商代的文明已經是多元一體的格局，已形成華夏文明中心的結構，並顯示出文化的中國性。從夏、商、周三代文明來看，中華文明地域的廣闊和整體規模的巨大，是與其他古文明很不相同的一個特色。在這個過程中，民族的融合也達到了很高的程度，黃河流域的居民形成了華夏族，與四方的夷狄蠻戎集團不斷融合，到秦代時已達到六千萬人口而成為漢族。中華文明的連續與擴大來自多種原因，其中也來自不少內部的文化因素，如祖先崇拜，宗族、國家的同構等。

已有漢學家者指出，要瞭解中華文明，就必須理解這一文明的思想根基，他們的做法是追溯到中華文明形成之初，以尋找當時建立的思維和觀念對後世中華文明發展的重要影響，從而呈現中華文明的核心要素。在這些核心要素中，被認為最重要的，是理解中國人的宇宙觀和世界觀，瞭解中國人對時間、空間、因果性、人性的最基礎的假定。這些世界觀被認為與中華文明歷史的各個方面都密切相關。

這種重視中華文明形成初期基本觀念的看法，隱含著對於中華文明整體長久連續性的肯定，因為，如果這個文明是斷裂的、異變的，僅僅關注文明形成初期就沒有意義了。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指出，過分重視早期文明時代往往受到批評，因為軸心時代以後到近代中國之間，中國歷史發展中各領域都一直發生著重大變化，然而他強調，中國歷史的那些變化確實需要置於一種文明框架來看待，因為中華文明的框架並沒有出現過西方式的全盤的質的決裂。也就是說，中華文明的總體框架是持久連續的。這裡所說的文明框架不僅包括外在的制度文化形式，也包含制度文化形式背後的觀念特性。顯然，這意味著作為中華文明的根基，其基本思維觀念也是長久穩定和連續的。不過也應當指出，西方漢學追溯到中華文明形成之初，去尋找當時建立的思維和觀念對後世中華文明發展的重要影響，這種做法並不全面，因為文明的特色不僅要看其早期的形成初期，還要看軸心時代，更要看這一文明成熟期的綜合完整特色，成熟期文明更能彰顯其全部內涵和特色。

很明顯，與西方近代以來的機械論的宇宙觀相比，古典中華文明的哲學宇宙觀是強調連續、動態、關聯、關係、整體的觀點，而不是重視靜止、孤立、實體、主客二分的自我中心的哲學。從這種有機整體主義出發，宇宙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聯繫的，每一事物都是在與他者的關係中顯現自己的存在和價值，故人與自然、人與人、文化與文化應當建立共生和諧的關係。以下我將從幾個方面略加呈現。

 

關聯宇宙

法國社會人類學家葛蘭言（Marcel Granet）一九三〇年代曾在《中國的思想》中提出中國人的思維是把各種事物看成關聯性的存在，並認為這是中國人思維的主要特性。

一九七〇年代美國漢學家牟復禮（Frederick Mote）則從另一個方向表達他對中國人世界觀的揭示。他認為，歐美民族認為宇宙和人類是外在的造物主創造的產物，世界大多數民族也都如此主張，然而只有中華文明早期形成期沒有創世神話，「這在所有民族中，不論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原始的還是開化的，中國人是唯一的」。這意味著，中國是唯一沒有創世神話的文明，中國人認為世界和人類不是出自於造物主之手，而是自生自化的。與此相對，牟復禮提出，中國的宇宙生成論主張的是一個有機的過程，宇宙各個部分都從屬於一個有機的整體，它們都參與到這個自生的生命過程的相互作用之中。也就是說，有機主義的自生論宇宙觀和思維方式可以用來說明中國早期文明為何沒有產生創世神話。這種相互作用有機整體的說法和葛蘭言關聯思維的說法是相通的。不過這種關聯宇宙論形成於戰國後期至漢代，並不能用來說明文明初期創世神話何以未出現，神話的發生應當早於哲學的宇宙觀。牟復禮還認為，西方的創造的上帝來自「因果性」觀念，而中國的有機的大化流行的觀念是對「同時性」的重視，這是兩種對世界和事物關係的不同解釋。因此，「上古中國人構想的宇宙運行機制只須用內在的和諧與世界有機部分平衡來解釋就夠了」，不需要創世的上帝。他承認，中國與西方的這種分別，李約瑟（Joseph Needham）也曾以另外形式指出過，用李約瑟的話來說，中國思想如同懷特海（Whitehead）式的對於網狀關係的偏好、對過程的偏好，而受牛頓（Newton）影響的西方偏好個別和因果鏈；前者把宇宙過程描述為相互交織的事件之網，後者把宇宙構想為一系列事件串成的因果之鏈。

與此不同，史華慈認為，中國宇宙論多以出生、繁殖隱喻起源，而不採取創造（創世）的隱喻，這可能與農業文明的表達有關，但更可能是祖先崇拜的影響。就是說，他認為中國早期文明沒有創世神話，卻有很多繁殖隱喻，這不是由於關聯思維，而是由於祖先崇拜。其實，史華慈用祖先崇拜只能說明與農業文明的作物生殖有關，還不能否定關聯思維的作用。與此相聯繫，史華慈不認為關聯思維對中華文明初期有作用，他認為關聯性宇宙論出現較晚，到戰國陰陽家的思想理論才表達了這一宇宙論；而甲骨文、金文以及「五經」典籍都不能提供有力的證據說明此前曾存在關聯性宇宙論。先秦古書中只有成書較晚的《左傳》中才能找到這種思維的早期證據，即人類實踐被看作與天體運行相關。他認為，老子思想中出現了整體主義的世界觀，但這種整體主義的基本發展走向與關聯性宇宙論截然不同。所以史華慈不太強調關聯思維的重要性，他所理解的關聯性思維專指事物相互感應的一類，似乎較為狹窄，這是需要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