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的旅步：王浩威的心靈遊記

★心理醫師的遊記，既觀看外界，也觀看人們的內心
陳怡蓁（趨勢科技共同創辦人兼文化長）
孫大川（監察院副院長）
許悔之（詩人、出版人）
蔡珠兒（作家）
劉克襄（作家）
韓良憶（美食/旅遊作家）
鄭重推薦（按姓氏筆劃排列）

「究竟是基於怎樣的需要，驅使著人們一批又一批的踏上旅程？」
旅行的理由很多——觀光、會議、商談、學習、尋找……甚或是逃離——逃離困境、逃離壓力、甚至是逃離自己……
又或者，在人類的集體無意識中，恐怕有一些還說不清楚的東西，讓人們原本就是渴望旅行的？
終究不脫心理學家本色，王浩威醫師的遊記，是心靈的遊記。他在嶄新的風景中打開塵封的回憶，彼此揉合，為人生的課題摸索新的方向——就像旅行途中總不免頻頻探路、尋找落腳處一樣。深厚的學養滲透在字裡行間，世界各地的文學、詩篇、哲語，與外在風光交叉對話著；感性的筆觸、一貫的人文關懷，也讓字字句句撞擊讀者的心。
閱讀王浩威的旅記，不僅讓人透過他銳利的觀察看見世界百態，也讓每個人的心都踏上了通往自己的旅程。
而中年的創作者，透過探訪青春時期心儀的創作者的出生地，似是在確認同為創作者的靈魂火花，卻無意間也勾人憶起閱讀經典作品的昔時往事。這層疊交錯的感動回憶、意外降臨的青春情懷，在閱讀時，帶來了專屬讀者個人的欣喜。

「一段旅行才正在腦海醞釀，一段難得的感情卻開始駛進幽黯的深谷。而我，一個預知死亡紀事卻又裝扮成熱情模樣的旅人，繼續前進。」——王浩威

1960年生，南投竹山人。高雄醫學院醫學系畢業，曾任台大醫院、和信醫院及花蓮慈濟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島嶼邊緣》、《醫望》雜誌總編輯；目前為專任心理治療師、臺大醫院精神部兼任主治醫師、臺灣心理治療學會理事長、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心靈工作室負責人、心靈工坊文化公司發行人。
王浩威熱愛精神醫療工作，也是全方位的作家。他的寫作結合了精神醫學的專業和知識份子的人文關懷，兼具知性與抒情，洋溢獨特個人風格。
他著作繁多，著有詩集《獻給雨季的歌》；文化評論《一場論述的狂歡宴》、《臺灣文化的邊緣戰鬥》；散文《在自戀和憂鬱間飛行》、《海岸浮現》、《與自己和好》、《台灣查甫人》、《憂鬱的醫生，想飛》、《生命的十二堂情緒課》、《我的青春，施工中》、《好父母是後天學來的》、《晚熟世代》等書，並企劃主編許多精神分析、心理治療及心理衛生系列叢書。《晚熟世代》榮獲2014金鼎獎優良出版品推薦，以及金石堂書店2013十大最具影響力好書。

【自序】生命的旅行‧心靈的想像
1
當終於把這本書從零散的稿子漸漸整理成稍微像樣的一本書時，已經來不及完成序文了。預定的旅行就要啟程，只有趁現在，已經坐上了飛機，方能開始將只有大綱的想法，逐字落筆。
我是在往杜拜的飛機上，一場旅行的起點，目的地是葡萄牙的里斯本。
我坐在飛機上，用智慧手機試著完成一篇適合作為序的文章，最後決定將這文章的思索重點放在關於旅行的一切。
這次是第二次搭這家航空公司的班機。上次的印象好極了，回去以後總是主動向朋友提起，幾乎成為這家公司的義務代言人了。
但不幸的是，今天搭上的飛機竟然是舊型的，有點失望——不，十分失望。畢竟第一次，也就是上一次搭這航空公司的班機時，剛好是全新的機型，一切都很美好，自然以為那就是全部，自然也就抱著同樣的期待訂了同一家，自然幻滅的感覺也就不可避免。
人終究是矛盾的。按理說，旅行的樂趣之一就是不確定性，但這不確定如果是負面的，不僅是沒有樂趣，説不定還可能一頭掉入意料之外而不容易擺脫的沮喪。然而，儘管如此，我還是不斷旅行著。
我自己喜歡旅行，而且是屬於重度成癮級的。
我曾經思索自己這樣的癖好，究竟是潛意識層面如何的作用。是否某一種創傷重覆地出現，還是某一種情結借用這些追求來促使我逃避。然而，也許在更深層的生命潛意識，在人類的集體無意識中，恐怕有一些還說不清楚的東西，讓人們原本就是渴望旅行的。

2
的確，原來的人類，應該就是喜歡旅行的。
如果我們看考場古人類學家如何解釋人類的起源和分佈，他們總會張開一張全球的大地圖，指出人類祖先是如何從東非高原，一代代往北往東又如何走到世界每個角落。
這個最早的旅行並沒有被記錄下來，不論文字還是傳說，都找不到相近的痕跡。
然而，在人類的神話𥚃，不論是荷馬記錄的希臘傳說，還是中國的封神榜，人神不只是四處走動，人神之間也相互來往，甚至，連人也可以跟著神上天下地。我們可以這麼說，過去的人不只喜歡旅行，而且還上天下地無所不去。
過去的天和地確實是曾經一度可以暢通無阻的，甚至說不定還連接在一起。只是後來，不和怎麼的，這個世界開始講起秩序了。天地於是分離，人的歸大地，神的歸上天，除非透過媒介者，否則神人之間再也不容易來往了。
這個秩序一開始可能還不穩定，至少曾經一度動搖，所有的規定又亂了。
在《封神榜》𥚃，周文王封了衆魂魄各自的神職，從此各職所司，秩序因此確定下來。這大概就是《尚書》所謂的「禮樂作」吧。所謂禮樂，是規矩，也是秩序。
到了春秋戰國，也就是歷史上有記錄的動搖的時候。孔子因此整理經書，鼓吹秩序的重建。而太史公在《史記》的前言裡，重提了這件事，並以昔日的仲尼為榜樣。
這些需要再三地去建立秩序的努力，也就是代表了天地之間又混亂，人神又一度可以互通了。
只是這情形，隨著這套有關秩序的軟體逐漸改良升級，也就越來越穩定，越來越不可能失控。
到了漢朝，漢樂府《饒歌》裡有一首歌是癡情女子對愛人的熱烈表白。她說：「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
上天啊！我真的要和您熱烈相愛，一輩子也不消褪。除非是山沒有了丘陵，長江、黃河都乾枯了，冬天雷聲隆隆，夏天下起了大雪，天與地合到一起，我才敢同您斷絕！
這女子會如此比喻，表示這些「與君絕」的條件，已經不再容易了：「山無陵，江水為竭」一山河消失了；「冬雷震震，夏雨雪」 ——四季混亂、甚至不存在了；「天地合」——再度回到混沌世界。
天地不可能再合；或者說，天地絶是改變不了的事實了。

3
天地絶，人們的生活開始從原本是屬於大自然的狀態，變成不再屬於大自然，過去的那一種與大自然融合的狀態結束了，隔離出現了，也離開了大自然。
台灣原住民族原本還有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傳統，但現在也少見了。以前的原住民，聽得懂鳥鳴獸語，生活作息依循這些與大自然相通的訊息來行動，譬如早上的鳥聲會告訴獵人這一趟狩獵是否可以成行。他們更相信夢，因為夢帶來的訊息，比自己有限的生活環境來得豐富許多。
天地絕，是天與地分離，是人逐漸脫離大自然，也是從漁獵時代進入農業時代 。
農業時代的人們，是和大自然有距離的。他們一方面開始努力征服大自然，所謂的「人定勝天」；一方面卻又因為越來越不瞭解大自然而畏懼大自然了。
人文地理學者段義孚提出人類文明中的逃避主義（escapism），指的也許就是這階段以後的人類。他們努力建立起所謂的文明和文化，是因為想要逃避大自然，因為他們看不懂其中的訊息，索性稱之為混沌了。
這一切都再再顯露出人們對陌生世界的恐懼。自然地，人們開始不再離開自己熟悉的生活圈，旅行也就變成恐怖的事了。
充滿神話色彩的中國古籍《山海經》，歷來皆認為它是一本地理和禮儀的古籍，但近來對它的解釋之一是，它是人們變得害怕旅行之後發展出來的旅行手冊。
我每次旅行，總是要買兩本旅行書，也許是《寂寞行星》或《米其林綠色指南》，也許是國內達人的教戰手冊。除了查一查該去那裡，該怎麼走，也查查有甚麼要小心的。
《山海經》也具備這樣的功能。
比方在〈南山經〉這篇提到「青丘之山」這地方，形容這裡是：「其陽多玉，其陰多青雘。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有鳥焉，其狀如鳩，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英水出焉，南流注于即翼之澤。其中多赤鱬，其狀如魚而人面，其音如鴛鴦，食之不疥。」
以現在的白話來說，是這樣的：
青丘山這個地方，要從基山向東三百里，才能走到青丘山。
來了可以做甚麼、買甚麼呢？山南多出玉石，山北多產青雘。
不過要小心，山上有一種獸類叫九尾狐，其狀如狐，張有九條尾巴，叫聲如嬰兒，能吃人。人吃了它後可以辟邪。
山上還有一種鳥，樣子如同布穀鳥，叫聲如同人互相呼喊，名稱灌灌，要趕快佩戴上它的羽毛才不會被迷惑。
而英水發源於青丘山，向南流注入即翼澤。在這條河禔裡，多產赤鱬，形狀如同魚，但面部如同人臉，叫聲如鴛鴦，吃了它後可以不生疥瘡⋯⋯

4
西方的情形也差不多。
當人們開始建城堡，除了一方面準備定居，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告別大自然了。中世紀以後，這樣的城堡生活幾乎是所有歐洲人的生活方式。
城牆裡是一個世界，代表著地位和安全；城牆外則是充滿無法想像的恐懼，因為所有的危險都是從那裡來的。
城裡面的所有行業都是世襲的，從城主、騎士、到各種技術工人都是。只是，這個城太小，有些行業如果消耗性高，譬如打戰的騎士，則是兒子越多越好；但有些則不然。馬車輪的工匠，只能傳給活下來的大兒子。如果有二兒子，最好隔壁打鐵匠只有女兒沒兒子，那就可以給鄰居招贅了。如果兒子多又沒能被招贅，怎麼辦？
生活在城牆外的人，是沒有辦法的人。農民是一個例子，他們遇到他城的攻擊只能躱到城裡，全仰仗城主的保護。他們的農作物可能被焚毀了，但還是要向城市交稅金，因為要活命。
至於在城堡和城堡之間的，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旅人，又如何呢？
有一年因為開醫學會的緣故，我到德國漢堡，其間偷空到古城呂貝克（Lübeck）一遊。這個城有個古老的「醫院」，hospital。我一走進去，立刻被牆壁上的彩繪所吸引。我繞了好一陣子，忽然才發現，怎麼看不到任何與醫療相關的活動空間？我後來研究了一下，才發現這個hospital其實是過路病人的收容站。在那還沒有醫學的時代，當然是沒有醫院的。
過去，住在城裡的人若生病了，只能由城裡有智慧的人以草藥或巫術（不過中世紀的獵巫，也讓這些沒落了），或請教會用宗教方法來治療。但如果還是治不好，怎麼辦？這個時候只有朝聖（Pilgrim）一途了。
梵蒂岡教廷歷來冊封了衆多聖名顕赫的「聖人」，教廷檢驗這些神職人員是否足堪封聖的標準，是看其是否行過一定的神蹟。這其中，至少三分之二的神蹟，是跟疾病與醫治有關的。
罹患痼疾的不幸病人，於是在家人的陪伴下，走上朝聖之路。一路上經過各個城鎮，住進鎮上由當地教會號召地方善心人士所建立的hospital。這樣的hospital，有大有小，呂貝克的就相當有規模。後來，醫學發展了，主動進來幫忙，漸漸成為主角，也就成為「醫院」了。
有些hospital沒有成為醫院，仍只純粹提供住宿，便演變成hostelry（客棧）、然後變為hostel（平價旅店），最後就變成hotel（旅館）了。
有些朝聖的病人半途病情加重，走不下去了，或是回不了家，也只能就地照顧。這也是臨終關懷（hospice）的濫觴。
至於那些出錢出力建這些供過路朝聖客住宿，甚至是幫忙三餐和生活照顧的城鎭善心人士，他們的善行態度也因此稱為hospitality，即親切而殷勤的款待。
這樣的情形，其實和台灣廟宇的習俗十分相近。每年北港朝天宮的媽祖出巡，充滿了尋求平安的受苦民眾、已受庇護而渡過難關的信徒，以及善心款待的地方人士。只是，建築成固定空間的朝香客居住所並未隨著時代改變。

5
除了朝聖客，走在城與城之間的無可奈何的人士，還有兩種人。
小強盜是其中一種。
當年四個好友一起開車遊伊比利半島南方的安達盧西亞，打算在回馬德里的路上，去尋找唐．吉訶德大戰的風車。可惜那一天的回程風雨交加，雷電一而再地垂直擊向平原遠處的地平線。我們沒有唐．吉訶德的勇氣，或是信心，就在風雨中快快閃躱巨人的攻擊，快快躱進了小城阿蘭費茲。
十五、六世紀的小說，很多都是這種小強盜的故事。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也不例外。
唐．吉訶德想像中的偉大英雄或是公主，或是他想要對抗的大壞蛋，都只是在路途上討生活的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從小強盜、妓女、到客棧主人一家，如此而已。
渡過英倫海峽到英國，綠林中的傳奇人物羅賓漢，其實也是講著同樣的故事：在城裡無立錐之地的亡命之徒。
人是矛盾而有趣的。他們看不起城外的人，卻又對那個世界充滿好奇心。於是，唐．吉訶德也好，羅賓漢也好，都是因為要滿足人們的這種好奇心，在再三傳誦的過程中，越來越誇大也越來越迷人。
最後一種則是商人。
當年鋌而走險上路的人，還有一種是做生意的商人。中國也有這傳統，所謂的走貨郎。
在中國的古老社會，商人的社會地位是相當低的，所謂九流之末。西方的中古時代也是如此。畢竟只有在自己家鄉走投無路的人，才不得不做這一行。再加上是異鄉人，沒有任何社會關係，的確可以隨時消失，更容易讓人懷疑他的可信程度。這也許就是商人比其他行業，還要更强調信譽的緣故吧。
現在的社會流動性增加了，商人的流動性也就不再是問題。甚至是隨着重商的潮流，加上物質主義，商人的社會地位也增高了，當然情形也就不同了。
然而今天走在旅程上的，還是有一大批是商人。
在旅行的過程中，不管是海關的入境登記表或是旅館入住登記，在表格中都會有一項必填的欄目「旅遊目的」，其中都會有「商務」這個選項，而且通常是排在第一項。
旅行中的商人還是有著過去的冒險成分。
我自己從事心理工作的緣故，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冒險故事。
在六、七〇年代的台灣，經濟才剛開始蠢蠢欲動，除了從廣大的鄉村離鄉背井湧向城市的許多勞工，勇於冒險犯難的商人其實也是相當重要的。
我曾經聽一位商界友人描述當年是如何在中南半島搶購原木的。他說，既然沒有歐美或日本同行同樣雄厚的資金，人家多半不願將貨賣給你。唯一的辦法就是到這些同行不敢去的地方。而六、七〇年代的中南半島一直有戰爭。他偷渡的範圍，從越南、緬甸、到柬甫寨，後來連美國中情局的人都來找他幫忙了。
還有一位大老闆，講起當年的創業故事。他說自己年輕時英文其實不怎麼流利，但當時實在走投無路，工廠的貨找不到訂單，現金流就要應付不過來了。他於是買了一張單程機票，拿著當年那種〇〇七手提箱，降落在某一個從沒去過的阿拉伯城市。他在那裡沿著任何看起來像辦公室的大樓，一間又一間地敲門，終於找到了訂單，當然也賺到了回程的機票。
這些年來，台灣的經濟又䧟入困境。剛剛宣布的二〇一五年經濟成長率第一次不到百分之一，比通貨膨脹率還低。商人冒險犯難的故事又開始了。
我聽到遠赴俄羅斯的故事，在烏克蘭躱炮火的困境，去巴基斯坦推銷高科技產品，到中亞國家考察市場，到錫金地區買高等羊毛⋯⋯
一切冒險，又重新開始了。

6
十四世紀大航海時代的開端，說穿了，其實就是商人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兩者結合而開啓的。不管是麥哲倫或哥倫布，就是敢冒險、可以說服官方的商人而已。
世界歷史的推動，從這一歷史時刻起，商人開始扮演日漸吃重的角色。
西方各國陸續投入大航海的競爭，不只是掠奪較不發達的地區，包括美洲、非洲、和南亞等地，同時也將海上航線推到了極致，將原本仗恃著陸上絲路的陸地交通的文明都趕過了。
在陸地交通時代，馬可波羅回到威尼斯告訴西方世界的故事，是教西方人敬畏的。所有關於中國的，都等同於美好的天堂。然而，當海洋交通興起，中國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的那種崇高文明形象開始瓦解，甚至成為被列強掠奪的砧上魚肉。
海洋交通改變的，不只是東方和西方的關係；這一切的改變，實在太多了。
在中南半島，吳哥窟王國在中國元明之際忽然沒落、甚至成為死城的原因，到現在還是一個公案。其中，原因之一也許就是海洋交通。
吳哥窟原本是最強盛的權力中心，這個半島上的諸多國家都必須主動進貢，包括清邁、素可泰和暹邏國。這時的亞洲剛好海洋能力興起，明朝鄭和七次下南洋的歷史就是證明。因為如此，曼谷成為重要的交通要地，暹邏也就因為交通財而富裕了。在過去的陸地交通時代，這種過路費的錢是由吳哥窟所賺的。這時，暹邏富有了，它不只併下清邁和素可泰而成為今日的泰國，可能也進攻過吳哥窟幾次，令其元氣大傷而開始衰落。至於新誕生的泰國，索性便將首都從大都遷到曼谷了。
大航海時代的䠇起，西方諸國由西班牙和葡萄牙首發，接著荷蘭和英國也跟進了。而最先成功進入台灣的，就是葡萄牙。
我自己這次的飛行，就是前往葡萄牙的。
葡萄牙人在台灣的經營，雖然在鄭成功的攻擊下告終，但留下了許多影響。
其中一個，就是滿足台灣人的自戀情結。
據說，發現台灣島嶼的葡萄牙人，在船上看到這塊土地時，立刻驚呼為「福爾摩莎」（Formosa），意思是美麗的土地。
直到今天，許多台灣人還是以這個例子，沾沾自喜地認為台灣果真地球上是最美麗的地方之一。
事實上，在葡萄牙人殖民的過程中，被稱呼為福爾摩莎的地方，恐怕至少就有二、三十個。在巴西北部，就有一個福爾摩莎省；在里斯本旁邊，也有一個叫福爾摩莎的地方。
我從杜拜轉機，坐上飛機，前往福爾摩莎命名者的國家葡萄牙。從台灣桃園機場到杜拜是整整十個小時，從杜拜到里斯本又是差一刻就九小時。
這次班機接得很好，不過一個半小時又起飛了。
我們繼續搭同一航空公司的班機，卻發現這段航程是乘坐新的飛機。這跟上次不同；上次從杜拜到威尼斯是舊型飛機，反而前段是新型。
坐在舒服的座艙裡，心情又愉快起來，所有的感覺都十分正向，連空服人員的服務態度也彷彿親切許多。
我舒適地擺平自己，準備繼續睡眠，希望早一點調好時差。
腦中閃過了一個聲音：「里斯本，我來了。」
想一想，不對，我其實最渴望的是離開，不一定非去哪裡不可。於是重新喊了一聲，在心中默默地以最用力的聲音說：
「旅行，我來了！」

【自序】生命的旅行‧心靈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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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Ⅱ 走進過渡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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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旅行
療癒的旅程
斯德哥爾摩，陰雨
飛行紀事
飛翔在台十一線的天空
時空轉換器
朝記憶飛去
一條漫長的旅程
在邊緣的路上
日子真的可以很簡單
人生最奢華的一刻
融入的姿態
子夜列車
消失的距離
走進社會
看見更清楚的世界
關在小小的島嶼上
生活在恐懼的邊緣
私人的秘密花園
接軌
走進自己
在旅途上
作家的情書
陌生的方向
冷冬夜未眠
走進博物館
意外的旅程
醫與病的追尋
追逐歷史的奔跑
誕生在鼠疫陰影中

尋找真正的新世界
1
在入冬的南京，我帶領一個需要兩天課程的工作坊。工作結束後，終於有一個白天可以四處走走。我先去了鍾山，從明孝陵、中山陵、一直到美齡宮，一個早上就這麼結束了。朋友問我還想去哪裡，我這一次前來以為只是工作而已，因此沒有做任何的功課，也就沒太多想法。朋友說了幾個地方，但看我的反應都不是十分有興致。他忽然想起說：「要不要去南京大屠殺的紀念館呢？」
我曾經看過這個地方的相關報導。這個博物館是在一九八五年，由來到南京的鄧小平，題名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我有點心動，但還正猶豫著。另一位也是外地來的朋友問在地的朋友說：「你們覺得這個紀念館怎麼樣？」南京的朋友說了一些十分推崇的話，包括它的設計、它的美感、它的壯觀、還有它的歷史意義等等，最後還說：「如果你們去了，一定會十分震撼，內心必定充滿了恨。」
聽到了最後一句話，我就決定不去了。或者說，我就知道自己是不敢去的。
我喜歡旅行，喜歡在旅行途中參觀各式各樣的博物館，即便是行程緊湊也不會覺得浪費時間。然而，有幾個博物館或紀念地，是我一定會拒絕的，因為湧上來的感覺雖然是如此飽滿，但卻也是如此沉重，幾乎是寧可死去算了。
這樣的拒絕，在我的旅程裡曾經出現過兩次。

2
一次是到柬埔寨的吳哥窟。那一回是我第三次到這一個值得再三拜訪的古蹟勝地，只是當時航空公司有糾紛，只好從首都金邊轉機。去的時候，班機順利銜接轉機，但回程因為沒有恰當的班機，我們因此在金邊過了一夜。
我們下榻在洲際大飯店，一個還不錯的五星級旅館。
那一趟是四個人的自助旅行。不知怎麼的，除了我以外的三個人全都生病了，不是上吐下瀉就是發燒肚子痛。在我這個受醫學科學訓練的人來看，他們的症狀應該歸咎於腸胃型感冒，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這三位好朋友恰恰都是身心靈相關論述的信徒，一直認為是吳哥窟的陰氣太盛，使得自己的靈體沾上了一些晦氣所導致。他們甚至覺得來到金邊之後，陰氣更盛，索性就不出門，只想留在旅館裡好好靜養。
唯一得以倖存的我，卻是不相信這一套的。傍晚住進了旅館後，立刻去按摩，還在旅館附近四處逛逛。第二天一早，覺得這樣大好的白天太可惜了，還是決定一個人出去，善盡一個觀光客應有的責任，到城裡的名勝古蹟走走。
我在洲際大飯店的門口就看到了一群摩托車，準備供這飯店的旅客出門雇用。一位年輕人主動走過來，看起來還算面善，我也就直接和他談好價錢和行程。我期待的旅程，包括昔日的皇宮、傳統建築改建的國家博物館、和五花八門專門販賣給觀光客各種貨品的中央市場。
國家博物館是我最主要的目標。吳哥窟文明所發現的相關文物，除了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和泰國的國家博物館，就是這裡收藏最豐富了。在吳哥窟幾天的文化旅行，能夠以這裡作為終點會是個完美的結束。
只是這些行程結束了以後，想要做更多生意的摩托車司機一直問我，既然有時間，為什麼不再去一兩個地方呢？我問他何處值得一去。他立刻說起一個每位歐美遊客都會去的地方，也就是好萊塢曾經改拍成電影《殺戮戰場》的現場。我知道那裡，這個一般直接稱為「殺戮戰場」的地點，也就是吐斯廉屠殺博物館（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
我立即的反應就是：不！
去過的朋友曾經告訴我：「太悲慘了！」他說，也許他們去的那天正好是淒風苦雨吧！也或許當天抵達已是傍晚時刻，整個博物館只有他們兩個人。但後來我看了一些資料，知道這個博物館只是充滿了控訴和血腥的紀錄。這樣的博物館，同樣是讓我心情可以沉重好長好長的一段時間。
我不是不能承受這樣的悲劇，我甚至痛恨那些遺忘這一切慘痛歷史的人。只是，我所不能承受的是，在這麼多年以後，直到現在還繼續糾纏著表面的情緒：恨、悲慘、控訴。被害者的聲音是淒厲的，只是在這永無止境的高度張力背後，除了讓每一個人都精疲力盡以外，也同時將每一個人都困住了。

3
恨是一個不容易離開的情緒，甚至是教人容易上癮的。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最先是由東南大學建築學院齊康設計，就是以「生與死」、「痛與恨」為主題。即便到了一九九五年，紀念館的二期工程建設改由華南理工大學何鏡堂主持設計，以「戰爭、殺戮、和平」三個概念來發展和構思，有了悼念廣場、大型雕塑「古城的災難」、刻有南京大屠殺發生時間的十字形標誌碑、遇難同胞名單牆、紀念館大門「殘破的城門」等等；然而，淚水和怨恨還是流竄在這廣大空間中，扮演著最最主要的情緒。
這樣的恨，沒有經過轉換的原初情緒，能帶給我們什麼呢?除了綿綿不絕而縵縵奈何的仇恨，以及背後以被害者身份襯托的永無止境的厚重低音？
然而，在這個時代，我們的仇恨還不嫌多嗎？
在南京的那幾天剛好是台灣總統選舉的日子，國民黨可能在這一戰就要走入歷史了。大陸的朋友除了好奇我為何没有留在台灣投票以外，更加關心會是誰贏了總統的寶座。這些年来，我對政黨形式的民主開始感到困惑；特别是在激情中完成的投票制度，更讓我不知如何看待。然而這一場選舉是不同的，投票的結果早已在選戰還没結束的許久以前就知曉了，不會有太多驚奇；唯一可能有意思的是，新成立的這些小黨，究竟可以得到多少支持。
比起總統或立委的選舉結果，我其實更關心：沒有國民黨以後的台灣，是否已經從過去的漫長悲情裡，完成了足夠的轉換，一個真正的新的世界可以因此而創造完成？
南京這一趟旅程的一個月後，我又到了重慶接洽公務。這次的行程更加匆忙，只能在落腳的旅店附近走一走。為了工作方便，朋友幫忙安排的旅館就在目前重慶最熱鬧的觀音橋。三四個人吃完晚餐後，也就在朋友的建議下，到附近的方所書店買書。
這裡陳列的書很合我的喜好，而且第二天就可以回家了，不用擔心行李，不禁貪心地多買了幾本。其中有一本就是義大利小說家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的小說《若非此時，何時？》 。
在台灣翻譯成普利摩．李維的小說家，恐怕是二次大戰後，第一位發表自己在納粹集中營悲慘經歷的作家。在台灣，他的作品翻譯出版的有短篇故事集《元素周期表》 和散文集《滅頂與生還》 。
《滅頂與生還》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第二年他就從自家三樓的陽台，朝公寓內的天井縱身一跳，以自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這本書裡，他又再一次回顧了集中營的經驗。

4
對於歷史，的確，是不能忘記的。而且，更恐怖的是周邊的人都急著要你快快遺忘。所以他說：「『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件事。』如果這項傷害尚未在我們身上或周圍留下實質的痕跡或永久的空虛時，這種說法其實只是愚勇，因為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會很樂意遺忘已經痊癒的嚴重病痛。」
只是，「我們同樣慣於簡化歷史。但歷史事件的排列並不一定只有單一明確的模式。但或許因為人類天生就是社會性動物，因此強烈地需要劃分『我們』與『他們』，也就使朋友／敵人這種二分法遠遠凌駕其他歷史分析模式之上。」
而且這樣的情形在生活中無所不在，「這也許就是許多觀賞比賽，如足球、棒球與拳賽等，廣受歡迎的原因。場中對抗的是兩個立場截然劃分、清晰可辨的隊伍，而比賽最後則會產生勝利者與被征服者。如比賽結果平手，觀眾難免會覺得失望，被騙。」所以，集中營所發生的一切，其實在生活當中還是可以不斷地遇見。
他説：「特權的崛起，其實不只在集中營裡，在所有人類群居社會裡，都是一種帶來痛苦卻永恆存在的現象，只有在烏托邦裡才可能缺席。」「在所有環境，所有關係中，都存在犧牲者／劊子手的相對動力，這種動力表現的清晰程度不一定，而且通常都存在於下意識層面。」
在這樣的競爭世界，就像集中營的囚犯一樣，是必須踩著別人的屍體前進，才能活下來的。我們現今乍看是自由的生活，同樣如此。而且，「做這種工作，要不是第一天就發瘋，就是會逐漸習慣。」「當然我可以自殺或讓自己被殺，但我想活下去，我想要報酬，而且活著作證。不要把我們當成野獸，我們就跟你們一樣，只是比你們不快樂許多。」
李維引用同樣是奧斯威辛集中營倖存者的女醫師兼作家艾拉．林耕絲（夫姓雷奈）（Ella Lingens-Reiner） 的作品，認為她《恐懼的囚犯》中的有一段話「表達的最坦白」：「我怎麼能在奧斯威辛生存？我的原則是，首先考量是我，第二考量是我，第三考量是我，再來是什麼都不管，再來還是我，然後才是其他人。」
只要有感覺，任何幸福的人都應該知道，是因為別人的不幸福，自己才得以幸福的。這是李維想要告訴世人的：不只是在集中營裡，在當今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都可能還是如此。
他説起最最深處的感覺：「或許感到羞愧，是因為自己取代了別人而生還？尤其是取代了比你慷慨、體貼、有用、聰明，比你更值得生還的人？你無法阻擋這種感覺，你檢視你自己，檢討自己的記憶，希望找回所有記憶，希望沒有任何記憶被掩蓋或被扭曲。不，你找不到自己任何明顯的罪過，你沒有篡奪任何人的位置，你沒有打過任何人，你沒有接受任何職位，你沒有竊取任何人的麵包；然而你還是無法排出這類可能。這不只是一種假設，而是如陰影一般籠罩的嫌疑：每個人都是殺了自己兄弟的該隱，每個人都篡奪了鄰人的位置，取代他而活下來。這是一種假設，但他啃噬著我們。」

5
杜林（Torino），這個位於昔日倫巴底王國的城市，如今是義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區的首府。遊客們有許多古蹟可以選擇，從安托內利尖塔到卡里尼亞諾宮。當然，你也可以來看一看爭議不休的杜林裹屍布（Shroud of Turin）。這一塊布一直被供奉著，忠誠的信徒堅持認為這就是耶穌的裹屍布，如今是保存在杜林主教座堂（又名施洗約翰大教堂）的薩伏伊王室皇家禮拜堂內。
我原本是有機會可以參訪普利摩．李維在杜林的家。
二〇〇〇年剛剛入春的季節，阿爾卑斯山還是白雪皚皚。已經在瑞士山區像背包客一般旅行了半個月的我，離開了瑞士和法國邊界的霞慕尼，原本打算穿過白朗峰隧道通往杜林。沒想到，在霞慕尼遊客中心時，我才知道前一年的三月，因為油罐車爆炸而受損的隧道，其實幾年內暫時不可能通車了。我當時還記得這則新聞，在台灣電視台曾經有過驚悚的畫面。只是，短短幾分鐘的新聞，沒想到現在還是無法疏通。
當年的我還年輕，也就十分機動地從另外的路轉進義大利，自然也就錯過杜林這個城市了。
三、四年後，又有一次機會。幾個朋友一起到義大利玩，最主要的目的地是靠近法國邊界的五鄕地（Cinque Terre）漁港。不幸的是，我們事先沒做好功課，不知道五鄕地其實不適合開車前往。我們為了遷就這車子，必須在上上下下的蜿蜓山路上緊張前進，也因此超出了原來預期的時間。就這樣，又一次錯過了杜林。
這樣的執著卻又永遠不可得，像薛西佛斯推動的石頭一再滾落到山谷裡的神話一樣，究竟又有怎麼樣的吸引力？
李維的自殺，引起當時世界各地知識分子的震驚。同樣是住在杜林的著名哲學家，也是生前好友的波比攸（Norberto Bobbio） 説：「直到他死亡以前，我一直深深相信著他是這個世界上最沉穩而安詳的人。」
但是，他為什麼要自殺呢？一般的看法，是過去記憶的折磨。同一時代、同樣是猶太人的義大利最偉大的女性小說家娜塔莉亞•金茲堡（Natalia Ginzburg） 則說：「在奧斯威辛這些年來，他必然有可怕的記憶：他永遠只能極其堅毅地攜帶著的傷痛，但其中的殘酷和痛苦是一點也不能少的。我想是那些年的記憶，驅使他走向死亡。」
然而，我對甘培塔（Diego Gambetta） 的一段話卻是特別印象深刻。
甘培塔是杜林的一位社會理論家。他說：「李維是被那些文章激怒了，他在報章雜誌和訪談中不斷地反撃。這些事件似乎增加李維的罪惡感，這麼多人死掉以後他依然倖存多年的罪惡感。普利摩．李維在六十八歲時結束生命。他覺得自己關於大屠殺的寫作，想要揭發事實的努力，全都失敗了，而且徒勞無功。這樣地活著充滿罪惡感，沒有為逝去的人做到任何事情，這就是心理專有名詞所指的『倖存者的罪惡感』。當一個人發現自己在別人皆死亡的創傷事件中活下來是一種錯誤時，必然會有的感受。」
活下來，不是只有控訴而已。活下來，是希望這個世界因為真正的理解而開始有深層的改變。

6
奧斯威辛（Auschwitz-Birkenau Concentration Camp）這樣的納粹集中營，是我這些年來的旅程中有好幾次機會經過，卻又刻意避開的。
在最表淺的感官層面，我的神經似乎太脆弱了，受不了這樣強烈而持續的高度情緒。然而，在內心深處呢？
《若非此時，何時？》是普利摩．李維唯一的一本長篇小說，是《滅頂與生還》出版的前一年，也就是他自殺的前兩年書出版的。
李維在小說裡建構了一個沼澤共和國，這是由納粹恐怖的城市裡逃出來的猶太人在沼澤地所建立的營地，生活危如累卵。兩個掉隊的士兵，門德爾和列昂尼德意外發現這裡，此地一方面宛如綠洲一般的輕鬆，縱使他們的內心明知絕無可能；一方面卻得隨時進入戰爭，充滿激烈而興奮的武裝行動。就在這樣的虛構世界裡，李維又回到了那些未曾謀面卻已經殉難的猶太兄弟姐妹之中。
究竟怎麼一回事，在享有盛名的現實世界裡並沒有辦法有任何的歸屬感，只好不知不覺地退回到了昔日的戰場？
普利摩．李維曾經相信，這世界一定有善的。
在最早的作品《如果這是一個人》 ，他提到了一位名叫沛若諾（Lorenzo Perrone）的人。他是「一位義大利民工，每天帶給我一片麵包還有配額的剩餘物，整整六個月。⋯⋯他做這些東西完全沒有要求或接受任何的回饋，完全只是因為他自然而單純的善良，在我們這個世界之外還存在著一個公平的世界，在那裡還是依然單純而完整的，沒有腐敗，沒有野蠻，與所有的仇恨或恐懼完全不相關。這是很難去界定的，一個關於善良的遙遠的可能性，為了這一點就值得活下去了⋯⋯。但沛若諾只是一個人，他的人性是單純而未曾汙染的，他是在這個否定世界之外的。感謝沛若諾，我因此決定不要忘記自己還是一個人。」
沛若諾是一位確實存在的人，他是猶太人，和李維同樣是化學家。因為這樣的身分，他被徵召到集中營旁邊的工廠，研究合成橡膠。
但是，同樣是從集中營倖存以後，即便是李維在這第一本關於集中營的書裡，公開地肯定他所有的一切作為，沛若諾還是依然不顧自己的肺結核病情，繼續過著酗酒的流浪日子。有好幾次，醉倒在路旁或是出事了，李維總是搭著火車去將他保釋出來。
一九五二年，沛若諾還是去世了。沒有人知道他內心世界是怎麼一回事，恐怕連李維也不知道。
這樣的情況，對台灣的讀者並不陌生。
同樣是經歷了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台灣，曾經有許多政治受難者在監獄裡被刑求和，長期監禁。直到民主抗爭開始，台灣的黨外運動逐漸風起雲湧。在檯面上，這些倖存者開始被記起，成為一個新時代的英雄。只是，離開了舞台，回到了真實的生活中，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如何面對自己的。沛若諾這樣的悲劇不只發生在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身上，也發生在台灣的這些所謂的英雄們身上。小說家施明正是如此，畫家吳耀忠也是如此，還有許多較不為人知的倖存者恐怕也是如此。他們也許沒有像李維那樣直接往空中一躍結束生命，他們卻像沛若諾那般用酒精放棄了生存的感覺。

7
在金邊的一日遊之後，我回到了洲際大飯店，和三位稍微康復的夥伴會合，一起搭計程車前往國際機場，準備要回台北。
一位朋友說，這真是一場十分沉重的旅程呀！一路都是揮之不去的陰森森氣息。其他人也跟著搭腔起來，各自分享著自己在這一趟旅程所感受到的特殊體驗。就在這樣的熱鬧氣氛中，我忽然發現這位柬埔寨的計程車司機，眼神也跟著閃爍起來，似乎聽得懂我們所交談的中文。
我用中文開口問說，你是華僑嗎？
他十分客氣的笑笑，同時也點點頭。
當聽到他從小是在金邊長大時，我們忍不住問他，紅色高棉時代又是怎麼一回事？
紅色高棉（Khmer Rouge）是指柬埔寨共產黨及其追隨者。一九七五年柬共與原本被逼退位的施亞努親王在中國扶植的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合力下，推翻了美國資助的高棉共和國。但沒多久，施亞努被赤柬軟禁後，柬埔寨共產黨波布開始進行他的思想革命。，波布自稱奉行毛主義，實際比毛主義還要極端。他趁中國文革的狂熱氣氛，推行所謂「純粹共產主義」的政策，包含婚姻、家庭關係等都遭到解體，意識形態是極端的左傾。直到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紅色高棉大屠殺開始被世人所知，柬共迫於形勢而宣布自行解散。在紅色高棉管治的這段期間，僅僅三年零八個月，估計有一百多萬人死於饑荒、勞役、疾病或迫害等非正常原因，是歷史上二十世紀最血腥暴力的人為大災難之一。
在這樣慘絕人寰的過程裡，我們好奇，同車的這位華僑司機又是如何度過的。
他一邊開著車子，一邊娓娓地說著關於赤柬執政以後的經歷。
他說，那一年他還年輕，一開始是被徵召去建築機場。機場完工以後回到金邊城的家裡，家人卻早已不見，原來都被下放到鄉村去改革了。整個景平變成了一個鬼城，所有的人忽然都消失了。他聽說下放的地點是按照街道分配的，同一個家族可能只是因為住在街道的兩邊，卻被分配到兩個極其遙遠的不同村莊。他十分著急，且找不到任何人詢問。沒多久，他也被下放到鄉下的村莊了。
這個情形我曾經在報紙讀過，波布將人民分成新國民和舊國民。所有的律師、醫師、老師等等都是舊國民，一律都送到集中營處決。至於一般老百姓，只要你是住在城市的，就是要加以勞改的新國民。
他說，沒錯，他們家是城市裡的勞動家庭，只是擁有一個小攤販，也就沒有被抓起來。
到了鄉村以後，他一邊工作，一邊繼續尋找家人。
在村子裡，村長擁有唯一的權力，可以隨時將他們判刑並且加以處決。後來，波布政權開始動搖了，許多被迫勞改的年輕人紛紛逃離鄉村。當時的政府於是強迫人民被安排結婚，將互不相識的男女配對立刻成親。他自己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和另一位完全不相識的金邊女孩結婚。
等到波布政權終於垮台以後，大家紛紛回到自己的城市故鄉，尋找失散的家人。而匆促成立的婚姻，也就匆促結束了。
他說，他們兩人當時同行回到金邊，在路上說好這段婚姻是不成立的。沒想到，回到金邊許久，他還是找不到任何一個家人；而這位所謂的妻子，只等到她的一位姐姐。就這樣，兩個人繼續作伴，直到將近三十年後的今天。
這位髮鬢有些斑白的司機，訴說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劇，始終以輕輕的聲音緩慢地說著。只有那麼一點的轉折，在車子的照後鏡可以瞥見他眼角的一絲涙光，但又快速消失。
他是那麼的淡定，而故事卻是如此的沉重，以至於我們四個人都無言以對了。
我們坐在車子裡，一直沉默著，到了機場、甚至上了飛機，都不知道此時有什麼話是適合開口說出的。
這樣的一個人，這樣的時代悲劇，這樣的一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