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權力的來源‧第四卷：全球化1945-2011(全二冊)（簡體書）

第四卷的時期是從1945年到2011年，聚焦於主導二戰後全球秩序的三個主要力量：資本主義、民族國家與世界剩下的主要帝國即美國。在這個時期，資本主義、民族國家與帝國彼此相互作用，交織在一起並轉型。作者的核心觀點是，全球化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過程，因為有社會權力四個來源的全球化，每一種來源都有不同的發展節奏。

邁克爾曼（Michael Mann），牛津大學社會學博士，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系教授。主要著作有：《社會權力的來源》（四卷）、《不連貫的帝國》、《法西斯主義者》、《民主的陰暗面》。

該卷英文版2013年面世，2015年12月該卷中文版首次在我國推出。該卷主要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到21世紀初66年的權力發展史，分析的背景是全球化。核心的觀點：全球化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過程，因為有社會權力四個來源（意識形態、軍事、經濟、政治）的全球化，每一種來源都有不同的發展節奏。學術意義相當不錯，相信出版後會為我社帶來非常好的社會效益。書中尤其關注與人類休戚相關的重大問題：經濟、金融、公民福利、全球氣候變暖等，而這些問題，曼都從社會權力的視角作了分析。

中文版序言《社會權力的來源》第三、第四卷將我對有關人類社會權力關係的歷史考察帶向終點。第二卷的時間跨度從1760年到1914年，內容具有很強的歐洲和美國中心主義色彩，因此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那一時期的各種帝國。我因此從第三卷開始關注現代帝國，並且不得不在開頭部分回溯很長一段時間，詳細討論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亞洲帝國。然後，第三卷所敘述的故事一直持續到1940年代末，以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共產主義在中國內戰中的勝利作為結束。為寫作第三、四卷，我閱讀了大量的歷史文獻，但遠未達到全面和徹底的程度，因為有關現代時期的相關資料已達到極其豐富的程度。如果我的敘述引用了什麼錯誤的史料，或者藉鑑了不可靠的歷史學家的觀點，或採納了一個可能具有高度有爭議的觀點，這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最有可能出現這些問題的是有關東亞的章節，因為我無法閱讀中文和日文的文獻。
但我的敘述不僅僅是經驗性質的，毋寧說是依據社會學理論構建起來的，這些理論模型從我調查的大量經驗數據中提煉而來。我的原創性或許主要來自於理論而不是詳細的歷史分析。與前面兩卷一樣，我的敘述結構主要依賴於四種相互作用的權力來源，其中每一種來源都形成自身的交互網絡。這四種來源表現為意識形態權力、經濟權力、軍事權力和政治權力。那些能夠行使強制性意識形態、控制經濟生產方式、使用致命暴力或者控制國家的人可以行使更加普遍的社會權力。很多人認為我的工作是“馬克斯·韋伯式的”，因為韋伯有時也使用一種三重分層模型，即階級、地位和政治權力。這一標籤有些道理，並且對我而言也是很大的榮譽，但我與韋伯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將軍事權力與政治權力分離開來。我不贊同韋伯的是，包括現代國家在內的許多國家並沒有壟斷軍事權力。封建國家沒有壟斷軍事權力，許多依賴於其他大國提供保護的現代國家沒有壟斷軍事權力，那些國家的軍事權力也沒有有效地滲透在自己的領土上。更為晚近的例子是當代“軟地緣政治”的發展，比如，日本所行使的軍事權力比其在世界經濟和環境等“軟”問題上行使的權力要少得多。中國從某種更低的程度而言也是如此。組織化的致命武力(軍事權力)不同於國家的機構和法律(政治權力)。我相信，我是唯一把歷史和社會看作是四種權力來源的產物來加以分析的理論家。
儘管所有四種來源常常互相絞合在一起，但每一種都有其獨特的發展邏輯，所以彼此之間最終是一種“正交”(onthogonal)的關係，即它們之間彼此獨立，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化約為另一方。因此，我儘管在第三、四卷始終強調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我對經濟決定論的觀點始終持批判的態度，不論這種觀點是來自馬克思主義還是新古典經濟學。同樣，我儘管承認意識形態在這些時期的重要性，我堅持拒絕唯心主義，這種思維方式在當前社會科學和史學的所謂“文化轉向”中非常普遍。在軍事權力方面，我糾正學術界常常忽視這一方面獨立性的相反趨勢，直到最近20多年，戰爭和武裝力量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才得到重視。我認為，晚近對於軍事權力不斷增長的興趣一定程度上應歸功於此對我的影響。對於政治權力，我強調民族國家將治下公民置於其中的不斷強化的“牢籠”觀點。我在這兩卷中表明，由所有四種來源所構成的權力網絡在現代時期非常重要，有時甚至處於支配地位。但我同時也強調，重大社會制度是由這四種權力來源所組成的混合物。我提出，有了這一分析模型，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人類社會主要權力製度的發展。
這不是一種能夠對人類社會進行簡潔、普遍解釋的“硬”理論，因為人類社會本身並非簡單明了，毋寧說它們極為凌亂，但我的確希望提出一種通常所謂的“中層”理論。當然，如果你要完全理解這一點，那就必須閱讀這兩卷，你會在其中發現帝國主義興起的理論、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包括大蕭條的災難)的理論、福利國家興起的理論、法西斯主義的理論、蘇聯的理論以及20世紀恐怖戰爭的理論。
在這兩卷中，我通常聚焦於我所說的“權力的前鋒”，即關注每一時期權力最大的那些國家和地區，以及其起源對於後來如何成為強國極為重要的那些國家和地區。這就是為什麼我在第二卷集中關注歐洲和美國，而對衰落中的中國祇是簡單提及的原因。第三卷則很大的不同，它對亞洲進行了實質性關注。我勾勒了日本的崛起以及隨後導致其崩潰的戰爭，討論了兩個處於衰落中的國家——受盡凌辱的中國和淪為殖民地的印度，這兩個國家後來都成為了強國。就中國而言，我勾勒了帝制的崩潰和共和國的不完全復興進程，這一進程為日本在太平洋的猛烈進攻所突然中斷。對於日本，我試圖揭示自由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之間的激烈爭論，以及曾經倡導過的不同類型的帝國主義主張。我想強調的是，日本發展成為高度軍國主義的帝國主義並不是不可避免的。對於中國，我主要聚焦於民國時期民族主義者、地方軍閥和共產主義者之間的鬥爭。在第三卷的前面章節，我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看作是布爾什維克革命走向成功的主要原因，我這裡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看作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實際上包括東亞其他革命— —成功的主要原因。有關革命的討論在第四卷“一種關於革命的理論”一章中將達到高潮。當然，我在第四卷還分析了中國的社會主義時期。
我很高興我的許多著作能被翻譯成中文，我很享受我在中國的演講，並且意識到中國社會科學正在走向繁榮。作為西方人，我滿懷希望地期待中國為全球社會科學做出實質性貢獻，也希望本書可以為這一過程提供綿薄之力。

邁克爾·曼2014年10月21日

中文版序言/1
第一章諸種全球化/1
第二章戰後的全球秩序/16
第三章1945―1970年戰爭和冷戰中的美國：階級衝突/49
第四章美國的公民權利與認同鬥爭/90
第五章冷戰中的美帝國：1945―1980/116
第六章新自由主義的崛起與衰落：1970―2000/167
第七章蘇聯方案的失敗/229
第八章毛澤東主義方案的改革/278
第九章一種關於革命的理論/311
第十章21世紀轉折時期的美帝國/337
第十一章全球危機：新自由主義的大衰退/405
第十二章全球危機：氣候變化/452
第十三章總結/501
參考文獻/542

蘇聯方案的失敗
我在第三卷曾經力圖解釋布爾什維克革命，我這裡將考察那次革命中所建立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失敗，以及取代它的各種版本的資本主義和民主。這一失敗是一個改變世界的事件。與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改革(下一章將對其進行分析)一起，這一失敗標誌著冷戰的結束、國家社會主義的拋棄，以及資本主義對世界經濟的最後一種替代性方案所取得的全球性勝利。解釋這一失敗具有明顯的社會學意義。在長達六十餘年的時間裡，蘇聯政權將國家社會主義結合在一起。它一旦崩潰，對世界革命的渴望也幾乎在世界各地崩潰了。對一個全新的、更美好社會的馬克思主義理想很大程度上落空了，馬克思主義也僅僅作為對資本主義的悲觀分析而仍然有用。
這一失敗與布爾什維克革命不同。這個失敗是自上而下地發生的，即它起源於共產黨改革努力的失敗及其產生的危機。對此，我們常用的一個術語是自上而下的革命，但是，這真的是一場革命嗎？相對而言，這一失敗中幾乎沒有自下而上的動盪，除了中歐國家外也幾乎沒有大眾示威遊行，除羅馬尼亞和民族之間的暴力外也沒有什麼暴力衝突。因此，本章將給出一個以精英為中心的解釋(elitecentered explanation)，這一解釋與前幾章的解釋截然相反。這一失敗有三個組成部分：國家社會主義的終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解體、蘇維埃海外帝國的終結。接下來的社會轉型由兩個部分組成：向資本主義的轉變和向民主的轉變。我將討論所有這些問題。
鬆懈飄搖：1945—1985我在第三卷描述了蘇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所取得的兩大成就：良好的經濟增長、與之相隨的對社會公民權的一定提高；以及粉碎希特勒的強大軍事力量。但是這些成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那裡沒有民事權利和政治權利，而且專制的政黨國家導致成千上萬人的死亡。二戰勝利中所產生的保守主義影響，雖然增強了製度的合法性，但卻破壞了蘇聯對變化的適應能力。不過，在確保領導地位不受挑戰的前提下，斯大林降低了壓迫的程度。由於他不相信任何人，斯大林依然確保他的下屬生活在恐懼之中。雖然他的同事(如貝里亞和馬林科夫)知道對古拉格監獄體制和農業進行改革是至關重要的，但是他們卻不敢發起改革。斯大林確實在經濟事務方面給予部長會議更多的自主權，而且具有技術資格的年輕黨員也可以施展其專業能力(Gorlizki & Khlevniuk，2004)。這個政權向人民讓渡最低限度的住房和衛生權利以保證贏得戰爭(Zubkova，1998)。總體而言，二戰後幾乎沒有什麼變化；人們依然艱苦工作，希望斯大林死後生活會好一些。經濟增長確實恢復了，到1950年，被戰爭破壞的經濟已經恢復到1940年的水平，而且此後出現快速增長。
重大變化出現在斯大林去世後的1953年。在赫魯曉夫的統治下，壓迫減輕了、恐怖降低了、集中營關閉了、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取消了、對消費品的投資增多了，而且審查也放鬆了。這個政權堅持進行大型發展工程，如農業開墾荒地工程。這是一個通過開墾邊緣地帶的干旱草原來緩解農業危機的不成功的工程。更為成功的則是太空工程。這一工程在1957年史普尼克(Sputnik)衛星發射時達到頂峰，這是第一個環繞地球軌道的航天器。其後，尤里·加加林又在1961年進行太空飛行，這又是一項偉大的技術成就。1960年，赫魯曉夫自信心爆發，宣稱蘇維埃將要埋葬西方社會，並許諾在1984年完成社會主義。但是，他飄忽不定的個人行為導致他與很多人疏離，而且在古巴導彈危機中所受的羞辱導致他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所取代，後者出任第一書記直至1982年去世。
勃列日涅夫擴大了黨管幹部製度。在這一制度中，可信賴的黨員被任命為高級政府官員。政黨機構實際上管理著所有的社會制度——從共青團、工會到福利國家——但國家社會主義不再那麼集權了。這個政權對非正式網絡——私人關係網絡(blats)——熟視無睹。在這個網絡中，人們進行互惠交換。官員利用他們的職務從事尋租行為，人們為了些許消費品即被收買。勃列日涅夫時代是一個停滯的時代。精英們祥和平靜、與西方的關係不斷緩和、城市化進程仍在繼續。“布拉格之春”輕而易舉地被鎮壓，而國內的壓迫也在減弱。雖然公開的政治異議不被容許，但是高等教育得到推廣，知識分子可以閱讀更多來自西方的東西，並小心翼翼地試探政府審查的界限。經濟發展極其緩慢，其發明創造很大程度上局限於半自動化的軍事工業設施上；因為大約六萬種商品是集中計劃定價的，因此經濟被過度的集中計劃統死了。哈耶克已經發現計劃經濟的主要缺陷：與市場經濟相比，隨著經濟規模和復雜性的增加，計劃經濟的信息和協調成本增長得更快。但是在工廠車間裡卻出現一些鬆動。遲到和缺席不再被視為犯罪，產量標準很少提高，支付標準也由計件工資轉向固定工資(Ellman & Kontorovich，1998：10—11)。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導致更多的遲到、缺勤和人員流動，以及工廠中更公開的抗議。蘇聯正變得搖搖欲墜，只不過缺乏動力而已。
工人不需要十分努力工作，就可以得到足夠穩定的工作、工資和其他福利。只要他們相信社會主義理想，他們就反抗有缺陷的社會主義現實。但是，這些理想“在勃列日涅夫時代被因循守舊、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從大眾意識中排擠出去了”，反抗因此也就停止了(Kozlov，2002：chaps 12—13；引自pp.313 —314)。城市中受過教育的、世襲的工人階級的形成使得工人具有一種集體認同感和對立感——工人與管理者相對立的“我們——他們”模式——但是任何社會主義替代方案都為政權所壟斷，不值得信賴。工廠車間裡存在一些儀式化的、和平的集體行為，而且這些罷工也贏得了一些讓步(Connor，1991)。
對白領和管理層的控制減弱了，對各個企業的五年計劃和目標也降低了。管理者俱有更少的動機努力工作和進行創新，卻擁有更多的機會利用社會網絡進行尋租以及利用經濟利益換取個人支持。官員可以利用他們的社會網絡通過非正式手段來達到其目的。政黨不再是主要發展計劃的傳輸帶，反而成為黨員幹部的特權；這些幹部居住在與世隔離的社區裡，擁有鄉間別墅，購買他們自己商店裡的奢侈品。羅納德·孫尼(Ronald Suny)講述了勃列日涅夫的母親探訪他的故事。其奢華的生活令他母親十分擔憂。“怎麼了，母親？”勃列日涅夫問道。“但是，列昂尼亞”，他母親問道，“如果布爾什維克再次回來，你該怎麼辦啊？”(Suny，1998：436)
不平等仍然低於西方社會，腐敗問題也不嚴重，但是在一個被稱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裡，兩者都很難合法化。所有的人都在抱怨腐敗，關於平等問題也存在爭論。一些社會學家認為，如果設立更多的激勵，並在技能的基礎上建立不平等，效率將會提高；但其他人則主張，降低不平等將建立集體的鬥志，恢復對社會主義效率的責任感(GrantFriedman，2008)。經濟增長在當時仍在繼續，從1950—1975年間，人均消費的年增長率是3.8%。到1975年，蘇聯的國內生產總值大概達到美國的40%到60%；蘇聯也有更高的文化水平、更多的醫生和醫院床位、更加充分的就業和社會福利，擁有與相似發展中國家相當的社會福利。在這種情況下，老百姓可以相信他們的付出是值得的，控制會放鬆，生活會變得更美好；精英們也可以相信這個政權會重受歡迎，重新獲得建立某種社會主義社會的能力。
不幸的是，經濟發展速度開始下降了。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還在繼續，但是增長率卻在持續降低；1928—1970年間是5%—6%，1970—1975年間是3%，1975—1980年間是1.9%，1980—1985年間則只有1.8%(Lane，2009：153—154，162)。勞動生產效率和技術進步速度在衰退。這是一個低效的經濟狀態，生產出很多沒有人想要的產品，浪費了40%的國家財政預算，至少有20%的GDP投向軍事發展(而美國則只有5%—7%)。戈爾巴喬夫確認了這些數據的準確性，而且他還說這是中央政治局所預想的兩倍，是他首次就職時被告知的兩倍(Gorbachev，1995：215)。與美國相比，蘇聯的軍工企業具有更大的自主性，並對經濟造成很大的破壞。西方銀行在東方陣營提供越來越多的投資，但是它本身的出口水平卻從未足以還清這些投資，因此對西方的債務也是穩定的增長(Kotkin，2009)。但是，直到1990年，其經濟才由於糟糕的改革而出現負增長。如果不進行改革，通過限制普遍的全球化進程，低經濟增長的蘇聯也許還可以存在得更長一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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