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靈遺忘的孩子

原女回家，走回母親與祖靈所在的母鄉；
來自殖民、族群與性別的傷，卻成為她勇敢而溫柔的歌唱。

在外省父親與排灣族母親的血緣之間，利格拉樂．阿女烏的眷村童年，經歷了難以被理解的歧視與傷害。父親去世後，循著母親穆莉淡的生命經驗再次回到部落，竟又是另一次的流離──不同的是，經歷了外省第二代與原住民母系的認同艱難與擺盪，她將在流離返家的過程中拾回自己，也再次拾回母親、外婆與部落女人的故事，寫下屬於原住民女性的生命之歌，重新回到祖靈的懷抱……

本書精選利格拉樂．阿烏歷年來散文作品《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紅嘴巴的vuvu》、《穆莉淡Mulidan：部落手札》相關篇章與近年新作，以母系認同為核心，由個人生命經驗出發，展開家族史、部落史的歷史視野，連結部落中的女性經驗、生命的病痛與衰老，提出對臺灣殖民歷史、族群與父權體制的深刻反思與觀照。

本書榮獲國藝會、原文會出版贊助。

Liglav A-wu（利格拉樂．阿烏[女烏]），漢名高振蕙，既是排灣族也是外省二代，二個名字、二種身分、二種認同，數十年來始終在身分認同的河流裡跌跌撞撞，流離在父系與母系的家族故事中，著有《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紅嘴巴的vuvu》、《穆莉淡Mulidan：部落手札》等散文集，以及《故事地圖》兒童繪本，編有《1997原住民文化手曆》。

自序
重新爬梳的文字與生命

忽忽然十多年也就過去了，九二一地震是條界線，它不僅是我生命的一條分界點，也是我在出版上的一條分界點，因為自那之後，我便再也沒有與原住民相關的出版品發行，直到現今。
九二一地震之後，我結束了婚姻，搬離了部落，書寫雖然斷斷續續地持續著，但生活的重心幾乎全都著力在如何面對重生、學習放下與陪伴孩子成長，這是一條辛苦的漫漫路程，與身分認同之路相較並不遜色，或許因為如此，我發覺自己變得更加包容與珍惜，關於身邊所有的人事物。
雖然沒有出版，書寫卻從沒停過，這些年，寫了母親，也開始寫了父親，交錯書寫著他們，也在爬梳著自己的生命歷程，年紀不同，視角也不同，我開始挖掘父母親比較內心深沉的部分，只是可惜父親已不在世，很多事情只能靠記憶回溯加口述，勉強拼湊出接近真相的真相，經驗的再經驗。
而重新審視過去的作品，也是一種再經驗，這次精選集所收入的三本書：《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紅嘴巴的vuvu》、《穆莉淡Mulidan：部落手札》，出版時間都已經超過了十五年以上，那些年輕時所經歷過的現場和故事，如今回頭再觀看，也都產生了不同的感受和意義；為了將以母親為主題的書寫重新做一次整理，所以這次選收的文章也都以此為主，同時也捨棄了有特定時間或指涉事件的文章，一番淘選之後，再加上近年來陸續書寫發表的作品結集而成。
關於舊文的編輯有幾點需要藉此做說明，舊文的內容原則上都未重新編修，維持原版時的樣貌，唯有母親和外婆的二個用語，部分文章以排灣母語發音的依娜和vuvu取代；另外，特別需要單獨討論的一篇文章，是〈紅嘴巴的vuvu〉，經過多年重覆田調的整理，內文有些部分出現不同的口述版本，但重新撰寫工程浩大，所以幾經思考之後，決定仍維持原初的版本；至於書中關於羅馬拼音的部分，是當年與部落裡的老人家拼湊而成，十幾年來，羅馬拼音在母語上的應用也逐漸定型，因此部分拼音可能與現今慣用的不同，尚祈讀者們見諒。
至於新增的部分，則是多年來累積的作品，都曾經陸續在報紙上發表過，選輯了以家族書寫為主軸的數篇，正好延續（或說呼應）上述三本書的內容，尤其是這些年來眼見母親與外婆的老去，感受特別深刻，也因此引發我書寫對於病痛和老去的關注；這是每個人終究要面對的課題，而如今，正是我遭遇這個課題的時間點，或許藉由這樣細細的紀錄與描敘，也能喚起相同經驗讀者的共鳴。
最後，當然要感謝許多陪伴我走過這段人生崎嶇的朋友們；感謝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與國家文藝基金會對於此書的出版補助，讓這本之於我有重大意義的精選集得以順利出版；謝謝楊翠摯友與山口守教授的慷慨著序，為這本書添加許多精闢的解說與脈絡分析；還有感謝前衛出版社與編輯清鴻不辭辛勞地來回討論、確認、鼓勵我，讓精選集的夢想得以成真；更要謝謝一路以來始終包容、無怨的母親、外婆和妹妹，由著我任性地當個不負責任的長女，滋養我在書寫世界裡的成長；而我最愛的孩子與親密伴侶最是辛苦，接受一個鑽進文字後就不顧俗事的家庭主婦，謹以此書表達我最誠摯的歉意。

目次
序一　溫柔戰士的溫情告白／楊翠
序二　主體－母語－寫作：超越本質主義／山口守
自序　重新爬梳的文字與生命

【輯一】
眷村歲月的母親
白色微笑
想離婚的耳朵
祖靈遺忘的孩子
月桃
落難貴族
紅嘴巴的vuvu
被遺忘的祭場
永遠的愛人
公主悲歌
女人難為
誕生
男人橋
回家
巫婆，再見

【輯二】
夢
天堂的門票
生死界線
飛舞的羽毛
帶一束桔梗去看你
木材與瓦斯桶
彩虹衣與高跟鞋
生命的記憶－－關於女人
再見油桐
捉迷藏
病歷表
女性與殖民
三個女人的情人節
在認同的河流中漂流

眷村歲月的母親

小時候，我們家就住在空軍基地旁的眷村裡，約三十多戶的住家，全部擠在一塊不算大的空地上。六○年代曾經豐功偉業的「老母鷄」，每天喧嘩地從村子的上空緩緩滑過，然後再慢慢地降落在機場上，我與妹妹常常攀越過劃分村子與機場間惟一的一道小矮牆，遠遠地指著停機坪上的「老母鷄」說，那麼笨重的巨鳥在天空上飛，為什麼不會掉下來呢？甚至還因為問了這個笨問題，而遭到住在隔壁開「老母鷄」的伯伯臭罵一頓。
在眷村裡住了將近十年，印象中只記得在過農曆年的時候，小小的眷村總會熱鬧個好幾天，厚厚的鞭炮屑像踩在雪地上，掃幾個小時都掃不完；此外，就是幾乎每個人都會摸麻將，方城之戰的「碰」聲在村子裡不絕於耳。除此之外，其他的回憶可說是不多，所謂的回憶包括了童年玩伴不多、生活圈的狹窄等等，這個問題在我心裡徘徊了好久，尤其是在聽到朋友們描述童年的玩伴及回憶時，我就不斷地回想：為什麼自從國小搬離眷村後，不曾連絡過任何童年的朋友，所有的印象就像突然斷了線的風箏般找不到痕跡呢？這幾年由於作田野調查的關係，常有機會回部落與母親聊過去的事情，無可避免地自然會談到小時候，在母親的牽引下，回憶像開閘的野獸、一件一件的想起來，同時也一口一口地啃蝕著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沒有玩伴？為什麼生活圈除了學校就是家裡？悶在心裡的問題於是都有了答案，因為：我有個原住民的母親。當時眷村裡的孩子根本就不屑與我和妹妹作朋友，於是我們除了上學，就只敢待在家裡，因為會被欺負，通常他們就叫我們「山地人的孩子」。
六○年代是許多外省老兵心碎的年代。在知道反攻大陸無望，老婆、孩子都在彼岸，不知道何時才能跨過這一條又深又險的「黑水溝」，探一探老家一切可安在？更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客死他鄉，無依而終？於是都想找個女人，生幾個又白胖又壯碩的男丁好傳宗接代；就是在那樣的年代裡，大批的媒人、掮客湧入原住民部落，作起「婚姻買賣」的生意，母親便是如此進入了眷村。當時村子裡只有母親與另一位阿姨是原住民嫁作外省婦，其它的不是隨老兵顛沛流離來到台灣的原配，便是精明兇悍的閩南籍婦女，無疑地，母親與阿姨在眷村中便是弱勢兼少數了。母親回憶說，那個時候許多眷村正流行著娶原住民少女，除了真正想要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定根而結婚之外，還有那麼一小部分的人，是因為見到原住民少女的姿色，便興起娶小老婆的意念，因此眷村裡這一群曾經跟隨老兵出生入死，卻風華不再的外省籍婦女，每當見到原住民少女時就像是見到了豺狼虎豹般，急急忙忙地要把老伴拴好，免得被吃了（這是母親的形容詞）。
「番婆」、「山地人」早已是母親習以為常的稱呼，儘管與父親語言不通、習慣不同，但是為了尚在襁褓的小女兒們，母親仍是咬著牙撐過在眷村中最難過的頭幾年；慢慢地，濃厚的外省腔她聽得懂了，滿是辣椒、大蒜的菜她也吃得下了，彷彿一切都可以習慣了，但是村子裡有色的眼光仍像母親身上排灣族的膚色一樣，怎麼努力也洗不掉。黑色的眼光不但照射在母親的身上，也同時投射在我們幾個小孩的童年印象裡，「山地人的小孩會吃人喔！」的謠言，不斷重複地出現在我黑色的童年裡。保護子女應該都是人的天性吧！儘管別人如何地污蔑母親，她卻不允許她的孩子受到一絲委屈，在幾次我與妹妹帶傷回家之後，母親便嚴格的禁止我們再與眷村的孩子玩耍，也不只一次的諄諄告誡身為長女的我，要確實盡到保護妹妹安全的責任，雖然如此，我們卻仍是不時帶著傷回家，在每次母親為我們包紮傷口的同時，我也看到母親的眼淚落下。
我坐在母親的面前，聽著這一段段發生在小時候的事情，於是我慢慢地也想起另一幅畫面，似夢幻似真實，不禁衝口而出的問：「我是不是曾經在水溝裡找到過你和另外一位阿姨？」母親突然楞住了，過了彷彿有一世紀那麼長，她才緩緩地說：「對呀！因為你們姊妹有一次又被鄰居的小孩欺負，哭哭啼啼的跑回來告訴我，我就跑去找他們的媽媽理論，沒想到，幾個鄰居的太太全跑來打我一個，因為那時候妳父親不在，其實她們早就想打我了，因為我是山地人啊！」只因為「山地人」這三個字，母親就拖到村外被痛打了一頓。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好小，當我跌跌撞撞，村裡村外遍尋不著母親時，卻意外的在眷村外的大水溝裡找到了滿身污泥的母親。二十年後，在部落老家的院子裡，母親像沒事般的娓娓訴說著曾經受到的苦難，我卻已是泣不成聲。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我的家庭及成長的歷程中，母親的世界是單純而善良的，她從來不曾告訴過我「種族歧視」這四個字，反而因為她身上流著原住民的血液而自卑不已。並深深的為著子女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愧疚。身為一個原住民，我一直堅定的相信種族岐視在台灣是存在的，卻從來沒有像這件事讓我如此震撼過；而同時身為女性，我也常深刻的感受到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性別歧視，卻忘了也有同性歧視；在汲汲追求種族與性別平等的爭辯中，我完全忽視了如母親般這一群弱勢又少數中的弱勢，在社會變遷與外來文化的衝擊下，她們不但喪失了在原來族群社會中的地位，同時還要承受來自異族間的種族歧視，同族間的性別歧視及異族同性間的階級歧視；種族、性別、階級的三重壓迫，同時加諸在原住民女性的身上，難道這就是「文明」嗎？
部落在象徵祖靈的太陽下暖烘烘的晒著，母親突然開口說：「回到老家，真好！」自從父親過世後，母親便遷回部落與外婆住，離開都市的母親，多了一份輕鬆與自在的神情，不用害怕再要面對外人有色的眼光，母親與部落在祖靈的護衛下，顯得美麗而寧靜。只是，這個部落又能庇佑百步蛇的子孫多久呢？我聽到怪手正在怒吼著，那是資本家正在部落外二公里處，為開發新的觀光資源而動工著，原本在山上工作的部落少年，為了較多的收入，放棄了祖先留下的小米田，紛紛投入開發的工作了，但卻不知道那正是部落的水源地啊！我不禁害怕，部落外這一批又一批的文明獸，如此蓄勢待發的準備一擁而上，這樣美麗與寧靜的部落，還能維持多久？


白色微笑

她是一位泰雅族的女性，五○年代初期，男人以「匪諜」的罪名遭到逮捕入獄，「啷噹」一聲，厚實的鐵門阻隔她與男人長達七年的漫漫歲月。帶著四個稚齡的孩子，像一片飄零的枯葉，回到男人生長的部落定居，為了撫養四個孩子及男人老邁的雙親，自幼在寬裕家庭中長大的她，第一次體會到持家的辛勞，男人未入獄前，地方勢力頗大的家族，倒還經常來往，世事變遷後，背負「匪諜家庭」罪名的污名，竟然像隻街頭被唾棄的野狗，誰也不敢接近，泰雅族女性特有的秀美臉孔，因為擔負沉重的家計，漸漸地顯露出經歷風霜後的倦容。
第一次見到她，是在新年剛過的春初，市集小鎮的街頭仍霹歷啪啦地響著興奮的鞭炮聲，這已經是男人自獄中歸來的第二十個新年，正在接受採訪的男人，大聲的訴說著被冤獄監禁的經過，清楚地傳達二十年前的憤怒；而她，只是靜靜地坐在一旁，一逕的微笑著，似乎什麼事情都不曾發生過，當錄音機轉移到她的面前時，她微微地愣了一下，始終保持不變的笑容突然失去了踪跡，「我……也要說嗎？」膽怯的語氣裡有一絲不太願意接受訪問的堅持，經過男人與採訪者約半個小時的遊說，她仍然掛著弧度不變的笑容搖頭拒絕了。
採訪過後，熱情的男人堅持要與遠方來訪的客人暢飲一杯，她依然沉默地緊隨在男人身後，進入人聲鼎沸的餐廳；酒過三巡後，大家的臉上都出現了微微的醺紅，惟獨每杯必乾的她，像只無底的酒瓶不動聲色，不錯的酒量在此時出現，身旁的男人更是不斷地吹噓老婆酒量的驚人，是經過男人一手調教出來的成績，這個時候，坐在身旁的她輕輕的說了一句：「苦啊！」起初，我以為她指的退冰的酒精，直到我看見一顆接一顆滴落在她杯子裡的淚水，才知道原來她說的是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沒有經過那段時間的人，是不會知道那段時間的苦的；妳更不可能想像出，因為有一個以匪諜罪名被抓的丈夫，那種被人歧視、侮辱的心情，有多麼痛苦了，而每次去探望他的時候，為了怕他擔心，還必須要強顏歡笑的哄他說沒事，但是他哪裡知道，我出了監獄後面對的是孩子、老人家的生活，警察局的盤問，和部落裡不屑的眼神，在監獄裡的人失去的是自由，我們在外面的人，失去的――是活下去的勇氣啊！」就像一只關不住的水龍頭般，眼淚不斷地自眼眶湧出，她卻還強忍著啜泣聲，偷偷地用餐廳送來的紙巾，一遍又一遍的擦拭這股藏在心中多年的傷口，我卻只能緊緊地握住她的手，告訴她：「都過去了，都過去了。」一抬頭，我又見到一個淺淺的微笑，像朵花般的掛在她的嘴角，「是啊！都過去了！」不知怎的，見到那朵微笑後，我竟感覺到有一股心酸慢慢的在心中蔓延開來，這個記憶在離開之後，好久好久都揮不去。

想離婚的耳朵

陰雨綿綿的二月上旬，當我正在煩惱著一堆待洗卻又無處可曬的衣物該如何處理的時候，遙遠的娘家來了一通電話，一拿起話筒，母親機關槍般快速又富侵略性的語言，霹哩啪啦地竄進我的耳膜中，使得我不得不將話筒拿開，儘管隔了約有三十公分的距離，我仍能從話筒中清楚地聽到母親的陳述，原來，是我那七十一歲的vuvu（排灣語，泛稱外婆與其同輩）和小外公吵著要離婚，這事非同小可，難怪母親會緊張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了。
vuvu和小外公是相戀在二年前的秋天，記得在他們的戀情尚未曝光以前，曾經有一段時間，vuvu總是在吃晚飯的時候，趁著大家不注意，偷偷地將桌上的菜一塊又一塊的挾到碗裡，然後又在神不知鬼不覺的狀況下（當然，這完全是vuvu自己所想的，我們在一旁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只是不好拆穿罷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倒入早已安排在她大圓裙上的布巾中，等到每樣菜差不多都被她掃蕩到剩下一半時，她就會煞有介事地擦擦嘴巴，然後以她大家長的氣勢宣佈：「我吃飽了，你們慢慢吃。」留下滿臉狐疑的我們，瞪著桌上的剩菜，不知該如何下箸？害得從沒有吃消夜習慣的家族成員，在那段時期中，總是會在午夜十一、二點的時候，不約而同地爬起來找東西吃。這種詭異的「晚餐症候群」，大約維持了有三個月的時間，終於在掌管家計的阿姨宣布說，家族的飲食開銷比往常高出三分之一，才決定找來身為長女的母親召開家族會議，並邀請vuvu「列席說明」原因，在眾多子孫眼神的逼供下，vuvu才臉不紅氣不喘地說出：「我在和某某人談戀愛，我們約好每天晚上帶菜到山上聊天、看星星。」語畢，vuvu突然站起來，兩手扠著她的水桶腰，瞪著銅鈴大的眼睛問：「不可以嗎？」然後，丟了二棵檳榔到嘴裡，沒等任何人開口，就氣沖沖的走了。
最後，家族在拗不過vuvu的固執下，決定為他們兩位老人家舉行一場簡單的婚禮，母親本來是希望殺幾隻豬，分給兩家的親族，等於是向部落宣告兩家的姻親關係，沒想到，一向頗富創意的vuvu，拒絕了母親的作法，她只要求我們準備一桌豐盛的飯菜，然後和小外公手牽手地上山與眾老友分享去了，而這一群老朋友，竟然是與vuvu一起長大卻提早離世的幼時玩伴。
小外公是個沉默溫和的老人，之所以稱他為「小外公」，是因為他是vuvu的第三任丈夫，不論是從排行順位或是年齡來說，他都可以算是「晚輩」，「小外公」的名稱就是這麼來的；vuvu與小外公兩個人的年齡加起來，已經超過一個世紀還有餘，再加上當初他們的戀情浪漫的程度，絕不遜於現代坊間流行的羅曼史小說，因此在乍聽到母親的來電時，的確令我嚇了一大跳；透過母親傳來的訊息，才知道原來是一向安靜的小外公有個奇怪的習慣，那就是他每次喝醉酒之後，總喜歡拉著人嘀嘀咕咕地說個不停，非得要等到他酒意漸醒，才會慢慢地回復到原先沉默的個性，不過，被強拉著聽他講話的人早已經累得不支倒地了，我猜想這大概與小外公長期的壓抑自我有關；vuvu不是不知道這個習慣，只是兩年下來，再習慣也會有厭倦感，而我的vuvu又偏偏是個自我意識極強的女性，當她覺得有被壓迫的感覺時，便會像個爆炸的氣球炸得人體無完膚，這回，小外公可真是踢到鐵板了。
應母親的要求，我以飛快的速度趕回部落，因為照母親的形容，vuvu已經和小外公鬧得不可開交了；在傍晚時分，我終於回到離開有半年時間的部落，還沒進到家門，就已經聽到vuvu連珠砲似的咒罵聲，頻率之高足夠震破脆弱的耳膜了。到了前院，我見到滿臉委屈的小外公坐在家屋旁，眼光隨著焦躁不安的vuvu移動，靜靜地聽著vuvu編派他兩年來所有的罪名，那個神情，非常類似我在泰雅部落所見到飽受婚姻暴力威脅的泰雅女性……。我試著撫平vuvu激動的情緒，沒想到vuvu突然拉著她自己的耳朵，講了一大串排灣話，對於我這個從小在外面長大的孫子，聽不懂母親的話一直是我心底最大的隱痛，所以面對vuvu這突如其來的一串母語，我實在是無能為力，只好向坐在一旁的母親求助，沒想到，母親早就笑得在一旁打了好幾個滾，等到母親好不容易順了氣，我才聽到了母親的翻譯，這回，換我笑得在地上打滾了，原來，vuvu剛剛說的是：「不是我想離婚，是我的耳朵想離婚，我的耳朵告訴我，它已經受不了他（指小外公）的囉嗦了！」
經過三天全家族出動的結果，vuvu仍然堅持她的原意，並不斷強調是「耳朵想離婚」，最後仍是讓可憐的小外公背著他的包袱，一步一回頭地離開vuvu所屬的「利格拉樂」家屋。近來，住在部落的小妹得空到中部玩，東聊西聊中得知，小外公婚變後的這二個月，每天依舊準時地回vuvu家探望vuvu，並不時的留心家裡是否缺少什麼家用品，只要在他的能力範圍之內，小外公總是會偷偷地準備好，「不小心」放在家中的顯眼處，當他見到家族裡的人拿去使用，他的臉就會出現難得一見的笑容，好久好久都散不去……。只是，vuvu見到他，仍是一副得理不饒人的模樣，而且總還是少不了一陣數落，聽在耳中，讓我這個現代女性不禁感嘆：這樣的男人已經不多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