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光迅影香港情（中英對照）

傳世遺珍──艾思滔

2010年11月一個秋日，適逢家人來香港探望，我們姊弟三人結伴到太平山頂遊了一趟。就在山頂纜車站不遠處的觀景台旁我們遇到一位老伯。他個子不高，神情開朗親切，穿着一件白色T裇。後來才知道這身打扮是他的招牌形象，他在山頂擺賣1950年代的香港舊照片。我們交談了幾句，奈何他的英語和我的廣東話都那麼蹩腳，最後我幫他買了幾張過膠相片作收藏，雙方還交換了地址。

歷史遺珍攝影基金會的使命是發掘和出版歷史照片，可是我沒有把這次偶遇掛在心頭。當時我正籌備出版另一本書，工作編排得密密麻麻，實在無暇兼顧。

約一個月後，我收到一位許月英從新加坡傳來的電郵，一看內容，登時引起我的興趣：「我在香港的舅父李福志欲安排一見，讓您看看他的照片。」最初我腦袋一片空白，過了一會才憶起：「噢，那天在山頂遇到的老伯李先生！」我作了簡短的回覆，沒有應允甚麼，只說手上有些工作尚未完成，閱覽大批照片需要一定的時間。我沒有評價李先生的相片，但那天我買下的幾張質素只屬一般。

可是月英並沒有放棄，這真是基金會仝人及香港的福氣。她再發電郵回覆，告訴我她的舅父是「專業攝影師」。專業攝影師的定義很廣泛，他可能是影樓攝影師，或甚至報章攝記。從他的外表看來，經濟條件似乎不太寬裕，所以應該不是主流「沙龍」攝影師。月英的電郵結筆說：「這批照片的主題很難辨清，但舅父相信它們具有歷史價值。」據她說，這批作品攝於1950年代，全部是黑白相片。

我感到莫名的好奇，這封電郵喚醒了我對攝影和歷史的觸覺。相片質素欠佳不代表底片差，我明白有時即使底片水準很高，沖曬出來的相片也可能十分平庸。這可能是一輯不可多得的攝影作品，又或許是攝影師人生歷程的印記。於是我答應月英與李先生會面。由於初次接觸，我只想單獨見李先生，以攝影師的身份交流，所以只好盡力打破語言障礙來溝通。

約一個月後，我們終於見面。李先生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皮膚粗糙，活力盎然。他身穿短褲及圓領白色T裇，腳踏一雙膠底帆布鞋，還提着小巧的橙色相機袋。我們約好在星巴克見面，事後回想或許港式茶餐廳會更適合他，但這次會面還是挺順利。甫坐下來我便感受到他的熱忱，大家交談不足一小時已感覺投緣。他比我年長20歲，大家也沒有共同語言，但卻同樣熱愛攝影，而且大家都對香港從1950年代至今的巨大變化感受良多。

李福志先生當天帶了三張令我一見難忘的精彩照片，我當下便決定細看他整個作品系列。這三張照片色調明亮，細節分明，早前在山頂看到的其他照片實在無法比擬。執筆時我把三張照片拿在手上。這些年，它們經過不少人細意鑒賞，啞光的表面印下不少指模。其中一張以維多利亞港作主題，一艘天星小輪正緩緩駛向中環，岸上可見三數層高的白色樓宇臨海而建，背靠後方荒禿的山嶺；另一張是香港滙豐銀行和中國銀行大廈，雄偉地聳立於愛德華風格的建築羣中；第三張於中環通往半山的陡斜街道取景，路上行人一身清爽夏裝，神氣地邁步。

後來我到大埔附近的太和邨探望李福志，當天還拍了些照片留念。單位面積只有11呎乘11呎，狹小的居停擺放了一個牛奶公司雪糕冰櫃，它與李福志的關係容後再交代，室內還有一張很窄的床，睡床對面煤氣煮食爐旁的櫃架就是他沖灑相片的地方。這裏是個迷你「黑房」，放大器、沖曬化學液盤和曬晾繩等設備一應俱全。原來這就是李福志晚年一直醉心攝影的活動基地。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李福志在山頂拍攝和售賣香港風景照片是為了家庭生計；2000年代初他重臨故地賣舊照片則是興趣使然，動力來自他對攝影藝術的熱愛，與此同時他也希望在耄耋之年保持活躍，不會無所事事。

李先生拿出他的1950年代德國蔡司Ikonta風琴相機，不銹鋼機械臂還操作自如。接着，他一臉自豪地從櫃架高處拿下兩個月餅罐。那是他最珍愛的寶貝，罐內放着他的攝影底片。我慢慢翻閱這批影像，當中許多精彩作品令我着迷。我們逐一把底片放進我帶來的燈箱觀看，1950年代的香港在燈下活現眼前。這些照片引人入勝，玲瓏展現香港的風景及生活面貌。我立即意識到這批照片何等珍貴，它們曾是這位貧窮移民賴以糊口的生計，與此同時也是雋藏香港過去的時間錦囊。這樣的歷史寶庫值得與更多人分享，也必須公諸於世，讓大眾傳頌。

那次初訪後，腦海裏出現了多個問號。李先生早年生活艱辛我也略知一二，他的照片多在1950年代中期至後期拍攝，當年的移民都是貧苦大眾，生活朝不保夕，那李先生究竟如何維生？他又是何時和怎樣學懂攝影？據他所說他在新加坡出生，後來為甚麼離鄉別井？在香港曾經當過影樓攝影師嗎？照片以往有沒有刊登發表？我更想知道是否有其他私人珍藏或個人資料文件放在別的罐子？同樣重要的是，相比1950年代其他中西攝影師的作品，李先生的照片孰優孰劣？

由於基金會當時正進行其他項目，李先生和我沒機會再聚，直至2011年6月才見面。那次我找來當時任職記者的廖建明幫忙，由他以廣東話打開話匣子。李福志娓娓道出他的人生故事，訪問過程坦誠愉快。他告訴我們他是一名孤兒，1927年生於新加坡，在當地的領養家庭長大，沒怎麼讀過書。二次大戰後他當了海員，1947年來到香港，在1940年代後期學懂了基本的攝影技術，隨即開始在太平山頂拍攝人像照片向遊客兜售。就像千千萬萬的木屋區居民，李福志努力撫養膝下年幼的子女。到了1950年代中，他不再為遊客拍照，改為獵拍香港景物。這個轉變過程在本書下文詳述。

1960年代初，彩色菲林面世，彩色影像日漸流行，其中投影片（俗稱幻燈片）更大受歡迎，為黑白攝影市場帶來頗大衝擊，李福志也因此結束了攝影生意。經已成家立室的他育有三名子女，人到中年舉家搬到新界經營小士多，每日還踏單車賣牛奶公司雪糕，生意規模雖小但總算自己當老闆，而這就是太和邨家裏雪糕冰櫃的由來。他的風景照底片一直好好收藏，靜待重見天日的一天。多年來，李福志從未忘掉這批作品，雖然多次搬家，紛紛擾擾中他也保存着這些珍貴的攝影記錄，悉心守護。

約2003年，李福志除了在山頂售賣過膠相片，也將作品賣給遊客和風景相舖，可是卻無從擴大自己的知名度，更別說出版影集了。李先生跟我和廖建明初次詳談後，滿懷感慨地說：「要是我死得早，我的照片永遠也不會為人所知，可是現在我們有緣遇上。您可以挽救我的照片！為了香港，我們一定要保存這些影像。」

李福志、他的攝影傑作和一生歷練觸動了歷史遺珍攝影基金會，我們決定迎接這項挑戰。

在1950年代香港的攝影界，李福志的作品究竟是主流還是別樹一格？李先生又會如何評價其他攝影師？他的作品與同期其他攝影師的作品有何分別？

《藝影春秋》記載了當年香港攝影界的實況。當時許多受過正式培訓的攝影師從內地移居香港，其中不少來自上海和廣州。到了1950年代中後期，香港經濟漸漸蓬勃，有學問及際遇較好的一羣有機會體驗文化藝術。此外，在攝影名師的啟發下，本地雜誌也崇尚攝影美感和鑽研不同的攝影技巧，報章也推廣和大力宣傳攝影比賽，令香港成為華南地區的沙龍影樓集中地。

李福志雖然識字不多，但也可能從一些中文攝影雜誌中領略了一點攝影竅門，然而以他的出身及生活階層，實在很難融入談藝術、論風雅的攝影圈。

1955年4月一場展覽便突顯了這道鴻溝。這個黑白攝影展是首屆香港藝術節的環節之一，從開幕典禮的現場相片可見，男賓盡是一身西裝領帶，女賓則優雅長裙配披巾，手裏拿着飲品，親切地寒喧交際。

1950年代，華人攝影師紛紛成立協會，當時這類組織如雨後春筍，發展蓬勃。當中香港攝影學會的歷史特別久遠，該會是世界著名英國皇家攝影學會和上海攝影學會的聯屬機構，1958年時已成立21載。學會最初主要由外籍攝影師領導，但到了1958年大部分會員及執事都是華人。

香港攝影學會的會員以專業人士居多，當中也有一些出身自草根階層。他們利用這個平台分享攝影旅遊的經歷，也會交流相機及黑房技術。會員的每張作品也會命名，學會還採納國際攝影學會關於沙龍影展、展覽、獎項和殊榮的成規。其他新近成立的攝影聯會及學會，例如香港中華攝影學會，儘管規矩較寬鬆，但基本上也秉承這份傳統。香港中華攝影學會於1950年代構思成立，最終於1958年由何藩等多位本地著名攝影師促成面世。

本地華人攝影師和Hedda Morrison、Ed van der Elsken、Michael Rogge、長野重一等旅居香港的外國人，利用他們的鏡頭捕捉了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香港的神韻，留下寶貴而不可磨滅的圖說歷史。他們的作品多以暗側光拍攝，加重陰影及強光來營造廣闊的空間感和景深。攝影師利用背光處理人物或景物，形成剪影效果，還喜歡利用黎明、夕陽、雨、霧、倒影和制高點等環境，再融合其他畫意或現代主義效果。

1950及1960年代香港最著名的攝影師普遍也迎合這股藝術攝影潮流，然後加入個人的審美觀和創意。這時期的名師包括何藩、麥烽、鍾文略、邱良、簡慶福等，還有吳章建、程玉湖及陳迹，其中麥烽追求「真實」，不太喜歡「畫意」效果，而陳迹則以粗線條的紀實攝影見稱，他的風格與李福志最接近。

藝術和沙龍攝影師或許懂得營造氛圍與震撼效果，但他們的照片卻缺乏那種舊地回憶的歷史感。因為照片加了陰影部分及亮出強光部分，景物便失去了原來的細節。相反，李福志的照片大多在中午時分拍攝，這也許是風格也許是刻意安排，陰影深刻但範圍細小，整個場景的光線更均勻，因此整體上可保留更豐富的細節，儘管創意不及沙龍攝影師，紀實效果卻更理想。此外，他的拍攝角度一般比沙龍攝影師廣闊，所以他鏡頭下的香港可能更全面真實。

有別於當時香港知名攝影師的作品，李福志的照片多在數十年前拍攝和沖曬，他的攝影系列就是敍述歷史的時間錦囊。李福志於1940年代後期開始以攝影謀生，主要對象是拍人像照的顧客，然而真正全職投入則是他結束海員生涯後的1954年，當時他轉拍風景相片，走遍香港到處獵影，直至1960年左右他的攝影事業才落幕。換句話說，本書載錄的李福志作品全部在1954年至1950年代終這段香港戰後發展的關鍵時期拍攝。

李先生的照片主要展示遊客眼中的香港，例如觀光景點，不太貼近生活，這些地方很少在沙龍攝影師的作品中出現。雖然當年普羅大眾的生活都很艱苦，但李福志和沙龍攝影師都很少把香港貧窮的一面攝入鏡頭。

我和廖建明其後再與李福志多次見面，從中加深了彼此的互信，也堅定了出版本書的意向，而且令李福志倍感安心。實事求是的李福志很用心聽我們講解製作一本隨文影集的步驟，當中涉及法律、財務、技術和美學等事宜。李先生當時看來精神爽利，但考慮到他始終年事已高，我特別強調出版書籍籌備需時。李先生聽後表示願意進行，我們遂正式開展項目。

2011年7月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時任發展局局長的林鄭月娥女士透過時任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的陳智思先生獲悉基金會的李福志計劃，陳先生對項目極力推薦。一個難忘的星期六午後，林鄭月娥女士在發展局副秘書長丁葉燕薇女士、廖建明和我陪同下到李福志的住所探訪。她很佩服李先生，他的作品和那份1950年代港人的拼搏精神令她感動。她主動提議，表示會協助穿針引線助基金會找經費贊助人。不久，在旭日慈善基金創辦人楊釗博士的慷慨支持下，我們落實了贊助安排，順利獲得經費出版書籍。

一切定下來了，出版工作便積極開展。基金會在名譽法律顧問的近律師行協助下擬備必要文件。我們簽訂了初步諒解備忘錄，訂明基金會及李福志共同承諾合作製作一本書，其後再訂立《出版協議》列明合作細節。

許多上年紀的攝影師都不願意讓人看舊作，李福志卻不然。2011年8月一個週末，他大開門戶，邀請廖建明和我到他家裏，「翻箱倒篋」地發掘寶藏，以免遺漏了任何具有攝影或歷史價值的材料。

我們早已看過李福志「最好」的照片。這次他再讓我們閱覽底片，接着從櫃架最高處拿下多個尚未開啟的盒子。盒裏載着的文件令本書的方向起了根本變化，這些材料清晰地鋪陳李福志的背景和生平。除多盒香港照片外，李先生還找出兩個我們從未看過的盒子。其中一盒是他的身份文件：新加坡出生證明書、海員工會文件、購買牛奶公司雪糕單車的證明書等等；另一盒放有李先生本人的生活照：年輕時的肖像、行船年代和年輕時當攝影師的照片，還有與妻兒的家庭照、多個住所和許多其他照片。這些相片從未公開，只有他的家人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