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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嶼的另一種凝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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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嶼的另一種凝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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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從凱達格蘭族、台客到新台灣之子,我們生活在這一片相同的土地上,為什麼卻如此陌生?
凝視島嶼的過往,那看見而且觸摸到父祖心靈的感覺,讓人感到一種既溫暖又孤獨的歡喜。
歷史的核心是人,是人性、是人的命運。在每個關鍵時刻,個人如何抉擇、如何參與、如何改變歷史,往往出乎意料之外。
從消失的凱達格蘭族,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簡吉,在大時代颶風中飄盪的簡娥、湯德章,年頭日本徵兵年尾國軍來臨的一九四五,二二八沉默的母親林江邁……這一段段鮮活荒謬,溫暖悲哀的歲月,彷彿也印證了歷史總是在冷酷中有溫暖,毀滅中有希望。
歷史無法回頭,但勇敢真實的凝視所來之路,我們當能創造一個包容、開創、充滿生命力的新台灣。

【推薦語】
楊渡這本書,是集結他過去發表過的八篇長文而成的,最早寫於二○○五年,但八篇文章脈絡一貫,表裡如一,且十年後讀來,依然理仍在,氣仍在,對討論台灣病理核心問題所謂「本土意識」,依然是有用的參考處方。而且,可去胸中「寒氣」,使人有「溫度感」。
在台灣這些年來的政治氛圍裡,楊渡寫這些文章,出這本書,是要有些道德勇氣的。在有些人的眼裡,他是「本土人」,應有「本土意識」,他的言論,或可目為離經叛道的政治不正確。
楊渡寫的是「台灣歷史」,這叫我想起一則「歷史」故事:林則徐奉命為欽差大臣,到廣州禁菸,關山萬里,國脈民命,前途多艱。當時中國最有頭腦的知識分子之一龔自珍,給林則徐提供建言,指出困難所在,並一一試為解答。林則徐途中復謝,譽之為「非謀識宏遠者所不能言,而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也」。
謀識宏遠屬知識層面,關注深切則是道德層面。後者尤為難得,此楊渡之書所以使人有「溫度感」也。
──張作錦(前《聯合報》總編輯/社長)

作者簡介

詩人、作家。喜歡旅行、閱讀、電影和足球。最喜歡的地方,是新疆和阿爾卑斯山。大山大水,以及無盡的沙漠。最喜歡的電影是《直到世界的盡頭》。
生於台中農村家庭,寫過詩、散文,編過雜誌,曾任《中國時報》副總主筆、《中時晚報》總主筆、輔仁大學講師,主持過專題報導電視節目「台灣思想起」、「與世界共舞」等,現任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
著有詩集《南方》、《刺客的歌:楊渡長詩選》,散文集《三兩個朋友》、《飄流萬里》,報導文學《民間的力量》、《強控制解體》、《世紀末透視中國》、《激動一九四五》、《紅雲:嚴秀峰傳》、《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長篇紀實文學《水田裡的媽媽》,以及戲劇研究《日據時期台灣新劇運動》等十餘種。

【推薦序】英國童書桂冠得主——賈桂琳‧威爾森
幸佳慧(知名童書作家)
二○○四年九月,英國最大的連鎖書店水石堂(Waterstone’s)在倫敦市中心新開分店,在即將完工前的巨幅圍籬上打上開幕廣告,賈桂琳‧威爾森擔任開幕系列活動的首席來賓。一頭銀色短髮是她的招牌,短髮下面少不了的其他特色還有細框眼鏡、大項鍊,戴滿戒指的兩隻手與那親切的笑臉。
二○○五年五月,賈桂琳獲選為第四屆英國的童書桂冠作家(Children's Laureate),是實至名歸,一點也不讓人驚訝。
這幾年,賈桂琳頻頻締造佳績記錄。二○○四年,賈桂琳成為英國圖書館年度(前一年)借閱數最高的作家,打敗蟬聯了十七年冠軍的成人作家凱瑟林‧庫克森(Catherine Cookson)。這項消息帶給童書界莫大的鼓舞,今年賈桂琳以她的作品在去年一年被借閱數超過兩百萬次的成績,再度穩居寶座,讓其他的暢銷成人作家不得不飲恨服輸。能夠有這等成績,是因為賈桂琳不但多產而且本本賣座,光是藍燈出版社十四年來為她出版的書,就超過兩千萬本的印量。今年初,當賈桂琳再度獲選年度借閱量最高的作家時,她表示:「這清楚地說明,我們的孩子還在用圖書館,誰說現在的孩子不愛閱讀了?!」
我第一次見到賈桂琳是二○○二年在北愛爾蘭的首府貝爾法斯特,她受政府之邀到市政廳為一場閱讀活動揭開序幕,那天我提早到場,卻還是被層層的書迷(夾帶著父母)給擠在市政廳大門口外。我是踮起腳才老遠找到被孩子包裹到只剩下一顆「招牌酷頭」的賈桂琳。
 我也可以證明她的書在圖書館有多麼受歡迎,在倫敦唸書的一年期間,我在社區圖書館所借的書不少於五百本,但我從來無法直接借到或從其他聯合圖書館(總共十二個)調借到賈桂琳的書,每次都得採用預約,而且老是排在三、四個之後,等我拿到書,那些書再怎麼新(一兩個月內出版的)都已經歷盡滄桑的像本陳年舊書了!而且我也無法續借她的書,兩星期內一定要交棒,因為後面還有不少預約的讀者等著。
賈桂琳的小說,好看之處在於角色多元、形式創新,她總能關照到生活中的各種角色,如在談戀愛的少女、雙胞胎、孤兒、父母離異的孩子,甚至是刺青媽媽等,她把這些人物寫來細膩又明快活潑。所以,大人讀來每每稱奇:「她怎麼能將不同體材人物處理得這麼快?!」孩子讀完也直呼:「她怎麼能如此懂我們的語言與心情!?」

【自序】有溫度感的台灣史

一 、
一九八三年秋天,陽明山上陽光燦爛,下午的山風開始有微微的涼冷。
我在圖書館裡,把古老的《台灣民報》找出來,一大本一大本的抱著,到窗戶邊的桌子上,就著斜斜的光,一張一張的翻閱,一頁一頁的尋找,所有與文化活動、戲劇表演有關的報導,都不要放過。
報紙是如此的老舊,蒙著濃濃的一層灰塵。在窗戶邊的桌子上,老報紙翻開的瞬間,那些夾在內頁裡,沉埋了幾十年的灰塵都飄了起來,一粒一粒,晶晶瑩瑩,像許多記憶的精靈,在空氣中飛舞。
古老的印刷字體,雖然被時間沉積得有些蒼黃,微微模糊,依舊可以辨認。

「……且時間迫切,又降雨連綿,不得已演劇終止,而變易為文化講演,以免辜負民眾之熱誠,是夜雖大雨,而聽眾不下千人,其熱心可嘉也。翌夜七時起在媽祖宮內開該地有志者大懇親會,定刻,會員不論何種職業,冒雨紛紛而來會者不下千人,著席後,先由陳煌氏敘禮,次會員五分間演說,來賓演說,餘興有奏樂文化劇(彰化留學生文化劇團一行)第一齣演《社會階級》,第二齣演《良心的戀愛》,至十二時,劇畢,由周天啟氏代表一行述謝,連太空氏吟詩以為告別,最後郭戊已氏述文化劇之精神為閉會辭。當演劇中有柳川巡查部長正式臨監,而無持詳細之腳本,對照取締,亦能得平穩通過,可見當道之刁難證據充分也。」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一日《台灣民報》)

即使隔了六十年的時空,那時代的反抗熱情動人心弦:至十二時還未曾休息的演講會,在紛紛雨中觀看文化劇而不願離去的上千人的眼睛,如晶瑩之光,在陽明山秋日的空中飛舞。
一九八三年的台灣,台灣史研究依然是禁忌,我想做的「日據時期台灣戲劇運動」,只能靠著有限的資料,甚至從舊報紙中,拼拼湊湊,把無政府主義運動、黑色青年聯盟、張維賢、張深切等人的作品與行跡,依照時間,慢慢連結,構成一幅一九二○年代台灣社會與文化運動的形貌。
從秋天到冬天,整個過程雖然很艱辛,資料也難尋又敏感,但重新看見歷史而開展的視野,尋找到台灣文化人心靈的知心感,以及了解自己的父祖之輩,曾擁有如此豐富的文化內涵,曾參與如此深沉而壯烈的反抗運動,曾和日本的、世界的社會運動合流,一起脈動,那種看見而且觸摸到父祖心靈的感覺,讓我常常獨自徘徊在陽明山的冬雨中,感到一種既溫暖又孤獨的歡喜。

然而,麻煩也來了。我找不到指導教授。研究歷史的學者是有的,但他們不知道戲劇運動要如何著手;研究戲劇的學者是有的,但以傳統戲曲為主,與社會運動結合的戲劇研究,實未曾有過。幾度碰壁後,終於有一位老師指點我說,有此開創氣魄的學者,可能只有曾永義老師。所幸,在曾永義老師的指導下,順利通過論文和口試。

一九八六年之後,環保運動捲起台灣社會運動的浪潮,隨後的解除戒嚴、本土化,讓台灣史與台灣研究成為顯學。然而,一如歷史所見證的,所有過度的壓制一旦放開,就會反彈到對立的一面,直到力氣耗盡,才會再平衡回來。由於戒嚴時代對台灣研究的壓制,它果然走向反面,在「過度喧囂的吶喊」中,台灣、台灣史、台灣文化、台灣意識逐漸變成一種反抗的政治符號,它不再是我最初在陽明山上所感受到的那種來自古老的情感與溫暖,而是一種缺乏溫度的、尖銳如劍的口號。
我知道有些什麼溫暖的情感正在失落,永遠也回不來了。

二、
任何歷史,一旦變成政治符號,就失去了真實性;任何研究,一旦變成媚俗,千篇一律走到相同的結論,就失去了探究的樂趣;任何理念,一旦變成政治的召喚,就失去思想的獨立,而只是動員的工具。台灣史的悲哀在於此。在統獨言論霸權的爭奪中,它不再是父祖的血脈故事,而是交鋒的利劍。
一旦成為利劍,即再無真實的考究,更遑論人性的理解,世情的悲憫,歷史的寬容。可失去了寬容與理解,歷史還有什麼感動人的力量?
例如:〈凱達格蘭大道〉。當政者為了表示對威權的反抗,用〈凱達格蘭大道〉取代〈介壽路〉。但凱達格蘭人在北台灣的生命史,有人去關心嗎?那個曾經和我們生活在這一片相同的土地上,只是和我們隔了百年時空的人群哪,為什麼我們如此陌生?
是以本書中,我特地選了〈最後的凱達格蘭人〉為開頭,試著用文學的筆觸,描述這個消失民族的歷史。他們曾是北台灣最活躍的族群,像南島語系的民族一樣,幾千年前,他們流浪而來,定居台灣,有著自己的傳說和語言。直到大航海時代,來了許多漢族移民和歐洲人之後,逐漸失去生存空間;至清朝,終至於在山上的原住民與平地開墾漢族的夾縫中,艱難抉擇。他們無由自主,打不過山上的原住民,只能生存於平地,最後是「我族歸順清廷」,完全同化於漢族社會中。
許多「台灣民族論」者喜歡用血統論,來證明台灣是一個「新興民族」,有別於漢族,以取得台灣獨立的正當性。而其依據即是移民來台的漢族、不分閩南人、客家人,以男性居多,必然與平埔族或原住民通婚,所以「有唐山公無唐山嬤」,以此顯示通婚之後,台灣絕大多數人都有原住民血統。如此就不是純種漢族。
表面上看來它尊重了、甚至認同了原住民的母系血統。但從凱達格蘭族的立場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漢族不僅娶了他們的女性,同化了凱達格蘭族,連同他們的血統代表性都要據為己有,這樣,就可以號稱代表了台灣,擁有台灣。明明是一個外來移民者,卻號稱代表這個土地的原來主人;不僅霸佔了土地,還要霸佔他者的民族代表性,這未免太過份、太不厚道了吧!
即使是美國人,已經獨立了的國家,那些歐洲來的移民後裔,也不敢聲稱他們是新興民族,他們有美洲印第安人的血統,所以他們是美洲原來的主人,可以代表美洲的原住民族吧。
寫作這一篇故事,是為了向這片土地上,台灣原來的主人致意。雖然他們已經永遠消失了,但生活在這土地上的我們,還是要存著深深的感念之心。

三、
在日據時期台灣的文化運動時,我曾看見了台灣的反抗運動,不是孤立的,而是與一九二○年代全世界左翼運動風潮同步,包括文化啟蒙、無政府主義運動、農民運動、共產主義運動等;但當時我最感到好奇的是,會員高達兩萬多人的〈台灣農民組合〉甚至和日本的勞動農民黨、農民組合串連,互相支援,共同反抗日本右翼軍國主義的壓迫。但這些活生生的反抗,卻很少在台灣史研究範疇之內。某些人更熱衷於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現代化的貢獻」,或者「日本如何在台灣辦了第一場博覽會」「建了嘉南大圳」之類的。
是直到二○○四年認識日據時代農民運動領袖簡吉的公子──簡明仁先生,通過簡吉,我才了解農民運動的完整歷史。
簡吉,日據時期的農民組合創建者,組織起全台灣二萬四千農民,齊力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在日本軍國主義興起而鎮壓社會運動後,他組織〈赤色救援會〉,協助坐牢的政治犯家屬,繼續抵抗,直到他也被捕入獄。光復之後,他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維持政權輪替之時的台灣社會秩序,後來參與二二八事件,在嘉義組織「台灣自治聯軍」;二二八之後「潛行」於北台灣建立地下組織,反抗國民政府的統治。最後在恐怖時期被槍決。這整個貫穿台灣反抗史的過程,他全程參與。這大約是台灣人之中絕無僅有的一個。
然而,歷史總是冷酷中有溫暖,殺伐中有人情,毀滅中有希望。即是是反抗者,也充滿傳奇的故事。
日據時代農民運動的三大美人──簡娥,她的父親是西來庵事件的受害者,但她的同父異母哥哥卻拯救了當時被殺的日本派出所所長的兒子,那個兒子,就是後來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殺害於台南,示眾數日而不得收屍的湯德章。湯德章的媽媽是原住民,所以姓湯。簡娥與湯德章的命運交響曲,彷彿是台灣與日本命運交織的寫照。那複雜的程度,是任何編劇本的人都難以想像的吧。

四、
當然,最複雜的是二二八。有關二二八的討論,已被簡化為外來政權的壓迫、族群的衝突、軍隊的鎮壓、清鄉的殘殺……。相關的真相已經很難冷靜討論。更麻煩的是它被去除了歷史的脈絡。
例如:台灣光復當時的社會是一種什麼樣的面貌?當中華民國政府還未來臨前,誰來維持社會秩序?在政權輪替之際的無政府狀態下,台灣人從日本的軍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如何開始一個新的生活?被殖民五十年的台灣人懂得自主自治嗎?那時的台灣人有沒有對未來的夢想?
如果不了解當時台灣社會,就無法理解為什麼台灣會迅速從光復初期的充滿理想希望,迅速轉變為幻滅失望的歷程。本書中,我試圖從一九四五年《台灣新報》的新聞報導,來重建一個真實而貼近的生活的面貌。
然而,即使是隔了那麼久的「舊聞」,當我看到日本被原子彈大轟炸的新聞時,那報導裡對原子彈的全然無知,日本軍方那種強自鎮定的分析的口氣,都讓人感到深深的悲憫。世間之戰爭死亡,莫過於原子彈,而燃燒灼殺之殘忍,亦莫過於原子彈。可死者卻大多是日本百姓。那發動戰爭的日本天皇,可曾有一絲悲憫之心?一九四五年的台灣,有戰爭,有混亂,有歡欣,有悲傷,在政權轉換之際,那人間的容顏真是最難得一見的人性真實。那一年確是值得「深深凝視」的一年。
然而,隨之而來的二二八事件卻是讓台灣從歡欣走向沈默悲情的轉捩點。有關二二八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棟,但我後來發現真正採訪到當事人的報導非常少,反而各種以訛傳訛的誇大描述特別多。
因此,我曾做過紀錄片《還原二二八》,以當事人的口述訪問為主,重現當年場景。最難得的是訪問到一個不可能的人:二二八事件的主角──林江邁的女兒──林明珠。受訪時她已七十多歲,回憶起和母親在南京西路一帶賣香菸的童年往事,以及二月二十七日,事件爆發之際,她所見的一切,依然歷歷在目。這給了我們一個真實的現場二二八,那才是當時最真實的記憶。
最不可思議的是,本該懷著被迫害的痛苦渡過餘生的林江邁,竟把她的女兒嫁給了陳誠的警衛隊長,並且得到家族的祝福。這一對夫妻走過幾十年歲月,患難與共,相扶相持,恩愛不渝,這大約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內幕吧。
在這本書中,我試著從報導文學的角度,來刻劃林江邁和她女兒的生命故事。
這個故事特別的重要,原因在於如果林江邁都可以拋棄恩怨,選擇自己的人生,為什麼後代的人還要懷抱著仇恨走下去呢?
當然,要解除二二八的魔咒,最重要的仍在除去歷史的斷層,還原歷史真相。
它有三個功課:第一,要從台灣光復初期的社會結構、經濟狀況、政治光譜等來分析,了解光復初期兩岸社會發展階段的差距。才能看清二二八的結構性根源。第二,要了解日據時代社會運動的脈絡,才能明白一九四五年光復後的台灣社會,也才明白是誰在二二八之時起了領導的作用。第三,二二八之後,台灣社會如何演變,如此大的全面衝突事件,竟可以因為軍隊鎮壓而澈底消失嗎?台灣人這麼容易臣服而不反抗?
如此一追溯,我們就會看見二二八鎮壓後,伴隨著大陸社會主義革命而開展的地下反抗運動,是如何連結到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清鄉,並影響後來的土地改革。現在,這個脈絡大體被淡化甚至去除了,只剩下「外來政權壓迫」這樣的政治口號。但簡化的口號對我們理解真正的歷史是毫無幫助的。
失去真實的歷史,只剩下政治口號的對抗,這樣的歷史,怎麼讓我們向孩子交待?難道,我們還要孩子帶著這種被欺騙的歷史,被扭曲的心靈,去走向一個仇恨的未來?

五、
重編本書的時候,我總是想起小時候,祖母形容一個父親的朋友說:他做人有情有義,總是靜靜的來看望,時間久了,才知是「有深緣」的人。
「有深緣」是一個微妙的台灣話。我已經很久未曾聽到了。它形容一個人珍惜人情義理,交朋友久了,互相了解,才會有較深的緣份,這叫「深緣」。
我所感受的台灣人台灣史,是有溫度的,是父祖的生命與記憶。如此貼近,如此溫暖,但它需要一點時間去了解,去疼惜。它不是冰冷的劍,是溫暖的茶;是「深緣」。
但願這一本書,可以讓我們自我凝視,在凝視的沈靜中,帶給我們對這一片土地的「深緣」。

目次

(推薦序)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也 張作錦
(序)有溫度感的台灣史

1. 最後的凱達格蘭人
2. 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簡吉
3. 《風中之葉》──兩個人、兩個民族的命運交響詩
4. 一九四五,巨變下的台灣容顏
5. 《尋找二二八的沉默母親──林江邁》
6. 二二八的六個最基本問題
7. 以大歷史的悲憫,看二二八
8. 海洋之心──新台灣人的故事

書摘/試閱

為了了解這個古老民族,我曾花了一點時間去找資料,想拼圖般的拼湊出他們的故事,卻發現這是一個典型的「民族消失史」。在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之後,世界上像這樣「消失」的民族,絕對不在少數。
請容我用散文的方式,一則一則,慢慢為您訴說。

一六二四年的西班牙船
沒有文字的民族是悲哀的。因為當一切都消失以後,所有生活過,愛過,歌唱過、哭泣過、歡笑過的故事,都消失了。再沒有痕跡,再沒有人,可以了解整個民族的記憶了。

我站在三貂角海岸邊,望著遠方湧動如呼吸起伏的海浪,想著將近四百年前,當西班牙人沿著東海岸北上,看見這個海角,決定以那一艘軍艦的名字,同時也是當時西班牙首都「SANTIAGO」為它命名;那時,他們可曾想到一個新時代的歷史正在展開。那時,生活在這個海角的凱達格蘭族人,一定有一群人,像我現在一樣,站在岸上,看著綿長的船隊,在海面上展開……。
那是非常長的船隊。帶頭的是兩艘大帆船,風帆又高又滿,在飽漲的風中航行。那帆船太高太長太大了,已經遠遠超出凱達格蘭人曾看過的唐山船,更重要的是,上面居然還有黝黑黑的、長長的、像樹幹似的東西,中間被鑿開了一個洞,一根根的,從船的旁邊伸出來。
如果歷史可以有一個想像的回音,或許人們會聽見,當時的凱達格蘭人正在耳語:「奇怪啊,這大船怎麼會長了黑色的牙齒?」
在兩艘大帆船的後面,像跟班似的,跟著十二艘唐山戎克船。戎克船較容易辨認,因為之前已經有或大或小的唐山船,航行到這裡買東西,換硫磺、黃金和鹿皮了。但這麼大的兩艘船卻是首次見到的。整個村子的人互相叫喚,都站在岸邊觀看。「啊!這麼大的船!」
「這樣的船,要怎麼做啊?」有年輕人說。
一些住在旁邊的漢人也出來看,看到唐山船跟在後面,就比較放心了。
岸上的凱達格蘭人只見兩艘大船上,有人戴著尖尖的帽子,留著又濃又密的金色頭髮,站在船邊觀看。忙碌中,有人往黑色的樹幹裡,不曉得放了什麼東西進去,過一下子,他們點上火,只聽見「轟!」一聲,像打雷一樣,又悶又重的聲音發自船上,一團巨大的黑影,飛上半空中,又再度落下,掉到海裡,把海水打得都破了一個大洞,海浪飛上半天高。
「啊……!」一些膽小的婦人和小孩躲到了樹後面,大部分人來不及掩上耳朵,一時間震得嗡嗡作響。
過了一陣子,他們回頭張望,只見兩艘大船,後面跟著中國帆船,像兩條大鯨魚帶著海豚,依舊在海上航行。海面回復安靜,比先前更像鏡子,彷彿先前的打雷只是一場夢。
「怎麼會這樣?」
就在來不及回神的剎那,「轟!」又是一記大雷,海面照樣掀起大浪花。「哇!」許多人更害怕的躲起來了。許久許久,才從樹幹、岩石、岬角的後面探出頭來。
那船慢慢駛近了,大家都怕了,躲了起來。躲在樹後的人們這時看見,一群穿著奇異服裝的人走上岸來。手上持一根黑色的長長的棍子,五月溫暖的南風吹著他們的衣襟,
他們是西班牙人。
這一年是一六二四年,明朝天啟六年。

找尋做夢的地方
一六二四年,明朝天啟六年。西班牙人第一次進入北台灣。在此之前,荷蘭人已經先占有了台南,展開他們的殖民地計劃。歷史上,被視為「第一波全球化」的大航海時代,早已展開。
這是一個沒有國際公法的時代。這是一個商船和海盜船無法分辨的時代。西班牙人先是由麥哲倫發現地球可以繞行一圈的全球航線,便在菲律賓建立基地。後來是泉州人在海上遇難,被西班牙人救起,送回泉州後,為了感恩,特地送來一船的絲綢和磁器。這下西班牙人發現了寶,開始和中國做起貿易。一條從亞洲貫穿美洲到歐洲的「黃金航線」被建立起來。其他國家眼看西班牙因為海上貿易,成為霸權,紛紛轉進亞洲。
海上是沒有法律的野蠻世界。買到的香料、磁器、絲綢等,轉回本國出售,可以買下另一條船。但不幸在海上被搶劫了,就全軍覆沒。所有的商船都要武裝,所有貿易,都靠武力。
晚來亞洲的荷蘭人在澎湖,建立武裝基地,出沒打劫海上的泉州商船和西班牙商船。泉州商人和西班牙人都受不了,決定結合清朝,把他們打出澎湖。不料,荷蘭卻不甘心退出,他們轉向台南,建立武裝根據地,繼續出海打劫。台灣自此荷蘭根據地。西班牙人不勝其擾,決定出面派出船隊來台灣攻打。不料到台灣一看,荷蘭的船艦強大,根本打不贏,只能繞過最南端,沿東海岸北上,就這樣,發現了「三貂角」。
凱達格蘭人的命運從此再沒有回頭的餘地。
全球化的颶風,掃過那渺小的遙遠的村落。這個為了逃避「山魈」的騷擾而遠離故鄉的民族,終於走入「無夢的世界」。
根據日本學者伊能嘉矩在一八九七年的調查報告(他是根據凱達格蘭族人,北投社潘有秘的口述,將該族的口碑記錄下來),凱達格蘭人之所以來到台灣,起源於他們無法做夢。
凱達格蘭族的始祖原居住在 Sansai (後來有人用漢名,稱之為「山西」)之地。但有一天,這地方出了一個妖怪名為「山魈」(Sansiyao),它往往趁人睡覺的時候,剝去人們蓋在身上的東西,等到人們驚醒,它已消影匿跡。
凱達格蘭族人的祖先非常擔心,日夜警戒,不敢入睡,但還是無法杜絕這個愛惡作劇的妖怪。整個民族,像馬奎斯所描寫的村子,在長期的失眠中,陷入恍惚狀態。所有人的記憶逐漸消失,昨天與今天,今天與明天,因為沒有睡眠區隔,變得難以分辨。時間悠長,所有事情無法有一個段落,記憶變成無用。
凱達格蘭人的祖先再無法承受了,只好遠遠避開,想找一個沒有妖怪的地方居住。
他們合力伐木,製成一艘艘木船,整個民族帶著失眠多時的恍惚和疲憊,出海航行了。
因為太恍惚了,他們不知道要去那裡,只能毫無目的,讓小船隨風漂流於汪洋大海之中。
許多天以後,才看見陸地。他們大喜過望,登陸一看,是一大片茫茫曠野。榛莽叢林中,有牛羊野鹿在奔跑。他們知道,生存的土地到了,於是上岸,建立部落。這就是台灣北部的鞍番港,也就是現在深澳這個地方。
這個民族終於找到可以好好睡眠,好好做夢的地方。

遷徙的北台灣
凱達格蘭人生活在在今天基隆、台北、桃園一帶,只是時空交錯,他們在三百年前的時空裡,我們生活在現代。
有一幅畫於清朝的畫,名為「捕鹿圖」。圖中有五個人,二人在上方。一人持弓,箭已射出,只剩下弓在右手,左手置後,好像剛剛射過箭,手甩在後面。他的前方,有一鹿倒地,有如剛中箭。另一人持長鏢槍,舉高欲射。
另有三人,於圖下方。一人持長鏢槍,作將射出的模樣。另一人舉弓,拉弦,快射出箭。另一人在前方回顧射箭者,槍未舉。
五個壯年男人都是以布圍住下體,以一條腰帶綁住。其中四人上身赤裸,唯有一人上身著短衣。頭髮都短短的,只有一人在頭上綁著髮髻。
此外,在附近有兩隻獵犬,正在撲咬另一隻倒地的鹿。鹿抬高脖子,四蹄踼打掙扎。另一隻獵犬則追逐另兩隻鹿。
這些圖有各種版本,故宮本的註解中說:「……鹿生最繁,番人以打牲為業,交易貨物。時因風縱火,俟其奔逸,各番負弓矢鏢槍,牽獵犬逐之。所用弓矢,以細藤、苧繩為弦,竹箭甚短,鐵鏃長二寸許;鏢槍長五尺,亦犀利。番人善用鏢槍,每發多中。」
這說明即使到了清朝治台初期,台北盆地仍是鹿群繁多,凱達格蘭人可以生活得非常快活。
東寧本的註解則說:「社番栽種黍米、薯芋,通事、土目抽取十分之一,至射獵獐鹿山豬等獸,通事、土目得後一蹄。捕鹿名曰「出草」,或鏢,或弓矢,帶犬追尋,獲鹿即剝割,群聚而飲。臟腑鹽醃藏於甕中,名曰「膏蚌蛙」。餘肉交通事、土目抽例納餉及貿易。」
日本學者伊能嘉矩的調查結果顯示,清朝以前的凱達格蘭人,在三貂角登岸後,族群繁衍, 沿海岸向東,進入宜蘭頭圍一帶,形成噶瑪蘭族的分布。另一支則向北,進入基隆及社寮島一帶,建立「大雞籠社」,之後,又分為二支,一向金包里(今天的金山一帶),一向北進入「小雞籠」。但隨著人口的繁衍,有人繼續南進,在大屯山落腳,有人進入淡水河口,再繼續南下,到達八里、南崁;有人向北到達北投,之後再轉到現在台北最繁華東區如塔悠,以及西區大龍峒等。
現在台北的地名,其實有許多是沿用凱達格蘭人的名字。你在「大龍峒」想到什麼?孔廟?保安宮?但其實,這都是來自凱達格蘭人。北投、南崁、八里、龜崙、秀朗等等都是。當你站在一○一大樓,你能想像這曾是野鹿飛奔的獵場嗎?時間不長,就是全球化開始的三百年內的事而已。

文明的交會
文明的交會,是強勢者對弱勢者的長期戰爭。漢族來臨時,凱達格蘭族並未警覺這種危機。他們只是交換衣服、飾物、農具、酒與布匹等。後來和荷蘭人、西班牙人來臨,交易變成一種「國際貿易」,所需要的數量大增,以鹿皮來說,荷蘭人買下的鹿皮主要外銷日本,日本人來做服飾、甲冑,每年需要量太大,以致於荷蘭統治台灣初期,曾有一年出售二十萬張鹿皮的記錄。僅一六三八年,就出口十五萬張。
由於捕獵太嚴重,梅花鹿故里大減,荷蘭的《巴達維亞城日誌》記載,一度禁止獵鹿及設陷阱一年,好讓梅花鹿休養生息。但為時已來不及。梅花鹿只能退到更深的山上,才能免於捕殺。
等到清朝,漢族來墾者更多,交換的不再只是硫磺、鹿皮,而是土地了。漢族的北部開墾路線大體有兩條:一條是沿著海岸線北上,到八里,再沿淡水河進入台北盆地,也就是現在,台北的老城區:士林、圓山、三重、大稻埕、迪化街一帶。另一路是沿著山線,走海山地區,進入新莊、板橋、中永和一帶。
開墾者需要的是土地。一如歐洲人進入美洲之占有印地安人土地,他們占有的方式不外乎武力強占與和平交換。武力強占是不必說了。和平交換則有幾種方式,最常見的,和現在沒有兩樣,利用原住民純樸、不知道土地價值的天性,以酒、布匹,來交換。另一種是利用凱達格蘭族母系社會,女人當家的社會習俗,入贅為婿。而凱達格蘭族是「夙以婿瓜瓞,有子不得承父業」,漢族順利取得繼承權。而當時漢族移民多是「羅漢腳」,能夠結婚生子,安定生存下來,繼承一份財產,那是何等幸福的事。
此外,如利用純樸人性,結拜兄弟而取得耕地,或利用他們不懂文字,在地契上作手腳。而官員又都是漢人,地契爭議的最後判定自然有利於漢族。就這樣,大量移民而來的漢族,逐漸取得優勢。漢族使用的大量農地,其實是變獵場為耕地,野生麋鹿只能退向更遠的深山。凱達格蘭族的生存空間日漸縮小,習俗也漸漸改變。
《東西洋考》的十七世紀,習俗還比較傳統。等到一百多年後的《番俗六考》中,有關習俗的記載已經改變。這時開始有了訂婚的禮俗,甚至還有「自幼訂婚」這種非常漢族封建的「指腹為婚」的習俗。「自幼倩媒以珠粒為訂,及長而娶……」。
由於獵場的消失,飲食習慣也不斷改變。本來養雞只是為了觀賞,或者取毛來裝飾,到了十八世紀,就變成了接待客人的食物。「雞最繁,客至殺以代蔬。」如果有清朝的「長官」來的時候,就獻上冬瓜。據說,這長長一條冬瓜,是家族緜長、物產豐盛的象徵。(果如此,現代美食的「冬瓜雞湯」是不是在那時候就有了呢?)
漢族的剝削又如何呢?《裨海記遊》中寫道:「社商又委通事夥長輩,使居社中,凡番人一粒一毫,皆有籍稽之。射得麋鹿,盡取其肉為脯,並收其皮。……然此輩欺番人愚,竣削無厭,視所有不異己物。平時事無巨細,悉呼番人男婦孩,供役其室無虛日。且皆納番婦為妻妾,有求必與,有過必撻,而番無不怨之。是舉世所當哀矜者,莫番人若。」
大意是說:社商委託通事,夥同長輩老大,居住在部落裡,凡是番人的一粒米,一分錢,都要查清楚來源。番人射得的麋鹿,把肉拿來做肉乾,把鹿皮收為己有。這些人,欺負番人愚笨,嚴苛剝削不知厭足,視番人所有的,無異己物;平時所有事都叫番人的男人婦人小孩來做,供他役使;而且,把番人的女人當做妻妾,有求必應,有過就打,讓番人無不怨恨。舉世所最悲哀的啊,莫過於番人了。」
這郁永河在北台灣的旅行筆記,卻寫實的記錄了當時凱達格蘭人的生存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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