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

1941年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爵士與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向日軍投降，香港從此進入所謂「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據時期，直至1945年8月30日由夏慤率領的英國艦隊回港為止。所謂「三年零八個月」，早已成為香港歷史的一個關鍵詞。有關這段時期的記憶與敍述都集中討論市民承受的苦難或日軍的暴行。

可是，要更全面地理解這段時期，則必須討論香港在日據時期遭受的暴行與苦難以外的歷史，嘗試探索香港在1937年至1946年之間的變化，更要把焦點從香港擴大至華南、東南亞、東京、倫敦、華盛頓等地，並將政治、戰略、軍事、經濟、社會等環環相扣的因素一併審視，並突出它們的相互關係。此外，本書亦嘗試呈現當時香港市民面對戰爭與日本統治時的不同反應；在專制橫暴的統治下，有人攀附極權，有人趁火打劫，有人不聞不問，有人無奈接受，有人拼死抵抗，亦有人鎮定面對，默默堅持至最後勝利。

鄺智文，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英國劍橋大學東亞及中東研究學院博士，現為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為近代東亞史以及軍事史，現已或快將出版的個人論文可見學術期刊《Modern Asian Studies》、《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國史館館刊》等，著有《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2013，合著）、《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2014）、以及Eastern Fortress: A Mili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2014，合著）等書。

作者序（節錄）

1941年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爵士（Sir Mark Young）與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Maj. Gen. Christopher Maltby）向日本第23軍司令酒井隆投降，香港從此進入史稱「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本統治時期，直至1945年8月30日由夏愨率領的英國艦隊回港為止。

本書除了希望以中、英、美、日等國的一手史料重構這個對近代香港至關重要的歷史，並解釋日本在港管治失敗原因以外，更希望呈現當時香港巿民面對戰爭與日本統治時的不同反應；在專制横暴的統治下，有人攀附極權、有人趁火打劫、有人不聞不問、有人無奈接受、有人拼死抵抗，亦有人鎮定面對，默默堅持至盟軍勝利。

本書主要討論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亞洲和世界的關係，對個體着墨不多，但這並不代表個人力量在這段時期亳無作用。盟國抗日戰爭延綿八年（對英、美、加、澳、荷等國而言則是接近四年），其勝利並不是因為任何一場「決定性戰鬥」或任何一國一軍的功勞，而是無數個體在不同崗位累積而成的結果，因此每個個體均有其重要性。

今日，不少在日據時期為香港付出的人物大多均已被遣忘，例如在日軍監視下奮力救助巿民並維持香港衛生的港府醫務總監司徒永覺；艱難維持院務的東華三院員工；堅持照顧學生與巿民，不惜以身犯險的中立國牧者與神父；秘密為英軍服務團收集日軍情報，裏外接應，最後捨身成仁的傅利沙、雷福榮、海德、李德愛、李林等；戰時在英軍服務圑前線作戰，戰後繼續服務香港的李玉彪、何禮文、祁德尊、徐家祥等；在戰俘營中策劃集體逃亡，失敗後寧死不屈的紐臨、加利、安沙里等人；在戰俘營冷靜應對日軍、內鬨與艱困的輔政司詹遜；為匯豐銀行與日軍極力周旋，最後鬱鬱而終的匯豐大班祁禮賓；淪陷時與陳策逃亡，為重建香港奔走謀劃，戰後歷任軍政府總民政主任與輔政司，使香港得以快速復興的麥道高；在緬甸最前線與日軍奮戰的香港志願連官兵；在香港境内潛伏戰鬥，使盟軍得以繼續在香港活動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以及潛入香港促成英國在港恢復統治的梁潤昌、羅保、告山奴。另一方面，那些在日據時期日本軍政人物亦少有人提起，例如在香港擁有無限權力卻志大才疏，事事希望東京指示的總督磯谷廉介；在香港推行嚴酷管治卻越鎮壓越混亂，最後落得「殺人王」惡名而被處死的憲兵隊長野間賢之助；搶先依附日人，在港大肆擴張勢力，最後卻葬身大海的廣州富豪陳廉伯；臨危受命，臥薪嘗膽卻被指為頭號「漢奸」的混血兒立法局議員羅旭龢；率領「海防軍」活躍珠江口，先後効力日軍與國軍的甘志遠；以及為保護巿民向總督部和日本政府發出呼籲，戰後回日推動慈善事業的日本民政官員巿來吉至。雖然部份人士在戰後成為戰犯，甚至因而被殺，但本書無意對雙方人物作出太多道德評價，而是希望把他們的行動和背景清楚交代，並嘗試解釋其中因由。

作者序……9

凡例……13

 

第一章 導論

一、暴行以外的日據時期……16

二、本書結構……25

 

第二章 淪陷初期的人道危機

―、香港戰役，1941年12月8至25日……28

二、大亂大治？淪陷初期的亂局，12月25日至1942年1月12日……33

 

第三章 日本在港統治機構沿革與施政方針

前言……52

一、東京政府缺乏方針為管治混亂埋下伏筆……53

壹、《南方佔領地行政實施要領》……53

貳、海陸軍首腦關於香港的協定……55

叁、《香港、九龍軍政指導計劃》……56

肆、《香港統治方案私見》……58

伍、戰爭初期的日本對港政策……59

陸、第10次御前會議……63

柒、《關於未來賦與香港的性格》……64

捌、日本秘密提出交還香港……65

二、有權無能的日本在港中央行政機構……67

壹、軍政廳……67

貳、總督部……68

三、從屬行政的司法與濫權的憲兵部門……83

壹、日據時期的司法……83

貳、憲兵隊專權……85

四、有名無實的諮詢組織及地方機構……91

壹、華民代表會……91

貳、華民各界協議會……94

叁、地區事務所、區役所、區會……97

 

第四章 日據時期香港經濟

前言……108

―、戰前香港經濟概況……109

二、日本對香港經濟的控制……114

壹、日本對香港經濟的處理原則和初期政策

貳、接管香港金融業……115

叁、經濟活動與公共服務的恢復……119

肆、總督部的經濟復甦計劃與工業倒退……121

伍、農業發展計劃失敗……127

陸、日資壟斷與貿易衰落……129

柒、物資短缺、配給與物價控制……135

三、軍票問題……139

壹、何謂軍票……139

貳、淪陷初期軍票政策……141

叁、加速以軍票取代港幣……147

肆、軍票暴跌與資金逃日……150

四、日據時期的地產市場……155

 

第五章 日佔時期的香港社會

前言……168

一、泛亞洲主義與日據香港……170

二、日據時期的人口疏散政策……173

壹、從數據看人口疏散政策……173

貳、疏散政策的實行與崩壞……176

叁、戰爭末期的強行疏散……181

三、歌舞昇平的假象和現實，1942年初至年底……184

壹、新權貴、盟友以及合作者……184

貳、去英國化……188

叁、嚴控輿論……190

肆、統治無孔不入，貪污無處不在……191

伍、愈粉飾，愈不太平……192

陸、從樂觀到觀望……197

四、苦撐待變，1943年至1945年8月……199

壹、悲觀情緒蔓延……199

貳、內外情况日壞……200

叁、憲兵隊治港與管治崩潰……202

肆、戰爭後期狀況急劇惡化……206

伍、空襲對香港社會的破壞……210

陸、戰爭末期的新界……212

柒、重光前饑荒將臨……21

五、司徒永覺與淪陷時期的香港衛生……214

六、日據時期的教育……220

七、被日軍拘留的盟國市民……224

壹、赤柱拘留所的建立……224

貳、詹遜奪得拘留所領導權……226

叁、被拘留者嘗試抵抗日軍……228

肆、被拘留者的反思……230

 

第六章 香港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軍事戰略角色

前言……244

一、日軍在港軍事部署……246

壹、指揮體系混亂……246

貳、陸上防務不足……247

叁、華南成為日軍海空防務的缺口……251

二、香港成為日軍後勤基地……264

壹、海陸軍爭奪造船和海港設施……264

貳、啟德機場的局限……275

叁、香港成為日軍醫療中心……277

三、「香港－南中國海」空戰，1942年至1945年1月……282

壹、香港成為盟軍重點空襲目標……282

貳、盟軍空襲概況……284

四、盟軍對港海上封鎖及反攻計劃，1943年至1945年1月……290

壹、海上封鎖……290

貳、奪回香港的計劃……293

叁、放棄反攻計劃原委……300

五、香港大空襲，1945年1月15至16日……302

壹、美國太平洋艦隊突入西太平洋……302

貳、香港大空襲……304

六、戰爭最後階段的香港防務，1945年1月至8月……311

壹、日軍防衛華南計劃……311

貳、震洋自殺艇進駐香港……315

叁、戰爭末期盟軍對港攻擊……318

肆、未及實行的國軍反攻……320

七、戰俘、地下抵抗與游擊活動……321

壹、戰俘經歷……321

貳、省港澳地區的游擊和地下抵抗勢力……329

叁、互相傾軋的盟軍華南抗戰……335

肆、東江縱隊擴張原因剖析……346

 

第七章 中、英、美三國對港政策

前言……362

一、中、美兩國各有打算……363

二、英國政府反思香港政策與中方要求收回香港……365

壹、英國：應否重回香港？……365

貳、國民政府借中英新約談判提出香港問題失敗……368

三、英國重回香港的計劃與準備……372

壹、開羅會議的角力……372

貳、「香港計劃組」設計戰後香港……373

四、中美蜜月期結束與英國重回香港……384

壹、「一號作戰」破壞美蔣聯盟……384

貳、雅爾達會議未解決香港問題……386

 

第八章 香港重光

一、日本投降與英軍接收過程……394

壹、日本投降與盟軍競逐香港……394

貳、國共接收九龍新界失敗詹遜奪回香港……398

叁、夏愨艦隊抵港……402

二、「鳳鳥復興」：戰後初期的重建與改革……410

壹、香港華人和英國軍政府共同打下重建基礎……410

貳、重光後的民心之戰……424

叁、戰後初期的改革……432

肆、戰乎損失與戰後索償……435

伍、有賞有罰？戰犯、附日者以及協助盟軍者的處理……438

陸、小結……440

 

第九章 結語……451

 

附錄

附錄一 時序表……464

附錄二 前人硏究回顧與引用史料……470

附錄三 日據初期法例……476

附錄四 香港警察犯處罰令……484

附錄五 被興亞機關捕獲的民國要人……489

附錄六 地區事務所規程……492

附錄七 香港對周邊協定貿易月額予定額……494

附錄八 香港對周邊協定貿易內容……496

附錄九 雙方軍機機比較……501

附錄十 日據期間盟軍對香港及對開海面的空襲，1942-1945……503

附錄十一 1945年1月15至16日第38特遣艦隊對香港的攻撃……508

附錄十二 戰爭末期盟軍對香港的空襲，1945年1月17日至8月……512

附錄十三 日本「光一號作戰」所用兵力（1945年8月15日數字）……514

附錄十四 官立香港東亞學院規程……520

附錄十五 軍政府的部份人員名單……525

附錄十六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香港遇難人數初探……526

參考資料……529

附表及附圖目錄……556

第一章 導論

 

一 暴行以外的日據時期

1942年12月25日至1945年8月26日^a，日本佔領香港，是香港歷史上其中一段最黑暗的時期。所謂「三年零八個月」，早巳成為香港歷史的一個關鍵詞。即使書寫與傳播歷史者的背景、身份認同以及訓練不同令有關這段時期的記憶與敍述（narrative）有別，但它們都有一共通點，就是集中討論日本軍隊以致僑民所犯的惡行。大至軍政當局對香港經濟的破壞掠奪以及屠殺手無寸鐵的巿民，小至哨兵對路人的耳光，或是日本小孩欺凌華人小孩，均被刻在關於這段時期的歷史認知之中。¹正如史家柯保安（Paul Cohen）提出的「歷史三調」（History in Three Keys）所云，歷史既被抽離為治史者的「事件」（event），亦是親歷其境者各有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經驗」（experience）以及存在於大眾記憶、被各種權力和政治力量形塑的「神話」（myth）。²以上三者互為影響，亦隨着政治和社會現況而出現不同形式的互動。正因為歷史書寫是過去和現在的互動，本書並不打算宣稱已經獲致過去的所有「真相」，而是希望利用不同史料，從不同角度重構一段在近代香港歷史中至關重要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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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至30日英國艦隊進入香港期間，日軍仍大致控制香港島、九龍以及新界部份地區。8月26日，輔政司詹遜（Franklin Gimson）離開赤柱拘留營，到中區成立臨時政府，本書即以此為日本結束在香港統治之時間。

 

香港歷史書寫中的部份「後設敍述」（meta-narrative）已因為王宏志、蔡榮芳以及張少強等的著作而被廣泛留意，不少論者已經指出「殖民地史觀」和「民族主義史觀」如何過份強調或有意無意地忽略某些香港歷史的部份或群體。^a他們指出部份以民族主義角度撰寫的香港史側重甚至可能誇大了本地華人對殖民地統治的反抗，或以往以港督或政府為討論中心的香港史著作忽略了華人在建設香港中的角色。香港在1942年至1945年間歷史的書寫^b，亦無可避免被「殖民地史觀」和「民族主義史觀」拉扯。受前者影響的著作自然以英國軍民的經歷為「香港經驗」的全部或是大部份。受其視角所限，雖然不少英籍官民的回憶史料對香港華人流露感激之情，但華人社會有時只能成為面目模糊的背景。另一方面，受民族主義史觀主導的著作則把香港的戰爭視作日軍侵華戰爭的一個小部份，並強調戰爭期間國、共兩黨在香港的角色以及英國「離棄」香港的過程。除了和國共兩黨合作的抵抗者以外，所有身在香港的華人都只能等待祖國的拯救，部份更成為出賣國族的漢奸，本來在戰爭中甚為模糊的道德、種族以及敵友關係被簡化為二分（dichotomy）。在這種論述中，日據時期對香港本身歷史軌跡的影響並不明顯；在香港從「祖國」被割裂乃至最終「回歸」的過程中，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揭露了殖民主義自私自利，隨時放棄屬民的一面，而香港及其居民的利益只能依靠祖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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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王宏志，《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較近期討論同一問題的例子包括張少強，〈香港史與民族主義〉，《思想香港》，2014年10月，第五期（網頁：http://www.thinkinghk.org/#!v511-/c1net）。

b有關日據時期的史學史，請參看附錄二「前人硏究及資料回顧」。

 

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對香港的影響時，要注意不能被後見之明或民族主義等其他各種後設敍述遮蓋了歷史的「可能性」。正如李懷印指出，中國近代史的書寫不時被政治所影響，不少史事本身被扭曲，史料不被尊重、部份事件或人物亦因為它們和政權的後設論述互相牴觸而被輕輕帶過甚至刻意遮蓋。更有甚者，政權有時只接受一種「正確的」敍述，而書寫歷史則不再是為了發現歷史規律，而是為現實政治背書。^{a 3}舉例，如單純以「民族一統」的角度看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歷史，研究者將難以將這個事件放進論述中而不感到尷尬：1942年12月，中、美、英等國的官方代表和學者在美國參加太平洋問題調查會會議（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期間，中英兩國代表就香港問題唇槍舌劍後，英國代表有如下記述：「我不禁詢問主席，到底香港市民對這個殖民地的命運有否發言權。中國代表們立時宣稱這個問題並不存在。我便問他們是否打算把香港居民排除在《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的精神^b之外。中國代表聲稱香港『情况有別』，就如美國人討論夏威夷問題時的態度一樣。我未追問下去……有趣的是，第二日會議開始時，中國代表起身要求把我和他們在昨日關於香港市民意願的對話記錄刪去……。」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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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看李書時，亦應參考汪榮祖對該書的批評：見〈重新發明與重新建構〉，《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4年9月21日。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9/21/1187540.shtml

b即領土更動需要符合當地人民意願。

 

由此看出，研究者不能與當時國民政府的態度一樣，因為華人佔香港人口的多數便理所當然地假設當地人熱切地期盼國府「收回香港」。針對政治和諸如「民族主義史觀」等後設敍述對歷史研究的影響，李懷印認為研究者嘗試理解近代中國歷史時應抱有「在時」（within-time）和「開放」（open-ended）的態度，即要盡量不被後見之明或後設敘述影響，而是要留意時人如何看待事件，並注意事件可能有不同的結局。他亦認為研究者應以理解過去為目標，而且要服膺一定的專業原則與操守，而非為現實政治服務。可是，沙培德（Peter Zarrow）對李著的評價提醒我們，歷史學家無法意識不到（史事的）結局，⁵因此歷史學家對過去都難以免於後見之明和意識形態的影響。這正提醒研究者應該更仔細地嘗試抱着「在時」和「開放」的態度檢視當時的不同勢力、團體和社群的不同想法和意見，討論不同勢力以及華人本身對香港未來的不同期望，並避免以單一可能的歷史走向看待當時的香港問題，例如中國或英國必然會「收回香港」。這樣可使研究者更能深入理解中、英、美三國在世界大戰背景和爭奪香港的過程以及香港地位的不確定性，並了解時代背景、事件以及人物之間的相互關係如何導致本書的「結局」，即英國在1945年8月26至9月14日之間在香港重新建立統治。不少近年的專著，例如孫福林的《香港淪陷：英國、中國，以及日據時期》（The Fall of Hong Kong: Britain, Chin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雖然未有明言，但其實已採取類似態度處理日據時期的歷史。曾鋭生、陳劉潔貞，以及高馬可等香港史家的著作亦已深入討論本地華籍和混血兒市民如何應對日本侵略和佔領，以及日據時期中、英、美等如何爭奪香港，早已擺脱「殖民地史觀」或「民族主義史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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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詳見附錄二「前人硏究及資料回顧」。

 

筆者認為，1937年至1945年的戰爭是香港歷史上一個重要階段。這段歷時八年的戰爭時期既可被看成是一場「盟國對軸心國」（Axis versus Allies），結局早已注定的世界大戰，但亦可被看成數場同時進行，互為影響，雙方陣營並不涇渭分明，其結局亦存在不少變數的數場戰爭。這些戰爭包括「第二次中日戰爭」^a（1937年至1945年）、英國及其盟國的對德戰爭（1939至1945年）^b以及日本和中、英、美等國於1941至1945年在亞洲進行的「太平洋戰爭」。關於「結局亦存在不少變數」這個論點，可舉一例證明：1938至1939年間，國民政府曾探聽英國有無興趣購買新界主權。如無中日戰爭，則此事不會發生；如英國允諾，中方則無理據在戰爭期間提出收回新界主權。可是，正是由於英國已認為歐洲將可能出現大戰，因此打消了購買新界的念頭。⁶在上述第一場戰爭中，香港雖然未有參戰，但在財政、貿易、情報等方面對中國的抗戰頗為重要，而且亦是英國在亞洲對中國表示支持的前哨。在第二場戰爭中，香港以英國殖民地^c身份參戰，雖然未有直接參與戰鬥，但亦在經濟上對盟國作出貢獻。在第三場戰爭中，香港在開戰18日後已被日軍佔領，成為各方爭奪華南地區以及南中國海控制的主要戰場，這場歷時三年零八個月的戰爭亦給香港帶來重大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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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又稱「抗日戰爭」。

b其後意大利於1940年6月向英、法等盟國宣戰，使戰爭成為盟國對德、意兩國的戰爭。

c一次大戰後，英帝國幾個主要白人組成部份如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等均要求更大自治權。其後英國根據1926年的《巴福爾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成立「英聯邦」，但香港自始至終仍是英國殖民地（Crown Colony），直至1983年成為「海外屬地」（British Overseas Territory）。

 

從這個角度而言，香港在1937至1945年之間的經歷並不只有「香港華人聲援抗日」（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香港戰役（1941年12月8日至25日）」以及「日據時期（1941年12月8日至1945年8月15日）」。要更全面地解釋這段時期對香港的影響以及「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不但要討論香港內部的情況，更要理解戰爭期間華南地區、中國大陸，以至整個亞洲的變化。正如經濟史家濱下武志指出，近代香港是中國和英國的經濟紐帶，是亞洲區域經濟網絡的重要組成部份。⁷高馬可亦認為，中國政府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期的失敗，加上英國的法治和自由貿易，使位於帝國邊陲的香港成為亞洲的商貿中心。⁸香港不但和中國以及東亞有緊密聯繫，更和「東南亞」以至全世界^a在經濟、文化以及生活上密不可分。因此，本書希望討論香港在日據時期暴行與苦難以外的歷史，嘗試探索香港在1941年至1946年之間的變化，更把焦點從香港擴大至華南、東南亞、東京、倫敦、華盛頓等地，將政治、戰略、軍事、經濟、社會等環環相扣的因素一併審視，並突出它們的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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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43年以前此詞尚未被廣泛應用，但「南洋」此一概念則早已使用。

 

香港在1937至1945年間的經歷加速了殖民地統治在性質上的轉變，甚至可説是香港「去殖民地化」的第一步。在1841至1941年間，香港經歷了經濟上的現代化，白人殖民地政商精英對其建設極為自傲，但他們卻和社會絕大部份華人隔絕。即使對社會貢獻甚大的華人精英和混血人口亦不時受白人鄙夷，但他們亦建立了屬於「香港華人」這身份的社會和經濟角色。⁹ 1937年以來，由於第二次中日戰爭使大量難民逃入香港，殖民地政府在房屋、勞工、教育以及衛生等問題上面臨不少壓力，遂着手計劃應對，而且亦漸漸開放本地華人進入公務員體系。另一方面，諸如立法局議員羅文錦等華人領袖對殖民地政府作直率的批評，包括中文報紙在內的媒體亦能迫使殖民地政府回應問題。可是，貪污以及故步自封的殖民地官僚主義在戰前仍然頑強。正如筆者前著《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指出，這些問題在1940至1941年政府快速進行戰爭準備以及應付日軍入侵時表露無遺。駐港英軍米杜息士營（1^st Bn., the Middlesex Regiment）在香港淪陷後於其作戰報告的序言中寫道：¹⁰

 

説來不無遺憾，香港可算是英國殖民地中少數應有此報之地……香港政府腐敗無能，官員庸碌，警察毫無紀律、貪污成風、生活放浪，市民不論何種膚色，均想當然耳，幻想日本不敢進攻香港……除了防空署尚算稱職外，其他政府部門均措手不及……

 

這段文字在戰敗不久時寫下，可能因為戰敗的衝撃而有所誇大，但英聯邦軍在1941年12月香港戰役中徹底失敗，打破了白人優越的神話，亦迫使英人反省其統治態度，甚至繼續據有香港的理由。在戰爭期間，香港的未來並不明確，直至日軍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至英國艦隊在8月30日抵港期間才逐漸明朗。在此期間，英國政府內部已重新檢視如何管治香港的問題。戰後，英國恢復對香港的統治，但英人已沒有繼續以戰前的態度管理香港，而是改弦易轍，以漸進改革者而非放任主義的姿態面對香港社會各種問題，使戰後的香港歷史出現新的軌跡。由此角度看，日據時期可算是香港歷史的分水嶺，因為它加速了殖民地政府在戰爭前的改革傾向，亦使之不會開倒車，退回1937年以前的放任管治。

日本在香港實施的制度和政策，乃這個城市的近代歷史上僅見，與日據時期前後截然不同。詳細討論日本當局的制度和政策，使我們可從另一角度討論香港在近代的歷史經驗。在日據時期，香港成為日本在華南地區的軍事領地。在制度上，日據時期的香港總督擁有行政、立法、司法權於一身、法治（rule of law）無從談起、市民代表極為弱勢、軍警權力龐大、「輿論」蕩然無存，加上東京政府早已因戰爭忙得不可開交，使總督部幾乎無須面對任何制衡。直屬總督的憲兵控制警察系統，以「國家安全」為名擁有絕對權力，使香港成為名副其實的警察國家（police state），任何異議均不能存在，毫無法治可言而空有嚴刑峻法。所有政策，從配給、人口疏散到禁打麻雀，均只能借警憲之手實行。總督部缺乏大眾支持，華人領袖的合作（如兩華會）又流於裝飾，當局扶植了以陳廉伯為首的附日權貴，他們的影響力和人數遠不如戰前英國殖民地政府的華人和混血兒精英。他們部份和幫會關係密切，而且依附日本總督部以增加其經濟影響力，形成政權與幫會而非傳統精英控制香港的格局。以上局面，加上東京和總督部扶植日本企業在香港壟斷的政策，使香港成為貪污溫床，施政毫無效率可言。

雖然日本缺乏長遠經營香港的具體政策，但香港在經濟上被「去國際化」，成為日本在華南地區的後勤基地。原本使香港成為繁榮城巿的國際商貿活動完全停止，工業因為缺乏原材料和日軍掠奪機器而停擺，金融活動因各國銀行被查封而大減，擁有行政性壟斷的日本企業又無力重振經濟，華洋雜處的特色亦被當局嘗試以強制的日本化取代。原本使香港成功的因素之一──良好的營商環境──已不再存在。香港原本的地理優勢又因為日軍節節敗退而逐漸失去，使香港由東亞主要的轉口港變成依賴進口但缺乏出口的城市，港口設施又因為盟軍的空襲而無法有效使用，海運更逐漸被盟軍海空攻擊切斷，香港依賴的鄰近地區的日軍軍政當局卻又不願合作。香港經濟和管治由於以上的原因急劇萎縮，使日本早於投降前半年已放棄管治香港，只視之為軍事據點，市民則被遺棄。幸好日本於1945年8月投降，運載糧食、物資，以及救援人員的英國艦隊又及時趕到，否則香港將面臨更大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