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現代的拂曉時辰（簡體書）

作者用“一個站在近代門檻上的王朝”來形容宋朝，通過對各類記述宋朝文獻和各種各樣的宋畫的解析，從生活、社會、經濟、法政四個層面展示了中國封建歷史上可能最為文明、現代且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代。該書文筆優美，觀點新穎，有趣並充滿見解，既適合專業人士，也適合大眾閱讀。比如宋代開封的城市白領不在家中做飯，而是“叫外賣”；比如《清明上河圖》展示的酒店業“燈箱廣告”；比如南宋杭州出現的“貓糧專賣店”；比如宋代大城市的“證券交易所”；比如誕生于宋代的紙幣；比如宋朝高度發達的契約；比如宋代立法的“民主審議程序”；比如非常縝密的宋代司法程序；比如十分講求分權制衡的權力構造……這些歷史細節組合起來，便展現出一種非常“現代化”的宋朝社會景象，讓生活于現代社會的我們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他不僅將宋朝的夜生活、瓦舍勾欄、貴族的娛樂活動、美食、節假日，甚至宋朝人的沐浴、刷牙以及天氣預報……又如宋朝城市化、福利體系、書院、民風等繪成一系列趣味橫生的充滿生活氣息的畫卷；而且也以這些細節非常嚴謹地論述了封建歷史走到宋朝開始走向近代化這一論題，徹底顛覆了一些史學家對宋朝“積貧積弱”“太窩囊”的判斷。這不僅是重新認識宋朝，也是重新認識中國歷史的開始。

吳鉤，男，1975年生，居廣州。歷史研究者，近年致力於宋代史研究，被稱為“天下第一宋粉”。著有《隱權力：中國歷史弈局的幕後推力》（雲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隱權力2：中國傳統社會的運行遊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中國的自由傳統》（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

編輯推薦
寫這本書，我不敢說批閱了多麼巨量的史料，但自認為參考了非常多的學界專家的研究成果。我想寫的並不是顧影自憐的學術文章——宋朝的文明需要讓更多的人看到；但我也不希望將文章寫成“×朝那些事兒”這樣的文化速食。我更願意以做學問的態度，來寫更有可讀性的文字。書中或有“驚人之論”，但這些論點，都有史料支持，而非“故作驚人語”。
——吳鉤
1.編輯Z：
初見此書，只想吐槽一句“可惡！宋朝比我們還Modern!”也因此才發覺法國學者埃狄納稱宋朝為“現代的拂曉時辰”是當之無愧的。作者以“現代性”為線索，在書中布了一個大局：
“瓦舍勾欄”，描述宋人過著像宋瓷一樣的精緻生活；
“契約時代”，展示宋人從身份社會到契約社會；
“全民皆商”，細描了中國的重商主義年代；
“共治天下”則充分體現了宋朝制度的分權與制衡之美。
此書內容之博達，作者用意之良苦，可以想見！宋朝社會的全面圖景也像畫卷一般展開來，隨著宋朝的夜生活、瓦舍勾欄、貴族的娛樂活動、美食、節假日，甚至宋朝人的沐浴、刷牙以及天氣預報、城市化、福利體系、書院一一呈現，這個充盈著拂曉之光的朝代顯現著不輸於當今社會的人性化、法制化、商業化的迷人之處。

2.編輯Y：
該書是關於宋朝*有趣、*好讀的著作，充滿了奇妙細節，引人入勝，極有說服力！比如宋代開封的城市白領不在家中做飯，而是“叫外賣”；比如《清明上河圖》展示的酒店業“燈箱廣告”；比如南宋杭州出現的“貓糧專賣店”；比如宋代大城市的“證券交易所”；比如誕生于宋代的紙幣；比如宋朝高度發達的契約；比如宋代立法的“民主審議程式”；比如非常縝密的宋代司法程式；比如十分講求分權制衡的權力構造……這些歷史細節組合起來，便展現出一種非常“現代化”的宋朝社會景象，讓生活于現代社會的我們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天下**宋粉”吳鉤歷時多年爬梳宋朝各類文獻及宋畫，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圖”，讀者可以從任何一頁讀起並被吸引，一定會享受閱讀過程並獲益良多。
同時，作者精心挑選近百幅宋畫（包括宋畫局部）作為插圖，四色印製，以讓我們可
以更加真切地感受宋朝文明，既適合專業人士，也適合大眾閱讀，更具有收藏價值。

自序 一個站在近代門檻上的王朝
一
研究宋史的張邦煒教授曾經感慨：“從前人們往往一提到漢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講到宋代，就貶就抑：積貧積弱。”其實何止是“從前”，直至今日，在許多人的印象中，宋朝仍然被當成一個窩囊的王朝。然而，日本與歐美的漢學家對宋代卻不吝於讚美，評價非常之高。美國多所高校採用的歷史教材《中國新史》（China，A New History），其中有一章的內容宣稱“中國最偉大的朝代是北宋和南宋”（China’s Greatest Age：Northern Sung and Southern Sung）。宋代武功遠不及漢唐之盛，卻何以大獲海外漢學家的青睞呢？中國人看待中國歷史，往往擺脫不了對國運的關注，因而影響及情感的取捨。而海外學者則能夠保以超然的心態去評估一個王朝的文明表現。正是從文明的角度，他們發現了宋朝的諸多了不起的成就。
許多海外漢學家在論及中國宋代的時候，似乎還特別喜歡使用“革命”之說。比如英國漢學家伊懋可認為，唐宋之際發生了一場“經濟革命”，包括農業革命、水運革命、貨幣和信貸革命、市場結構與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學技術革命；日本學者斯波義信也提出“宋代經濟革命”說，並列舉了宋朝的農業革命、交通革命、商業革命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變遷；《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裡阿諾斯也說，“宋朝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的意義。”美國學者郝若貝則認為宋代中國出現了“煤鐵革命”。仿佛不用“革命”一詞，不足以強調宋代文明與之前時代的深刻差異。
大概正因為看到了唐宋之際發生的種種“革命性”變遷，又有許多漢學家相信，唐代是中世紀的黃昏，而宋朝則是“現代的拂曉時辰”。
自從日本的歷史學家內藤湖南在19世紀末率先提出“唐宋變革論”（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以來，宋代的近代化色彩一直便是海外漢學家講述宋朝歷史的最重要母題——
內藤湖南的弟子、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宮崎市定稱：“中國宋代實現了社會經濟的躍進、都市的發達、知識的普及，與歐洲文藝復興現象比較，應該理解為並行和等值的發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東方的文藝復興時代’”，“宋代社會可以看到顯著的資本主義傾向，呈現了與中世社會的明顯差異”。
另一名日本學者藪內清也說：“北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代。……在這個文化發達的歷史潮流中，有許多驚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認為，北宋時代可以和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以至近代相比。”
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說道：“13世紀的中國，其現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驚的：它獨特的貨幣經濟、紙鈔、流通票據，高度發展的茶、鹽企業，對外貿易的重要（絲綢、瓷器），各地出產的專業化，等等。國家掌握了許多貨物的買賣，經由專賣制度和間接稅，獲得了國庫的主要收入。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藝術、娛樂、制度、工藝技術各方面，中國是當時世界首屈一指的國家，其自豪足以認為世界其他各地皆為‘化外之邦’。”
另一位法國漢學家白樂日也提出：“中國封建社會的特徵，到宋代已發育成熟；而近代中國的新因素，到宋代已顯著呈現。因此，研究宋史，將有助於解決中國近代開端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在中國知識圈很著名的美國漢學家、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認為，宋代“包括了許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徵，所以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視其為‘近代早期’”。
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黃仁宇更是乾脆地宣稱：“西元960年，宋代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貨幣之流通，較前普及。火藥之發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鐘、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隻使用水密隔艙等，都于宋代出現。在11、12 世紀內，中國大城市裡的生活程度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較而無遜色。”
另一位美籍華人學者、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也稱：“吾人如大膽地說一句，北宋的朝政，是近古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起步，亦不為過。可惜的是，傳統中國這種有高度現代化和民主意味的開明文官制，在宋亡之後，就再次復古回潮了。”
美國孟菲斯大學教授孫隆基則說道：“在我們探討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標準，例如：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達、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與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國家的成形，以及國際化等等。這一組因素，宋代的中國似乎全部齊備，並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總而言之，在海外漢學界，“宋代近世說”顯然要比“晚明資本主義萌芽論”更有說服力，更可能達成共識。

二
當然，我們不能因為海外漢學家說宋代是近代開端，便不假思索地附和。宋朝到底是不是邁入了近代的門檻呢？我們不妨列出近代化的衡量標準，來跟宋代社會對照一下。
當一個社會從中世紀進入近代，總是會出現某些共同的趨勢與特徵，我們試列舉如下：
商業化。商業漸次繁華，商品經濟逐漸取代自然經濟。
市場化。隨著商品經濟的展開，市場取代行政命令，成為配置資源的重要機制。
貨幣化。市場經濟的發展，不但使得貨幣成為市場交易的結算工具，而且國民的賦稅與勞役、國家的行政動員，也可以用貨幣結算，達成黃仁宇先生所說的“數目字管理”。
城市化。越來越多的人口脫離農村和土地，進入城市謀生，成為城市的居民。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
工業化。手工業發達，出現了以市場交換為生產目的、以手工業坊場為生產形態的手工業。
契約化。英國歷史學家梅因說：“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為止，都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從中世邁向近代化的核心標誌之一，便是出現了從“人身依附”向“契約關係”的轉型。
流動化。由於人身依附弱化乃至消失，一個近代化的社會必然出現越來越明顯的流動性，包括地域之間的流動、階層之間的流動。
平民化。世襲的貴族作為一個特權階層，日漸式微，平民階層的影響力日益上升，世俗化的市民文化蓬勃生長，最終形成一個平民社會。
平等化。貴族式微，平民崛起的結果，是人與人之間基於不同出身的地位懸殊被抹平，階層之間的森嚴壁壘被打破。
功利化。由於商品經濟的滲透、社會風氣的世俗化演變，一個近代化的社會總是會產生出明顯的功利主義思潮。
福利化。近代歐洲的經驗表明，當一個社會開始了商業化、城市化、流動化的轉型，必然將誕生一個龐大的貧民階層，原來由宗教團體提供的救濟體系已經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必須由強有力的國家財政負擔起救濟的責任。
擴張化。這裡的擴張化是指國家經濟職能的擴張。一些自由主義者認為，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機制可以自發地推動構建出一個近代化的經濟體系。但這從來只是假想，而非事實。事實是，近代化的啟動，總是以國家的重商主義為先導，政府設立的經濟部門出現明顯的擴張，如此，才能為市場的擴張奠定基礎。
集權化。國家的權力結構從貴族封建制轉化為王權制。有學者指出：“無論是遲是早，幾乎所有國家都必須在經歷了專制王權這個階段之後，才能跨入近代世界的大門。未完成由封建國家向專制制度的轉變，意味著未能進入近代政治的起點，從而意味著國家在近代化第一階段的完全失敗。”這裡的“專制”一詞如果換成“王權制”，會更準確。
文官化（理性化）。隨著王權制的確立，貴族的政治權力逐漸被一個科層化的文官體系所接替。在韋伯看來，文官制與理性化幾乎是一個同義詞，文官制的建立，即預示著國家治理的理性化，政治權力的分配與行使由明確的程式與制度來規範，從而擺脫了私人意志與情感的干擾。
法治化。近代化的漸次展開，塑造出一個複雜化的陌生人社會，以及一個龐雜的治理體系，熟人關係、習俗與道德已不足以應對這種複雜性，因此，國家需要創制出更加繁複的法律，以適應時代的嬗變。
那麼問題就在於：這些涉及經濟變遷、社會轉型與政治構建的近代化指標，在宋朝一齊出現了嗎？是的，它們一齊出現了。

三
宋代是繼漢初之後的又一個商業繁華期，商業化的浪潮席捲整個宋朝國境，“貨殖之事益急，商賈之事益重”。一位宋朝人看到，“人家有錢本，多是 停塌、解質，舟舡往來興販，豈肯閑著錢買金在家頓放？”宋朝人家有了閒錢，即拿出來投資。一些漢學家甚至提出，宋代“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
既然稱之為“商業革命”，當然需要有革命性的經濟表現。宋代在經濟上確實出現了革命性的變遷：
——“田制不立”，即國家承認完整的私有產權（中唐之前實行均田制，產權的自由交易是受到限制的）。
——農業生產力獲得革命性的提高，特別是水稻早熟品種的引進與複耕技術的推廣，讓同樣面積的土地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如是，才可能從土地中析出更多的賦餘人口與農產品，流入城市與工商業。
——原來束縛了商業自由的坊市制在宋代徹底瓦解，街市制開始形成，“自大街至諸小巷，大小鋪席連門俱是，即無空虛之屋，每日淩晨，兩街巷門上行百市，買賣熱鬧”。在宋代之前，這是不可想像的。
——海外貿易高度繁華，當時整個大宋國的海岸線，北至膠州灣，中經杭州灣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廣州灣，再到瓊州海峽，都對外開放，與西洋南洋諸國發展商貿。市舶司（海關）每年從海上貿易中抽稅近200萬貫（明代在“隆慶開關”後，海關抽解每年不過區區幾萬兩銀），進口貿易總額約為2000萬貫。
——商業信用非常發達，從北宋到南宋，陸續出現了便錢（類似於銀行匯票）、現錢公據（類似于現金支票）、茶引、鹽引、香藥引、礬引（類似於有價證券）、交子與會子（法幣）等商業信用。如果沒有發達的商業信用，大宗的或者跨區域的市場交易是不可能達成的。
——商業化的深入，表現在國家財稅結構上，即農業稅的比重下降，商業稅的比重上升，南宋淳熙—紹熙年間，來自非農業稅的財政收入接近85%，農業稅變得微不足道。這是中國歷史絕無僅有的事情，要到了19世紀的晚清，洋務運動之後，清政府的田賦比重才下降至48%。
宋代商業化的展開，也是市場化不斷深化的過程。市場化不但表現為民間的衣食住行均可以通過市場解決，宋代江南一帶的許多農戶，基本上已經不種田，“糊口之物，盡仰商販”；而且，國家也放棄了行政命令的方式，而採用市場機制獲取政府消費品、調撥公用物資，甚至使用經濟制裁的威懾來維持與鄰國的和平。
貨幣化的趨勢在宋朝也非常明顯。宋政府每一年都要鑄造巨量的貨幣來滿足民間交易，北宋的最高年鑄幣量則是570萬貫，平常年份都維持100萬貫至300萬貫之間；明代近300年的鑄幣總量，宋人用兩年時間便鑄造出來了。
為什麼宋人必須大量鑄造貨幣？因為需要滿足貨幣化的時代需求。不獨市場交易以貨幣結算（在自然經濟時代，還可以物易物）；官吏與雇工的酬勞，也要用貨幣支付，而在宋代之前，工資以實物為主，貨幣只占其中一小部分；宋朝國家的稅收，也從以實物為主向以貨幣為主過渡，北宋治平二年（1065），宋政府貨幣性歲入的比重超過了50%；王安石變法更將力役也折成貨幣結算，顯示出貨幣化已成大勢所趨。
宋代的城市化也有革命性的表現：城市人口的比重達至歷代最高峰。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南宋時達到22.4%。如果據斯波義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時期的城市化率可能達到30%。而清代中葉（嘉慶年間）的城市化率約為7%，民國時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過是15.4%。一些研究者因此提出，宋代發生了一場“城市革命”。
還有一些歷史學者認為宋代出現了“原始工業化”。一個最能體現宋代“原始工業化”的例子是鐵的產量：由於煤礦的規模化開採及應用於煉鐵，北宋的鐵產量表現出飛躍性的發展勢頭，而英國要到16世紀的工業化早期才產生類似的“煤鐵革命”。大量的科學技術也應用於手工業生產，英國劍橋大學的李約瑟博士稱：“中國的科技發展到宋朝，已呈巔峰狀態，在許多方面實際上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英國或歐洲的水準。”

四
上面我們從經濟變遷的角度描述了宋朝的近代化表現，接下來我們再從社會轉型的視角來觀察宋代——
唐宋之際，中國社會發生了一次非常深刻的大變遷：唐代有部曲，是世世代代為門閥世族耕種的農奴，沒有獨立戶籍；唐代的奴婢也不具備獨立的法律人格，不獨立編戶，是附依於主家的賤戶；入宋之後，隨著門閥世族的瓦解，部曲與賤口都成為了自由民。宋代的佃戶與地主不再存在人身上的依附關係，只是結成經濟上的租佃關係，租佃關係基於雙方的自願結合，以契約為證。宋代奴婢與主家之間也不是人身依附關係，而是經濟意義上的雇傭關係，雇傭關係同樣基於雙方自願的契約。這樣一種結構性的社會變革，核心意義就是“契約化”——從“人身依附”向“契約關係”轉型。
這個契約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平等化的進程。不管是部曲，還是奴婢，在宋代之前都屬於賤民，而這些賤民到了宋代，都基本上消失了，或者說，從前的賤民現在已經獲得了自由民的身份，都成了國家的“編戶齊民”， 擁有平等的法律主體資格：“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
貴族的消亡，推演著一個平民化社會的來臨。宋代之前，政治幾乎為貴族壟斷，唐代雖有科舉制，但借科舉晉身的平民官僚，寥寥可數。宋代情勢一變，取士不問世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門第傳統的遺存”（錢穆語）。據學者對南宋寶佑四年（1256）《登科錄》的統計，在601名宋朝進士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有184名，寒門進士占了絕大多數。
作為平民社會的表徵，宋代的教育、文化藝術等領域，也一齊出現了明顯的平民化色彩。宋代之前，貴族掌握著得天獨厚的教育資源，而宋朝的學校則向全民開放，包括“工商雜類”的子弟均可進入州縣學校讀書。文學、音樂、美術在宋代之前也是上層人玩的高雅品，進入宋代後，才產生了完全屬於平民（市民）的文學、音樂形式，如話本、滑稽戲等；我們從宋代之前的美術作品上也幾乎找不到任何平民的影子，只有展開宋人的畫作，如《踏歌圖》《清明上河圖》，那種平民氣息、市井氣息才會撲面而來。
同時，隨著人身依附狀態的解除，宋朝社會出現了廣泛、持續的流動性，這種流動化既包括地理意義上的橫向流動，即可以從一地自由遷徙到另一地；也包括階層意義上的縱向流動，即固化的等級結構被打破，任何人都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獲得上升的機會。
宋人發現，“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固不為患”。這裡的“近世”，當然是指宋代。用現代概念來說，宋人有了“自由遷徙”的權利。
宋人又發現，“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為四，起於後世”。這裡的“後世”，也是指宋代。“貧富貴賤，離而為四”的意思，是說從宋代開始，此四者可以自由組合：貧者可以富，可以貴；賤者可以貴，可以富；富者可能貴，也可能賤；貴者可能富，也可能貧；貧富貴賤處於變動之中。用現代社會學的概念來說，社會階層沒有“板結化”。社會也因此才煥發出活力。
整個社會的結構性轉換，以及商品經濟的深入展開，也讓宋朝的社會風氣出現巨大嬗變——人們不憚於言利，“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追逐財富成為理所當然之事。拜金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大行其道，這種功利化世態乃是資本主義時代開始來臨的一般社會景象，不管是兩宋、晚明，還是近代的西歐城市，莫不如此。

五
現在，我們從國家治理功能構建的角度再來觀察宋朝的近代化表現——
研究者發現，在16世紀的歐洲，當經濟結構從封建制度過渡至資本主義制度之際，出現了一個特徵，即由於經濟失調而產生大量都市貧民，近代歐洲國家逐漸發展出來的福利政策，就是為了應對這種結構性的經濟轉化。英國也是在近代化開始展開的16世紀下半葉發佈了一系列“濟貧法”，由政府負擔起救濟貧民的責任。中國的國家福利體系，也恰好在宋代發展至頂峰，這種“福利化”國家功能的出現並不是巧合，而是近代化產生的壓力催生出來的結果。
宋朝的貧民救濟主要由兩個系統組成，一是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施行的“惠養乞丐法”：每年十月入冬後，各州政府“差官檢視內外老病貧乏不能自存者”，每人一日“給米豆一升，小兒半之”。宋人對“乞丐”的定義與今日不同，凡貧困人口，均納入乞丐範圍；一是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頒行的“居養法”：各州設立居養院，“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給米豆，疾病者仍給醫藥”。簡單地說，“惠養乞丐法”指由政府給貧民發放米錢；“居養法”則指由國家福利機構收留無處棲身的貧民。
為了應對近代化的挑戰，國家不僅要發展出福利功能，更需要深切介入經濟活動，包括徵稅、借款、投資、開拓市場、調控市場、制訂商務邏輯、維護市場秩序等，這便是重商主義下國家經濟職能的擴張化。宋朝無疑是歷代最具重商主義性格的一個王朝，政府設立非常多的經濟部門參與市場經濟，包括市舶司、鹽井監、樓店務（房地產公司）、酒務（釀酒廠）、曲院（製造酒麴的作坊）、造船務、紡織院、染院、磨坊（糧食加工廠）、茶磨（茶葉加工廠）等等，具有金融功能的經濟部門就有榷貨務、便錢務、交子務、市易務、青苗法、檢校庫、抵當所等。
可以說，宋代的國家扮演了一個“超級商人”的角色，自由主義者可能會對此嗤之以鼻，但歷史地看，近代化的商業引擎，離不開以國家之力來啟動。一個對商業發展無動於衷、碌碌無為的政府，比如朱元璋建立的明政府，真的更有利於近代化的擴展嗎？
也許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國家重商政策對於資本主義之興起的重要性：宋朝在河北路與京東路實行食鹽自由通商制度，在其他地方則推行鹽引制（國家間接專賣）。按道理說，食鹽的禁榷應該會妨礙民間商品經濟的發育，遲滯資本主義的產生，但學者的研究卻發現，在宋朝的食鹽自由貿易區，“生產技術並無任何進步與創新，生產規模也未見擴大，鹽商的資本增殖速度似乎並不快，見不到特富的大鹽商”。倒是在推行鹽引制的禁榷區，“能夠發現生產技術和工藝的明顯改進與革新，井鹽生產似乎還出現新的生產關係的萌芽，也能在實行鈔引制的東南鹽區見到發家致富的大鹽商”。
正因為近代化的啟動與展開離不開國家力量的支持，一國總是在完成了國家的集權化之後才有可能順利實現近代化，不管是先發近代化的歐洲大陸與英倫，還是後發近代化的日本，均表明了這一點。相比之下，中國的集權化完成得非常之早，秦朝建立郡縣制，即宣告王權制的來臨。早熟的集權化未必合乎歷史趨勢，因而中國在魏晉時期出現了貴族制的回潮，並在南北朝—隋唐時期形成門閥世族。經過唐宋變革，“君主獨裁”政治才完全確立下來。
需要提醒的是，我們這裡所說的“君主獨裁”，只是表示一種與貴族政治相對的政體，指政府機構被置於天子的直接指揮之下；而不是說君主不受約束，可以乾綱獨斷。恰恰相反，宋朝已經形成了一種“虛君共治”體制，君主“以制命為職”，但“一切以宰執熟議其可否”，即由宰相執掌具體的國家治理權；如果政令“有未當者”，則由“台諫劾舉之”，即台諫掌握著監察、審查之權，以制衡宰執的執政大權；執政、台諫，加上端拱在上的君主，三權相對獨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
中國的文官制也建立得早，與郡縣制的成立同步，但要到宋代，文官制才發展出足夠的理性化。理性化是文官制的核心意義，即公務員的分類、職能、考試錄用、考核、獎懲、培訓、晉升、調動、解職，權力命令的發起、傳遞、審查、執行、回饋、問責，都有完備的制度與程式可遵循，從而最大限度隔離私人因素的影響。那些不欲受到約束的帝王，都會產生突破文官制的衝動，如西漢武帝啟用了一個由宦官、侍從、外戚、尚書（皇帝的私人秘書）等親信、近臣組成的“內朝”，將三公領導的“外朝”撇在一邊；明朝乾脆廢掉宰相，另立“內閣”，內閣實際上就是皇帝的秘書班子。唯獨宋朝三百餘年，沒有形成破壞文官制的“內朝”，文官制的運作非常穩定。
近代化的治理秩序還有一個特點：法治化。今人多以為“法治”是西方特產，中國的治理傳統是“人治”，但宋人並不這麼認為，宋人自稱“尚法令”。南宋的思想家陳亮與葉適總結說：“漢，任人者也；唐，人法並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無大小，一聽於法”。所謂“任法”“一聽於法”，套用現代的術語，就是“以法治國”的意思。
宋朝法制體系之繁密，可能要超出許多人的想像。宋人葉適這麼描述道：“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為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一個聰明人，窮盡一生的智慧，想出一項立法，自以為新奇，但查一下法律彙編，卻發現類似的法條早已制訂出來了。
這些繁密的法律包括民商事立法，宋朝的民商事立法非常完備，這些繁密的法律包括民商事立法，宋朝的民商事立法非常完備，民間租賃、抵押、出典、買賣、借貸、財產繼承，均有周全的法令給予規範。宋人自己說，“官中條令，惟交易一事最為詳備，蓋欲以杜爭端也”。發達的民商事立法讓一些研究者相信，宋代已經產生了“法學近代化”的跡象。

六
如果我們同意前面對近代化特徵的概括以及對宋朝近代化表現的描述，那麼我們應該承認，宋代中國確實已經邁入了近代的門檻。
請注意，這場發生在11—13世紀的近代化變革，毫無疑問，並非由西方輸入——此刻的西方，還在漫長的中世紀沉睡——而是基於中國文明自身的積累與演進，基於中國歷史內在的發展動力而形成的，用陳寅恪先生的話來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文明的積累與演進如同一個沖積平原，歷史是長河，時光的河水流過，不舍晝夜，不斷留下前人的經驗與成果，慢慢地便堆積出一個豁然開朗的世界。
今天大多數的歷史學家都相信，大約在11世紀發生了一場“唐宋變革”：中國歷史從中世紀的黃昏轉入近代的拂曉時刻。不過，不管宋代與唐代之間看起來有多麼大的差異，宋朝的近代性同樣是前代文明沖積的結果，比如從唐代的“飛錢”孕育出宋代發達的商業信用，瓦解于宋代的坊市制在中晚唐已經出現鬆動，宋朝管理海外貿易的市舶司也是繼承自唐朝設施。“唐宋變革”並不是斷裂式的突變，而是內在于文明積累的突破。
文明積累的假說與唐宋變革的歷史事實，首先宣告了所謂的“中國歷史停滯論”的荒謬。從18世紀起，處於近代化進程中的西歐開始出現了一種傲慢的論調：一些對中國瞭解非常有限的哲學家根據他們的想像，對中國文明作出了“停滯”的定性，如德國哲學家赫爾德稱：“拿歐洲人的標準來衡量，這個民族（中國人）在科學上建樹甚微，幾千年來，他們始終停滯不前。我們能不對此感到驚訝嗎？……這個帝國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塗有防腐香料，描畫有象形文字，並且以絲綢包裹起來。它體內血液迴圈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
諷刺的是，這類對中華文明的誣衊式論斷，居然獲得中國公知式人物的共鳴與讚賞。在中國網路上，還流傳一句據稱是另一位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所說的名言：“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被無數網友奉為圭臬、一遍遍引用。
然而，如果赫爾德與黑格爾（假如黑格爾確實說過那句“名言”的話）對中國歷史的描述是準確的，那歷史上的“唐宋變革”該如何發生？從盛唐的中世紀色彩，到大宋的近代化性格，這中間的變革，比任何一次的王朝更迭都要深刻。如果這都能說是“始終停滯不前”，德國人才應該“對此感到驚訝”。相比之下，倒是中世紀的歐洲更像陷入了“停滯”。
當然，中西的歷史都不可能停滯，西歐歷史以他們的軌跡演進，中國歷史也以自己的軌跡演進，經過漫長的文明沖積，“造極于趙宋之世”，產生了近代化的大突破。——我們這樣的描述，也挑戰了費正清先生提出的“衝擊—回應”理論。
所謂“衝擊—回應”理論，簡單點說，即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只有在經歷19世紀來自西方的“衝擊”之後，產生了“回應”，才會出現近代化轉型。顯然，“衝擊—回應”理論的前提便是“中國歷史停滯論”：必須堅持認為中國社會一直處於停滯狀態，缺乏內在的近代化動力，“衝擊—回應”的模型才有解釋力。然而，當宋王朝在11—13世紀打開近代化的大門時，費正清所說的“西方衝擊”在哪裡呢？

七
我們還需要解釋一個問題：既然早在11—13世紀的宋王朝，中國就已經產生了近代化，那為什麼到了19世紀下半葉，中國的近代轉型還會顯得那麼艱辛、一波三折？這麼重大的問題當然不適宜用單一的原因來解釋，不過如果要找出最深刻的歷史原因，我認為，那便是“唐 宋變革”所代表的近代化進程在南宋滅亡之後被中斷了，歷史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倒退。
敏銳的明末思想家黃宗羲與王夫之都察覺到，宋朝的覆滅不可跟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並論。黃宗羲說：“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王夫之說：“二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宋朝之亡，不僅僅是一個王朝的覆滅，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換代的歷史性巨大變故。用那個時代的話語來說，叫做“亡天下”；用今天的話語來說，不妨稱為“文明的中斷”。
為什麼說宋朝的滅亡是“文明的中斷”呢？請允許我先引用周良霄《元代史》序文中的一段話：宋亡之後，元王朝統一中國，並在政治社會領域帶來了某些落後的影響，“它們對宋代而言，實質上是一種逆轉。這種逆轉不單在元朝一代起作用，並且還作為一種歷史的因襲，為後來的明朝所繼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襲元朝，而元朝的這一套制度則是蒙古與金制的拼湊。從嚴格的角度講，以北宋為代表的中原漢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滅亡，即陷於中斷”。
元王朝從草原帶入的制度及其影響，深刻地重塑了宋後中國的歷史。我們擇其大者，介紹如下——
“家產制”的回潮。本來宋人已有“天下為公”的政治自覺，就如一位宋臣告訴宋高宗：“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為天下人共有。而來自草原的統治者則將他們所征服的土地、人口與財富都當成“黃金家族”的私產，推行中世紀式的“投下分封制”，“投下戶”即草原貴族的屬民，有如魏晉—隋唐時代門閥世族的部曲農奴。
“家臣制”的興起。宋人相信君臣之間乃是一種公共關係：“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于道而曲從。”君臣之間，“各有職業，不可相侵”。入元之後，這種公共性的君臣關係被私人性的主奴關係代替，臣成了君之奴僕，許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宮服役。在主奴關係下，君對於臣，當然也是生殺予奪，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懲罰自己的奴隸，一位明朝的觀察者說：“三代以下待臣之禮，至勝國（元朝）極輕。”
“諸色戶計”的誕生。我們知道，宋代實行募兵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勞役亦不多見，差役也開始折錢結算。入元之後，征服者卻按草原舊制，推行全民當差服役的“諸色戶計”制度：將全體居民按職業劃為民戶、軍戶、站戶、匠戶、鹽戶、儒戶、醫戶、樂戶等等，職業一經劃定，即不許更易，世代相承，並承擔相應的賦役。
“驅口制”的出現。宋朝基本上已廢除了奴隸制，但元朝征服者又從草原帶入“驅口”制度，使奴隸制死灰復燃。所謂“驅口”，意為“供驅使的人口”，即在戰爭中被俘虜之後被強迫為奴供人驅使的人口。元朝的宮廷、貴族、官府都佔有大批“驅口”，他們都是人身依附于官方或貴族私人的奴隸。
“匠籍制”的推行。宋朝的官營手工業多實行“和雇制”與“差雇制”，“和雇”是指從勞動力市場上招聘工匠，作為雇主的政府與工匠是平等且自由結合的雇傭關係；“差雇”則帶有強調徵調性質，但政府還是需要按市場價向工匠支付工值。元朝卻將全國工匠編入匠籍，強制他們以無償服役的方式到官營手工場勞動。
“路引制”的恢復。漢唐時，人民如果要出遠門，必須先向官方申請通行證，叫作“過所”。宋人則擁有遷徙之自由，不再需要什麼“過所”。但元朝又實行“路引制”來限制人口的流動性，元會典中有一項立法，叫做“路人驗引放行”：“凡行路之人，先于見住處司縣官司具狀召保，給公憑，方許他處勾當。……經過關津渡口，驗此放行，經司縣呈押；如無司縣，于尉司或巡檢呈押；無公引者，並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戶亦驗引，明附店曆。……違者，止理見發之家，笞二十七下。”商民出門遠行、投宿，必須持有官方開具的“文引”，類似於介紹信，才准許放行、住店。
“籍沒制”的氾濫。籍沒，即官府將罪犯的家屬、奴婢、財產沒收入官。秦漢時，籍沒制頗盛，但至宋代時，籍沒的刑罰已經很少適用，並嚴格控制適用，如宋孝宗的一項立法規定：“自今如有依法合行籍沒財產人，並須具情犯申提刑司審覆，得報，方許籍沒。仍令本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按劾以聞，許人戶越訴。”入元後，籍沒制度又氾濫起來，如忽必烈的一道詔書說：“凡有官守不勤於職者，勿問漢人、回回，皆論誅之，且沒其家。”這當然是財產權觀念發生退化的體現。
肉刑與酷刑的制度化。自漢文帝廢除肉刑之後，黥（刺面）、劓（割鼻）、刖（斬足）、宮（割勢）等肉刑已基本上不用，宋代承五代之舊，保留刺面之刑，但劓、刖、宮一直不敢恢復。元朝則將肉刑入律，如“盜牛馬者劓”。陵遲等慘烈的酷刑，在宋代只是法外刑，極少應用，在元朝則正式編入法典，代替絞刑成為元代死刑的兩種執行方式之一，陵遲開始氾濫化，致使中國法制出現野蠻化的趨勢。
“人殉制”的死灰復燃。人殉作為一種遠古的野蠻蒙昧風俗，在漢代以來的中原王朝已經基本消失，只有零星的自願殉葬。北方的契丹、女真等草原部族還存在著人殉之俗，這應該是社會未完全開化的體現。元朝貴族是否保留人殉，史無記載，但元廷鼓勵民間殉葬行為則是毫無疑義的，《元史》載：“大同李文實妻齊氏、河南閻遂妻楊氏、大都潘居敬妻陳氏、王成妻高氏以志節，順德馬奔妻胡閏奴、真定民妻周氏、冀甯民妻魏益紅以夫死自縊殉葬，並旌其門。”在這一惡俗中成長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即恢復人殉之制。
“海禁”的設立。中國的“海禁”之設，也是始於元朝。元廷統治中國不足百年，卻先後實行過四次“海禁”，“海禁”期間，商民不准出海貿易：“禁私販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半給告者”；海外商貿只能由官府出資的“官本船”壟斷。這一點，跟宋朝鼓勵和保護民間商船出海貿易大不一樣。
“宵禁”的重現。宋代之前的城市有“宵禁”之制，宋朝時“宵禁”制瓦解，出現了繁華的夜市。但元代又恢復了“宵禁”，入夜之後，禁鐘響起，即不准居民出行、飲宴、點燈，“看守之人，巡行街市，視察禁時以後，是否尚有燈火，如有某家燈火未熄，則留符記於門，翌晨傳屋主于法官所訊之，若無詞可藉，則處罰。若在夜間禁時以後，有人行街中，則加以拘捕，翌晨送至法庭”。
治理體系的粗鄙化。元廷君臣的文化層次跟宋人不可同日而語，這也導致元人無法繼承宋朝發達而繁密的治理體系，比如在法制領域，誠如民國法學學者徐道鄰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只後，宋朝優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壞，他們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學，取消了刑法考試，取消了鞠讞分司和翻異別勘的制度。”粗鄙治理體系的特點是稅率超低，政府只能維持最簡陋的形態，用孟子的話說，這叫做“貉道”；以現代的眼光審視，那種簡陋的政府根 本無法在歷史轉型期組織社會與經濟的革新。
可以看出來，元朝征服者從草原帶入的制度具有明顯的中世紀色彩，它們的推行，意味著“唐宋變革”開啟的近代化方向發生了逆轉。

八
元制的殖入，不僅僅影響於元朝一代，而且改變了後面歷史的走勢。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由於嚴重缺乏立國者的創制智慧，幾乎全盤繼承了元朝的家產制（分封制）、家臣制、廷杖制、諸色戶計、匠籍制、路引制、籍沒制、肉刑與酷刑制度、人殉制、海禁制、宵禁制、粗糙的治理技術等制度遺產。
更要命的是，元制中保留下來的具有近代性的表現，卻被朱元璋這個“土包子”堅決扔掉，比如重商主義的政策、對外開放的格局與寬縱的統治。
朱元璋似乎下定決心要將中國改造成為一個封閉而寧靜的巨型農村，人民待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得擅自離鄉離土，這個寧靜的秩序不歡迎流動的商人、喧嘩的商業，不需要太大的市場與太多的貨幣，人們基本上自給自足，即便有零星交易，也採取以物易物的方式。國家的賦稅也以實物稅與勞役為主，連衙門辦公的“文具紙張，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樣零星雜碎的向村民征取”（黃仁宇語）。
至於開放的海岸線與嘈雜的海上商貿，更是不可容忍的，朱皇帝大手一揮，“寸板不許下海！”宋元時期負責管理海外貿易的市舶司，也被朱元璋改造成“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的機構，即接待海外朝貢使團、同時查禁海賈的國家機關。
元廷因為統治技術粗糙，表現出寬縱的特點。朱元璋說：“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他當上皇帝後，果然剛猛苛嚴，說禁海就禁海，說不許開礦就不得開礦，說廷杖就廷杖，說死罪就死罪。因而，朱元璋時代對於政治、社會、經濟諸方面的控制，比宋元都要嚴厲得多。
明王朝的悲劇便是，它必須不斷突破朱元璋設定的“洪武型體制”，才可能艱難地回歸到“唐宋變革”的近代化軌道上來。到了晚明，隨著匠籍制與諸色戶計的鬆懈，月港的開放，海外巨量白銀的流入，“一條鞭法”的推行，“洪武型體制”才宣告解體，繁華的工商業終於脫困而出。一些歷史學者相信這一段時期出現了所謂的“晚明資本主義萌芽”。
可惜，此時距明室傾覆已經為時不遠了。清人入關，中世紀制度又出現回潮：
社會經濟層面：清初恢復了嚴厲的海禁，強行將沿海居民內遷五十裡；後海禁雖開，但乾隆又改“四口通商”為“單口通商”，又拒絕英國馬戛爾尼使團的通商要求；從草原帶入奴 隸制，“聽民人投充旗下為奴”；禁止或限制民間採礦，“一切銅銀坑俱封不開”。
文化生活層面：強行剃髮易冠，以此強化民間對朝廷的服從；大興“文字獄”；立碑嚴禁士子言事論政；大面積禁毀圖書，“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數之書，有一於家惟恐召禍，無問禁與不禁，往往拉雜燒之”，導致知識積累發生斷裂，士民思想陷於禁錮；經“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後，江南士風出現了嚴重的奴化。
政治制度層面：清王朝拷貝了朱元璋開創的體制，同時又將它改造得更加不堪：大清皇帝既是八旗子弟的主子，又是國家的元首，還是日理萬機的政府首腦。明朝式的皇權專制混合了草原式的主奴關係，致使整套體制顯得非常怪誕，也為清末新政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我們都知道，清末近代化轉型的目的，乃是建立君主立憲制下的“責任內閣”。但清朝體制跟君主立憲制的距離實在是太遙遠了，改造起來勢必要傷筋動骨，於是主政者拼命拖延，在野者則等得不耐煩，最後一拍兩散。
追究起來，這首先應歸咎於朱元璋廢除了宰相制度，皇帝直接當上政府首長，等於抽空了“責任內閣”的制度基礎。清制因之，設軍機處，作為皇帝機要秘書處。軍機處與近代“責任內閣”的距離，甚至要遠於明代內閣與“責任內閣”的距離。若是放在宋朝的“共治”政體下，將宰相領導的政府轉換為“責任內閣”，我相信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一部分知識份子受了歐陸啟蒙主義思潮的感染，又極不滿清王朝應對近代轉型的低能，開始思考一個沉重的問題：為什麼中國的近代化如此艱難？
但他們的思考不是從制度嬗變的角度抽絲剝繭，而是直接將炮口對準了中國的傳統文明，認為是中國人的傳統構成了近代轉型的路障，是傳統文化阻止了近代化。
這樣的“文化反思”至五四時期全面爆發，在“破四舊”運動中達到頂峰，餘緒綿延至20世紀80年代的“河殤”症候群。這些西化的知識份子跪拜在“中國歷史停滯論”的腳下。順乎邏輯地，他們主張以全盤摧毀傳統的極端激進方式建立“美麗新世界”。他們控訴傳統婚姻家庭，拆毀祠堂，抨擊宗族，砸爛孔家店，消滅士紳階層，挖掘孔子墓，焚燒儒家經書，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改造國民性。
然而，他們設想中的“美麗新世界”直到最後，都未能建成。
震盪的一百年過去，中國白了少年頭。“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是時候重新評估我們的傳統了，是時候重新發現我們的歷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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