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在地獄上的天堂：從電影認識上海本土都市認同的形成(1937-1945)（簡體書）

《北京電影學院電影藝術理論研究叢書：建筑在地獄上的天堂 從電影認識上海本土都市認同的形成1937-1945》是林黎基于自己的博士論文寫作的。它不僅僅是對戰時上海電影現象本身的研究，同時也著眼于上海都市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探討了電影與都市文化之間的互動。引進了大量對于上海城市發展過程中移民生存狀態和心理狀態的資料與研究成果，結合電影產業和創作對人們的都市認同心態折射與造就的互動進行了有意義的觀察。

林黎，2003年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獲碩士學位；2003—2009年同濟大學講師；2007年德國包豪斯大學訪問學者；2012年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獲博士學位；2012年至今任上海戲劇學院電影電視學院副教授；2014年美國紐約城市大學訪問學者；專業方向：電影史、攝影。

序
緒論
序篇 上海“灘”：“八一三”淞滬會戰前后政商消長
第一章 上海都市的開放性
第一節 上海的都市化程度
第二節 上海各租界當局的文化統治
第二章 市民階層的構成及現代化動因
第一節 市民階層的主要來源：移民
第二節 各類移民轉型為上海市民：多次社會化過程
第三章 市民文化的特征：消費性與流行性
第一節 市民意識與市民趣味
第二節 戰時市民文化的背景：政商消長
第三節 “消費革命”
第四節 流行文化消費實質：自我實現
第四章 市民生活
第一節 華洋雜處
第二節 電影市場
小結 上海持續都市化進程的可能性

上篇 “孤島”：電影中國家意識的轉換性表達與消解趨勢（1937—1941年）
第一章 “孤島”上海：開放性被徹底打破
第一節 日本租界當局的管理效能
第二節 “孤島”中的市民生活
第二章 電影格局與產業結構的變化
第一節 張善琨的“影業帝國”計劃
第二節 電影產業格局：民族電影產業重建的可能性
第三節 電影院的興盛：國片的直接繁榮
第三章 國家意識的轉換性表達
第一節 《木蘭從軍》的策略
第二節 女性的消費成為都市生活的標志
第三節 “孤島”電影對于大后方的政治意義：政治沒有灰色地帶
第四章 適應孤島文化心態與語境的影片制作
第一節 類型化趨勢
第二節 劇本荒暴露的電影工業結構性問題
小結 國家意識的轉換性表達與消解趨勢

下篇 全面淪陷期：電影在政治壓抑下積極參與本土意識及其話語表達方式的建構（1941-1945）
第一章 全面淪陷后的上海
第一節 “保持‘國際都市’面貌”
第二節 “國際都市”計劃破產
第二章 全面淪陷期的文化干預策略
第一節 規范：日本對占領區的電影侵蝕政策
第二節 懷柔：鑒于對歐美文化敬畏之下的“孤島”文化干預
第三章 塑造崇日文化認同的努力：日本電影工業在上海本土化的過程
第一節 政治統治與文化滲透：建立“新上海”的設想與電影發行
第二節 直接合作與噯昧的信任
第四章 符合占領需要的泛亞洲文化形象的建構
第一節 愛情話語的初現：從《博愛》到《萬世流芳》
第二節 政治工具和娛樂明星的抉擇：李香蘭現象
第五章 用愛情與忠誠建立都市認同
第一節 “社會片”與“大東亞秩序”的背離
第二節 愛情話語參與本土意識建構
第三節 經典文本的本土化的重新改編：忠誠
小結 上海電影對都市本土意識的表現
結語 上海電影參與建構本土都市認同的形成
附錄一 圖表
附錄二 主要參考文獻
附錄三 影片片目
遇見“未”知的到“來”
后記

《北京電影學院電影藝術理論研究叢書 建筑在地獄上的天堂 從電影認識上海本土都市認同的形成1937-1945》：
等到公司籌備《紅樓夢》的時候，張善琨想到了當年“西湖博覽會”的成功模式，于是他如法炮制，將丁香花園全部改造成古色古香的“大觀園”。當“大觀園”落成，影片開拍之前，將舉辦與“西湖博覽會”類似的游園活動，收取門票一元（保留此游園票根，在電影上映之時可以做打折使用）。“大觀園”的造價預算是十萬元，凡是原著中亭臺樓榭都將搭置。好在丁香花園本來的基礎條件較好，園大且花木叢生，改造工程似乎已經事半功倍。除此之外，影片在拍攝過程中，將每晚接受二三十位影迷探班、參觀，當然也會收取一定的費用。
這種盈利模式是將生產型的區域臨時改成服務性的場所，有效增加了利潤的增長點，可以在電影生產的閑時不閑，忙時回歸到本來的用途中。臨時性的開放攝影場，只能作為有益補充，并不能完全依靠這些零散的收入，拍攝電影才是正事。
新華影業集團認真對待每一部影片的拍攝，從不馬虎了事。1939年4月25日，丁香花園里種了很多荷花，就是為了拍攝《西施》而備。古裝片的服裝是一項較大的開支。卜萬蒼和服裝考古學家盧世侯購買衣料，單是這筆支出就達3540大洋之巨。由胡旭光負責設計道具。古裝片已經告別了粗制濫造的時代，而開始考究一切細節了。《西施》是新華公司一部重磅影片，預算達20萬元。
不幸的是，1939年4月，“新華”、“華新”、“華成”這三位一體的公司都暫停攝制影片一個月。問題正出在丁香花園這個攝影場地。由于丁香花園已易主（300萬元售出），必須在兩個月內拆除攝影場的房屋。但是為了拍攝急用，公司還是不得不在丁香花園中新建一個耗資2300元的攝影場。明知不是長久之舉，但是為了拍攝急需也只能如此，雖然，公司可能會獲得丁香花園業主的違約金。這對剛成立的“美商”公司而言，無疑是個棘手的問題。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張善琨預備擴大生產規模的公司，徐家匯三角地的原聯華公司的攝影場，業主也要收回自用。如果沒有攝影場地，電影拍攝將面臨全面停機的窘境。
遭遇此種尷尬的何止張善琨一人。合眾公司的朱石麟正在籌拍《文素臣》一片，原準備在亞爾培路承租攝影場拍攝，但業主香港導演兼老板竺清賢要收回攝影場為自己拍戲所用。
于是，張善琨和朱石麟一起尋找新的拍攝場地。經由“美商”公司出面，在徐家匯梅格路楊家沙處找到合適的攝影場。該攝影場占地約四十余畝，在當時堪稱全國之最。
張善琨的影業帝國，在其影片生產量最大的時期，曾經承租四處攝影場，共八個攝影棚，分別是：丁香花園（四棚），甘世東路大同攝影場（一棚）、明星二廠亞爾培路攝影場（二棚）、徐家匯三角地攝影場（一棚）。
B.成本控制
新華影業集團是“孤島”時期民族電影實業中的行業翹楚。這一點毋庸置疑。從企業規模、生產管理、運營效能等方面都相對其他當時的影業公司更具規模，也更加成熟和系統。
當然，在戰時背景下壯大的一個實業公司，在其經營上所表現出來的投機性在所難免。就張善琨本人的管理可能無法用管理藝術來形容，整個公司也尚無法用企業文化來概括和總結，但張善琨個人的性格魅力和與人交往的情商之高，對整個集團公司而言，還是至關重要的。雖然，我們可以看到新華影業集團內部分工明確，但是在管理方面并沒有形成真正的梯隊。而且，張善琨本人也需要偶爾客串一下導演一角，以圖政治和市場上的保險。
新華影業集團不時有投機性質、賺點快錢的打算，更多的是有計劃的拍攝，如“四大美人”系列、古裝片拍攝計劃、“銀幕舞臺”計劃、動畫片等。在這些計劃投拍的影片中，有為數不少的巨額投資。高投資必然希望有高收益。張善琨的成功之道之一就是鋪天蓋地的宣傳。但他也同時受到宣傳所累。
“孤島”的電影市場的競爭，常常表現為“空前絕后”的宣傳陣勢的競爭。八仙過海、各出奇招，一浪高過一浪，讓觀眾目不暇接。
新華影業集團在宣傳方面的支出一直是公司運營成本中的一個支出大項：每月的廣告費都在萬元左右。1939年3月，新華影業集團進入“美商”公司階段后，為了開源節流，公司廣告宣傳方面有了一系列的調整。比如投放報紙廣告：公司各報紙的廣告，除《新聞報》《申報》之外，以后概統一發出，以一定數量為限，使所發出的廣告量不超過預算。同時《新聞報》《申報》兩報的廣告也需要縮減，規定在影片上映之前，所刊出的廣告不得超過全版，以節省開支。這項措施實施后，雖然影響到了各個報紙的廣告收入，但于“美商”公司整體而言是有利的。
影片在上映之前，報上長篇累牘的廣告所形成的惡性競爭，讓很多電影公司的老板頗為頭疼，后來曾有開聯席會議解決這一問題，但沒過多久這些“君子協定”就被破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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