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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文化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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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近代日本的文化發展受到西方文化和觀念的衝擊,發生急劇轉變,但其傳統文化的精神與內涵,仍時常或隱或現地以新姿態呈現出來,形成獨特的日本性格。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迅速演變和發展,既表現於國內政治及對外行動,而於思想、文化、教育、學術等方面,也明顯可見。不僅如此,近代日本的種種思潮,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廣和影響了國家的決策,或者成為與統治階級相抗衡的力量。

本書以近代日本的思想發展為脈絡,敘述德川幕府末年開國後,從明治、大正至昭和時期的出版活動,內容集中於介紹1868年至1945年間具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著譯書籍、文學作品及報刊等,並藉此探究百多年來日本文化的發展趨勢。
周佳榮,現任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講授「二十世紀日本」、「近代日本與西方」等科目,曾任歷史系系主任、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及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

早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留學日本,獲大阪外國語大學日本研究文憑及廣島大學文科碩士,其後取得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專攻東亞近代史及中日關係,著有《新民與復興:近代中國思想論》、《亞太史研究導論》、《歷史絮語:教與學的文化情懷》及《近代日人在華報業活動》等。

第一章 近代日本的文化轉承

  第一節 開國前後的文化狀況

  第二節 近代出版活動的發端

  第三節 明治文化的特質

第二章 啟蒙期的文化活動

  第一節 明六社與《明六雜誌》

  第二節 「國民教師」福澤諭吉

  第三節 明治初年的報界和文壇

第三章 自由民權論的興替

  第一節 民主主義潮流的高漲

  第二節 政黨報紙和政治小說

  第三節 儒家復興與教育統制

第四章 民族主義及其流變

  第一節 德富蘇峰的言論和活動

  第二節 報刊與國家主義的風行

  第三節 神道國教化和佛教革新

第五章 內外問題與輿論發展

  第一節 基督教和初期社會問題

  第二節 明治日本人的亞洲觀

  第三節 企業化時代的出版界

第六章 明治文學的潮流

  第一節 寫實主義文學論的實踐

  第二節 《文學界》與浪漫主義

  第三節 自然主義文學及其反動

第七章 大正時期的思想動向

  第一節 天皇機關說與民本主義

  第二節 社會運動和個人主義

  第三節 出版活動的形形色色

第八章 文學的成長和分化

  第一節 「既成作家」與大正文壇

  第二節 《白樺》與《新思潮》

  第三節 無產階級文學和新感覺派

第九章 昭和前期的文化統制

  第一節 從對峙到「統一」

  第二節 法西斯主義下的報刊

  第三節 戰時的文學作品

第十章 戰後復興與文化重建

  第一節 出版活動的復甦

  第二節 現代文化的脈絡

  第三節 簡短的結語

 

附錄:近代日本大事及主要出版年表

參考書目

延伸閱讀

第一章 近代日本的文化轉承

    日本是位於亞洲大陸東北部邊緣的一個島國,與中國和朝鮮為鄰。古代日本在大陸文明的薰陶下,形成一種頗具獨特性格的文化,而中國文化影響的痕跡,又明顯可見。到了近代,日本改以西歐文明為模仿和學習的對象,開展了耳目一新的文化面貌。總之,外來文化的攝取,實為日本自古至今的一貫特色,文化的內涵則隨着時代而有所轉換。因此,探討日本的文化問題,便要特別考慮到一些決定性的因素,例如政治局勢的演變、對外關係的進展以及不同時代的社會實況等等。

第一節 開國前後的文化狀況

    近代日本始於「明治維新」。在政治上,這是打破長達二百多年「幕藩體制」的一大變革,使日本成為「近代天皇制國家」;在社會經濟上,則是擺脫封建制度的種種羈絆,從而走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起點。

    所謂幕藩體制,是指德川幕府(又稱江戶幕府;1603-1867)通過地方諸藩(即「大名」所支配的領國及其機構)以維持封建關係及推行封建統治的一種國家組織,可以說是日本最成熟的封建制度。

    這個體制有兩大支柱:

    其一、是世襲的身份制度。這時代的社會,分為士、農、工、商四等,還有特別身份的公卿、神官、僧侶和學者。以幕府將軍為首的武士是統治階級,享有種種特權,且以庶民的模範自勉,要注重修養、鍛煉武藝與鑽研學問。被統治階級當中,農民的地位最高,這是農本思想的表現,也反映了封建制度是怎樣依存於土地經濟;職工與商人合稱「町人」,其地位雖低,但消費生活不若農民之受限制,又由於近世商業的發展,導致一批新興商人抬頭,有些甚至富甲一方。

    其二、是嚴密的鎖國政策。幕府禁止日本船與日人出國,而且只容許中國人及荷蘭人到九州的長崎通商。此舉是要徹底消弭基督教在日本傳播,因為幕府對這既具規模、又有強大背景的外來宗教,從警戒心一變而為猜疑,再變而為恐懼。還有,鎖國在維持封建制度方面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因為地方上的大名領國若能自由與海外貿易,勢必累積大量財富,對幕府構成威脅;相反的,由幕府獨佔外交權和貿易權,既鞏固了本身的權力基礎,又能與中央集權政策互為呼應,長期保障了政權的安定。

    日本在國際間人為地保持封閉的狀態,文化方面自然選擇了自給自足的途徑。十七世紀的日本人,依然沒有改變舊有的世界觀,他們心目中的「實體」世界,仍只及於中國而已。自從中國經歷了明末清初的大動亂以後,日本也極少與中國接觸,實際上近於一國獨處的局面。要到1853年(嘉永六年),美國海軍提督培理(Matthew C. Perry, 1794-1858)叩關,日本被迫於翌年「開國」,才結束了200年的「鎖國時代」。

    這時期的封建文化,可從下列幾點反映出來:

    首先,在政治思想方面,幕府以儒家學說作為文教政策的基礎,奉朱子學為正宗,藉此維護封建統治下的社會秩序。此外,陽明學派亦很盛行,又有主張直接從孔孟之書探求真義的「古學派」的出現。

    其次,在技術發展方面,由於封建社會僅限於本身循環性的再生產,加上鎖國狀態的特殊環境,使日本沒有自覺到與他國競爭求進,同時也缺乏了開發新技術的刺激。當然,與農業生產有關的農藝、灌溉、土木工事等,是有若干改進的,至於需要應用自然科學原理的領域如造船、醫學、兵術等,便顯得無甚進展了。所以江戶時代的職人,仍只局限於傳統技能的磨煉,並不能有所創革。

    再次,在文學和藝術方面,最大的特色是產生了一種在商人之間發展起來、而又肯定商人生活的「町人文學」,及以庶民的感覺去描繪庶民生活的「浮世繪」。大體上說,這時期的作品多集中於描寫享樂的生活,能對封建制度作出正面批判的極少,充其量只是在封建社會的桎梏下刻畫人間的苦痛而已。

    不過,隨着封建社會的動搖,學問領域中顯露了一些新的趨勢。除了儒學方面形成折衷各派學說和尊重清代考據學的風氣外,在尊王思想的影響下,具有保守、復古傾向及排外性格的日本「國學」,以一門新興學問的姿態出現;通過荷蘭吸收西洋文物的「蘭學」,也有相當的發展,而且為醫學、天文學、曆學及一些自然科學奠定了基礎。

    1774年(安永三年)前野良澤(1723-1803)、杉田玄白(1733-1817)等人翻譯出版《解體新書》,是日本翻譯「蘭書」的開始,日本出版有關人體解剖的西洋醫學書籍,也以此為最早。其後有兩部主要的蘭學工具書面世,一是大槻玄澤(1757-1827)的入門指南《蘭學階梯》(1783),一是稻村三伯(1758-1811)的蘭日辭典《波留麻和解》(1796)。幕府也鑒於外交事務日增,開始設局翻譯有關文獻,1855年(安政二年)獨立為「洋學所」(後來改稱「蕃書調所」、「洋書調所」、「開成所」等,最後併入東京大學)。至此,蘭學業已擴展成為範圍更廣的「洋學」了。洋學所既是外交文書的翻譯局,又同時從事洋學教育和研究,在幕末時期至明治初年,一直是洋學的中心,擔任了很重要的角色。

    1867年(慶應三年),明治天皇(1852-1912)即位,朝廷計劃以薩摩、長州三藩的武力討伐幕府。第十五代將軍德川慶喜(1837-1913)省察時勢,奏請「大政奉還」。朝廷於是宣佈「王政復古」,一方面着意於革新國內的體制,一方面開始積極參加國際性的活動。這一連串的歷史過程,包括政治、經濟以至社會、文化各方面的變革,統稱為「明治維新」。但明治維新究竟始於何時,學界有兩種意見,即「天保」(1830-1840)說和「開國」(1853-1858)說;至於它的下限,更是眾說紛紜,主要有1873年(明治六年)、1877年(明治十年)、1884年(明治十七年)及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等主張,甚至有定在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以1868年改元「明治」作為明治維新的「象徵性」年份,只是一種權宜方式而已。

    無論如何,幕末日本與近代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開國前後的文化情況,可以說是近代日本文化的序幕。

第二節  近代出版活動的發端

    出版報刊是近代文化活動的一環,又是文化發展的工具之一。日本近代報業的產生和形成,是明治政府成立以後的事,比歐洲近代報業的興起遲了200年左右。不過,日本報業從最初時起,就與當時的政治產生了密切的聯繫,並沿着日本社會變革的特殊軌跡發展下去,在文化、思想、經濟各方面都有巨大的影響。

    近代報刊能夠在日本出現,首先是由於封建制度的崩潰,因為只有這樣,民眾始能置身於全國性的關係之中,才會要求知道廣泛的社會消息;而且,廢止了對報導活動的嚴厲束縛,報刊然後可以充分地回應民眾的要求。此外,印刷術的改善也是一個必需的因近素,否則便沒法迅速地產生向大眾報導各種消息的媒介物。幕末時代雖還沒有具備上述的條件,但近代式的出版活動,已經踏入醞釀的階段了。

    日本早在十七世紀,便有《大阪夏之陣圖》、《心中繪草紙》之類單面新聞印刷品的出現,內容都是有關火災、地震、水災、復仇、殉情等,通常附有粗糙的插畫。因為是用黏土雕刻並燒成瓦片印刷出來的,又於街上叫賣,所以稱為「讀賣」或「瓦版」。在德川時代,各種出版物均在禁止之列,但印刷品本身如無傷風敗俗的文字,官府是不嚴加追究的。

    在日本的鎖國政策下,荷蘭是中國以外僅有的一個通商國家。幕府允許荷蘭人在長崎海面的出島設立商館,統籌外國商人和幕府間的官方貿易。荷蘭商館的長官把各商船所帶來的外國消息加以整理,然後呈送幕府作為參考,通稱《阿蘭陀風說書》(荷蘭傳聞書)。

    1854年(安政元年)日本被迫開國後,荷蘭商館改以荷蘭東印度羣島荷蘭總督府的機關誌「Javasche Courant」(週刊)獻上。幕府認為這是了解海外情況的好材料,於是進行翻譯,由1862年(文久二年)起發行一種十數頁的新聞書,名為《官版巴達維亞新聞》,用木版印刷,是日本最早的新聞印刷品。

    譯報之外,又從事翻刻寧波、上海、香港各地英美人士所出版的中文報刊,並加上日本式閱讀法的符號,例如《官版中外新聞》、《官版六合叢談》、《官版香港新聞》等都是。其後由於主張「尊王攘夷」的浪人時常狙擊專與外人接觸的官僚,這類新聞書便停止發行了。

    幕末時代的報紙,大約分為兩個系統:一類是外國人經營的英文報,最早的一種,是1861年(文久元年)英人漢沙德(A. W. Hansard)所創的「Nagasaki Shipping List and Advertising」(《長崎航訊》),但不久停刊,轉至橫濱另辦「The Japan Herald」(《日本先鋒報》);此外還有「The Japan Express」(《日本快訊》;1862)及「The Japan Commercial News」(《日本商業新聞》;1863)等。另一類是洋書調所、開成所系統的報紙,以柳河春三(1830-1870)為中心的一班洋學專家,為了翻譯橫濱等地的外文報刊,結成「會譯社」,出版《日本貿易新聞》、《日本新聞》等,可以稱得上是日本報業的先驅。

    1865年(慶應元年)間,曾任美國駐日領事館譯官的美籍日本人約瑟‧海科(Joseph Heco;後改名濱田彥藏,1837-1897),在橫濱創辦日文的《海外新聞》,轉載英美政經新聞,每月出版一次。近代日本報業,至此才正式宣告開始,會譯社在1868年所辦的《中外新聞》,則是明治時代最早的報紙。

    在維新戰亂期中發行的近20種報刊,率先報導了一些有關國內的事情,並且表達了對政治的見解。當時京都、大阪一帶的報紙,都持「勤王」觀點;江戶、橫濱一帶的報紙,則多「佐幕」主張。這些報刊都是十數頁的小冊子,每週出版一次或兩次,其中以佐幕派的《中外新聞》銷數最多,每期約1,500份至數千份。1868年明治新政府的軍隊進駐江戶後,立即取締所有佐幕派報紙,並逮捕了《江湖新聞》的主辦人福地源一郎(櫻痴:1841-1906)。隨後江戶易名東京,定為國都,並逐漸發展成新的文化中心。但這時的日本,對報刊仍未有普遍的需求,即使是沒有遭受禁止的報紙,其壽命也不長。1869-1870年(明治二、三年)間,僅有少數為時短促的報紙出現而已。加上印刷術落後,是一個很大的限制,上述報刊都用木版或木刻活字印刷,就算很受歡迎的書籍,例如銷數達到十萬冊的福澤諭吉(1834-1901)的《西洋事情》初編(1866),也是這樣印成的。

    雖然如此,幕末日本在出版事業方面已奠下基礎。舉例來說,幕末最負盛名的出版商,如江戶「老皂館」的萬屋兵四郎,「須原屋」的茂兵衛,「山城屋」的佐吉、政吉,還有京都的村上勘兵衛、井上治兵衛等,他們在進入明治以後,仍然相當活躍。還有,長崎的本木昌造(1824-1875)於1852年(嘉永五年)試製日本鉛字成功,1870年(明治三年)他的弟子陽其二開始用鉛字來印刷《橫濱每日新聞》,1872年(明治五年)他的另一個徒弟平野富在東京神田設立活字販賣店,日本的新式印刷就是從這時開始的。當然,要到日本大舉學習西方新思想、新事物,教育文化事業日趨普及之後,具備了近代的條件,日本報業才有飛躍的進展。

第三節  明治文化的特質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即致力汲取西洋文化。從當時的情勢來看,日本既已捲入世界潮流,為了對抗西方列強的壓迫,是必須首先從鞏固國家民族的統一和獨立入手的,而學習西洋文明正是增強國家實力的一條便捷途徑。新知識、新思想的介紹和鼓吹,目的既在於打破封建社會的種種束縛,以建立近代的社會;同時也在於提高國民的程度,使與政府配合,達到富國強兵的地步。至於西方立憲制度的移植,與其說是為了國內的民主化,則毋寧說是為了國家權力的集中和加強,要來得更為恰當。

    換言之,近代日本文化是在民族主義的大前提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其最大特徵,是以政治力量為主導,實行從上而下的改革。通觀明治時期(1868-1912),文化問題與國家權力的關連是十分密切的,明治政府積極推行的「文明開化」政策,雖與「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同為指導一切改革的總方針,實際上是從屬於後兩者的,因為文化政策的着眼點是國家,而不是國民個性的成長。而在西洋文化之中,最受到注意的,當然是能夠使國家走向富強的產業技術和軍事科學。這與幕末時代佐久間象山(1811-1864)所說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意即東方以道德、精神為優,西方則擅長科學、技術),本質上並無二致。

    1873年(明治六年)創立「明六社」的一班洋學人士,是當時代表性的啟蒙思想家。他們根據「天賦人權論」,把西洋文化作「百科全書式」的介紹,希望藉以養成自發的、奮鬥的國民。照他們所說,眾人都由上天平等地賦予追求幸福的權利,所以主張人類平近等,同時也肯定人的慾望是自然之物;不過,天賦人權的保護,則是國家存在的理由。加藤弘之(1836-1916)的《真政大意》(1870)更認為,個人的「不羈自立之情」是秩序形成的根據,但不成為秩序形成的能力主體,國家才是依從「自然之道理」從天降立的。明顯可見,所謂天賦人權,實際上介入了「天賦國權」,成為「國賦人權」。

    總之,明六社的思想家雖然站在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立場,對封建思想大加撻伐,但由於他們在當時幾乎都是明治政府的官僚,大體上是配合着政府的文化政策,為確立強有力的集權政治而努力的。他們置國權於人權之上,在原理上並不認為人民是政治的主體,只承認政府在現階段中對人民「勸導」的重要性;至於強調國民的自主奮鬥,最終亦僅視之為國家發展的動力資源而已。

    此外,還需一提,天賦人權論固然是從西方而來,但在日本的傳統思想中是有其淵源的,例如幕末時代對人欲的肯定,重商主義思潮的萌芽,以至富國強兵論等等都是,加藤弘之實際上也具有濃厚的儒家的安民思想。啟蒙思想家並非批判地把傳統思想的一些因素繼承下來,但把這些因素與西洋思想接枝則是事實。

    明治初年政壇上的領導者,雖有改革的意願,卻不希望進行徹底的變革,對於超越改良程度的變革思想是加以排拒的。這說明了自由主義思想和民權運動,後來何以一轉而為針對統治機構的力量,並且受到彈壓而沉寂下去。一度被人捨棄的儒家思想,竟再次成為御用的學問,也可以從這裏得到解釋。

    至於近代日本所輸入的西洋文化,其實在不同的時期,隨着國內情勢與國際關係的變遷,是有所選擇的。從幕末到明治初年,日本接觸最多的是英、美兩國,因此英國的功利主義思想與美國的新興資本主義文化率先輸入,進化思想與自由思想一同成為當時社會思想的根基。法國系統的理論也傳到日本,人權思想和社會契約思想對民權運動有莫大的影響。德國系統的思想學問,則是明治政府的保守主義和國權主義的根據,並藉以彈壓民權思想的發展。在明治後半期,更成為支配性的力量。

    作為「近代文化」來說,明治文化是有不透徹之處的。它既與英、法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本身自發形成的形態不同,帶有濃厚的外來色彩;也由於從上而下進行的結果,出現了中央與地方、都市與農村、上層社會與下層民眾等等的差距,沒有全面性的均衡發展;還有,不少前近代的因素,如極端的家父長制家族構造、派閥意識、權威主權等,依然盤踞於日本近代社會,有時甚至成為近代化的阻力。

    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著名的文學家夏目漱石(1867-1976)在一次題為「現代日本之開化」的演講中,指出明治日本的文化是外發的,並沒有像西洋文化一樣,自然地從內部孕育出來。他更認為,不斷接受先進文化的結果,使日本文化的發展呈現了不自然之感,日本人大抵也不能適應,而有神經衰弱的現象。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夏目漱石是深切體會到明治文化的不協調,從而流露出一種不安感的。

    還可留意的是,西洋文化的攝取,目的是為了建設近代國家;但在另一方面,由於爭取國家獨立,民族意識自然高漲,而與西洋文化相拮抗的民族主義,也必然隨着出現。明治二十(1877)年代抬頭的志賀重昂、三宅雪嶺的「國粹主義」,以及明治三十(1897)年代高山樗牛的「日本主義」,雖各有不同的性格,而都代表這樣的思想。況且明治的民族主義,由於沿着以國家權力為中心的路線,結果並沒有走向形成國民文化的方面去,而是朝着國家主義發展,甚至後來出現了極端的國家至上主義。

    總的來說,近代日本的文化更新是很特異的,若純粹視為一個西化的過程,則所見未免太淺。混雜性、多元性的文化構造,一方面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使日本在處理繁複的近代社會的事務上更見靈巧,但也增添了不少內在的矛盾和混亂。最為明顯的,莫如國家規模有德國之風,社會風氣及經濟結構則富英美色彩;皇室典範模仿英國,「大日本帝國憲法」(或稱明治憲法)則以德國式的君主憲法為藍本;還有德國化的陸軍,英國式的海軍等等,而表現在思想上或政治上的,便是自由民權與國家主義兩種思潮的對峙。明治文化的種種破綻,在踏入大正時期(1912-1926)以後,便漸次顯露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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