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的娜拉（簡體書）

1879年，易卜生《玩偶之家》首演，“娜拉出走時的摔門聲”驚動了整個歐洲。
1923年，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演講，發聲一問，“娜拉走後怎樣？”
1962年，銀幕上的李雙雙，為自己爭取在家庭和社會的平等權利。
21世紀第二個十年過半，中國女性的身、心、靈，是否已收穫安頓？

繼前一本文集《狂歡的女神》後，時隔八年，劉劍梅再次結集了女性主義思考的續篇《徬徨的娜拉》，拋出實質性提問：當下中國女性生存狀態進步與否？承接前作中高歌現當代先鋒女性逆潮流而行、敢於挑戰、勇敢追求自身夢想的種種，此部新作針對國內社會當前的女性生存現象進行了觀察和思考，沉澱出更深層次的關照，文本著意探了討當代現實語境下女性的境況和命運。

劉劍梅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曾出版過中文著作《狂歡的女神》、《共悟紅樓》、《共悟人間》（與劉再复合著）、《革命與情愛》，《莊子的現代命運》，英文專著《莊子與中國現代文學》 (Zhuangzi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革命與情愛：文學史、女性身體和主題重複》（Revolution Plus Love：Literary History，Women's Bodies, and Thematic Repeti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金庸現象：中國武俠小說與中國現代文學史》（The Jin Yong Phenomenon：Chinese Martial Arts Fiction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與何素楠Ann Huss合編）

“以前的女性走出家庭，是為了尋找自我，尋找更大的幸福；現在的女性走回家庭，是為了擺脫工作的重壓，為了享受安樂的生活。但是，她們真的找到了嗎？”

“出走還是回家？——這是現代女性面臨的兩難困境，無論哪一條路都不平坦。”

娜拉誕生在戲劇裡，也生活在現實當中，她既是那些在或不在我們身邊的女性親人，也是同樣身為女性的你和我。關注自己，關注身邊的友人，關注文字影像中的女性，開始一次對自身境況的考察，守護住心靈的微光，迎接勇於選擇的生活。

媒體推薦

女性主義在中國一直是個頗有爭議的話題。一部分人認為，中國女性的權利自1949年之後就處於上升的狀態，發展到今天，其地位在全世界都是很高的。有很多現象可以證明他們的觀點，比如中國女性同工同酬、婚後不用冠夫姓，大部分已婚女性掌握家庭財政大權，對家庭事務有著極大的話語權……這些現象真的能證明中國女性的真實現狀嗎？從現實狀況和文化意義兩個層面，中國女性的地位究竟在上升還是在下降呢？
——《禮志》雜誌

狂歡過後是徬徨
劉再复
劍梅這部新散文集，命名為《徬徨的娜拉》，顯然是與第一部散文集《狂歡的女神》作對應。從狂歡到徬徨，從浪漫基調到現實基調，劍梅的心態變了。十多年的歲月滄桑，劍梅從青年時代進入中年時代，從博士生變成副教授變成女學者，幾縷白髮悄悄地飄上頭頂。這之間，有一個東西靜悄悄地消失了，那就是“青春”，所以集子中有幾篇乃是青春的輓歌，如“搭上了理想主義的末班車”，“青春是一面鏡子”。劍梅的“青春祭”裡，沒有狂歡，但仍然有生命的激情，只是激情裡已浸入許多徬徨與困惑，甚至有些憂傷。
劍梅和我一樣，一手寫論文，一手寫散文；一手用腦子思索，一手用心靈感受。所不同的是，她比我多了兩樣東西：一是英文教學與英文寫作；二是女性主義立場。因為有後者，所以她總是用女性視角觀察社會、觀察人生，也總是為女性說話、為女性請命。也因為有此視角，所以她看到無論是中國還是全世界，女性並非在不斷走向解放，而是不斷在走向新的牢籠。而世俗世界對女性的態度也並非在不斷“進步”，而是在不斷“退步”，甚至是大倒退。於是她不平、不安、不滿，常常徬徨。《徬徨的娜拉》集子中的主骨部分全是她對“退步”的叩問：“娜拉回家後怎樣？”這是典型的“劍梅問”。當年（五四時期）的社會潮流是婦女解放，是婦女走出男人的羈絆，魯迅提出的問題是“娜拉走後怎樣？”八九十年代後的今天，中國婦女掉過頭來，轉回家去，重新進入男人的“樊籠”，追逐男人所設置的銅牆鐵壁。只要有錢有勢可做依傍，管它什麼女性獨立、女性尊嚴、女性人格。劍梅常對我說，當下女子眼睛轉向“安樂窩”，只要能擺脫“蝸居”而贏得豪宅，也寧願充當財主奴、雇主奴、官僚奴。“當下的女性缺乏主體性！沒有自己了！”劍梅常常憤憤不平地說。後來大概是覺得面對困局，自己也拿不出什麼辦法，於是，就自嘲，就徬徨。十年前她寫作《狂歡的女神》時的“酒神精神”消失了，代之而來的是冷靜觀看的靜穆的“日神精神”。我覺得從做學問而言，這種由“熱”而“冷”，倒是“長進”，至少可以眼光深邃一些。然而，有時也讓我難以“認同”。例如她最近對賈平凹長篇小說《帶燈》的批評，就讓我感到詫異。她認為，那個名叫“帶燈”的女主人公太崇拜男性了，情願充當一個省級男性幹部的“粉絲”，自己的靈魂完全站立不起來。好像沒有男性這座高山，女性的樹木就會枯死。再傑出的女子，身上頂多也只有“螢火蟲”似的可憐的微光，沒有男性的紅太陽的照耀，簡直沒法活。劍梅坦率地說，《帶燈》不僅未給她帶來光明，而且帶給她“絕望”。凡是把男子寫得很有力量而女子毫無力量的作品，她都質疑。而我則認為，人類文學中，女子一向只代表“審美維度”，而非“力量維度”，其柔性，其弱態，其 對傑出男性的傾慕，是完全正常的。於是我們就爭論起來，最後只能“各自表述”。我的提問也許使劍梅的“徬徨”又深了一層。
劍梅一邊鼓動“女性解放”，一邊則陷入社會義務（教書、著書）與家庭義務的雙重壓力之中。沉重的擔子壓得她“顧此失彼”，喘不過氣。這種困局恐怕得等到她進入晚年從學校退休之後方能有所了結，也就是說，徬徨還將繼續下去。其實生活本身就是困境，東西方皆如是，古往今來皆如是。“狂歡”只是瞬間，“徬徨”倒是常態。想開了這一點，劍梅應當還會積極地前行。倘若不求抵達真理的彼岸，只重尋找的過程，那麼徬徨也是很有詩意的。
二0一四年九月六日
香港清水灣
後記
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的題目是《狂歡的女神》，第二本散文集的題目定為《徬徨的娜拉》。記得屠格涅夫曾經說過，知識分子基本上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堂吉訶德型，一種是哈姆雷特型。《狂歡的女神》似乎傾向於堂吉訶德型。在那本集子裡，我描述了一群才華橫溢的女性，她們敢於逆潮流而行，敢於挑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夢想。在世人眼裡，堂吉訶德彷彿只是一個可悲的騎士，然而他代表的精神，他對幻想世界的追求，卻是可貴的，是超越世俗世界的。《徬徨的娜拉》則更傾向於哈姆雷特型，直面現實的困境以及人生的種種無奈，體驗存在的痛苦和荒謬，探討當代現實語境下女性的問題和命運。
這兩本書的不同傾向也如魯迅之《吶喊》與《徬徨》。先是有了“狂歡的女神”覺醒後發出的驚世駭俗的“吶喊”，讓人看到女性也能發出如“金玉之聲”，然後回到當代現實的困境中，通過“徬徨的娜拉”的不同人生選擇來思考女性個體與社會的衝突。前者更為“浪漫”，如同革命者和戰士，向主流地位的父權文化觀念挑戰；後者則更為“現實”，把當代女性面對婚姻、事業和男權壓迫的矛盾心理展示出來，書寫當代現實中女性真實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
女性常常被“女兒性”“妻性”和“母性”所定義。幸運的是，我有一個如知音一般的父親，有慈愛的母親，有青梅竹馬、相戀成長的先生，有一雙可愛的子女。有了親人的支持和愛護，我自己在做一個“好女兒”“好妻子”“好母親”之餘，還能有足夠的空間追求女性的“自性”，成就自己的文學夢想。可是，我周圍的許多女性，有的不如我幸運，為了做“好女兒”“好妻子”和“好母親”，已經完完全全失去了自我。女性偉大的犧牲精神和賢淑的“婦道”美德固然值得歌頌，但是女性也應該衝破所有這些傳統角色的束縛，在人生舞台上放出流光溢彩。在這本書裡，我看到商品社會中人的種種異化，看到在物化的社會裡，女性空間變得越來越狹小，娜拉無論是出走還是回家，都充滿了困境，都沒有找到最終的出路。哈姆雷特式的猶豫和徬徨其實折射出當代女性面對不得不承擔的社會角色和家庭角色時復雜的心態和困難的抉擇。
這本書的文章散見於報紙雜誌，後來是我父親幫我收集起來，並親自幫我做了目錄，才有了現在的書稿。父親一直都是我中文寫作的第一讀者，他也很支持我對女性困境的思考。平日里他看我“多肩挑”，又要照顧孩子，又要教書作研究，心疼之餘，也總是說“知識女性最值得人敬重”。我的先生黃剛一直很愛我和兩個孩子，也很支持我的寫作，他也提了不少從“男性”方面思考的意見。我的母親陳菲亞和妹妹劉蓮也常常跟我討論女性的問題。我的兩個聰慧可愛的孩子，宗源和宗玉，更是讓我常常思考著母性的永恆內涵。在此，我要感謝我的表叔葉鴻基，他非常細心地收集父親和我的所有文章的電子版。我也要鄭重地感謝三聯的李昕先生和鄭勇先生，每次我們在北京見面，他們都不忘跟我約稿，他們的催促成就了這本散文集。這本書也要感謝責編蘇毅，她對女性問題也非常關注，跟我有許多共同話語。
二○一四年八月

序 狂歡過後是徬徨
自序 渴望飛翔

輯一
娜拉回家後怎樣？
可悲一代“茶花女”
時髦女談白毛女
李雙雙會很生氣
為“剩女”的青春和尊嚴請命
現代“灰姑娘”的困境
新世紀的豪華女奴們
青春是一面鏡子
女性的《革命之路》
傷心的五月
子玉的衣服

輯二
當代中西文化家庭價值觀的變異
美國小鎮文化的幽靈正在復活
海歸的迷失
沒有燈光通明的夜晚
都市中的隱形人
沒有樹林可以棲居的男爵
真實質樸的人性最可愛
缺乏人生藝術化的時代
搭上了理想主義的末班車

輯三
集體“遺忘症”的故事
回歸文學
我在美國的教學生涯
文學是否還是一盞明亮的燈？
永遠天真的“老頑童”——緬懷恩師夏志清先生
有眼應識金字塔

輯四
書寫疾病和歷史
無處存放的女性心靈——評賈平凹《帶燈》的男權主義夢幻

附錄
撿回文學的記憶——答《西湖》文學月刊劉濤問
《兩地書寫》的快樂——答《深圳晚報》崔華林問
後記

成了五四新文化啟蒙運動所倡導的自由婚姻的犧牲品。魯迅很早就看到了娜拉出走之後的困境，不像其他五四啟蒙者那麼浪漫，只是讓娜拉們把門一摔了事，而是真切地關注新女性的實際生存問題。正因為此，他在《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中主張女子需要爭取經濟權：“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他還說，“要求經濟權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許比要求高尚的參政權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類更煩難。”
子君的困境，雖然是五四新女性的困境，但也依然是新一代回歸家庭的娜拉們的困境。經過了將近一個世紀，魯迅所說的女子“需要爭取經濟權”還沒有過時，還仍舊比博大的女子解放事業更加煩難，更加艱鉅。職業女性在外打拼，在家照顧孩子，雖然辛苦，可是有一定的社會關係，有一定的經濟自主權，也有一定的事業成就感，視野比較開闊。可是當她們回到家後，不再有固定收入，只是靠丈夫養家，在家庭經濟權的爭奪戰中自然腰桿不夠硬，說話不夠理直氣壯，還得看丈夫臉色行事，而且視野可能越變越窄，像子君那樣，天天圍著小油雞和叭兒狗打轉，只關心一些雞毛蒜皮的家庭瑣事，最後還是被涓生瞧不起。家庭主婦在日常生活中的付出，其實是巨大的，但卻是隱形的、看不見的，還沒有完全被社會認可。西方女權主義者一再呼籲，要給家庭主婦發“工資”，讓男人們看到家庭主婦們天天忙活的也是一項重要的工作，也應該得到最起碼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