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與言說：中國當代小說散論

自序──文學研究與生命的血色

我所棲身的西四，老北京的風貌猶存。這些元代的胡同，大體還保持著最初的樣貌，如同跨越古今的幽深的時光長廊。一些老樹枝椏遒勁，已在那裡矗立了二、三百年。有的四合院門口硯臺形的門墩在提醒人們這裡曾是古代一個文官的府邸。有時在胡同裡可以看見滿面皺紋的滄桑老人，站在門口唱上幾句京劇，悠悠的，帶著古韻，卻已是不成調的絲竹，被胡同裡駛過的汽車馬達聲掩蓋了。這裡是懷舊的所在，尤其是月白風清的深夜，我喜歡在胡同裡遊走。被林立的高樓淹沒的月亮，在這裡是如此逼真地存在著，與我默默地對視。我迷戀這樣的對視。在這樣的時刻，我心如止水，感到自己的靈魂被月亮照徹了，心底的憂傷被月亮撫平了。身旁的四合院都睡著了，歷史彷彿就是這一片靜謐，蟄伏在朱門灰牆中的靜謐，我也融化在這片靜謐中。可見，在這個趨同的時代，我們是如此地需要歷史的記憶，需要追尋逝去的時光來確證自我的存在，不然就會產生身分認同的危機，常常會感到自己身如浮萍，兀自飄零，不知身在何處。
置身在老北京的胡同中，真讓人感到人生不過是白駒過隙。在這有限的幾十年裡，大約總要做些什麼吧。一個人的一生，其實做不了幾件事。癡迷於文學，又能得到些什麼呢？心靈在文學中浸泡得久了，又會起怎樣的變化？所謂的文學研究，是否僅是一個追逐名利的道場呢？如果不和自己的生命發生關聯，不和自己內在的人格完善結合起來，還能稱得上是文學研究嗎？可惜，我們目前的文學研究，尤其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和自己的生命隔得太遠。許多研究者往往是出於功利的目的，常常是出於謀生的需要，或者是出於虛榮心的滿足，寫下一些隔靴搔癢的文字，美其名曰學術論文，令人難以卒讀。絕大多數的文學研究者，在文學面前往往是一個旁觀者。如果沒有自己生命的全身心投入，這樣的研究就是不真誠的，也不會是有生命力的。
偏重於學術的文學研究尚且如此，文學作品的批評更是如此了。為什麼現在的作家這麼輕視批評和研究？這與批評的現狀緊密相關。文學批評日益淪為圈子批評、金錢批評，無原則的頌揚，染上了銅臭的文字滿天飛，批評者喪失了最起碼的道德底線。作品研討會，往往成了表揚會、吹捧會、廣告宣傳會，研討者滔滔不絕，隨意拔高作品以取悅組織者與聽眾，作者聽了也陶陶然，醉心於這種雙贏的遊戲中。誠實缺失、道德缺席的現象，在批評界日趨嚴重。魯迅先生曾說：「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於作者有益。」我們呼喚獨立的、真誠的、融進批評者生命的文字，呼喚有個性的，才情獨具的鴻文。
也許，我們讀一下民國時期的文學研究文章，會得到有益的啟示。五四文人裡，研究和生命大多是一體的。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用筆超邁，形神兼備，確乎融進了先生的生命，確是大手筆。周作人平淡沖和的隨筆，李健吾元氣豐沛的文學評論，雖是談論他人的作品，卻是和寫作者個體的生命緊密相連，因此，文和人是合一的。只是到了20世紀50年代以後，文學研究才成了工具，成為八股文，成為傳播意識形態的載體，這不能不說是令人可悲的事情。政治話語對於文學語言的戕害，不僅表現在作品裡，更體現在批評和研究文字上。改革開放以來，文學研究又受到西學的影響，成為西學術語的跑馬場。所謂的講究學術規範，實際上是在強調以西方的學術規約來要求中國文學研究。在貌似客觀中立的研究文字中，我們看不到中國文學固有的性靈、生命，乃至絢爛的文字魅力，看不到研究者自身的個性和生命的張揚和投射。而文學研究是一種極具個性化的文學活動，和我們每個人的生命相關聯，而不僅僅是生產符合規範的學術論文。當然，文學研究的這種尷尬局面的形成，並不僅僅是西學的影響所致。我們長期形成的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等機械思維習慣，過分的理性介入和意識形態訴求，已經在潛意識深處把我們生命的本能衝動深深地壓抑、掩蓋了。我們所作出的過於明晰的論斷，將研究對象的豐富性與諸種可能性人為地簡化了。這種習焉不察的集體無意識行為，嚴重禁錮了研究者的思維，因此，深刻、尖銳、獨創、甚至振聾發聵開一代文風的雄文的產生就成了奢望。我認為，我們應深入反思當前中國文學的研究，我們要有勇氣和毅力找出弊病、癥結所在，以便進行徹底的變革。
在這樣的文學研究困境面前，也許回歸傳統倒不失為一種便捷的選擇。在此我不能不提到孫郁先生。他的文學研究，從近處說，是繼承了五四傳統的，尤其是和周作人的文風，有相近的地方。從遠處說，和明清筆記散文有著淵源。在今天這個「唯新是從」的時代，我們是多麼需要一些「古意」啊。在孫先生那裡，個體的生命和研究，是交融在一起的。讀他的有關民國人物的隨筆，讓我們驚歎：他對五四、晚清文人的讀解，是屬於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的。中國傳統的文脈，在孫先生的文字裡，是鮮活的，一脈相承的。文學，在他的筆下，是有性靈的。溫婉的文風，濃烈的書卷氣，考究的文字，雅潔的漢語，濃郁的古風，流淌在先生的筆下，散發著典型的中國文人的氣味。時光，彷彿在孫先生的身上停滯了，我們在他的文章裡，讀出了晚清、民國時代的氣息，而文章骨子裡所透露出的，又是那麼具有現代氣息。
最近我常常檢視自己，是否自己的研究太過於功利了？是否和自己的生命發生過關聯？是否和自己的人生經驗、內在的人格培養、思想脈絡發生過關聯？令我汗顏的是，迄今為止，我寫下的一些研究文字，是蒼白的，鮮見我自己的血色，沒有和自己的生命發生緊密的關聯。而融入了自己的生命體驗的研究，是多麼飽滿啊！我嚮往這樣的文學研究，這是一種藝術的境界。理想的文學研究本身應該是一種藝術，一種創作，是極具個性化的，而不是目前流行的乾癟的所謂學術論文。日益西化，以理性分析為主的程序化生產論文的方式，在損害著漢語文學研究的根基。將學術研究注入個體生命的血色，讓我們朝著這樣的境界前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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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薄薄的集子，是近五年來我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小小的總結。把這些文字輯在一起，確實很不安。所謂的浮文太多，有價值者寥寥。新世紀的中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文變染乎世情」，文學的繁盛亦是空前，這從2012年莫言獲得諾獎可以得到佐證。但是，創作界忙於將自己的想像力兜售給市場，像莫言那樣天馬行空的書寫者又有幾人？我不禁感到難言的悲哀。
創作界如此，批評界更甚。那些所謂的批評家氣象更小，圍著風潮轉，圍著作品轉，圍著金錢轉，沒有獨立性，沒有品格，一點也看不出能夠成為大批評家的跡象。我以為，批評家不妨從時代文學大潮的浪尖上倒退一下，退回民國或者晚清，甚至明清，浸潤於故紙堆，復古一番，然後再痛飲西學甘霖，從自己豐盈的生命底部，升騰起屬於自己的文字。或者說，批評家不妨謹記：與創作一樣，文學批評和研究屬於少數人的專利，沒有超人的天資、才情，千萬不要弄文學，否則會兩手空空，僅靠學院訓練是遠遠不夠的。這是許多人的誤區，天真地認為功到自然成。這也是當今產生了數以萬計的文學博士，卻鮮有大批評家問世的真正原因之所在。明乎此，我們對於文學，對於批評文字，就有了敬畏之心。

2014年7月於北京平安里寓所

以血書者：余易木論

一、尋找余易木
《十月》雜誌在1980年第3期發表了短篇小說《春雪》，1981年第2期發表了中篇小說《初戀的回聲》（同年《中篇小說選刊》創刊號轉載），這是兩篇極為優秀的作品，署名是余易木。
無論在當時，還是在30年後的今天，這都是一個讓文學界完全陌生的名字。余易木生前僅發表過三篇小說，除了上面提到的兩篇，還有一篇《也在懸崖上》，發表在1985年七月號的《青海湖》。他最早的作品《也在懸崖上》寫於1957年4月，《春雪》創作於1962年8月，《初戀的回聲》創作於「1963年4月西寧至1965年4月上海」。《春雪》與《初戀的回聲》在「文革」中曾以手抄本的形式流傳。近10萬字的長篇小說《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1965年4-5月寫於上海，60萬字的長篇小說《荒謬的故事》寫作跨度較長，自「文革」中後期至70年代末。這兩部長篇作者生前不願拿出來示人，直到作者去世之後，《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才發表在《青海湖》文學月刊2003年第11、12期，2004年第1期。《荒謬的故事》以節選的方式發表在2004年的《青海湖》文學月刊上。
1998年余易木去世以後，經過友人的幫助，2010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余易木作品系列》，包括《初戀的回聲》、《荒謬的故事》（上下卷）。有關他的評論資料，僅有寥寥幾篇，大多都是新世紀以來發表的，分別是流舟的《「三角」脫出窠臼―讀〈也在懸崖上〉》（《小說評論》，1986年第1期），丁東的《想起了余易木》（收入《冬夜長考》，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張守仁的《文壇英才余易木》（《美文》2005年第4期）、王貴如的《一個不應被文壇淡忘的作家》（《余易木作品系列》序言（二））、辛茜的《時代的殉美者―「余易木作品系列」編後感》（《青海湖》文學月刊2011年第5期）、李建軍的《有如淚珠射來顫抖的光明》（《小說評論》2012年第3期）。另外網路上還有魏心宏的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余易木》。
《十月》老編輯、散文家張守仁先生是80年代初余易木作品的責編之一，從他的文章裡，我們可以大略瞭解到余易木的生平。余易木原名徐福堂，生於1937年上海的一個富商之家，少年時代閱讀了大量的中外文學名著，就學於上海國立高等機械技術學校鍋爐專業，成績優異，畢業後被派到大連俄專學習俄文。以後被分配到北京第一機械工業部機械科學研究院當翻譯，以精湛的專業水平為同行稱道。余易木精通法語、德語、英語、俄語，是難得的優秀翻譯人才。1957年因為對留蘇學生派送辦法有不同看法被打成右派，發配到青海勞動。在西寧，他開過荒，挖過野菜，打過機井，拉過板車，還要應付每次運動一來對右派分子的批鬥、遊街。無休止的飢餓、沉重的勞役、非人的折磨，過早地蝕去了他的健康。當被剃了陰陽頭遊街示眾之後，看到自己心愛的書籍被焚毀，他絕望過、自殺過，但是他頑強地活了下來。「文革」後，余易木一直在西寧的青海省物質機械修造廠負責技術工作，直至1998年因病去世。
在西寧，他有兩個好友，一個是畢業於廈大電機系的楊遜，一個是畢業於西安交大電機專業的林哲民，他們三人都是右派，被貶至青海，可謂共患難，產生了深摯的友誼，「文革」初期還被打成青海省物質局的「三家村」。余易木的筆名的由來，就來自「徐」、「楊」、「林」三個姓氏中的右偏旁。
在一位和余易木有過交往的人的記憶裡，余易木的形象更多的和貧窮、飢餓、落魄聯繫在一起。「（七十年代末）有一天，我從海風家回到我所住的西寧賓館的時候，在賓館的大門口看到一個類似乞丐的人半躺在賓館的門口，賓館的服務員告訴我說那人是找我的。我很驚訝我並不認識他，可他開口就說：我叫余易木。」「余易木一直沒有結婚，獨身一人，生活以混為主，吃飯也是有了上頓沒下頓，人的樣子，絲毫也不誇張地說，就如同鬼一般可怕。頭髮很長，很瘦，很高，但說話聲音洪亮，動作誇張，喜歡表現自己，喜怒哀樂溢於言表，很不善於偽裝自己，當了幾十年的右派還是沒有改造過來。也正因為如此，青海當地的很多人似乎還是都有點怕他似的，他的生活就更加顯得與人格格不入。」「我沒有想到他住的房子會是那樣慘，低矮不說，還非常殘破，屋子裡光線昏暗，他睡覺的床上床單幾乎就和在煤灰裡滾過一樣髒。除了床之外，唯一就是還有一張很小的桌子。我們就在那張小桌子上吃飯。所謂吃飯，其實就是他燒的一隻雞，所有的鍋碗以及油鹽都是向鄰居借的，一個大鍋子裡，一隻雞。那頓飯，讓我吃著心裡也難過。……就在我們吃了飯之後一會，那所房子就塌了。作協的同志都說，好險啊！」這是一個來自上海的人眼中的余易木，對余易木生活的記錄大概是真實的。余易木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到青海西寧勞動改造，1979年3月右派才改正，前後長達22年。不知上述的描述是發生在余易木右派改正之前還是改正之後，這一形同乞丐的形象，給人以極深的印象。余易木說：「當我接到改正通知書時，既無喜悅，也無悲哀。我唯覺悵惘。」很難想像，他是在怎樣艱苦的環境下生存的，他又是以怎樣的毅力，在祕密狀態下創作了80多萬字的作品的。
如果按照文學史的歸類，這是一個右派作家。但是，與其他右派作家不同的是，他不是因為發表作品被打成右派，而是在打成右派後創作了重要作品。他的作品，絕大多數創作於60年代初和「文革」中，新時期基本沒有再創作作品。
按照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敘述，余易木的寫作屬於「地下寫作」或者「潛在寫作」的範疇，相對於那個時代公開發表的作品而言，這些「地下寫作」更有價值。「文革」中有許多這樣的「地下寫作」，可以列出一長串的名單。詩歌有穆旦的《智慧之歌》（1976）、《老年的夢囈》（1976）等，有多多、黃翔等「白洋淀詩派」的創作，有食指的《相信未來》（1968）、《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1968）等，有朦朧詩人北島、顧城等人的創作，如北島的《回答》（1973）；小說有老舍的《正紅旗下》（1961-1962）、張揚的《第二次握手》（1970？）、靳凡的《公開的情書》（1972）、趙振開的《波動》（1974）、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1976）等；散文隨筆類有傅雷的《傅雷家書》（1954-1966）、豐子愷的《緣緣堂續筆》（1971-1973）等。可以看到，「地下寫作」主要集中於「文革」期間，尤其是「文革」中後期。1956年雙百方針提出後，文學創作出現了一個小小的高潮，由於反右運動的開展，很快就沉寂了。而就60年代初期的小說創作而言，幾乎是一個空白。如前所述，余易木有三篇作品寫作於1962-1965年，可以說填補了這一創作空白。因此，被丁東先生稱為「20世紀60年代小說寫作第一人」。縱觀他的創作，他完全擔當起這個論斷。這使得那個文學的貧瘠年代，有了些微的亮色。
「潛在寫作」的文本在新時期發表時，不可避免會遇到可信度如何的質疑。余易木的小說，禁得起這種質疑。《春雪》、《初戀的回聲》在《十月》發表時，余易木要求一字不易。編輯部答應了作者的請求，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作品的原貌，只是為了照顧讀者的閱讀習慣，對作品中引用的葉賽寧的俄文詩歌作了技術性的中文翻譯。
余易木的小說在文學史上的意義還在於，他的短篇小說《春雪》是第一篇反映反右運動的小說。有的研究者提出了「前傷痕文學」的概念，余易木的小說，屬於「前傷痕文學」，但是，他的小說的意義，不僅僅屬於「傷痕文學」這個範疇。「傷痕文學」屬於一種「說客文學」10，是配合主流敘事的政策文學，有著強烈的意識形態衝動。而余易木的小說，更多的是在提倡人的尊嚴、獨立、主體性，是有著強烈的理想主義的人道主義文學，它屬於五四文學的啟蒙主義傳統，屬於西方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