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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之虎新加坡:從南洋碼頭到十強之國的進行式
  • 赤道之虎新加坡:從南洋碼頭到十強之國的進行式

  • 系列名:RICH致富館系列
  • ISBN13:9789863611554
  • 出版社:高寶國際
  • 作者:匡導球
  • 裝訂/頁數:平裝/384頁
  • 規格:23cm*17cm*2.3cm (高/寬/厚)
  • 版次:1
  • 出版日:2015/05/13
  • 中國圖書分類:新加坡
定  價:NT$380元
優惠價: 9342
單次購買10本以上8折
可得紅利積點:1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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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每個國家領導人心中都有兩個新加坡,一是典範,一是勁敵。
                      專業推薦 - 南方朔 (台灣著名評論家、新聞工作者) 

小小新加坡的競爭力打哪來?
他們能贏,是因為新加坡人「怕輸」!
李光耀說:「沒有人欠新加坡生計。」
奮鬥,成了新加坡人的信仰。

社會穩定,是因為新加坡人願受「峻法」!
李光耀說:「我要貪汙,沒有人可以阻止我,但代價是整個制度崩潰。」
廉能政府,成了新加坡富足的國基。

經濟繁榮,因為新加坡人深知「島國脆弱」!
李光耀說:「如果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國家會更加穩定。」
新加坡實踐「居者有其屋」,它在1960年便規劃組屋,嚴禁炒房、合理配售。

搶佔先機,開放賭場,因為新加坡「不做第二名」!
李光耀說:「只有整潔、綠色、高效、節能是不夠的,你還需要不斷創新、富有開創和企業家精神,我們需要打入新的領域:藝術和全新的服務。」
除了作為世界金融中心,新加坡企圖做到「創新」和「服務」經濟體。

文化多元,因為新加坡必須保持「種族與文化和諧」!
李光耀說:「新加坡成為所有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每位公民,不分種族、
語言和宗教,都獲得公正平等的待遇。」
「包容及公平」是新加坡人安居樂業的礎石。

人才至上,新加坡要向世界開放,比肩國際!
新加坡推動「雙語政策」,長期堅持「引進來、走出去」的國際化教育戰略。
因為李光耀深信:「教育是一種社會與經濟的投資,最好的投資。」


新加坡能贏,因為新加坡夠拚,新加坡在後李光耀時代能否再續繁榮輝煌?
新加坡的文化是什麼?新加坡的價值是什麼?新加坡的成績究竟來自何處?
島國的「脆弱性」使得新加坡不得不勵精圖治,「怕輸」才是他們的深層原動力!
李光耀在上任第一天就喊出「沒有人欠新加坡生計」,於是刻苦奮鬥成了新加坡人信仰的價值觀。
這個世界上第三富國的成就,來自於「廉能的政府」,與對全世界「開放」的政治格局。

我不能,誰也不能想像世界如何發展。所以我們試圖抓住任何機會,
去駕馭每一次浪潮、把握好每一個風帆,這就是我們的發展歷程。     --  李光耀                                    
新加坡的軌跡難以再現,卻值得追隨!
新加坡的成功是偶然,還是巧合?
新加坡的成績舉世共睹,魚尾獅的雕像看似矛盾,卻是一個耀眼的象徵!
新加坡是一頭不折不扣的赤道之虎!

《赤道之虎新加坡—從南洋碼頭到十強之國的進行式》闡述了一個以小搏大的歷史進程,
從漁村馬頭到一個花園城市,金融中心,新加坡創造了島國奇蹟。
新加坡躍升世界一流國家,從立國至今不過幾十年,每個領導人都將新加坡視為典範與勁敵!
本書從歷史切面探問,展現全方位觀看新加坡的視野,從文化到政策,從歷史到經濟,從政治到管理,
新加坡的立國智慧足以使讀者深入核心,看見新加坡的全貌!

●市面上的新加坡書籍流於表面,往往是作者自抒感想,從未深入考察,這是一本新加坡全面觀察。
●從八個面向分析,經濟、政治、文化價值觀、內政、歷史、揭開新加坡的全貌,足堪借鏡。
●一言以蔽之,這世上第三富國有其矛盾性,又有其統合的手段與價值,這正是讀者最需要的部分!

1. 作者兼有中文及經濟學研究的雙重教育背景,所著書稿品質較高,可讀性高,思辨色彩也強。
2. 研究新加坡經驗的著作不少,但全方位介紹新加坡的歷史淵源、政治制度以及人民行動黨政府在經濟轉型、社會保障、外交政策、廉政建設、文化教育、城市規劃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經驗的專著,至今還沒有看到。本書的出現打破了這種匱乏。 
3. 本書剖析了新加坡的社會從上到下務實的文化及態度,且足為市民參考,主政者借鑑。
內容推薦
本書全面介紹了新加坡的歷史淵源、政治制度以及人民行動黨政府在經濟轉型、社會保障、外交政策、廉政建設、文化教育、城市規劃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成功經驗。其中,凡與我國相似之處或可為人民與主政者借鑒的寶貴經驗,作者均不惜筆墨作了深入探討。對於我們該如何學習新加坡,作者提出了大量獨到而深刻的見解。
  本書作者2011年參與了新加坡“連瀛洲紀念獎學金”專案,以訪問學者身份赴新加坡學習考察三個月,當時作者身為南京日報報業集團的主要領導,同時兼任南京大學、南京財經大學兼職教授,在星島訪問期間,作為一名資深的媒體工作者和經濟學博士後,作者習慣性帶著中國的現實問題,並用經濟學的專業眼光,對新加坡進行了全方位的觀察和思考,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回國後花了近一年時間終成此書。作者兼有中文及經濟學研究的雙重教育背景,所著書稿品質較高,可讀性強,思辨色彩。足堪讀者與各層級領導人作為借鑑!

匡導球,男,1964年生,湖南益陽人,經濟學博士後,正高級經濟師,新加坡連瀛洲紀念獎學金學者。
現任南京日報報業集團黨委副書記、總經理,南京時代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第二屆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組委會副秘書長、市場開發部部長。系江蘇省報業協會副主席、江蘇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南京大學、南京財經大學兼職教授。

前言
「新加坡還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只能算是一個轉型中的社會。一個真正的國家,人民得有自我價值意識、身份認同感,願意為國家犧牲生命,願意為彼此犧牲生命」  ,這是新加坡的締造者、時任內閣資政的李光耀在其2011年1月出版的訪談錄中向新加坡年輕一代發出的警示。他還以中國為例解釋何謂「真正的國家」,「看看中國人吧,無數次被人侵佔,又能無數次在侵略者衰敗之後浴火重生,正因為這個民族有很強的凝聚力:同一個語言、同一種宗教、同一個漢民族,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新加坡身上,那麼情況可能會截然不同”」 。這已不是李光耀第一次表達這樣的觀點,在2009年的一次採訪中,他就指出新加坡是個多元族群、宗教和文化的國家,至今仍不是個真正具有共同民族特性的國家,要真正成為一個自然和諧群體的國家或許還要再有50年至100年。似乎是為了給李光耀的論斷提供依據,《海峽時報》隨後進行了一次調查,結果在1800名受訪者中,只有29%%的人表示「願意為保護同胞而死」。
實際上,李光耀類似的言論並不鮮見。1998年,已卸任總理八年的李光耀到訪澳大利亞,他向東道主感慨道:「我100年後回來這裡,肯定還會找到這個地方,綠草、牛羊、麥田和果樹依舊……可是我無法肯定100年後新加坡還在。」  1996年和2007年,他兩次公開表示“「如果新加坡經濟失敗,或許可以重新加入馬來西亞”」。顯然,以堅忍、強硬著稱的李光耀並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但他對新加坡之「不成熟」和「脆弱性」的反復強調卻常常讓人覺得他太過悲觀。這種「悲觀」實際上體現在了其施政的各種方面。比如,新加坡長期維持著占國內生產總值5%%到6%%的軍費開支,這一水準僅低於中東、北非及中非等動盪地區的國家,遠高於除美國之外的其他第一世界國家;比如,新加坡一直奉行節儉和量入為出的財政政策,政府執迷於積累儲備金以應對各種「幻想中」的危機;再比如,新加坡為了防止鄰居以「供水」問題以之相脅,多年來耗費巨大精力發展再生水以擺脫對外部水源的依賴。但是,瞭解新加坡的人都懂得,「悲觀」背後是深切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不僅基於李光耀帶領新加坡多年打拼中積累的經驗,更基於他對新加坡歷史及現狀的深刻認識和思考:彈丸之地、移民社會、多元種族、多元文化、不友善的鄰居以及變幻莫測的地區和國際形勢。因此,雖然在幾十年內由「第三世界」躋身「第一世界」的成就已足夠令世界驚歎,李光耀仍時刻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警示後來者。畢竟,新加坡從本質上來說是一個「無中生有」的國家,是一個「在偶然間創造的實體」。

奮鬥初期先建立「求生存、求發展」目標 – 新加坡能贏是因為「怕輸」!

不過,在發展初期「以填飽肚子為第一要務」的情勢下,文化價值和文化認同的問題,還不足以產生太大的現實意義。當時,在政府的號召和鼓勵下,生存、發展和經濟成功成為全社會普遍追求的目標。自一九五九年獨立伊始,出任總理的李光耀即振臂高呼,喊出「沒人欠新加坡人生計」,號召全體國民埋頭苦幹,以建立一個繁榮的國家。此後,對「生存危機」及「脆弱性」的警示、對「艱苦奮鬥」的呼籲,就成了各類官方話語中的固定成分。伴隨著領導人的大聲呼號,以自強、自立為核心的「奮鬥」價值逐漸成為了全社會的價值觀,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多種族社會因缺乏共同價值觀而產生的分裂與隔閡。一段時期內,「奮鬥」扮演了凝聚新加坡社會的價值紐帶,提供了經濟社會發展所必需的凝聚力。

對成功、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使各種族人民在最大限度上實現了「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使」,團結在政府周圍,傾聽領導者的聲音,響應領導者的號召,從而保證了像「中央公積金」「組屋區種族配額」這類看似強硬、不近情理但又著眼長遠的政策能夠順利實施。可以說,新加坡政府在發展早期對「奮鬥」價值觀的宣導,不僅填補了種族磨合期核心價值觀的空白,更為獨立後經濟社會的第一次騰飛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動力。

雖然在此後的幾十年間,隨著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種族關係的持續演進以及政府在建構共同價值觀上的不懈努力,「奮鬥」在社會價值觀體系中的重要性不比以往。但作為一座曾在崢嶸歲月裡幫人們照亮前路的精神「燈塔」,「奮鬥」價值觀經代代相傳早已成為新加坡社會的基石之一;同時,隨著時代的發展,「奮鬥」價值觀的內涵與外延也悄然發生著變化。早期的「奮鬥」洋溢的是謀生計、求自立的激昂、豪邁與萬眾一心,後來的「奮鬥」逐漸多了一份基於市場經濟的理性與務實。再後來,經過幾十年的思想積澱,加之個人主義價值觀的興起,「奮鬥」的內核又逐漸向「競爭」遷移。現如今,新加坡國民中普遍存在的一種「怕輸」心理,即是這一狀態的真實寫照。「怕輸」,即怕落於人後,這本是人類的一種普遍心理,同時也被認為是促進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但新加坡人似乎將其演繹到了極致。

例如,很多新加坡人為使自己的生活達到一定水準,不得不做兩份工作,一天工作一二到一六個小時的大有人在。至於什麼樣的生活水準才能讓自己顯得不落後於人,二○○九年新加坡熱播的一部電視劇曾做過精彩的闡釋。在這部名為《5C老公》的電視劇中,新加坡人為生活水準設定的目標被總結成了「5C」:Career(事業)、Cash(現金)、Club Card(高級俱樂部的會員證)、Car(汽車)和Condominium(高級公寓)。「怕輸」心理驅使著新加坡人竭力打拼,繼而造成了一種普遍的緊張與焦慮,兩個經常被引用的例證是:新加坡人的早禿現象非常嚴重;新加坡成功人士聚集的辦公區,萊佛士區珊頓大道上的行人,步行速度在全世界範圍內只比香港人慢。此外,普遍存在的「怕輸」心理還產生了諸如攀比、斤斤計較、貪小便宜等不良社會風氣。但在新加坡的管理者們看來,「怕輸」心態促使新加坡人力爭上游、奮鬥不息,恰是脆弱島國經濟與社會持續發展、永保活力的關鍵所在。
「做蛋糕」與「分蛋糕」的哲學
四通八達的工業區,縱橫交錯的廠房,拔地而起的高樓,西裝革履的外國人,殷勤備至的政府官員,成群結隊的工人……這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不少城市中的常見圖景;同樣,這也是新加坡在經濟啟動階段的真實寫照。雖然如今在經濟體量、結構和發展道路上迥異,但兩國啟動經濟發展的方式,卻有諸多相似之處:都在百廢待興、內外交困中起航;都擁有強勢且務實的領導者;都通過打開國門、引進外資實現突破;都以「兩頭在外」 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作為基礎。
在初始階段,「烤蛋糕,幫人民填飽肚子」 這一任務的緊迫性使兩國政府在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上幾乎沒有多少選擇餘地。用嚴崇濤先生的話來說,「根本沒有什麼“高科技”、“低科技”之說,心裡只有一個念頭:無論何種產業,只要能為我們的畢業生提供就業,我們就歡迎」 。不同的是,通過這種方式解決了人民的溫飽問題並完成原始積累後,新加坡利用「身輕體勻」的優勢,又完成了兩次漂亮的轉型,不僅迅速將「蛋糕」做大,而且由於分配合理,很快進入了一個「做蛋糕」和「分蛋糕」互相促進的良性迴圈。而中國由於「體沉且結構不勻」,長期停留在了這一階段,雖然也通過「規模效應」做大了「蛋糕」,但已顯露出後勁不足的缺陷;體制機制上的積弊,尤其是「分蛋糕」方式的不合理,更使得轉型升級困難重重。「轉方式」「調結構」因此作為中心詞出現在了中國《十二五規劃綱要》和近幾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文件中。

當然,新、中兩國基本國情差異巨大,中國不具備新加坡「小快靈」的優勢,無法完全依附於外部世界以定位自己的角色,但中國擁有決勝未來的最大本錢——市場,這也是新加坡及其他許多發達經濟體渴求的優勢。遺憾的是,這一優勢目前還遠未被發掘和利用。一方面,對「集裝箱」(出口)和「鋼筋水泥」(政府投資)的長期依賴已經形成巨大慣性,以至於改革稍遇波折即本能地退回老路。實際上,「調結構」作為經濟工作的基本點已提出多年,但在「保增長」和「控物價」此起彼落的「蹺蹺板」遊戲中一直地位尷尬,直接制約了「蛋糕」的進一步做大。另一方面,發揮市場優勢的前提是實行「藏富於民」的分配制度,但「分蛋糕」方式的不合理卻在現實中長期存在,甚至常常演化為「與民爭利」。這種現象不僅直接導致了社會不公,更抑制了市場潛力的釋放,從而使「調結構」和「轉方式」愈發艱難。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雖通過「4萬億刺激計畫」咬牙撐過難關,但接踵而至的「股市泡沫」「樓市泡沫」和「民間借貸危機」,無不顯示實體經濟已陷入困境,無法吸納資本,只能任其在體外迴圈,以至於釀成惡果。

獨立伊始,新加坡便毅然拋棄了進口替代的經濟政策,也隨之拋棄了依賴國內市場振興經濟的任何幻想。多年來,它一直務實地維持著一個外向型經濟,雖然有過若干次轉型升級,也只是從低層次的「外向」邁向高層次的「外向」。實際上,新加坡的歷任領導人也從不諱言外資和跨國公司對於新加坡的重要性,李光耀更是篤定「新加坡向來是,並將永遠作為跨國企業的中間人」、「新加坡的製造業永遠都要依賴跨國企業」。新加坡主動推動轉型,力求做大「蛋糕」,合理分配「蛋糕」,力保社會和諧以及立足國情妥善處理「做蛋糕」與「分蛋糕」關係的一整套發展哲學,卻可以為各國經濟的「轉軌」提供諸多有益的啟示。畢竟,從根本上來說,經濟發展的要義在於更巧妙地「做蛋糕」、更合理地「分蛋糕」以及更科學地處理兩者之間的關係,台灣自然也不例外。

打開國門
被逐出馬來西亞聯邦令新加坡的處境雪上加霜,但同時也讓政府徹底認清了現實:單靠自己無法實現國家的工業化。1965年,新加坡由於被迫脫離馬來西亞而獨立,國內市場驟然縮小,原料供應受到極大限制,而且區域貿易中心的地位也受到印尼的嚴重威脅,進口替代工業政策受到嚴峻挑戰。於是,新加坡的經濟政策在一夜之間出現了180度的轉彎——由進口替代工業政策轉向出口導向工業政策。然而,「打開國門」並不意味著馬上就可以擺脫困境。轉型的痛苦無法避免,剛剛萌芽就失去保護的國內製造業遭受重創,很多工人因此失業,一些小企業主損失慘重。更糟糕的是,英國於1967年宣佈提前從新加坡撤軍,這意味著一個重要的經濟支柱即將崩塌。雖然李光耀利用和英國政府的良好關係延緩了撤軍進程,但新加坡的經濟還是因此損失了近10%。

艱難困苦更加堅定了新加坡開放的信念,這無疑是審時度勢的結果。當時,西方發達國家正處於戰後第一次產業結構調整時期,需要將大量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向成本更低的國家和地區轉移,但全球範圍內此起彼伏的意識形態鬥爭和民族主義浪潮阻礙了這一進程。新加坡在此時以開放經濟體的面目出現,自然大受歡迎。為了盡可能廣泛地吸引外資,政府開放了除公用事業和電信業外幾乎所有的部門,對製造業領域的投資更是來者不拒。曾經讓政府操心費神的勞工隊伍,這時成了新加坡最寶貴的財富。這些低成本的半熟練工人,吸引了服裝、食品、玩具、紡織等行業的許多企業在新加坡投資建廠。失業問題很快出現好轉,廉價的外籍勞工也開始大量湧入。政府在稅收和土地上的「讓利」政策同樣使投資者受益匪淺。稅收方面,所有保護性關稅在一夜之間被取消,各種稅收優惠政策也先後出臺。土地方面,秉承「繁榮共用、痛苦同當」的原則,政府在初期只向企業收取極低的租金,且無需一次付清,以此鼓勵企業將有限的資金投入到建設廠房、購買設備及擴大生產上,政府最終通過工業發展和經濟繁榮產生的土地增值「共用」發展的果實。不過,即便是通過土地增值獲利時,政府也沒有藉機對企業進行掠奪,而是為增值的幅度設限。這一富有遠見的土地政策,保證了政府和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的和諧雙贏。

與此同時,新加坡政府清醒地認識到,無資源稟賦的彈丸小國,要想源源不斷地吸引並長久地留住跨國企業,除了依靠廉價的勞動力和各種優惠政策,還必須在其他可以努力的方面做到最好。因為,環繞著新加坡的是資源和人口遠勝於它的鄰國,不遠的地方則是兩個沉睡的「巨人」——中國和印度。一旦這些國家覺醒,新加坡將難以在區域內立足。為了謀求長遠發展,新加坡必須形成自己的獨特優勢。勞動力素質、教育水準、創新能力的提升非一日之功,但打造一個親商的軟硬體環境卻可以立刻提上議事日程。於是,政府利用經濟發展帶來的積累,同時不惜向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貸款,投資建設道路、港口、碼頭、機場和水電設施,努力改善新加坡的基礎設施條件。「軟體」的改善也同步進行,一方面,人民行動黨的政府小心翼翼地維護著新加坡的和平和安寧,同時不遺餘力地提高自身的廉潔和透明度;另一方面,法律體系尤其是與經濟活動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也很快得到完善。一個穩定、廉潔、誠信、守法的商業環境因此逐漸成型。李光耀在談到新加坡的軟環境時不無自豪地說道:「這裡是法治社會,我們從不食言。我們確保國家穩定、工業繁榮,我們絕對值得信賴。」 在一系列因素作用下,新加坡經濟在獨立後的十幾年內即實現騰飛。1965—1970年間,其年均增長率達到了8‧7%,20世紀70年代則為9‧4%。其中,製造業的迅猛發展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例如,在1968—1971年之間,新加坡經濟的年均增長率為13‧3%,而製造業在這一時期的年均增長率達到了驚人的20‧8%。製造業的崛起不僅直接帶動了新加坡的經濟增長,還深刻地改變了其經濟結構。到20世紀70年代初,製造業在經濟中所占份額已經和貿易不相上下,標誌著新加坡初步完成了從港口經濟到出口導向型工業經濟的過渡。另一方面,製造業的發展還直接產生了發展金融、商業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的客觀要求。政府順應形勢,採取一系列鼓勵政策對上述產業進行扶持。例如,為了推動金融業發展,新加坡政府於1971年成立了國家金融管理局,大力推進新加坡「亞洲美元市場」建設。十年間,在新加坡經營亞洲美元業務的銀行就從16家增加到了151家。在交通運輸業中,政府也為發展海運、空運先後投入鉅資。金融、商業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相繼崛起,為新加坡多元經濟結構的形成和後續的轉型升級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新加坡價值」前路漫漫

二○一二年年末,世界著名的調查研究公司蓋洛普(Gallup)連續發佈了兩份調查報告。其中一份報告關注的是各國國民的「情緒豐富度」,調查者在3年的時間裡,訪問了來自一五○個國家的十五萬(每國約一千人)位居民,問題圍繞「一天中經歷的正面或負面情緒」進行設置,旨在瞭解受訪者日常生活中情緒的豐富程度。另一份報告聚焦於各國國民的「情緒正面性」,由蓋洛普耗時一年、在一四八個國家(每國約一千人)完成調查後匯總結果所得,受訪者被要求回憶自己前一天是否有過以下經驗:休息得很好、受到尊敬的對待、微笑或者大笑、完成或者學到有趣的事。

兩份報告在全球範圍內激發了有關「財富」與「幸福」之間關係的討論。原因在於,在「情緒豐富度」和「情緒正面性或負面性」兩份榜單中,世界公認的富國——新加坡均排名墊底。在前一個調查中,僅有三六%的新加坡人表示自己在一天當中會經歷情緒變化,而新加坡的近鄰菲律賓卻以六○%的比例居首;此外,無論是美國、瑞士、加拿大等發達國家,還是巴林、卡達等石油富國,其比例均遠高於同為發達國家的新加坡。在後一個調查中,有四六%的新加坡人報告自己在前一天有過積極、正面的情緒,這一比例甚至低於飽受戰爭、衝突摧殘的阿富汗(五五%)和敘利亞(六○%)。

新加坡人富有卻不幸福?

兩份報告的結果,似乎指向了同一個結論:新加坡人不幸福。雖然調查的準確性和科學性尚待評估,用「情緒豐富度」和「情緒正面性或負面性」衡量「幸福」水準的做法有待商榷,但上述結果至少表明:新加坡人的精神世界,不如他們的物質生活那般充實、飽滿。畢竟,在同樣的榜單中,經濟、社會發展水準能與新加坡一較高下的國家,都無一例外地排在了前列,只有新加坡掉了隊。「新加坡人毫無疑問是非常勤奮、非常高效、非常有紀律的,但他們不是很享受自己的生活」,蓋洛普的研究者們如此總結。這不由令人想起了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在一九九六年元旦獻詞中發出的呼籲:「讓我們以社會、文化及精神上的發展,來配合我們的經濟成就,使之相得益彰。這樣一來,到了二十一世紀時,新加坡將成為一個真正成功而又成熟的國家,既有發達的經濟,又有優雅的社會。」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已經過去,新加坡的經濟強健如故,在「文化及精神發展上」也是一步一個腳印,成效不可謂不顯著,但蓋洛普的調查結果還是發出了這樣的警示:距離實現「優雅社會」,新加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搶佔先機,開放賭場,因為新加坡「不做第二名」!
李光耀說:「只有整潔、綠色、高效、節能是不夠的,你還需要不斷創新、富有開創和企業家精神,我們需要打入新的領域:藝術和全新的服務。」除了作為世界金融中心,新加坡企圖做到「創新」和「服務」經濟體。2005年,新加坡跌破眼鏡的開放了兩張賭場牌照,在2011年正式開幕,如此一來,新加坡的觀光率從跌落的4.5%又再度拉升到9%,新加坡若不做第一,而當成了第二個開放賭場的東南亞國家,又有何用?因此,新加坡的又有了新的國家形象,不但能拉高服務業的水準,也將娛樂事業和創新文化的企圖表露無遺。
赤道之虎新加坡永遠以經濟牌與人民的生計為先,將政策貫徹,不斷的創造利潤,並善加分配,島國「脆弱性」決定了新加坡的開放與奮鬥精神,太多的成績有目共睹,新加坡歷史是一個從南洋碼頭到十強之國的進行式,這個進行式在後李光耀時代格外引人注目,每個領導人的心中都有兩個新加坡,一是典範,一是勁敵。

 

第一章從「淡馬錫」到「四小龍」
(一)舊時新加坡
(二)漫漫獨立路
(三)奮鬥的歷程
(四)今日新加坡

第二章「做蛋糕」與「分蛋糕」的哲學
(一)轉型升級「三級跳」
(二)政府的角色
(三)「分蛋糕」的藝術
(四)新加坡的經濟哲學–「脆弱性」決定了發展

第三章「非典型」民主制度
(一)新加坡的政體
(二)「屹立不倒」的人民行動黨
(三)廉能政府如何煉成的
(四)民主的價值

第四章以開放謀和平
(一)從依附到獨立
(二)在「巨人」間立足
(三)以行動贏尊重
(四)和而不同:小國大外交
 

第五章自力者,他助之
(一)自力之基——中央公積金
(二)自力之要——政府作為
(三)三塊基石——構建理想家園
(四)理性」的「吝嗇」

第六章從「儒家價值」到「國家意識形態」
(一)從「儒家價值」到「共同價值」
(二)從「文化沙漠」到「文化之都」
(三)「新加坡價值」前路漫漫

第七章「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
(一)有教無類
(二)因材施教
(三「繁榮」與「公平」之路

第八章「花園城市」的前世今生
(一)綠色的化工重鎮
(二)新加坡的「資源經」
(三)環境——一個政治問題


奮鬥初期先建立「求生存、求發展」目標 – 新加坡能贏是因為「怕輸」!

不過,在發展初期「以填飽肚子為第一要務」的情勢下,文化價值和文化認同的問題,還不足以產生太大的現實意義。當時,在政府的號召和鼓勵下,生存、發展和經濟成功成為全社會普遍追求的目標。自一九五九年獨立伊始,出任總理的李光耀即振臂高呼,喊出「沒人欠新加坡人生計」,號召全體國民埋頭苦幹,以建立一個繁榮的國家。此後,對「生存危機」及「脆弱性」的警示、對「艱苦奮鬥」的呼籲,就成了各類官方話語中的固定成分。伴隨著領導人的大聲呼號,以自強、自立為核心的「奮鬥」價值逐漸成為了全社會的價值觀,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多種族社會因缺乏共同價值觀而產生的分裂與隔閡。一段時期內,「奮鬥」扮演了凝聚新加坡社會的價值紐帶,提供了經濟社會發展所必需的凝聚力。

對成功、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使各種族人民在最大限度上實現了「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使」,團結在政府周圍,傾聽領導者的聲音,響應領導者的號召,從而保證了像「中央公積金」「組屋區種族配額」這類看似強硬、不近情理但又著眼長遠的政策能夠順利實施。可以說,新加坡政府在發展早期對「奮鬥」價值觀的宣導,不僅填補了種族磨合期核心價值觀的空白,更為獨立後經濟社會的第一次騰飛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動力。

雖然在此後的幾十年間,隨著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種族關係的持續演進以及政府在建構共同價值觀上的不懈努力,「奮鬥」在社會價值觀體系中的重要性不比以往。但作為一座曾在崢嶸歲月裡幫人們照亮前路的精神「燈塔」,「奮鬥」價值觀經代代相傳早已成為新加坡社會的基石之一;同時,隨著時代的發展,「奮鬥」價值觀的內涵與外延也悄然發生著變化。早期的「奮鬥」洋溢的是謀生計、求自立的激昂、豪邁與萬眾一心,後來的「奮鬥」逐漸多了一份基於市場經濟的理性與務實。再後來,經過幾十年的思想積澱,加之個人主義價值觀的興起,「奮鬥」的內核又逐漸向「競爭」遷移。現如今,新加坡國民中普遍存在的一種「怕輸」心理,即是這一狀態的真實寫照。「怕輸」,即怕落於人後,這本是人類的一種普遍心理,同時也被認為是促進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但新加坡人似乎將其演繹到了極致。

例如,很多新加坡人為使自己的生活達到一定水準,不得不做兩份工作,一天工作一二到一六個小時的大有人在。至於什麼樣的生活水準才能讓自己顯得不落後於人,二○○九年新加坡熱播的一部電視劇曾做過精彩的闡釋。在這部名為《5C老公》的電視劇中,新加坡人為生活水準設定的目標被總結成了「5C」:Career(事業)、Cash(現金)、Club Card(高級俱樂部的會員證)、Car(汽車)和Condominium(高級公寓)。「怕輸」心理驅使著新加坡人竭力打拼,繼而造成了一種普遍的緊張與焦慮,兩個經常被引用的例證是:新加坡人的早禿現象非常嚴重;新加坡成功人士聚集的辦公區,萊佛士區珊頓大道上的行人,步行速度在全世界範圍內只比香港人慢。此外,普遍存在的「怕輸」心理還產生了諸如攀比、斤斤計較、貪小便宜等不良社會風氣。但在新加坡的管理者們看來,「怕輸」心態促使新加坡人力爭上游、奮鬥不息,恰是脆弱島國經濟與社會持續發展、永保活力的關鍵所在。
「做蛋糕」與「分蛋糕」的哲學
四通八達的工業區,縱橫交錯的廠房,拔地而起的高樓,西裝革履的外國人,殷勤備至的政府官員,成群結隊的工人……這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不少城市中的常見圖景;同樣,這也是新加坡在經濟啟動階段的真實寫照。雖然如今在經濟體量、結構和發展道路上迥異,但兩國啟動經濟發展的方式,卻有諸多相似之處:都在百廢待興、內外交困中起航;都擁有強勢且務實的領導者;都通過打開國門、引進外資實現突破;都以「兩頭在外」 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作為基礎。
在初始階段,「烤蛋糕,幫人民填飽肚子」 這一任務的緊迫性使兩國政府在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上幾乎沒有多少選擇餘地。用嚴崇濤先生的話來說,「根本沒有什麼“高科技”、“低科技”之說,心裡只有一個念頭:無論何種產業,只要能為我們的畢業生提供就業,我們就歡迎」 。不同的是,通過這種方式解決了人民的溫飽問題並完成原始積累後,新加坡利用「身輕體勻」的優勢,又完成了兩次漂亮的轉型,不僅迅速將「蛋糕」做大,而且由於分配合理,很快進入了一個「做蛋糕」和「分蛋糕」互相促進的良性迴圈。而中國由於「體沉且結構不勻」,長期停留在了這一階段,雖然也通過「規模效應」做大了「蛋糕」,但已顯露出後勁不足的缺陷;體制機制上的積弊,尤其是「分蛋糕」方式的不合理,更使得轉型升級困難重重。「轉方式」「調結構」因此作為中心詞出現在了中國《十二五規劃綱要》和近幾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文件中。

當然,新、中兩國基本國情差異巨大,中國不具備新加坡「小快靈」的優勢,無法完全依附於外部世界以定位自己的角色,但中國擁有決勝未來的最大本錢——市場,這也是新加坡及其他許多發達經濟體渴求的優勢。遺憾的是,這一優勢目前還遠未被發掘和利用。一方面,對「集裝箱」(出口)和「鋼筋水泥」(政府投資)的長期依賴已經形成巨大慣性,以至於改革稍遇波折即本能地退回老路。實際上,「調結構」作為經濟工作的基本點已提出多年,但在「保增長」和「控物價」此起彼落的「蹺蹺板」遊戲中一直地位尷尬,直接制約了「蛋糕」的進一步做大。另一方面,發揮市場優勢的前提是實行「藏富於民」的分配制度,但「分蛋糕」方式的不合理卻在現實中長期存在,甚至常常演化為「與民爭利」。這種現象不僅直接導致了社會不公,更抑制了市場潛力的釋放,從而使「調結構」和「轉方式」愈發艱難。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雖通過「4萬億刺激計畫」咬牙撐過難關,但接踵而至的「股市泡沫」「樓市泡沫」和「民間借貸危機」,無不顯示實體經濟已陷入困境,無法吸納資本,只能任其在體外迴圈,以至於釀成惡果。

獨立伊始,新加坡便毅然拋棄了進口替代的經濟政策,也隨之拋棄了依賴國內市場振興經濟的任何幻想。多年來,它一直務實地維持著一個外向型經濟,雖然有過若干次轉型升級,也只是從低層次的「外向」邁向高層次的「外向」。實際上,新加坡的歷任領導人也從不諱言外資和跨國公司對於新加坡的重要性,李光耀更是篤定「新加坡向來是,並將永遠作為跨國企業的中間人」、「新加坡的製造業永遠都要依賴跨國企業」。新加坡主動推動轉型,力求做大「蛋糕」,合理分配「蛋糕」,力保社會和諧以及立足國情妥善處理「做蛋糕」與「分蛋糕」關係的一整套發展哲學,卻可以為各國經濟的「轉軌」提供諸多有益的啟示。畢竟,從根本上來說,經濟發展的要義在於更巧妙地「做蛋糕」、更合理地「分蛋糕」以及更科學地處理兩者之間的關係,台灣自然也不例外。

打開國門
被逐出馬來西亞聯邦令新加坡的處境雪上加霜,但同時也讓政府徹底認清了現實:單靠自己無法實現國家的工業化。1965年,新加坡由於被迫脫離馬來西亞而獨立,國內市場驟然縮小,原料供應受到極大限制,而且區域貿易中心的地位也受到印尼的嚴重威脅,進口替代工業政策受到嚴峻挑戰。於是,新加坡的經濟政策在一夜之間出現了180度的轉彎——由進口替代工業政策轉向出口導向工業政策。然而,「打開國門」並不意味著馬上就可以擺脫困境。轉型的痛苦無法避免,剛剛萌芽就失去保護的國內製造業遭受重創,很多工人因此失業,一些小企業主損失慘重。更糟糕的是,英國於1967年宣佈提前從新加坡撤軍,這意味著一個重要的經濟支柱即將崩塌。雖然李光耀利用和英國政府的良好關係延緩了撤軍進程,但新加坡的經濟還是因此損失了近10%。

艱難困苦更加堅定了新加坡開放的信念,這無疑是審時度勢的結果。當時,西方發達國家正處於戰後第一次產業結構調整時期,需要將大量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向成本更低的國家和地區轉移,但全球範圍內此起彼伏的意識形態鬥爭和民族主義浪潮阻礙了這一進程。新加坡在此時以開放經濟體的面目出現,自然大受歡迎。為了盡可能廣泛地吸引外資,政府開放了除公用事業和電信業外幾乎所有的部門,對製造業領域的投資更是來者不拒。曾經讓政府操心費神的勞工隊伍,這時成了新加坡最寶貴的財富。這些低成本的半熟練工人,吸引了服裝、食品、玩具、紡織等行業的許多企業在新加坡投資建廠。失業問題很快出現好轉,廉價的外籍勞工也開始大量湧入。政府在稅收和土地上的「讓利」政策同樣使投資者受益匪淺。稅收方面,所有保護性關稅在一夜之間被取消,各種稅收優惠政策也先後出臺。土地方面,秉承「繁榮共用、痛苦同當」的原則,政府在初期只向企業收取極低的租金,且無需一次付清,以此鼓勵企業將有限的資金投入到建設廠房、購買設備及擴大生產上,政府最終通過工業發展和經濟繁榮產生的土地增值「共用」發展的果實。不過,即便是通過土地增值獲利時,政府也沒有藉機對企業進行掠奪,而是為增值的幅度設限。這一富有遠見的土地政策,保證了政府和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的和諧雙贏。

與此同時,新加坡政府清醒地認識到,無資源稟賦的彈丸小國,要想源源不斷地吸引並長久地留住跨國企業,除了依靠廉價的勞動力和各種優惠政策,還必須在其他可以努力的方面做到最好。因為,環繞著新加坡的是資源和人口遠勝於它的鄰國,不遠的地方則是兩個沉睡的「巨人」——中國和印度。一旦這些國家覺醒,新加坡將難以在區域內立足。為了謀求長遠發展,新加坡必須形成自己的獨特優勢。勞動力素質、教育水準、創新能力的提升非一日之功,但打造一個親商的軟硬體環境卻可以立刻提上議事日程。於是,政府利用經濟發展帶來的積累,同時不惜向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貸款,投資建設道路、港口、碼頭、機場和水電設施,努力改善新加坡的基礎設施條件。「軟體」的改善也同步進行,一方面,人民行動黨的政府小心翼翼地維護著新加坡的和平和安寧,同時不遺餘力地提高自身的廉潔和透明度;另一方面,法律體系尤其是與經濟活動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也很快得到完善。一個穩定、廉潔、誠信、守法的商業環境因此逐漸成型。李光耀在談到新加坡的軟環境時不無自豪地說道:「這裡是法治社會,我們從不食言。我們確保國家穩定、工業繁榮,我們絕對值得信賴。」 在一系列因素作用下,新加坡經濟在獨立後的十幾年內即實現騰飛。1965—1970年間,其年均增長率達到了8‧7%,20世紀70年代則為9‧4%。其中,製造業的迅猛發展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例如,在1968—1971年之間,新加坡經濟的年均增長率為13‧3%,而製造業在這一時期的年均增長率達到了驚人的20‧8%。製造業的崛起不僅直接帶動了新加坡的經濟增長,還深刻地改變了其經濟結構。到20世紀70年代初,製造業在經濟中所占份額已經和貿易不相上下,標誌著新加坡初步完成了從港口經濟到出口導向型工業經濟的過渡。另一方面,製造業的發展還直接產生了發展金融、商業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的客觀要求。政府順應形勢,採取一系列鼓勵政策對上述產業進行扶持。例如,為了推動金融業發展,新加坡政府於1971年成立了國家金融管理局,大力推進新加坡「亞洲美元市場」建設。十年間,在新加坡經營亞洲美元業務的銀行就從16家增加到了151家。在交通運輸業中,政府也為發展海運、空運先後投入鉅資。金融、商業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相繼崛起,為新加坡多元經濟結構的形成和後續的轉型升級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新加坡價值」前路漫漫

二○一二年年末,世界著名的調查研究公司蓋洛普(Gallup)連續發佈了兩份調查報告。其中一份報告關注的是各國國民的「情緒豐富度」,調查者在3年的時間裡,訪問了來自一五○個國家的十五萬(每國約一千人)位居民,問題圍繞「一天中經歷的正面或負面情緒」進行設置,旨在瞭解受訪者日常生活中情緒的豐富程度。另一份報告聚焦於各國國民的「情緒正面性」,由蓋洛普耗時一年、在一四八個國家(每國約一千人)完成調查後匯總結果所得,受訪者被要求回憶自己前一天是否有過以下經驗:休息得很好、受到尊敬的對待、微笑或者大笑、完成或者學到有趣的事。

兩份報告在全球範圍內激發了有關「財富」與「幸福」之間關係的討論。原因在於,在「情緒豐富度」和「情緒正面性或負面性」兩份榜單中,世界公認的富國——新加坡均排名墊底。在前一個調查中,僅有三六%的新加坡人表示自己在一天當中會經歷情緒變化,而新加坡的近鄰菲律賓卻以六○%的比例居首;此外,無論是美國、瑞士、加拿大等發達國家,還是巴林、卡達等石油富國,其比例均遠高於同為發達國家的新加坡。在後一個調查中,有四六%的新加坡人報告自己在前一天有過積極、正面的情緒,這一比例甚至低於飽受戰爭、衝突摧殘的阿富汗(五五%)和敘利亞(六○%)。

新加坡人富有卻不幸福?

兩份報告的結果,似乎指向了同一個結論:新加坡人不幸福。雖然調查的準確性和科學性尚待評估,用「情緒豐富度」和「情緒正面性或負面性」衡量「幸福」水準的做法有待商榷,但上述結果至少表明:新加坡人的精神世界,不如他們的物質生活那般充實、飽滿。畢竟,在同樣的榜單中,經濟、社會發展水準能與新加坡一較高下的國家,都無一例外地排在了前列,只有新加坡掉了隊。「新加坡人毫無疑問是非常勤奮、非常高效、非常有紀律的,但他們不是很享受自己的生活」,蓋洛普的研究者們如此總結。這不由令人想起了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在一九九六年元旦獻詞中發出的呼籲:「讓我們以社會、文化及精神上的發展,來配合我們的經濟成就,使之相得益彰。這樣一來,到了二十一世紀時,新加坡將成為一個真正成功而又成熟的國家,既有發達的經濟,又有優雅的社會。」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已經過去,新加坡的經濟強健如故,在「文化及精神發展上」也是一步一個腳印,成效不可謂不顯著,但蓋洛普的調查結果還是發出了這樣的警示:距離實現「優雅社會」,新加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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