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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麗。花火原創小說66折起
向前走,別回頭:陸幸生報告文學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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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走,別回頭:陸幸生報告文學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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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我相信,遲到者能夠衍化成獨到者。
頻繁的搶點飛行,我「把飛機坐成了大巴」。
再用嚴格的標準訓練自己,讓手中握有一支聽話的筆。

本書收集的文本,均為作者三十多年記者工作中,對重大事件及相關人物的採訪實錄。從身處大變革時代的資深新聞記者角度出發,站在現實觀察者和親歷者的地位,深入、客觀、平穩地記錄了約三十餘年來,在大陸或與之相應地區發生著的巨大社會形態變革,勾勒傑出時政人物、文化著名人士、經濟領域等重大事件的因果始末,同時真實描繪了平民百姓在社會變遷年代裹挾中的日常生態。
 所有文本都由寫作者與被採訪者本人,進行了面對面的訪談,事實清楚,過程詳盡;都經過了受訪者本人,以及相關審核,均為公開發表物;有些被紙質媒體或網路予以了廣泛轉載。

本書特色

一、讀萬卷書積累豐厚的知識底蘊,行萬里路拓展視野思維,積累出一位記者追求真相的使命成果。
二、本書蒐集了作者三十多年的記者生涯中,對中國大陸重大事件及相關人物的採訪實錄。

作者簡介

陸幸生,上海育才中學66屆初中生,1968年9月至1977年,北大荒北興農場務農。農工,拖拉機手,司務長,團機關後勤處物資股助理員。

1977年恢復高考,考入黑龍江大學中文系。四年本科畢業,1982年回上海工作,任上海青年報新聞部副主任,記者,上海作家協會萌芽雜誌編輯部主任兼詩歌散文組組長,1989年調入文匯報社,主任記者,任《獨家採訪》專刊主編。組建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任新民週刊特稿部主任,高級記者。

1988年12月,刊發於上海收穫雜誌的《天下第一難》,獲中國潮優秀報告文學創作獎;1992年5月因責編〈鯤鵬展翅〉、(刊於萌芽雜誌)、〈永遠是黎明〉(刊於文匯報),同時獲得兩個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編輯獎。個人於2006年獲第6屆上海長江韜奮獎。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上海作家協會第8、9屆理事,任兩屆散文報告文學創作委員會副主任。

 著有報告文學、散文300餘萬字,出版有《穿越滄桑》、《世界是圓的——上海汽車工業30年》、《快速路網》等著作。

名人/編輯推薦

中國深具影響力的「知青」--子蘊

自序 感謝緣分,感謝遊走

(一)

2010年末,我關閉了博客。約是十年前了,我給博客起名:相送柴門。「桃李競華開又落」,「自掩柴扉咬菜根」(元‧呂思誠《無題》),人在職場,心向八荒,提前「相送」後的「自掩」意思,已是相當明顯的。關閉博客,以示與自己三十餘年的記者「錄播」生涯告別。猶如一個演員,大紅過的,小紅過的,沒紅過的,都會有個封箱的日子,從此不再打開。

未料想,第二年到台灣旅遊,高雄港的早晨,正望著那棵銀光粼粼的金屬大樹出神,接到原黑龍江兵團的滬籍「知青」劉國強手機短信,特告:「荒友」子蘊─戶口姓名為劉湘─出書,代我要了一本,書不是白給的,約寫書評。

這位劉湘是京城貝滿才女,當年身在「上層建築」,是農場政治處報導組的大筆桿子。我只是個跑基層連隊的物資助理員,在那時的「政治概念」裡,農場報導組與「市委寫作組」級別相同,是翰林院,是御書房,是殿前跨刀行走,是兩報一刊社論。北國寒徹,塵世雲彌,三十多年過去,驀然間劉湘大作問世,真是應了「機遇從來只青睞有準備的人」這句話。

回上海,讀子蘊書。在作者轟轟隆隆又清清淒淒的傾述裡,當年的她「不回家,不回城,獨一人,向荒原,迷濛的路上,蒼穹呼嚎」,以決絕的勇敢去尋找自己的「未來」。對「知青運動」,子蘊的「不歌唱」,與我的「絕不歌頌」,站在了同一塊歲月的基石上。我寫完讀後感,用郵件發給劉國強,他在「阿劉」博客上刊出。子蘊的感謝,也在第一時間出現在博客的留言欄裡。

我在「子蘊文本讀後感」的第一段裡,這樣寫道:大陸書稿出版在台灣,大陸人行走在台灣,途中,被約寫「大陸人台灣版著作」的讀後感,這是屬於海峽兩岸今天的巧合。昨天,前天,都不可能;「背景的天幕已經更迭」。這樣的開場白,有點高飄的時政味道,而心中更想表達的,是我對朋友的和一己的那份滄桑,紮紮實實的飲泣和並不高亢的慶幸。

網路世界,萬里咫尺,友人間有個「感」,道個「謝」,還要勞駕仲介(當然是免費的)傳來遞去,讓「瞬間,我們就老了,我們老了,但並不麻木」的我,面子上實在OUT了,於是再開博客,重登江湖,把讀後感登上自家「版面」。老朋友紛紛蒞臨指導,我才明白,原來「黑幫」們在高科技領域的熱鬧,早已不是一天兩天了。一個個認識的人兒,都起了網名,貌似潛水,弄得像從事地下工作的。這般的假面舞會,誰蒙得了誰啊。

滬上柴門和京城子蘊的聯繫,就這麼結束失聯,連結上了。
一個後來接著一個後來,劉湘的書很快再版,我的讀後感榮幸地成了再版序。再隨後,呼朋喚友,京滬重逢。兩年中,子蘊多次提議:你應把自己多年的文字編輯成冊,再出本書。年初一日,她與台灣出版界朋友在京聚會,從席上打來電話,直接請秀威的朋友與我通話。我明白,微醺的語言是發燙的,更是真摯的,撿拾昨天,打理成輯,裝訂成冊,這事情要做起來了。

今年六月,西藏歸來,用一個多月時間,從移動硬碟深處和報刊泛黃的版面上,搜尋曾經的署名文字;手頭實在找不著的,就到市級圖書館去,向陌生人付費申請,「打撈」自己。郵件來往,秀威老總和同行言簡意賅,動作專業而迅捷,透出我非常熟稔的業內氣息。
我請劉湘寫序,理由充分:她既認得昨天的我,也認識今天的我;當年知青,當下的「檻外人」,早沒有業內業外的界限;三十餘年的相隔,生疏孕育了一份新鮮,重逢會發酵一份對比,推薦人作序,「這活就你來幹了」,且「不許推脫」。

君子之交淡如水,但也得有幾個喝酒的朋友。荒友阿劉連通京滬,約寫書評,後來成為《我的名字叫知青》的再版序,我的千字文由簡體變成了繁體字。京城劉湘手牽兩岸,讓我的20多萬字轉換為繁體字。短短而匆匆的三年,老友新朋愉快往來,這就是緣分了吧


(二)

遙遠年代,我離開學校去東北兵團,給初中同學寫下留言:站在最前線。這是真話。其中一半的真,是我在「火紅」歷史中下定的決心。另一半的真,就是小小年紀的我,以為去到「最」什麼的地方,也就是與被審查中的父母距離最遠,肩負的家庭陰影也就會越輕。這般無邪,知青真是無知。

務農十年,高考恢復,當年政策限制,25歲以上的考生,只許報考文科。27歲的我,就這樣踏進了大學中文系。畢業「鳥獸散」,彼此揮灑筆墨,我寫下的留言是:真實是很難寫出來的。十年曠野,四年宿舍,即將脫離「前線」再回家鄉,涉過冷酷冰封和逼仄喧囂,多多少少積澱起薄薄一層社會經驗的我,在心頭默念:直面巨變,我擁有審視的資格,囿於震盪,堅持自衛的警戒,對以後可能的「書寫」職業,樂觀些;但心頭更有「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慨歎。

從兩次留言可以看到:影響我,以及我們這一代人行動的根由,都是當時的「輿情」指向。把這兩句話連接起來,可謂一語成讖,描畫了我後三十年的軌跡:到「最前線」去,很難地採訪和記錄「真實」。
30歲出頭的「大齡青年」,我轉輾來到上海青年工作系統的一家報社。人生誤差總是疊加的,大學教授說,中文系不培養作家,也培養不出作家,而當年大陸蓬發的政治反思,對翻天覆地大變遷的勾勒,「說真話」在贏得最高尊敬,這般的中國,在締造有史以來最多的作家和「寫字愛好者」。喜好文藝,成為當齡女性徵婚的必須條件。作家主旨是闡發內心感覺,記者任務則是記錄外部世界,前者唯恐不細膩,後者就怕太小氣。而我初到報社寫下的幾篇稿件,卻被「譽為」:這個大學生好像不大行。
我不會再回「前線」了:人們只有退至無可再退,歷史才會念起它的魔咒─這裡就是羅陀斯,這裡才有玫瑰花,你就在這裡起步,就在這裡起舞(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打量是互相的。

當年報社有篇範文,稿件名曰《祖國,您的兒女回來了》,報導一對從事科技研究的夫婦,從境外回內地「報效改革」,讀者效應轟動。相隔年餘,我想再去探看他們的現狀,來到上海科學院所屬研究所,卻被告知,這對夫婦又回去了。
他們回去的原因簡單,內地行政程序繁瑣,級級請示,層層彙報,科技研究和「口腔運動」格格不入,實在「難以適應」,故而「又回去了」。為鄉情計,為成就感,也為謀生故,憑一技之長來往於世界,這是個成年人的當然課題。「回來」一文,為解脫劫難的大陸做了注釋,很自然,因陌生和差異的離去,實際也同樣自然。媒介的標籤文字,地球村裡俯拾皆是,另具隻眼的報導,應該自然且漂亮地擲下一文:理解離去,並對自家土地上的落後和不足給予檢視。回報社探討,為什麼「您的兒女又回去了」,無人呼應。當年思維的單向慣性,回來是愛,回去就是「不愛」;作為萬物生靈之首的一個人,其形象似乎只能類同月球,永恆的非正即反,黑白分明。
幾十年來,世界頂尖的科學家、文學家以及普羅大眾,無數次地往返於中國大陸,回頭看當初,那是我們多麼幼稚的重生童年。

一艘名字叫「神州號」的貨輪在港口泊位維修,因底艙電焊不慎起火,一名青工墜亡。媒體記者蜂擁而至,我連夜趕工,撰寫了四千餘字的稿件,卻被說為「分量不夠」。當班編輯將我的小標題刪去,改成「我們來了,我們來了」,說:這樣改動文章氣勢就出來了。清樣即被取走,報紙付印。
這至少是歪曲。也許,在撲滅火災的現場,會有人呼喚「我們來了」,跌跌撞撞的口吻源於驚慌,也含有救人的勇氣;而我採訪中聽到的,是救援人們在煙霧中的大喊:有人嗎?!人是都懼怕災難的,人是會互相拯救的,可為什麼要無中生有地將災難「昇華」為一幕豪邁的風景?
第二天翻讀各家報紙,另一報社的報導標題是「神州輪大火燒出神州精神」。初來咋到,人微言輕的我,在心裡說:人命關天,全世界有哪家企業願意用火災來培育職工「精神」的?用一個年輕生命的消亡製造光環,讓企業運行的管理缺憾在光環中淡出,甚至故意省略,媒介的職業規則又在哪裡?
世情蕪雜,業態搖曳,保持理性,我對紙面的一切「確定」持不確定態度,就是這樣開始的。
對真實的頑強尋找,即使是對殘缺的局部真實的尋找,也在同時開始了。

(三)

三十多年特稿記者的生涯,我不承擔專門條線的任務,沒有單位「線人」(即基層報導通訊員)的提前告知,也少有被優先發送到郵箱的相關資料。除卻布置的任務,我依靠的,是每日報紙和電視播發的漫天資訊,在閱讀中大海撈針,捕捉「我有興趣」的「隻紙片語」。上帝關上一扇門,同時也打開了另外一扇窗,對報導範疇,我沒有條條限制,也沒有塊塊桎梏,處在大轉型時期的中國大陸,天地翻覆,既雲蒸霞蔚,更雨驟風狂,任何引動我注視的人事冰點、熱點、焦點,都是我的「落腳點」。
還有,「功夫在詩外」,對社會著作的超量閱讀,是我挖掘和修煉業務能力的重要路徑。隨著資質遞增,逐步積累的朋友網路,是提供各類通報的人脈資源。
我相信,遲到者能夠衍化成獨到者。

頻繁的搶點飛行,我「把飛機坐成了大巴」。
再用嚴格的標準訓練自己,讓手中握有一支聽話的筆。
報紙版面是千金之地,性格「吝嗇」,千字文往往已是「大作」。所處年代,慶賀重生是天然的,詛咒劫難也是必定的。沒有人說要選擇性遺忘,但報導必定經歷嚴格地篩查,文字審慎,乃至「統一」。報導的標題常常是結論式的,文中簡述前因後果,而過程和細節,在字數的限制下一掠而過。如是報導帶來的另一個陋習是,簡略成為表面化的當然理由。
上世紀80年代大陸的報告文學,一隻腳站在言之有物的新聞界裡,一隻腳站在有感而發的文學圈內,身兼兩職的社會效應,就是這樣起始和被成就了的。我這個「記者兼作家」形而下的記錄曲線,與所處時代形而上的求索曲線,很多處是疊合的。

我關注一個人的命運轉折,我關心某件事的成敗緣由。轉折,就是揚棄;緣由,就是辨析。當針砭的,針砭,該讚美的,讚美。人性幽深的,探究幽深,前途明亮的,奉獻歌唱。
2007年盛夏,我讀到版面縫隙裡一條不到百字的文藝消息,按照慣例,廣東在年末舉辦國家級音樂金鐘獎頒獎儀式,「屆時將舉行馬思聰先生骨灰安葬儀式」。馬思聰先生當年「外逃去國」,被定性為「國字第一號叛國案」,他遺骨的今日歸來,此中「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唐‧杜甫《鄭駙馬池台喜遇鄭廣文同飲》)的萬千曲折,是大陸近四十年世事的風雲縮影。我即刻飛赴廣州,找到已經躺臥在病榻上的機構辦事人員,追根尋源,寫成近一萬字的報告文學《馬思聰去國返鄉記》,公開刊發。

那時,距離退休還有近三年時間,我卻有了一種身心「放空」的感覺。快三十年了,我經歷著:從京城到邊陲,從戰場到特區,從衙門到陋室;我觀察著:從高官到平民,從前輩到後生,從「鬼」到人或從人到「鬼」,諸多世相,當下即成歷史,歷史卻從未隱身。也許是「國字第一號」的繩索,被我悉悉索索地解開,「一」的前面,真的就是零了。
在其後與職場「若即若離」的年頭裡,我邁入陌生的經濟領域。我知道,經濟是基礎,是一切社會情狀如此而非彼的最終源頭,但對於「眼看著起高樓」的內裡情景,卻始終隔膜。應朋友邀,到滬上製造的第一支柱企業上海汽車集團公司採訪,為期16個月,從政府現職高階官員的訪談,到高幹病房談判元老的叩問,從董事長數次,每次長達七個小時的錄音交流,到每一任總經理的悉心述說,更有基層技術工人的聚會回憶;我見到了批准中德合資的原始電話記錄文本,做出這個批准的人,是鄧小平;我粗略地理解了資本和股比,懂得了溢價和雙贏,體惜到「壯士斷腕」的悲涼,也明白市場與技術的交換,是大陸與國際接軌的途中,一場必須平衡的經濟戰爭。

2009年,二十多萬字,嵌有一百多幅照片的《世界是圓的─上海汽車工業三十年》出版,被作為當年中秋節上汽集團全球合作夥伴盛大例會的唯一禮品。我把這本書,看作在職生涯的完滿句號。管中窺豹,國計民生、經濟建設、開放運行,我從中文系的「人文」終點,反向走過社會生活物質運行的全過程,抵達「資本」的起點,我覺得,雙腳落地了。

(四)

教科書的立論,記者是個去魅的職業,筆墨客觀,確保真實。從我理解的「說文解字」講,記者乃「言己者」,在劫難泥濘中重複了十年翻滾運動,感觸頗多的我輩,進入到享有話語權的業界,不自言自語幾句,是不可能的。
讀回憶沈從文的文章,深有感觸:沈老購置舊式家具,多從「地攤」上購得,「別人求新,求完整,沈則注重式樣、花紋,至於有無磕碰反倒不大注意─他追求的,僅僅是審美價值和歷史價值」。記者筆下新聞,哪怕是前一分鐘發生的,實質都已是「損耗」過的舊聞,堅持追尋和複述,就為展示它的審美價值和歷史價值。身在職場,我能做的是:探索局部,接受殘缺;這世界沒有哪個人能夠觸摸到世相的全部,更何況我又遲到了十年。

從業越久,心中越明:個人太渺小了,腳頭快,筆頭勤,所涉領域也只能是滄海一粟罷了。勝不矜,敗不爭:天下風雲一報人,是業界理想;沉重的翅膀,是現實。
宋人張元幹曰:天意從來高難問,近人魯迅說:文章得失不由天;先人就「天」博弈,後輩立地惝恍。既然享有這片段的生命,那記者就是旅人,採訪就是邂逅,懂得源於慈悲,心證無須太多。感謝緣分,感謝遊走,不回頭。

2014年9月19日於滬上

目次

推薦序/劉湘
自序

輯一 青春回憶:自此光陰歸己有
高考是長夜後的燭光
畢業
走出光環
我們是很優秀的——紀念我們4 0歲和返滬1 0周年
星光,今夜依然
異國血未冷──休士頓知青的故事
「世貿」遭襲時,我在白宮前
七天七夜,從紐約回到中國
站在同一塊基石上的感念
只有一個翅膀的飛翔

輯二 台榭人生:蒼山負雪,浮生未歇
人生的舞臺
化劍為犁,草原作證——中國退役原子城採訪記
採訪天安門
歷史不再是「孤證」
走近巴金
1976年.保健醫生.中南海游泳池
重訪海南島汽車事件——雷宇採訪記
探訪深圳二奶村
暗訪廬山別墅
在尊嚴和酸楚之間——宗福先採訪記
落日之墓
袁庚:往前走 別回頭
重走胡志明小道
馬思聰去國返鄉路
瞬間芳華今猶在--訪言慧珠之子言清卿

輯三 故國周遭:三百年間同曉夢
大陸第一站
義薄雲天 著眼未來
金門廈門門對門 何時過來串串門——廈門灣掃雷紀實
尋找父親
陳潔如魂歸故土
半個世紀後的歸來

書摘/試閱

採訪天安門

天安門管理委員會的負責人說,我們有很嚴格的採訪紀律
北方褐黃的土地沐浴在陽光裡,與起飛時刻籠罩在濛濛細雨中的江南田野,形成強烈的視覺對比。1997年12月29日下午,出得首都機場,上了計程車,我對司機說:去天安門。
採訪天安門,是我許久的願望。我翻閱了1988年1月2日的各大報紙,都在第一版顯著位置,登載了天安門城樓元旦那天向著普通公眾開放、遊覽的消息,還刊登了國內群眾以及外國朋友登上天安門「第一人」的大幅照片。我將採訪時間定在了1997年年末,也就是天安門城樓開放十周年紀念日。
計程車司機問我:到天安門「哪裡?」我回答:到「管理部門」。
天安門城樓前及西端很長的地段內不能停車。司機告訴我,繞道走護城河那邊,可以直接送到故宮的午門前面。車子從天安門城樓前經過的時候,我抬頭望去,城樓上燈火通明,有參觀的人影為閃動。這時已經是下午4點多了。

我來到城樓西側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門地區管理委員會辦公室」。辦公室北面牆上,貼著巨大的天安門地區俯瞰照片。一位女工作人員正向各有關處室打電話,通知明天天晨8點半處長開會,「討論明年元旦廣場升旗的事情」。
辦公室負責同志藺炳奎接待了我。我向他表明採訪動機與大致想法。他說:我們有很嚴格的採訪紀律,必須請示有關領導。我懇切地對他說,我剛下飛機,就立即趕到這裡,就為今天能夠聯絡上,明天正式開始採訪;並請他現在就給聯繫。他考慮後說道:你等著。他進了裡屋。一會兒,他出來對我說:聯繫過了,同意你進行採訪的要求;你到對面的城樓管理處去,具體要求跟他們說。對面,就是城樓東側。待到我與城樓處將採訪的有關事宜聯繫妥當,已經是暮色朦朧,過了下班的時間。我與他們握別,感謝城樓處的大力幫助;被指定明天具體接待我上天安門城樓的工作人員林維加說道:要經過「請示同意」,那是因為「天安門前無小事」。
出得天安門,正逢廣場上進行降旗儀式。我站在金水橋上,看著一列雄壯的隊伍向著天安門整步走來,廣場上和金水橋邊人頭攢動,四處頻頻亮起相機的閃光燈。我身邊年輕的警衛戰士,著綠色呢子上衣,立正姿勢,神情莊嚴。

天安門城樓神聖依舊,但它也有著「現代遺憾」
30日上午,我來到城樓處,工作人員林維加帶領我登上天安門。
林維加在1985年復員後被分配來天安門管理處。他說起他第一次登上天安門城樓的感覺,「那真叫神聖,開國大典在這裡舉行,勞動節、國慶日,國家領導人在這裡進行盛大的慶典與集會。鄧小平曾在這裡舉行隆重的閱兵儀式。再往前數,這是當年皇宮的大門,中國兩個朝代的統治者就住在這裡面,老百姓別說上這個樓了,這個門都不能進,在橋那邊就被趕得遠遠的了。」
工作人員指著那金碧輝煌的屋簷與山牆介紹說,1970年重修天安門城樓的時候,請來許多專家,其中一位就指著「屋子」激動地這麼說道「這就是國家」!工作人員解釋道,在「國家」後面他省略了「象徵」這兩個字,可老百姓多少年也就是這麼認為的呀,咱們用的錢上都印著國徽,國徽圖案中央就是這天安門。
站在城樓上,氣勢恢宏的天安門廣場鋪展在我的眼前。臨城牆寬寬的過道是隔離區,用繩索隔離著,工作人員告訴我,天安門城樓4000多平方米面積,其中有近2000平方米屬隔離區,遊客免進。
工作人員指著城樓中間的那塊地方說,毛澤東當年就是在這個地方,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現在參觀者就喜歡站在這個位置上留影,有的還照著樣子揮手喊上兩聲呢」。這話說得我們兩個都笑了起來。

工作人員指著那窗戶上金色的裝飾花紋跟我說,這不是塗的漆,都是貼的金鉑。他又說起他剛到天安門那會兒;這漢白玉欄杆真叫白啊,被精心保養得一塵不雜。今天的欄杆,因為參觀者喜歡用手去撫摸,向上的部分已經變成了灰色。
進到城樓裡面,偌大空間,豎立著數十根「頂天立地」的紅色圓柱。工作人員介紹說,來參觀的許多人都不相信,這麼粗大的柱子真是木頭的。1970年的重建,為的就是建有500多年歷史的天安門,經專家鑒定有幾根木柱「不行了」,要換。現在使用的木頭,是進口的,外面再結結實實地包上了麻,再用金屬箍把它「捆緊」。經指點,在休息廳後排的柱子上,我看到了一道道金屬圓箍凸出的痕跡。
城樓裡分有五個廳,中央那個,就是毛澤東當年休息的地方。現在廳內朝南擺放著繪有青松紅梅的巨幅國畫,正中放有四張雕龍的寬大紅木椅子,兩邊各有三張。兩側的廳裡,格局相似,規模則小些,正中擺著三張紅木椅子。再兩邊的廳裡,擺有長條桌與靠背水椅;廳內還擺放著落地大鐘。
當年這裡擺放的是沙發,現在的擺設風格,主要是為了與這古建築相呼應。
我來到西邊的樓梯處。為避免因眾多參觀者來往的過度磨損,過去的大塊青磚被拆除,改換成了現在的長條石階。在電影《開國大典》裡,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鏡頭,是在後面端門的青磚梯上拍的。工作人員指著那兩重屋簷說道:你看到那些金黃色的「瓦當」了嗎,原來這上面的圖案都是「龍頭」,而1970年重建的時候,正值「文革」,改換上去的是「葵花」。我仔細一看,果然。
這是一個遺憾。天安門三百年才重建一次,要換下這些現代「葵花」,恢復天安門城樓古建築的真正原樣,還得多少年?

在城樓管理處的辦公室裡,處長鄧少焊接受了我的採訪。
處長說,天安門是中華文明悠久歷史的象徵,也是目睹了以往封建王朝興衰更迭的見證人;如今它是共和國的標誌,我們的國門。在30多年的時間裡,天安門城樓是黨和國家進行重要政治活動的場所。能夠在那樣的時刻登上天安門城樓的「一般群眾」,都是對國家做出過重大貢獻的勞動模範和各界傑出人士。「凝固」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政治性因素是不言而喻的。
將天安門城樓作為北京的、以至是中國的文物景點,向國內外群眾開放,從一個側面表明了我們國家堅持改革的決心和開放程度。天安門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然而,從政治到旅遊,從集會到休閒,現在「九‧九」重陽節老人登高,就有組織到天安門「這個高層建築」來的,這些都標誌天安門城樓在改革開放後發生著的重大變化。「可以這麼說,天安門依舊神聖,但是它已經不再神祕。」
截至12月29日,1997年登上城樓參觀的人數是2833655人次。10年來大抵有近兩千萬參觀者登上天安門城樓。在國慶等重大節日,人們排隊等著購票、等著參觀,處長幽默地說:「人那個擠啊,都想在城樓上單獨照個相,而實際上拍下來的都是與不相識的人的集體照。」
我問起有關票價的問題,他說,1988年就定為國內遊客10元,外國旅遊者30元;當時參觀故宮的票價才五角。定下這個當時國內「領先」的價位,是經過了慎重考慮的。首先是因為天安門擁有的特殊地位,「物有所值」。其次就是為了讓這個票價「降低一點人數」,有利於減輕環境壓力,保護文物。1997年的8月4日,經上級批准,國內與國外參觀者的票價「並軌」,一律15元。
我說,在商品經濟前提下,利用市場價位來調節參觀人數與環境可能等等矛盾,這對天安門而言,真是歷史性的巨大變遷。

高希武老人說:原本我不是第一個
30日下午,我的任務,是找到當年第一個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高希武老人。
1988年元旦登上天安門的時候,高希武已經77歲,今年該是87歲高齡了。管理處的同志告訴我,五周年的時候,他們與高希武還有聯絡,近況就不太清楚了。根據資料,我來到東四隆福寺街的人民市場,這裡正在翻建高層商廈。在留守的經理辦公室,幾位中年人也已全然不知高希武是誰。當我說到登天安門的「第一人」時,終於有位女同志幡然「醒悟」:有這麼個人,原先在這裡賣體育用品的。
又是電話又是呼機,忙乎了好一陣子,我得到了老人的地址。女同志說,退休20多年,低一輩的人不太知道他了。

我來到東四七條胡同,敲開一扇窄窄的木門,一位鬚髮花白的老人站立在我的面前。與記憶中的相片比較,年近九十的老人真是老了。當我表明來意,老人滿是皺紋的臉上,頓時笑開了。
在典型的北方小平房裡,高希武老人對我講道:其實,原本我不是登上天安門的第一人,我也根本沒想要做「第一」。那些天,我看到報紙上說,天安門要開放,老百姓也可以去看看,我就尋思著要上去。元旦那天,我早早起床,遛達著走到廣場,到售票處才6點多鐘。我前面還排著5、6個外地年輕人。8點售票,票價10元,這在當時是很貴的,外地年輕人一商量,就沒買,散了。我想,再貴我也得上去呀。當我把10元錢遞進售票窗口,四周的人就把我圍起來了。
老人還保存著當年「包圍」他的人們的名片,有北京市政府和旅遊局的,還有新華通訊社和好幾家報社記者的。作為同行,我知道,這就是我看到的當年報紙上那些消息的「製作者」。那天,待問清老人的大致情況,人們便簇擁著他登樓;同時,管理處又馬上跟老人的原單位東四人民市場聯繫,「你們單位的人上天安門了」,而經理們還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
老人現在跟小兒子一起過日子,兩間房,兒子夫婦住一間,老人與15歲的小孫子住一間。小孫子睡沙發。在老人床頭,擺著一個很大的棕色景泰藍花瓶。高希武告訴我,那天元旦參觀完了,旅遊局的同志專門請他到北京飯店吃飯,並且贈送了這個大瓶子。當時,服務員小姐說,這人好運氣。老人說,我想上天安門,可沒想著有這個的呀。

旅遊局用專車把老人送回了家。
小屋牆上,滿滿騰騰的鏡框裡,排列著老人當年在天安門城樓上的16張照片,這也是旅局後來特地送來的。鏡框左側,掛著毛澤東主席在城樓揮手的畫像,右側是毛主席與劉少奇、周總理、朱德委員長等人在城樓上的畫像。
老人跟我講,現在年紀大,耳旁有點背了;每天還上街「遛個彎」,身體挺好。
我請老人穿上大衣,抱上景泰藍瓶子,在自家胡同門口照個像。當年的高希武老人就是從這兒出來,在10年前元旦的早晨,悄然走向天安門城樓,成為中國第一個登上皇宮正門的普通老百姓。
在有關天安門城樓的文字記載上,有如此這般的寥寥數筆,就是由這位老人在不經意中書寫的。
十年前第一位參觀者是老人,十年後最末一位參觀者是小孩
12月31日下午,參觀天安門城樓售票處貼出告示,這天3點半停止參觀,3點15分停止售票。3點,我與城樓管理處處長一起來到售票處,共同迎候開放十年來最後那位遊客的光臨。這個人究竟是誰,我們無法預測。
從3點10分開始,我就將每一位購票的遊客攝入自己的相機鏡頭。儘管遊客還在不斷走來,但這時的每個人又都可能因為「後無來者」,而成為「最後一個」。面對即將揭開的謎底,售票處裡面已是人頭濟濟,興奮的表情洋溢在工作人員的臉上。
處長和我站在一起。當一對年輕夫妻,推著嬰兒車來到售票處前面,處長說,規定的停止售票時間到了。待那個年輕妻子把買票的20元錢遞進視窗,處長通過報話機告訴「裡面」正在售票的人:這是十年的最後兩張票,售完就「關窗戶」。

我走到這對夫婦的面前,簡略地說明情況,他們臉上的表情,從開初的驚諤慢慢地變成了喜悅,最後那妻子笑出了聲:這是真的?太幸運了!
這位年輕的女性,叫鍾淑嫻,出生在台灣台北市,1974年在13歲時去了丹麥,現在她開設在丹麥的餐館,名字就叫「台灣飯店」。她這是第一次到北京來,丈夫叫傅書偉,原北京市人,是兆龍飯店廚師,幾年前去丹麥。兩年前結婚,此刻嬰兒車裡睡著的是他們的兒子,才14個月。小孩子的英文名字是「Mads」,漢語名字叫「又陸」。我問起這漢語名字的由來,妻子看了眼丈夫,說道:「又到大陸嘛!」
我攝下了城樓處領導與他們的合影。處長指著他們手中的票說,這是十年最後的兩張票,明天就換另一種樣式的票了。我和這對夫婦與他們的孩子一起上天安門,處長則用報話機跟城樓上的工作人員聯繫:立即準備一張登樓證書,注明登樓時間,這是十年來的最後遊客。
孩子還在睡著,夫婦兩人抬著嬰兒車登樓。
身著紅色呢子大衣的女服務員在樓梯口等候著我們。傅書偉和鍾淑嫻夫婦推著嬰兒車,信步走在城樓上。鍾淑嫻告訴我,10來天前經過9個小時的飛機,他們從丹麥抵達北京,還準備待3個星期。「我們剛才在故宮參觀,正巧碰上一個丹麥來的旅遊團,他們計畫待一周,我跟他們說,這麼多景點太美了,一個星期能夠看完嗎?」

3點半到了,工作人員開始清場。經過特許,我讓年輕的夫婦站在城樓裡中央休息廳的前面留影。傅書偉彎下身來,把兒子紅紅的小臉從裹著的被子裡露出來,鍾淑嫻手上握著的,是剛剛發給他們的紅封面登樓證書。
下得樓來,在天安門城樓管理處辦公室裡,城樓處領導說,天安門開放10年,東南亞臨近各國的遊客多,像丹麥這樣北歐一帶的遊人就相對要少一些。鍾淑嫻說出了自己在北京10餘天的感想,她真不知道北京是這樣的美麗,「應該加強宣傳呀!」我們交談時,他們才14個月的兒子,穿著小小的棉衣褲,在辦公室裡忙碌地跑來奔去。
處長說:「十年前,天安門城樓的第一個參觀者是個老人,這十年後的最後一個遊客,是個孩子,這就叫作『圓滿』。」
暮色中,傅書偉夫婦給我寫下了丹麥的地址,要求我把刊登文章的報紙給他們寄去。
我再次感謝天安門城樓管理委員會和城樓處對我這次採訪的安排。我說,我這就飛回上海去了。城樓處領導對我說,他們的工作人員還不能下班,因為今天是1997年的最後一天,北京電視台的記者們要到天安門城樓上來,拍攝廣場上的辭舊迎新的夜景。

1997年12月31日~1998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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