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痛史(663-1895年)（簡體書）

本書共七章，按照時間順序記述了中日歷史上的六次戰爭，并以中日甲午戰爭作為全書的重點，反映了清末中國政府經濟、軍事、外交方方面面的情形。 “前車之鑒，后世之師”，重溫這一段段歷史，提示中國人需時刻保持警醒的頭腦。本書搜集了100余幅珍貴的歷史圖片和照片，圖文并茂。

王忠和，1945年生，196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1978年考取中國科學院研究生，1981年去美國留學，獲哲學博士學位。曾任教于南開大學。著有“外國王室系列”叢書（共6冊）以及《明末四公子》《清末四公子》《袁克文傳》《紫禁城里的洋大臣》《呂碧城傳》《袁世凱全傳》等。

【圖文并茂】搜集珍貴歷史圖片和照片100余幅。
【脈路清晰】以時為序，講述了日本屢次侵犯中國的歷史。
【客觀真實】揭秘甲午中日戰爭真實的前因后果。

第一章 唐日之戰（663）
第二章 元日戰爭（1274—1281）
第三章 明日戰爭（1592—1597）
第四章 壬午之爭（1882）
第五章 甲申之爭（1884）
第六章 甲午戰爭（1894—1895）（上）
第七章 甲午戰爭（1894—1895）（下）

二 百濟企圖稱霸，不惜勾結倭國
新羅不甘示弱，轉而求助唐朝
早期中國與日本的接觸多是以戰爭相見，而戰爭起因大多因為朝鮮。
漢四郡一直延續到了魏晉時期。朝鮮半島土著的強大逐漸被高句麗蠶食，但高句麗仍然保持著與中原王朝的藩屬關系。半島自4世紀以后，被三個國家：高句麗、百濟和新羅所占據。領土面積最大的是高句麗，其大部分在現在中國境內的遼東，以至吉林一帶，同時占有朝鮮半島的北部，并于427年將國都由集安遷至平壤。由于高句麗的特殊地理位置，而且國土橫跨今日的中國及韓國、朝鮮，故這三個國家都聲稱高句麗是自己本國的原始民族——本書且不去關注這個敏感的話題。百濟位于半島的西南一角，新羅則位于半島的東南部。高句麗地域遼闊，國力較強，經常侵擾中原王朝的東北邊境，對其南部的百濟、新羅更是橫加霸凌。后者因國力不濟，只好一面疲于應付，一面設法結交其他強鄰以求自存。
后來隨著高句麗勢力的擴張，時常騷擾中原王朝邊境，尤其是后來突厥興起漠北，高句麗時與之勾結。突厥本來就是中原王朝北方的強敵，若是高句麗與突厥聯手，足以對中原構成潛在的巨大威脅。所以剛剛實現統一的隋朝皇帝不能等閑視之。隋文帝楊堅和隋煬帝楊廣就曾四次興兵征討過高句麗，不過結局都是虎頭蛇尾。
590年即位的高句麗嬰陽王不但中斷了歷來的朝貢，而且于隋文帝開皇十八年（598年）“率之眾萬余騎，寇遼西”，首先挑起戰端。隋文帝楊堅為了保衛領土不被侵擾，派遣三十萬大軍開始對高句麗的第一次征討，大軍尚在途中，嬰陽王就嚇得遣使認罪，自稱“遼東糞土臣元”。隋文帝罷兵。之后，隨著雙方勢力的消長，高句麗勾結契丹、等少數民族政權仍然對中原不斷騷擾。
隋大業三年（607年），嬰陽王又背著隋朝，派使臣暗中溝通突厥，準備建立反對中原王朝的聯盟。當時正值隋煬帝北巡至榆林（今內蒙古準格爾旗東北十二連城），停留在突厥啟民可汗之處，“啟民不敢隱，引之見帝”。隋煬帝命牛弘向高句麗使者傳達其旨意：“朕以啟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知，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同于啟民。如或不朝，必將啟民巡行彼土。”隋煬帝知道高句麗嬰陽王暗中通突厥，并沒有予以制裁，只是給以警告，讓其盡為臣之禮節，按時朝覲，則既往不咎，與啟民可汗一視同仁。可是嬰陽王卻把隋煬帝的意旨當成耳旁風，從而導致“帝議討之”。不過當時隋朝僅是準備出征高句麗，并未真正出兵。到了大業七年（611年），新羅真平王“遣使入隋，奉表請師”，隋才“許之”。
隋煬帝楊廣曾經三次征伐高句麗。因為國內并不穩定也都是草草收場，最后一次傾盡全國之力準備一舉成功，卻被山東人王薄的起義打亂了計劃。當時國內災禍不斷，吏治不修，群雄并起，民不聊生，王薄一首著名的《無向遼東浪死歌》更是瓦解了隋煬帝的征朝軍心。
長白山前知世郎，純著紅羅綿背襠。長槊侵天半，輪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聞官軍至，提刀向前蕩。譬如遼東死，斬頭何所傷。
意思是說，英雄好漢們與其為朝廷去遼東賣命，還不如拿起武器跟這腐敗政權拼命！總之，隋煬帝不但征遼不成，反而導致隋朝滅亡，自己也丟了性命。
618年唐朝建國之后，三國都先后和唐朝建立了藩屬關系。三個國家為了爭奪朝鮮半島的霸權，之間的沖突一直不斷。其中，百濟和新羅接壤緊密，之間更是劍拔弩張。百濟曾與高句麗聯合進攻新羅，后來又和日本結盟，形成對新羅的包圍。新羅處于四面樹敵的情勢下，積極與唐朝聯絡，力圖打開孤立局面。為此曾上表唐太宗，吁請唐政府制止高句麗、百濟
對新羅的攻伐。
唐太宗開始對于同是屬國的三國采取了調解的政策，但是調解不能根本解決其間的利益矛盾，高句麗和百濟依舊對新羅侵擾不已。同時，高句麗依然不時縱兵擾亂唐朝邊境。
642年，高句麗權臣淵蓋蘇文發動政變，殺死榮留王，高句麗上層分裂加劇，其內外政策向極端發展。對內施行高壓，對外則是擴張。淵蓋蘇文總是想著攻打新羅，他知道唐朝是反對這一做法的，為此他一反常態，一方面與百濟結盟共同對付新羅，另外又轉向昔日的敵國日本，與之勾結在一起。643年，淵蓋蘇文派使向日本進貢，并將政變的消息通知日本。由此，結成高句麗—百濟—日本的三角聯盟，與唐、新羅形成對峙的狀態。高句麗外交政策的變化，為其自身的滅亡埋下了禍根。
644年，唐太宗派相里玄獎出使高句麗，勸說淵蓋蘇文不要再進攻新羅。淵蓋蘇文答道：“當初隋朝攻打我們時，新羅乘機奪取我們五百里土地，今天，必須奪回來不可。”相里玄獎反駁他說：“過去的事情提它干什么？要是這樣說，高句麗的土地原來都是大唐的郡縣，我們都奪回來行嗎？”但淵蓋蘇文仍然不聽勸阻，甚至囚禁唐朝的使節。645年，唐太宗決定出兵高句麗，著名的文武官員，如李世勣、長孫無忌等都一同出征。唐軍攻破遼東、白崖城等城，但阻于安市（今海城附近），久攻不下。唐師無功而返，只將遼、蓋兩州的人民帶回中原。百濟趁著唐軍與高句麗纏斗之時，發動對新羅的戰爭，奪回十幾座城鎮，從而切斷新羅到唐朝的通路。
通過一系列的襲擾，高句麗已是疲困不堪，唐太宗認為收復遼東，攻打高句麗的時機已經成熟，于648年下詔劍南道（今四川）伐木造舟艦，以為征戰之用，同時，擬命長孫無忌為大總管，于次年率兵三十萬往攻高句麗。但是，由于第二年唐太宗病逝，遂暫罷遼東之役。
655年，百濟再次聯合高句麗等攻打新羅，攻取三十六城。新羅王金春秋遣使向唐朝求援。唐高宗開始對高句麗采取一系列的軍事行動，自658年起，幾乎年年出兵攻打，蠶食其地盤，消耗其實力。
660年3月，唐高宗派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率戰船近二千艘、水陸大軍十三萬，進攻百濟，以解新羅之危。蘇定方遠征軍從山東萊州出發，漂洋過海，舳
千里，隨流東下。新羅王子金法敏率五萬新羅軍會同唐軍作戰，唐、羅聯軍人數、實力都遠遠超過對方。百濟兵在熊津江口據險抵抗。接戰后，百濟軍隊很快敗逃，蘇定方率軍進入百濟京城泗沘，國君義慈王投降，百濟滅亡。唐在百濟故地設置熊津等五個都督府，大將劉仁愿率兵留守。蘇定方又留郎將劉仁軌駐守百濟王城，自己押解俘虜回國。

三 倭國出兵出船，落得全軍覆沒
中朝仗理仗勢，贏得最后勝利
雖然百濟國王投降，但是其國內的孤臣遺民并未屈服，百濟將軍鬼室福信據守周留城，趁唐軍班師之際，召集舊部繼續抵抗唐軍。為了增強號召力，鬼室福信遣使赴倭，迎接作為人質滯留在日本的百濟王子扶余豐回國繼王位；同時向倭乞師搬兵，準備繼續抵抗唐軍。
其時，日本正處在大化改新的變革過程中。
645年6月12日，中大兄皇子發動宮廷政變，殺死把持朝政的權臣蘇我入鹿，推舉舅舅為孝德天皇。次年，發布《改新之詔》，開始了著名的“大化改新”。守舊的貴族和大臣們鼓動孝德天皇反對新政不成，利用中大兄的異母兄古人大兄造反，被鎮壓下去。655年，孝德天皇死去，中大兄的母親二次登基，稱齊明天皇，但掌權的是中大兄。658年11月，守舊派又密謀擁戴孝德天皇的兒子有間皇子起來謀反，同時改革派里面也出現分化，代表改革派的中大兄皇子雖然加強鎮壓措施，地位仍不穩固。
外交從來都是內政的延續，歷來的統治者每當在國內遇到政治困境時，都會從外交上尋找突破口，中大兄皇子當然也懂得這個道理。尤其是，如果聽任百濟滅亡，不但影響到日本的經濟利益，而且意味著自己外交政策的失敗。因此，中大兄皇子對于鬼室福信的求援立即給予了積極響應。
660年，新羅王受到高句麗、百濟與靺鞨的聯合進攻，再次向唐朝告急，乞求出兵救援。唐高宗認識到僅從遼東背后牽制高句麗的策略并不能解決新羅的危機。因此，決定開始對新羅進行全面的軍事援助，并調整了戰略方針，把進攻矛頭直接對準百濟。并確定了唐軍與新羅軍聯手先擊敗百濟，在半島取得立足點后，與遼東方面的軍隊南北夾擊高句麗的總體戰略方針。對此，日本自然不能坐視。
661年1月，年已六十七歲的老嫗——齊明天皇親自帶領幾萬軍隊奔赴九州，準備渡海指揮對唐朝和新羅的戰爭，但途中病故，中大兄皇子稱制（以太子身份執政）。662年8月，中大兄皇子派阿曇比羅夫等為前將軍，阿倍引田比羅夫等為后將軍，率軍開赴百濟。9月，將在日本為人質三十年的百濟王子扶余豐護送回國，即位百濟王。
唐高宗滅百濟后，于661年4月又向高句麗發動攻勢。高句麗與靺鞨、鬼室福信聯合，共同抵抗唐軍。鬼室福信曾一度將唐將劉仁愿圍困在百濟王城熊津府里面，唐高宗急調劉仁軌率軍渡海增援，在劉仁軌和新羅軍的夾擊下，才打退了鬼室福信，解了劉仁愿之圍。高句麗唯恐鬼室福信失敗，使自己處于南北受敵的局面，遂于662年3月赴倭乞師，敦促日軍親自出馬，與唐軍作戰。
663年6月，倭國前將軍上毛野稚子率軍兩萬七千余人進攻新羅軍，奪取沙鼻歧、奴江二城，威脅新羅與唐聯系的通路。這時，朝鮮半島北方有高句麗、靺鞨與唐軍抗衡；南方由于倭軍的介入，使戰爭優勢轉移到百濟、倭軍一方。劉仁軌手下的將士建議，先北上夾擊高句麗軍，然后回師南下殲滅敵人。但劉仁軌卻主張靜觀待變，他深知鬼室福信自恃功高，必與扶余豐互不相能，不久定將有內訌發生。果然，鬼室福信與扶余豐矛盾日趨激烈，鬼室福信假裝稱病，打算在扶余豐前來探病時，趁機刺殺之。不料陰謀敗露，扶余豐以謀反罪名殺掉鬼室福信，使百濟的抵抗力量大打折扣。
在劉仁軌的建議下，大將劉仁愿、孫仁師和新羅王金法敏，率陸軍進兵，劉仁軌自己帶領杜爽、扶余隆率水軍開往白江（白江即今天的韓國錦江，當時又稱熊津江），水旱兩路進攻百濟叛軍巢穴周留城，百濟聞訊慌忙向日本和高句麗求援。
663年8月，日本援助百濟的戰船千余艘開來，扶余豐自周留城率軍赴白江口迎接。恰在此時，唐朝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七千軍趕到，與劉仁軌會師。劉、孫立即分兵兩路進攻周留城。劉仁愿、孫仁師、金法敏從陸上進攻；劉仁軌與新羅水師從白江口溯流而上，夾擊周留城。當劉仁軌水軍駛抵白江口時，與倭水軍相遇，劉將一百七十艘戰船、兩萬余士兵排成陣列，嚴陣以待。大唐國力富足，戰船主要是樓船、艨艟、斗艦等高大船只，加上走軻、游艇、海鶻等小型船，特別是還有一種配備了火器的“火艦”；日軍則有千余艘大小不等的戰
船，三萬二千余人（含百濟兵五千），在人數上占優，尤其戰船幾乎是唐軍的六倍。
8月27日上午，倭船沖向唐軍。唐船高大堅固，而倭船矮小單薄，雙方一交手，倭軍立即處于劣勢。倭人以為，只要奮勇爭先沖上去，唐軍自然敗退。于是，倭船一窩蜂地沖向嚴陣以待的唐船。唐船變換陣勢，將倭船圍在中間，倭軍大亂。此時又刮起大風，劉仁軌采用火攻，燒毀日本戰船四百余艘——花費四年時間打造的艦隊毀于一旦，海面染得通紅，倭軍被燒得大敗而逃——這就是著名的“白村江戰役”。
百濟周留城守軍完全喪失斗志，百濟王聞風喪膽，趁亂逃奔高句麗，在城中苦撐的百濟王族扶余忠勝、扶余忠志等人率眾投降。先行登陸的一部日軍則徹底喪失了斗志，各自尋船逃生。
白村江一役，百濟徹底滅亡，唐朝在其舊地設立熊津都督府。日本則退出朝鮮半島。白村江戰役后，日本國內一片戰爭驚恐。中大兄皇子緊張異常。他擔心唐朝和新羅聯軍隨時會卷土重來，因此從664年至667年，他花費巨資，在九州沿海一帶筑起四道防線；同時，于667年將京城從飛鳥遷至近江。中大兄皇子在惶惶不安中度過了五年，以致一直拖延到667年才正式即位，不久在王位繼承的困擾中死去。但大唐帝國非但沒有進攻這個島國，反而于664年派出由大唐熊津都督劉仁愿率領的一個人數多達二百五十四人的龐大使節團，抵達九州候命請見日本尚未正式繼位為天皇的中大兄。而且一住就是七個月。

不過，日本人也沒有因為戰敗而對中國懷恨在心。唐使來訪后，有了臺階下的日本遣唐使人數，陡然比以往增加了兩倍！從7世紀初至9世紀末約兩個半世紀里，求賢若渴的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幾次遣唐使團，每次少則三四百人，多則八百余人，肩負著“取經”重任的日本留學生們像海綿一樣，從盛唐文化里汲取了無數養分，滋養了大和民族。日本同時代的中央制度、律令、歷法、節俗、建筑、服飾、中醫、文學、藝術、宗教、書畫、雕塑，甚至刀劍、圍棋、相撲這些后世日本的技藝強項，統統來自唐朝。日本近代著名漢學家內藤湖南的比喻很精妙：“日本民族未與中國文化接觸之前是一鍋豆漿，中國文化就像堿水一樣，日本民族與中國文化一接觸，就成了豆腐。”
在唐朝，日本遣唐使是所有國外使者中最有風度和禮貌的客人。文獻記載中，唐朝人形容日本使者“容止溫雅”。因為當時派遣遣唐使是日本朝廷的一件大事，每次任命的遣唐使都要“海選”。首先是沒有劣跡的朝廷官員；其次要有學問——畢竟肩負著學習先進文化的重任；另外，相貌要儀表堂堂，舉止要有風度。出海之前，天皇常常大設宴席，和詩賜刀相送，并再三諄諄告誡：“你們這一去，和氣為重，既要學成東西，也不能有失國體。”而一旦使船返回日本，天皇也親自設宴迎接，對完成任務的使臣加官晉爵，對不幸遇難者厚加撫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