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王晉光［香港藝術發展局評審委員/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
「甲申之變」的歷史悲劇，崇禎殉國，國家淪喪，天崩地裂，遍地烽煙，震撼了充滿歷史意識的詩人吳梅村(吳偉業，駿公，1609-1671)，在忍辱含垢之餘，他惟有賦詩書寫社稷傾覆之始末，以盡史官與詩人之責任。其作品，誠如沈德潛(確士，1673-1769)所言：「故國之思，時時流露。」在吳梅村全方位的詩史書寫之下，「甲申之變」翻天覆地的動盪變革，猶如悲壯的畫卷，慢慢展開，悲恨相續，可歌可泣。
——陳岸峰
作者簡介
序
推薦辭
明末清初之悲慘歷史，一直成為中華民族之遺恨，亦成為後世學者之長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是中華民族的椎心之痛。
此書對亡國問題剖析，可謂精細入微。尤其讀到二章三節，仔細論述崇禎長期吝惜，貽誤戰機，不免令人扼腕痛哭。庫存
王晉光
香港藝術發展局評審委員 / 香港中文大學
目次
推薦辭
第一章 「甲申之變」與「傳心之史」
一、「甲申之變」 2
二、詩．史．詩史 3
三、傳心之史 10
四、史學與史識 15
五、「詩史」之譽 24
六、詩史之形成及其特徵 30
七、各章安排 45
第二章 此龍僵臥難扶策：吳梅村的政治參預與崇禎政權的存亡態勢
一、前言 48
二、復社的政治抗爭 48
三、兵餉與內帑 61
四、用人不效 71
五、遷都之議而不決 79
六、帝師的期許與無用之嘆 86
七、結語 91
第三章 銅眉赤馬知何處：「綏寇紀略」及其失敗
一、前言 94
二、流寇 97
三、戰績輝煌 103
四、轉捩點 107
五、柿園之役 113
六、潼關之敗 116
七、結語 135
第四章 匈奴地動漁陽鼓：晚明邊患與「甲申之變」
一、前言 138
二、袁崇煥之死 139
三、墻子路之敗 146
四、賈莊之敗 147
五、松山之敗 157
六、沖冠一怒 162
七、結語 197
第五章 酹杯江水話中興：南明政權的覆滅
一、前言 202
二、新君人選之爭 202
三、「中興大業」 212
四、弘光帝的荒淫 222
五、弘光政權的崩潰 224
六、其他南明政權之失敗 228
七、結語 234
第六章 吾輩飄零何足數：「甲申之變」期間的社會狀況
一、前言 236
二、倉皇值漁火 236
三、今朝破帽迎風雪 243
四、獨有龜年臥吹笛 251
五、江湖到處逢征戰 266
六、官吏逾貪狼 270
七、結語 276
第七章 卻悔石城吹笛夜：戀情的懺悔及自我批判
一、前言 280
二、草間偷活 282
三、橫塘秋夜 293
四、傷心往事 301
五、江州之泣 303
六、戀情的懺悔及自我批判 310
七、結語 312
第八章 總結 315
徵引書目 319
書摘/試閱
第一章 「甲申之變」與「傳心之史」
一、「甲申之變」
公元1644年
「甲申之變」的歷史悲劇，皇帝殉國，國家淪喪，天崩地裂，遍地烽煙，震撼了充滿歷史意識的詩人吳梅村（吳偉業，駿公，1609－1671），在忍辱含垢之餘，他惟有賦詩書寫社稷傾覆之始末，以盡史官與詩人之責任。其作品，誠如沈德潛（確士，1673－1769）所言：「故國之思，時時流露。」2在吳梅村全方位的詩史書寫之下，「甲申之變」翻天覆地的動盪變革，猶如悲壯的畫卷，慢慢展開，悲恨相續，可歌可泣。
二、詩．史．詩史
1.詩與史
孟子（前372－前289）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3孟子將《詩經》與《春秋》等量齊觀，均視為歷史。及至漢儒，則用以史證詩的方法研究《詩經》，明確地將《詩經》視作歷史文獻。隋末的王通（仲淹，584－617）則更提出「三經皆史」的觀點：
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4
王通由《詩》而見「興衰」，可謂是「詩史」觀念之真正起源，當然他並未就此再作伸述。簡而言之，《尚書》、《春秋》及《詩經》均可視作歷史材料，其區別僅在於閱讀的角度與方式而已。由此可見，以詩為史，其來有自。
2.詩史
「詩史」一詞，最早見於《宋書．謝靈運傳》：
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5
《南齊書．王融傳》則有：「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6至於「詩史」一詞作為歷史事件之評價的功能，則始見於晚唐，孟棨（初中，生卒年不詳）曰：
杜逢祿山之亂，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7
即是說：一、詩史必須呈現時代背景；二、詩人能「推見至隱，殆無遺事」之書寫能力。以上兩點要求，第一點則必須恰逢其亂，方能言之有物，如杜甫（子美，712－770）遭遇「安史之亂」（755－763）並被拘禁，從而隻身千辛萬苦前往追尋唐肅宗（李亨，711－762；755－762在位）的行在時，歷經變亂期間的社會百態，方成其詩史。至於第二點的「推見至隱」與「無遺」的要求，比正史的要求更為嚴格。準此而言，「詩史」意識自出現於文獻，即已具備歷史的功能，而非只是作為歷史的附庸。
3.宋、明的詩史觀
及至宋、明，宋儒普遍採用「詩史」的觀點以評價、推崇杜詩，尊杜甫為「詩聖」，稱其詩為「詩史」，便與「以詩為史」的觀念有莫大關係，《新唐書．杜甫傳》評曰：
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8
南宋的陳巖肖（子象，約1110－1174）在《庚溪詩話》中曰：
杜少陵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9
文天祥（宋瑞，1236－1283）在〈集杜詩自序〉中曰：
昔人評杜詩為詩史，蓋其以詠歌之辭，寓紀載之實，而抑揚褒貶之意，燦然於其中，雖謂之史可也。10
從以上三條資料可見，《新唐書．杜甫傳》所說的杜詩只在於「善陳時事」及其鴻篇巨製「千言不少衰」，而陳巖肖與文天祥則更特別提及杜詩「皆有據依」與「紀載之實」的特徵，後者更附上「抑揚褒貶之意」。由此，「詩史」的內涵更為豐富，即「詩史」與「史」同樣具備「春秋之筆」的批判精神。
及至「甲申之變」，在憂患意識的刺激下，詩史觀念益加突出，錢謙益（受之，1582－1664）曰：「詩之義不能不本於史」，他以宋末的詩歌為例而提出：
考諸當日之詩，則其人猶存，其事猶在，殘篇嚙翰，與金匱石室之書，並懸日月。謂詩之不足以續史也，不亦誣乎？11
錢謙益在此將「詩」的地位抬高至與「金匱石室之書，並懸日月」，可見其推崇「詩史」之心的迫切，原因在於易鼎之際，成王敗寇，正史之論述權力已為奪得政權一方所獨佔，故真正能傳「史」者，惟有詩矣。錢謙益特別強調的「其人猶存，其事猶在」，只要一息尚存，即使「殘篇嚙翰」，同樣具備文天祥所推崇的「抑揚褒貶之意」的功能。錢謙益傳承並闡發文天祥之觀念：詩足以續史。至於黃宗羲（太沖，1610－1695）則更指出：
明室之亡，分國鮫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之所見者，石斋、次野、介子、霞舟、希聲、蒼水、密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12
明室傾覆，從亡之士，草澤之民，所發出的「危苦之詞」，雖非「受命之筆」，而他們的心聲遭際，皆足為信史，而且：
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謠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13
「亡國之人，血心流注」，於是在「史亡」之際肩負重任，「野制謠傳」亦比當政所主宰的「正史」更為可信，黃宗羲亦認為他所列舉的那些詩人的作品可以「補史之闕」。14這些遺民的詩，既是詩，更是史，只是以詩的方式書寫他們的遭際與哀痛。在此，從陳巖肖、文天祥而至錢謙益、黃宗羲，相距近四百年，遭際如一，感同身受，他們無疑是在不斷拓寬、深化「詩史」的內涵。「詩史」，在「甲申之變」的亡國之際，益見其重要性。至此，所謂「詩史」，其內涵有二：一、以詩作史，客觀紀述以存史。二、以史作詩，敘事寫實，寓春秋褒貶之義。
準此而言，吳梅村的詩便具備「詩史」的意識與特徵，其以詩紀史，堪稱苦心孤詣，正如其所言：「他年標信史」15、「天為孤忠留信史」、16「浮沉史局，掌故之責，未能脫然」。17他又在〈《三吳遊覽志》序〉中曰：
古今一時一事，一草一木，遇其人則傳，不遇其人則湮滅無聞者多矣。然其間哀樂之趣不同，要以性情觸之，發為歌嘯，著為文章，各自孤行一意，而興會機境，因之以傳，如阮步兵窮途之哭，謝康樂鑿山之遊，謝太傅渢海之舟，韓吏部華山之慟皆是也。18
吳梅村具備這樣的詩史意識而寓以真性情於創作中，所存必誠必真。他在〈梁水部玉劍尊聞序〉又曰：
往余客京師，好攟拾古人嘉言軼行散見於他籍，流傳於故老者，以增益其所未聞。……余之書雖藏在篋衍，不以示人，恐招忌而速禍，則盡取而焚之。未幾天下大亂，公卿故人死亡破滅，其幸而存如余者，流離疾苦，精神昏塞，或於疇人廣坐間徵一二舊事，都不復記憶，於是始悔其書之亡而不可復及也已。19
無論是昔日身在朝廷，還是「流離疾苦，精神昏塞」，吳梅村仍是孜孜不倦地書寫「天下大亂」之世所發生的一切，這就是其史官精神所使然。即使是「家乘野史，則又屬之稗官，史家之所不取」，而只要不「忌諱疑畏」，均「於斯世不為無助」，20可見著述態度之堅持與嚴謹，故其所紀，亦必徵實有據。
吳梅村以詩史存一代興亡之外，原來更別有原因，他在〈孫孝若稿序〉中曰：
余初以制藝起家，常然自以為不足，好從諸先達考求故實，以增益其所聞見。……若謂世經變亂，人物凋喪，雖樸陋如余者，猶遺民佚老之僅存，可以徵舊聞而道掌故，則余且震懼不敢當。21
在〈德藻稿序〉中又曰：
至今山陬窮邑，知吾名字，尚以制科之時文。吾為詩古文詞二十年矣，而閭巷之小生以氣排之，而詆吾空言為無用。蓋天下之士，止知制義之可貴，而不思古學之當復，其為日也久矣。22
由此可見，他乃刻意致力於史學，以擺脱早年以「制藝起家」、「制科之時文」之「不足」，力圖以學問服人，由此益證其書寫之發憤有為、徵實有據，實乃史官精神與個人自我超越的動力所促成。「制藝」之技與「考求故實」之真，兩者結合，遂成吳梅村虎踞詩壇、稱雄一代的詩史。23
三、傳心之史
歷史貴在徵實，董狐之筆，震懾千秋，而在中國之詩學傳統中，詩亦貴在言外之意，可以意會而不可言傳。24故此，歷來對於詩史之説，就存在不少的爭議，眾説紛紜。楊慎（用修，1488—1559）便説過：「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併省。」25王夫之（而農，1619—1692）則亦認為杜甫號稱詩史名篇之〈石壕吏〉：「於史有餘，於詩不足」。26楊慎與王夫之或囿於傳統，或要求過嚴，未若黃宗羲之認同詩哥對正史的「補闕」，而非代替。而有關「詩史」與「正史」之糾結，恰好出現於對吳梅村震撼當時並垂名千古的名作〈圓圓曲〉的詮釋中。有論者批評〈圓圓曲〉說：
這些情節同某些史料記載不盡相同，明季清初，於吳陳二人的軼聞，流傳很廣，多有舛謬。27
在此，所謂的「史料」又有何確鑿依據？「軼聞」又是否就真的失真？而又如何斷定〈圓圓曲〉所記之事，不比所謂的「史料」更具可靠性？28特別在「甲申之變」這樣的敏感時代，成王敗寇，一切均為入主中原的清廷所主宰，詩史之書寫益見真實可靠。同樣的一首〈圓圓曲〉，康熙年間的陸次雲（雲士，1679前後在世）便作出如下評論：
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沖冠一怒為紅顏」，蓋實錄也。三桂齎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卻其賄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微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29
魏憲（惟度，生卒年不詳）評吳梅村〈宣宗御用戧金蟋蟀盆歌〉曰：「藉一小事盡情描寫，寓意良深，真詩中董狐也。」30吳梅村以詩歌的方式書寫吳三桂引清兵入關這一關乎國家民族存亡的重大歷史事件，同時亦將歷史化為詩歌，呈現充滿悲歡離合、引人遐思的戲劇性效果，同時又能於「甲寅之亂」（即「三藩之亂」）前「以見其微者」，並發揮詩史的功能，作出「春秋褒貶」。陸次雲與魏憲稱吳梅村為「實錄」、「詩史之董狐」及「詩中董狐」，史無前例，褒獎崇隆，無以復加。特別是一曲〈圓圓曲〉，吳梅村鮮活而悲壯地濃縮了「甲申之變」期間的愛恨情仇、政治陰謀以至於家國淪喪之悲，三百年來，催人淚下。由此可見，吳梅村在史學的嚴謹之外，更是文采風流，其作品堪稱一唱三嘆，正好滿足了楊慎與王夫之在「史」之外的藝術要求，殆無可疑。
註1 吳梅村記載：「十七年甲申正月，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順，更其名曰自晟，改元永昌，造《甲申曆》。」至於四川，張獻忠則於崇禎
註2 沈德潛：《清詩別裁集》（香港：中華書局，1977），卷1，頁13。
註3 孟子：《孟子．離婁篇第四》，毛子水等注譯：《四書今注今譯》（臺北：商務印書館，1995），頁217。
註4 王通：《文中子．王道篇》，浙江書局輯：《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1310。
註5 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67，頁1779。
註6 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47，頁819。
註7 孟棨：《本事詩》，見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1冊，頁15。
註8 宋祁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201，頁5736。
註9 陳巖肖：《庚溪詩話》，見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第2冊，頁398。
註10 文天祥：《
註11 錢謙益：〈胡致果詩序〉，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5冊，卷18，頁802。
註12 黃宗羲：〈
註13 黃宗羲：〈南雷詩集序〉，《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44。
註14 黃宗羲：〈南雷詩集序〉，《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44。
註15 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思陵長公主輓詩〉，《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上冊，卷7，頁186。
註16 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讀楊參軍悲鉅鹿詩〉，《吳梅村全集》，下冊，卷60，頁1182。
註17 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且樸齋詩稿》序〉，《吳梅村全集》，下冊，卷60，頁1206。
註18 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三吳遊覽志》序〉，《吳梅村全集》，下冊，卷60，頁1207。
註19 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中冊，卷32，頁718－719。
註20 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中冊，卷32，頁719。
註21 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中冊，卷34，頁743，744。
註22 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中冊，卷34，頁746。
註23 李學穎稱吳梅村「執當時詩壇牛耳的地位」。見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前言〉，《吳梅村全集》，上冊，頁10。馮其庸稱吳梅村為「堪稱有清二百年間最傑出之詩人」。馮其庸：〈梅村四記〉，馮其庸、
註24 相關論述可參閲陳岸峰：〈導論〉，《詩學的政治及其闡釋》（香港：中華書局，2013〕，頁1—26。
註25 楊慎：《升庵詩話》，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中冊，卷11，頁850。
註26 王夫之：《古詩評選》，《船山全書》（長沙，岳麓書社，1984），第14冊，卷4，頁651。
註27 工濤：《吳梅村詩選》（香港：三聯書店，1987），頁162。
註28 事實上，確有學者在論及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時，一開始就引用了吳梅村〈圓圓曲〉，雖或有商榷之處，但亦可見此詩比所謂的「正史」更深入民心。詳參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6），下冊，頁824；樊樹志：《晚明史（1573—1644）》（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下卷，頁1142—1147。
註29 陸次雲：《圓圓傳》，《筆記小説大觀五編》（臺北：新興書局，1974），第7冊，頁4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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