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丞峰自選集（簡體書）

　當代批評，失語的困惑



《當代美術家》向我約稿，題目是“其樂融融的當代批評”。從這個題目中明顯可以看出編輯的傾向來。對中國當代批評，當然有很多話要說，簡單整理一下粗述如下。所謂其樂融融，不外乎是說當今的批評與藝術家合謀，重出場重策劃，不再承擔奧利瓦所說的“藝術的敵人”的作用。在我看來，這個判斷既錯也對，首先看反題：當代批評的“其樂融融”狀態不成立。所謂藝術批評在今天，批評除了通常所認為的學院批評和新聞批評兩大類外，還可以有展覽批評一類。

首先看新聞批評，它主要體現在平面媒體和網絡媒體中，平面媒體主要由報紙和雜志來承擔，改革開放后的二十余年，一些美術雜志在當代美術中一直扮演著助力器的作用，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是幾家報刊如《美術》《江蘇畫刊》《中國美術報》《美術思潮》等推波助瀾。當年無論關于“抽象美”“中國畫大討論”“純化語言”等的發起和展開莫不出自以上報刊。

如果說傳統的報刊媒體的作用自90年代后期開始式微的話，那么的網絡媒體當仁不讓的異軍突起成為一景，這也由網絡特性所決定，一方面，網絡不像報刊那樣為三審制度和周期所限；另方面，網絡如果不吸引人們眼球就失去點擊率，那將失去生存的基礎，那是一個不進則退的領域。網絡批評的更多出彩點集中在對美術界人或行為的針鋒相對的爭論上，有時激烈得幾乎

刺刀見紅，甚至劍走偏鋒，近年王南溟對美術界不同人物的幾乎不顧及面子的批評成為一景，前不久他與河清以及楊衛的關于“藝術的陰謀”的筆仗也成為大家注意的焦點。從網絡批評方面看，“其樂融融”的局面并不存在，用火星四濺來比喻也并不過分。

從另一個角度看，展覽批評也不是乏善可陳。1990年代后期開始，策劃人大面積出現。如果說以往的批評主要借助于報刊的傳播，而當今的批評借助策劃展覽展示并推廣個人理念也是一種新形勢下更有效的批評形式。不少原先的批評人開始成為各種展覽的策劃人，方式的轉換也淡化了傳統的學院批評成分。但畢竟辦一個展覽在今天要受制于多種因素，首先是商業因素，不用說其對展覽內容的干預，就是策展人出于對自己展覽的情感傾向，由自己對展覽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對高名潞策劃的“中國極多主義”展覽并能在前言中寫出那樣有準備有底氣的文章（《“中國極多主義”：一種另類的“形而上”的藝術》）感到欽佩。這正是批評對現實的闡釋和總結。

可惜這樣的具有批評性的展覽并不多。批評家的獨立身份與展覽不可避免的現實色彩間的矛盾如何協調，是擺在每個試圖介入批評的策展人面前的問題，也正因為此，不少批評家寧愿游離于策展之外。我們再來看這個命題的正題：當代批評的“其樂融融”的現象的確存在。

批評的作用是什么？在我看來主要有三方面：第一，藝術批評是連接藝術品的闡釋與分析的橋梁；第二，藝術批評有向大眾普及當代藝術的責任；第三，藝術批評有對自身的檢視與反思的責任。

在這個功能框架里，人們看到的結果是，當代藝術批評幾乎在上述三個方面做得都不能令人滿意，特別是對當代藝術的闡釋和推動方面庶幾為批評之瘸足，當代學院批評目前更顯得很匱乏。瘸足是怎樣形成的？讓我們來回顧一下批評與藝術創作與藝術家的蜜月時期，那是在整個1980年代到1990年代前期，批評家與藝術家如同一條戰壕中的戰友。批評家對藝術的信心也來自所使用的方法。在1980年代以來及其以前，無論是傳統的批評標準即所謂現實主義的還是對現實的反叛的都是依照社會學的、反映論—意義論的方式進行，而這種反映論—意義論模式的批評在1980年代開始首先受到了形式主義批評的沖擊，但形式主義批評很快就被結合進反映論—意義論批評之中。真正受到致命沖擊的是自1990年代以來的藝術變化所帶來：反映論—意義論模式批評逐步發現自己在大量的非架上、反主題的藝術現象那里幾乎派不上用場，在強調體驗和“后感性”的藝術現實面前，批評開始出現了“失語”的狀況。批評的操持者在紛亂的當代藝術局面中，失去了對當代藝術把握的信心。1990年代中期國內的一次學院批評也就是“意義問題討論”正是對這個問題做出的回應。

但問題并未得到解決，知識的更新往往比觀念更新更難。當代批評缺少標準的現象從1990年代后期開始更加突出。于是我們看到各種隨機的、機會主義的、犬儒主義的批評如過江之鯽；加之1990年代以后，當代藝術逐步有了市場價值體現，由于市場的升溫，批評家與市場的所謂“合謀”真正具備了條件，合謀性的操作、商業化的貌似批評的文字大量充斥，在敗壞了人們

的口味的同時，也在迅速敗壞批評自身的形象。如果說1980年代的藝術批評主要任務是思想的解放和方法的引入，1990年代批評面臨的是藝術的商品化所帶來的問題，那么當今藝術批評面臨的最迫切的任務是當代藝術批評標準的重新確立。批評不能不負責任地處于“失語”狀態，因為“失語”是藝術批評的羞辱，是批評家的恥辱。當然，這個“確立”并不是搞個什么“集團”或“公約”所能辦到，那也絕對不可行，解決的辦法在于我們每個從事此道者的個人努力和合力的形成。我們所要做的是確立當代藝術的“學理”，批評需要文化策略的功能但更需要的是學理。

在《九十年代中國美術》一書中批評部分里，易英曾這樣評價1990年代的美術批評：“從整體上看，近年來的美術批評在活躍程度上遠不及1980年代后期。……應該像造就大藝術家那樣造就出大批評家，那才是批評的真正途徑，但這個目標似乎還非常遙遠。”事實上在21世紀的前期，中國的美術批評活躍程度甚至不如1990年代。這的確很悲哀，但我們不能停留在自怨自艾中，也正是在這層意義上，我支持“其樂融融的美術批評”這樣的話題討論，讓批

評的問題重新成為當代美術同仁們必須正視的問題。

發表于《當代美術家》2007年第2期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