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簡本)（簡體書）

原本再版序言
原本序言
緒論
　第一章 19世紀40年代以前的中國
一、經濟基礎
二、專制主義的政權
三、農民革命
　第二章 19世紀40年代以前中國和資本主義各國的關系
一、16、17世紀外國侵入者的碰壁
二、18世紀中國方面加強防范和限制
三、英國及其東印度公司
第一編 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農民革命
　第三章 鴉片戰爭 /
一、禁止鴉片的問題
二、林則徐的禁煙和英國侵略者
三、戰與“撫”
四、戰敗的原因
五、三元里的斗爭
六、《南京條約》、《望廈條約》、《黃埔條約》
　第四章 戰爭以后
一、廣州城的斗爭
二、五口通商和買辦階級的產生
三、“租界”——國中之國
四、積水深潭中的初步激蕩
　第五章 太平天國的興起
一、農民革命中的各階級、階層 / 0
二、金田村起義
三、向南京的進軍
四、北伐和西征
五、《天朝田畝制度》
六、天京城內的大變亂
　第六章 第二次鴉片戰爭
一、外國侵略者在太平天國初期的態度
二、在上海和廣州的虛偽的中立
三、所謂修約問題
四、英法聯軍占領廣州和入侵天津
五、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沙皇俄國
六、從《天津條約》到《北京條約》
七、封建統治者把誰看成真正的敵人
　第七章 1856—1861年的太平天國
一、長江中下游的爭戰
二、捻軍及其與太平軍的合作
三、洪仁玕和他的《資政新篇》
四、太平天國的蘇杭地區
五、打著別的旗號的造反
六、宗教的迷霧和現實的斗爭
　第八章 國內外反革命勢力的大聯合和太平天國的失敗
一、強盜成了朋友
二、上海周圍的戰爭和所謂“常勝軍”的出現
三、從湘軍到淮軍
四、知識分子對太平天國的態度
五、太平天國的內部危機
六、天京的陷落
第二編 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的形成
　第九章 在農民大革命失敗以后
一、社會經濟的嚴重破壞
二、各少數民族的群眾起義的失敗
三、外國資本主義經濟掠奪的加緊
四、封建統治者同外國侵略者的互相勾結
　第十章 封建統治者的“辦洋務”
一、洋務運動的產生
二、官辦的軍事工業
三、官督商辦的企業
四、后膛槍和鐵甲船
五、洋務問題上的一種分歧
六、洋務問題上的又一種分歧
七、中國無產階級的誕生
　第十一章 反對外國侵略的群眾運動的興起
一、60年代的反侵略群眾斗爭
二、洋務派對教案的態度和天津教案
三、從70年代到90年代初年的反侵略群眾斗爭
　第十二章 帝國主義對中國邊疆的侵略和半殖民地的外交
一、俄國對中國西北邊疆的侵略
二、英國對中國西部邊疆的侵略
三、左宗棠的西征和《伊犁條約》
四、半殖民地的外交
　第十三章 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
一、中法戰爭之一：在戰爭爆發之前
二、中法戰爭之二：從開戰到停戰
三、中日戰爭之一：被迫應戰
四、中日戰爭之二：議和與反對議和的輿論
五、中日戰爭之三：保衛臺灣的斗爭
第三編 戊戌維新和義和團運動
　第十四章 中日甲午戰爭后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掠奪
一、沙皇俄國和遼東半島
二、政治奴役性的貸款
三、搶奪中國的鐵路
四、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危機
五、所謂“以夷制夷”
　第十五章 第二次革命高潮出現前的國內階級形勢
一、清朝政府成了外國帝國主義的稅吏
二、暴風雨的前奏
三、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
四、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和下層
　第十六章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維新運動
一、維新運動及其領導者康有為
二、維新派的宣傳組織活動
三、維新派和洋務派的論戰
四、維新派的向西方學習
五、庸俗進化論和政治上的改良主義
　第十七章 百日維新及其失敗
一、維新派的上臺
二、百日維新中的光緒皇帝
三、一場爭奪權力的斗爭
四、政變中的失敗者和勝利者
五、沒有出場的角色
　第十八章義和團的勃起
一、從拳會到義和團
二、義和團進入北京、天津
三、慈禧太后的“宣戰”
四、義和團占領了北京嗎
五、在反侵略戰爭的前線
　第十九章 八國聯軍和義和團的失敗
一、八國聯軍侵占北京
二、“東南互保”和李鴻章議和
三、一群明火執仗的強盜
四、帝國主義列強的“門戶開放”政策和辛丑條約
五、義和團的歷史功勛和資產階級對義和團的態度
第四編 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
　第二十章 第三次革命高潮的醞釀
一、日俄戰爭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
二、慈禧太后的“變法”
三、孫中山的早期活動
四、資產階級的愛國運動
五、知識界中的革命思潮
六、知識界中革命組織的產生
　第二十一章 同盟會初期
一、同盟會的成立和它的綱領
二、清朝的預備立憲和資產階級立憲派
三、革命派和立憲派的論戰
四、1906年湘贛邊界的起義
五、1907—1908年孫中山領導的六次武裝起義
六、1907—1908年光復會發動的起義
七、個人暗殺行動 /
　第二十二章 辛亥革命的前夕
一、農民群眾的自發斗爭撼動了清朝統治的基石
二、咨議局、資政院和袁世凱
三、帝國主義列強的所謂“機會均等”、“利益均沾”
四、爭路權的愛國運動
五、同盟會內部的渙散和它在廣州的兩次起義
六、從日知會到文學社 /
　第二十三章 武昌起義和起義后的武昌政權
一、革命的士兵一夜間的勝利
二、新政權的成立及其演變
三、袁世凱成了內外一切反革命勢力的中心人物
四、武昌的政權落到了反革命的手里
　第二十四章 革命浪潮中的各省風云
一、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短命政權
二、資產階級立憲派也不能保持自己的政權
三、套上革命外衣的軍閥和流氓政客
四、舊巡撫穿上了新都督的外衣
五、“不準革命”
六、交戰與議和
　第二十五章 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政府
一、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
二、袁世凱在南北議和中的陰謀
三、南京政府的腰桿不硬
四、清皇朝的覆滅和南京政府的結束
五、對帝國主義的幻想的破滅
第五編 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渡
　第二十六章 袁世凱的反動統治和反袁世凱的斗爭
一、1913年國民黨反袁世凱的失敗
二、袁世凱獨裁賣國真相的暴露
三、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
四、梁啟超：從擁袁到反袁
五、袁世凱的覆滅
　第二十七章 五四運動
一、北洋軍閥的派系分裂和南方的“護法運動”
二、民族工業曇花一現的繁榮
三、五四新文化運動
四、五四群眾愛國運動

百日維新中的光緒皇帝
在百日維新中光緒皇帝究竟執行了什么路線，或者說可能執行什么路線，這是值得考察一下的問題。
由于光緒皇帝表示了對康、梁、譚一派人的同情，而發動政變扼殺百日維新的慈禧太后在一舉粉碎康、梁、譚一派人的同時，把光緒皇帝看作維新派的保護人而加以貶黜，還由于失敗后的康、梁竭力把光緒皇帝歌頌為他們的理想的圣主，于是人們往往把光緒皇帝看成是代表軟弱的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維新派的皇帝。
這種看法是不符合于歷史事實的。拿光緒皇帝在百日維新期間的許多實行新政的詔書的內容來看，拿光緒皇帝對于維新派向他提出的具體主張的態度來看，光緒皇帝并不能夠真正實行維新派的政治路線。他所采納的其實是洋務派的政治路線。洋務派基本上是同買辦資產階級相結合的封建大地主的政治路線，維新派是軟弱的動搖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路線。光緒皇帝在百日維新中形式上是接受了康有為這一派的主張，實際上他還是在走張之洞這一派的路子。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光緒皇帝很難真正成為一個維新派的皇帝，這不是由他個人意志決定的。作為維新派的社會基礎的民族資產階級，處于那樣軟弱的地位，不可能有一個自己的皇帝。維新派只能在幻想中把光緒皇帝打扮成他們自己的圣主，但不能在現實中創造出這樣一個皇帝來。
康有為在《公車上書》和《上清帝第四書》中都提出了召開國會的建議，在《應詔統籌全局折》中又提出了定憲法的要求，并在奏書中多次提出“君民合治”的主張。這些都是維新派不同于洋務派的最主要的政治綱領。康有為所說的國會雖然只是一個民選的咨詢機構，談不到為資產階級爭取立法權力，可是，在百日維新的上諭中沒有只字的反映。光緒皇帝僅僅在一道上諭中說：“士民有上書言事者……不準稽壓，倘有阻格，即以違旨懲處”。過去，士民(包括資產階級)連上書的權利也沒有，現在可以有這點權利了。這同立憲、開國會距離還遠得很。
康有為的另一個重要的政治建議是：“開制度局于宮中，選公卿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總裁，議定參與之任，商榷新政，草定憲法，于是謀議詳而章程密矣。”他想使制度局成為一個具有立法職能的新政領導機構。他還向皇帝明白地說，原有的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都沒有用處，要實行新政，不能交這些大臣議論；這些舊機構縱然不必撤銷，但一定要添設制度局，由維新派來掌握中央立法、行政大權。
康有為關于制度局的第一次奏折送上去以后，光緒皇帝仍然交給總理衙門和軍機處的大臣“妥議具奏”。他們說些空洞的官話，否定了康有為的建議。關于制度局的第二次奏折送上去以后，石沉大海，杳無信息，連下部議的待遇也沒有得到。
對于康有為的重要奏議，光緒皇帝經常“發交大臣們議復”，議來議去，或則不了了之，或則議出“變通辦法”，弄得面目全非，成了廢話。康有為也感覺到這一點，他屢次在奏議中呼吁“臣請皇上斷自圣心”，甚至明白地提出“請勿下部議，特發明詔”。可是，他始終沒有覺悟到光緒皇帝對有些事情下明詔，另一些事情下部議，這種選擇，一方面，反映了光緒皇帝的處境困難；另一方面也是光緒皇帝的政治態度的表現。
在經濟方面，康有為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議是設通商院(或稱為工商總局)和廢除厘金制度。這兩條都是發展資本主義的措施。當時所謂商務，是包括工業在內的，康有為要求由普通商人試辦商務局設商會、股份公司，主張“廣紡織以敵洋布，造用物以敵洋貨”，這些顯然是代表了要求獨立發展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百日維新中，光緒皇帝雖曾多次發出“振興商業”的上諭，但其內容卻和康有為所主張的不同。皇帝的有關上諭是根據總理衙門的建議，要劉坤一、張之洞等各省督撫“揀派通達商務明白公正之員紳，試辦商務局事宜”。“員”就是在職官員，“紳”就是卸任官僚或有功名的地主階級頭面人物。商務局必須在地方長官督率下，由員紳試辦而不讓普通商人參加，這純粹是洋務派的政策，而且是早期的洋務派政策。
康有為又曾上奏折，申訴商人得不到政府保護，反而受到地方各級官吏重重欺壓的痛苦。他主張，如果朝廷不設立商部，那么各省可先成立商務局，都直屬于總理衙門，由商人們公舉可靠能干的人來辦理。他的用意是借北京總理衙門的大官的權威來使商人擺脫地方官員的欺壓，并且讓各省商務局完全由商人來辦理。但是光緒皇帝的上諭卻重申，要求各省督撫“設立商務局，選派員紳開辦”，與康有為所上奏書的調子顯然不同。
七月初五，光緒皇帝又發出“訓農通商”的上諭。這道上諭雖然說要在北京設立農工商總局，但并不是康有為的由中央直接管理各省商務的主張。當時，商務應由中央機關統管還是由各省分辦，是維新派和洋務派爭論的問題之一。維新派主張由中央機關統管，反映了民族資本要求沖破分割狀態下的封建制度給發展工商業所造成的各種障礙。洋務派地方官仍主張分辦，目的則在于發展和鞏固自己的經濟勢力。光緒皇帝的這道上諭規定，農工商總局大臣的任務僅僅是“隨時考察”，并無權指揮各省農工商分局；各省設立的農工商分局則是由督撫選派紳士管理。被任為督理農工商總局的三個官員，不過是賞給三品卿銜的道一級的官員，當然管不了各省督撫。而且這三個官員都是洋務派所信任的人，與維新派毫無姻緣。所以這道“訓農通商”的上諭是完全適合洋務派的需要的。
康有為關于廢除厘金的建議，也遭到光緒皇帝的拒絕。對于厘金制度，當時已是怨聲載道。這種苛暴的稅收勒索，嚴重阻礙商品流通，窒息工商業的發展。康有為在七月間上奏說，厘金最是有害于商，必須堅決加以裁撤。但是七月二十九日，光緒皇帝專門發了一道關于厘金問題的上諭，其中認為厘金的章程本來是很好的，只是執行中有些流弊，現在只是要求“興利除弊”，不能廢除。這道上諭同康有為的看法南轅北轍。在這個問題上，光緒皇帝顯然不能代表要求自由發展的資產階級的利益。
在文教方面，康有為最重要的建議是改革科舉制度。百日維新開始后，他所上的第一道奏折就是要求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在康有為看來，八股改成策論，不只是個形式問題，而且要在內容上進行根本改革。他要求通過策論的考試，“從此內講中國文學，以研經義國聞掌故名物，則為有用之才；外求各國科學，以研工藝物理政教法律，則為通方之學”。這是要把西學引進策論之中。光緒皇帝于五月初五下令廢除八股。但是，所采取的辦法卻是廢形式而不廢內容。五月十六日張之洞發出了《妥議科舉新章折》。所謂“妥議”，就是說康有為之議不妥。這封章奏與康有為的建議針鋒相對。六月初一，光緒皇帝發出上諭，大事表揚張之洞的奏折，同意了張之洞所提出的鄉會試分三場考試、第三場試四書五經的方案。對兩派在改革科舉制度上的爭論，光緒皇帝的上諭毫不含糊地支持了洋務派。
光緒皇帝并不是完全不采納維新派的建議。例如廣開言路是維新派所竭力主張的，這個建議光緒皇帝采納了。禁止纏足是維新派大力提倡的，光緒皇帝也發了上諭支持。但這些只是次要的問題。在重大問題上，維新派的建議是沒有被采納的。
有一些上諭的內容，雖然在康有為的奏折中提到過，但并不是維新派獨特的主張。例如裁軍、練兵、推行保甲制度、開筑鐵路、舉辦郵政、廢除漕運、開辦學堂等，都是洋務派一貫主張的，在張之洞、王文韶、榮祿、胡燏棻的奏折中也有詳細的論述，而且大都是先于康有為提出的。
作為百日維新的開端的“下詔定國是”這件事還值得說一下。雖然從總的形勢上說，這件事是康有為領導的維新思潮所促成的，但是直接推動者卻是翁同龢，他起草了兩篇“請定國是”的奏折，先后交御史楊深秀和侍讀學士徐致靖，以他們的名義送給皇帝。光緒皇帝征得慈禧太后的同意后才下了四月二十三日的《明定國是詔》。這里所說的“國是”，其實并不是維新派所說的“國是”。
康有為在要求定國是的奏折中所說的是：“采萬國之良規，行憲法之公議”。話雖少，卻講出了“定國是”的要害問題。但是光緒皇帝的《定國是詔書》卻是說：“以圣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于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康有為說的“國是”，是效法西方，實行憲政；光緒皇帝詔書中所說的“國是”，仍然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雖也說要“博采西學之切于時務者”，但其目的只是“以救空疏迂謬之弊”。
百日維新中光緒皇帝所發上諭雖然有一百多條，但其重點和脈絡很清楚，反復強調的主要是練兵和籌餉。籌餉是為了練兵，所以其實是一件事。定國是的詔書中就指出：“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以后的詔書又明白地說：“今日時勢，練兵為第一大政，練洋操尤為操兵第一要著”。把練兵作為“第一大政”，是洋務派的老方針，這是早已行過的，而且早已遭到失敗的一條方針。這條方針，同維新派所提出的變法之本，在“變官制”，效法西方國體的主張是有原則區別的。
光緒皇帝既然并不能采納維新派的主要政見，為什么又重視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人呢?
光緒皇帝當時不可能區別維新派和洋務派，他是把維新派當作洋務派的后起之秀來使用的。維新派在強學會和保國會中的活動，使他看到這批人有動員社會力量的本領，他企圖通過維新派利用這種社會力量，同慈禧太后對抗。
洋務派和維新派相互間也常常是劃不清界限的。翁同龢和徐致靖政治上都不是真正的維新派，但他們向皇帝推薦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人，認為他們都是極有才能的人。康有為也曾引張之洞為知己，光緒二十一年的《公車上書》中很推崇張之洞。梁啟超也曾經向張之洞執弟子禮。光緒二十三年時，兩派的政見分歧雖然已經明朗化，但維新派的有一部分變法主張，是同洋務派一致的。當時洋務派的內部，也有政見的分歧，聯俄派和聯英派就吵得不可開交。在這種情況下，光緒皇帝雖然知道張之洞和康有為有分歧，仍然可以把康有為看成是洋務派的同黨。他同意維新派和洋務派相一致的意見，而否定維新派所提出的同洋務派有抵觸的主張。維新派則從來一廂情愿地把光緒皇帝看作自己的“圣君”。
光緒皇帝之所以起用維新派，按他自己的說法是：“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康有為也提出破格擢用小臣的要求來為維新派爭取政治地位。兩人所說，表面上相同，實際的階級內容并不相同。且不說光緒皇帝還不能區別這兩種說法的階級差別，即使他能區別，由于他企圖實現一定程度的“變法”，由于維新派衷心地擁戴他，而且他面臨著同慈禧太后爭權的斗爭，他仍然會把維新派引為同志，企圖借助他們的力量來實現眼前的目的。這種現象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