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細沙 郭明珠

為什麼要去越南追蹤移工返鄉之後的情況，走一遍他們回家的路？
如果不是這本書，我應該不會打開越南地圖，搞清楚河內和北寧、廣寧，還有下龍灣是在哪個相對位置；還有我們以為是越南門面的胡志明市和這些處在北越的城市有多麼遙遠的距離。沒錯，越南是我們生活中最近身的陌生人。GOOGLE地圖裡可以簡單的設定河內東英到海陽的路線規畫，電腦世界裡開車一個半小時就可以抵達，但是現實世界中顧玉玲和阿海騎機車飛馳四個小時，撲天風沙中才得以抵達，只為了要參加從台灣返回越南家鄉的「失敗者聯盟」工人聚會。
這些在台灣人眼中的移工是為淘金逐夢來台：他們在台灣賺了錢回家蓋樓翻身，甚至可以請幫傭自己換當少奶奶……，在這種簡單制式化的描述裡可以省略和合理化了：「對，我們台灣人真的苛刻了他們」的事實，因為來台灣打工讓他們有了機會翻身致富。顧玉玲的前一本書以「我們」來描繪因為移動而牽引交織、跨越國籍的自身認同眼界，出版至今已有六年，但是移動中他鄉和返鄉是線的兩端，另外一端的世界又是如何？跟移工一起回家變成一個必須要完成的任務。探究因為在台灣的勞動造成與家人兩地隔離，被迫中斷家庭生活三年、五年甚至九年的，返鄉後的家還是可以回得去的家嗎？帶著在台灣的傷害回到越南的生命難道可以自然癒合無縫接軌？不能說出祕密的阿蓮、手掌截肢的阿海、永遠失去文遠的阿清，他們的生命因為在台灣的工作而有了巨大的轉變，後來呢？身為運動者、書寫者的雙重角色，顧玉玲若沒有再追回去越南，實地延續這些生命回家種種，實際情況永遠不會出土，屁股坐在台灣電腦前的我們更不會知道。
我好奇書寫《我們》和《回家》有什麼差別？這兩本書的敘事都非常豐富流暢，似乎沒有任何阻滯闇澀。沒想到顧玉玲卻回應，《我們》是現在進行式，在工作中找零碎時間書寫，幾乎可以一落筆就寫，打開電腦就能開始編織這些內容，但是《回家》則完全不能，落筆艱難，刪修改寫多次。當她離開台灣踏上越南成為異地來的外來者，越南對移工而言是故鄉，對她而言卻是異鄉，時空身分完全易地而處，當然她在越南的不安比移工在台灣的處境好太多了。但是面對全然不同的越南社會，眼見的是什麼？眼見就是真的嗎？怎麼樣寫才不致誤解或是扭曲？讓她在當地拚命的做筆記希望自己能夠儘量保留現場的紀錄，回到台灣返返復復的思索如何重新整理才能下筆成書。這讓我聯想到自己拍攝勞工紀錄片的經驗，同樣的一個罷工行動，相同的反外包抗爭解雇案件，同在其中的勞工也會有完全不一樣的感受和記憶，甚至是矛盾的訊息和關係，而這些矛盾和差異應該是真相的一部分才是真實；而我們永遠都踩在這個不安和一再的思辨中完成我們在運動中的創作／紀錄。
這個書寫計畫，顧玉玲分別在二○○九年底至二○一○年赴北越停留兩個月，以及二○一三年九月到十月再度回訪，其中包括到北寧替阿蓮盡孝道彌補她無法參與父親喪禮以及撿骨儀式的遺憾，包括回到台灣幫忙討回文遠已然作廢的護照，全數提領逃跑廠工阿勝的強迫儲蓄金，以及小雪存摺裡的血汗錢，幫忙送給有情無緣人的草藥……，最後，用二十萬字要寫下這一代越南來台移工的面貌。但是，這些書裡的移工如同十粒、二十粒、三十粒遙遠越南的紅河細沙，淘洗漂流在浪潮中的生命故事，能夠留住台灣人目光嗎？他們的愁悵悲歡能夠成為我們心中的小波折嗎？這些比台灣工人更無名的無名英雄，二十萬字的書寫卻是顧玉玲一減再減不能割捨的，因為，如果沒有為移工留下這些故事，應該就不會再有其他人為他／她記言記行記情，立書留傳。而刻意從第一批來自北寧鄉村的阿草和五姊妹寫起，這六位比較年長的女性越勞，到後來年齡愈來愈輕，學歷、能力和主動性愈來愈強的工人樣貌，見微知著的反應了近十五年越籍移工的改變，他們不同時期的生命利害選擇的思考，還有近年來越南社會的改變，從半套的衛浴設備、只有電腦不能上網未完成的數位化，全村只有兩線電話，在四年後跨入全套設備和人人都有手機的轉變，似乎經濟的步伐變得快，但是回到越南的工人仍然在命運和機會中拚搏。回家之後仍是一個經濟戰爭在等著他們。
這本書留下移工在遷移與返鄉的人生中的片刻瞬息，記錄這一代從越南到台灣再返回越南的工人拚搏甚至殞落的樣子，如果因為此書在台灣人心裡留下一個印象，這已經不是掛零的空白。
‧本文作者為「人民火大行動聯盟」成員，紀錄片導演

海內存知己，天涯共比鄰 阮文雄
從事移工服務已將近三十年，在這個過程裡，我見到台灣社會最不堪的一面，同時也看到了這社會存有真、善、美、聖的人情風景。若你曾經關懷來自東南亞國家藍領移工的生活處境，便能夠體會何謂不堪的面貌，面對這些不堪的現實，你可能會懷疑這是否真的是台灣的一部分？然而，若你有幸在理解底層社會的旅程裡尋獲知己，你就會體認到自己是個多麼幸運的人，畢竟在這孤獨而清醒的旅程中，有那三兩人們，與自己有著一樣的心情。進而你將在過程裡產生自我衝突、陷入無邊際的懷疑、然後在不遠的轉角處，愕然發現一種全新的人生體認，那更真實、良善、美好、並且神聖的價值。顧玉玲小姐便是我這段路上難得知遇的伙伴，我們一同歷經最惡劣的環境，並且分享著這段旅程的美好。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便因為不願成為越南政權下不自由的奴隸，而離開掛念的故鄉，選擇流亡。在那段逃亡的日子裡，我亦曾經是玉玲筆下，某一段艱辛故事裡的主人翁。因此，我當然深刻的了解身為一個越南人、海外難民、流離移工的風險與困境。二十餘年的旅台生涯裡，因為我了解越南人隻身在外出賣勞力的辛苦及需求，因此我在聖高隆會、天主教會新竹教區的支持下，成立了「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VMWBO），以協助移工、新移民為宗旨的專業非政府組織。辦公室自二○○四年成立至今，從沒時間去細算我與辦公室的伙伴們服務過多少個案，從每日接應不暇的申訴案件來看，二十多年來台灣境內移工的遭遇雖然各不相同，但共同的困境是未曾褪去的。
越南移工的共同困境是什麼？它來自於貧窮的農村子弟，受到越南當地的企業主與越南政府聯手剝削的厄運。貧窮的農村子弟本不具備足夠的社會資本，為了脫離貧窮必須選擇涉險，離鄉到台灣工作，接受最低的勞動條件，賺取當國最基本的報酬，再透過兩國貨幣的匯差，以相對富有的態勢返回母國。而在這一整個過程裡，越南當地的企業主化身為仲介的角色，藉由國家政策覬覦這些農村子弟的勞動報酬，巧立名目在規費、服務費上大肆收刮，他們坐享其成吸吮著農村子弟的血。身為移工接收國的台灣政府並非不知越南移工處境的惡劣，卻屢以外交弱勢、司法管轄權等理由，放任這種剝削存在。再加上台灣政府重視大型企業而輕忽中小企業的勞動環境，使得台灣國內勞資爭議、職業災害、以及不當對待的事件層出不窮。你可曾看過某個勞資爭議協調會的場景：企業主每小時短缺給付二十五塊錢工資，還一再強調自己是如何善待移工……那種無俚頭的肥皂劇情。這不是刻意的諷刺，而是我辦公室的伙伴們每天都在面對的問題，這是深刻的台灣問題。
這幾年我偶爾聽見玉玲請長假遊歷越南，說要探視一些曾經一起經歷過坎坷故事的移工，想看看他們回家後的情況，試圖理解他們的想法，記錄他們的境遇，並捎回許多相片與我們分享。令我訝異的是，許久未見後的某一天，她告訴我說，這些片段旅程與種種經歷已經撰寫成冊。它是一個寶貴的文化記錄，讓我們感到非常的溫暖。我看到這些曾經經歷過台灣移工生活的孩子返國後，過著各式的生活悲喜，情緒總激昂久久不能平靜。若不是現有越南政權對社會的撕裂，我也應該回到越南與兄弟姊妹們共築夢想啊！
我推薦這本書，因為它深刻的刻劃這一代越南移工的真實命運。
‧本文作者為越裔澳籍神父，來台傳教後創辦VMWBO

尋找一株開花的樹 羅漪文
小時候，我家住在胡志明市的一條小巷子裡，有幾戶潮州人、廣東人、福建人、客家人，很多越南人，有一些有孩子卻沒有丈夫的越南女人。那時是一九七五年之後，越南結束最後一場對抗殖民戰爭，實現了共產黨統一全國。然而，飢餓並沒有隨著和平降臨而消失，即使在一九八六改革開放後的好些年，人們仍得拚力度過每個物質匱乏的日子。
細瘦、黝黑的鄰居女人們，清晨四五點鐘去菜市場採買食材，紅豆、白豆、花生、蛤蜊、血螺、毛貝等等，七八點鐘蹲在自家廚房門口仔細整治，吃過粗淡的午餐後，一肩挑起鍋碗瓢盆及各色食物，步行至一處空地擺賣午後點心，直到黃昏才收攤回家。日復一日，她們辛勤養家餬口，不時打罵孩子。她們之外，還有無數婦女在炙熱的陽光下挑著扁擔或側手抱著大竹簍沿街叫賣，偶爾看到幾位大姊在臉上塗抹白白的面霜，出門至夜晚才回家，她們做什麼，鄰居皆心照不宣。
這些女人忙碌的身影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啟蒙了我關於生存、命運以及母性的感受。
越南中小學的文學課常常講授《金雲翹》，那是一篇十八世紀的敘事長詩，講述女子割捨青春愛情、賣身救父的孝順事蹟。越南還有許許多多優美且帶著淡淡傷感的歌謠，感激媽媽、姐姐的忘我付出。
我被教導，也衷心尊敬，女人的無私奉獻。
後來，我移居到台灣，漸漸發現，台灣女人能做的事情很多，她們當教授、律師、心理醫師等等，學養豐富且聰慧美麗，在講堂裡或電視上侃侃而談。甚至，有些女人投入社會工作，為環境安全、為勞工、為外籍配偶等等爭取權益，能量強大，其中有顧玉玲。
二○○八年，《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出版，顧玉玲以細膩的筆觸書寫她陪著菲律賓勞工在台灣社會掙扎奮鬥的過程，故事說得節制，但深沈地扣問何為「他者」而誰又是「我們」。那年讀完新書，我念念不忘怎麼會有人，一方面能夠向政府和淡漠的主流社會強悍抗議著，另一方面卻擁有柔軟的文心及動人文采。顧玉玲觸動了我去思考關於女人的社會成就。
六年後，顧玉玲更進一步地踏進移動勞工們的原鄉，記錄越南勞工結束了海外打工之後的返鄉生活，寫成《回家》。在幾趟探訪北越的旅途中，作者幾乎張開所有感官去捕捉當地的種種情貌，貼近再貼近，而書中關於越南女工的描寫，勾起我無限回憶。
改革開放至今將近三十年，越南女人們的生命情境和我童年所看見的相差未遠，她們依舊努力為貧困的家人精打細算、謀求出路，只是方法從下田耕作、沿街叫賣改為飛往異國當女工、幫傭或看護。然而，四處告貸出國的她們，有多少人衣錦還鄉且真的改善家庭生活了呢？數年遠行在她們的生命裡會烙下哪些印記？書中以北寧鄉村的阿蓮為起點，步步捲纏展開多位曾經在台灣打工的女人故事。阿蓮先是合法工作，後因故逃跑，差點被同鄉騙入色情場所，好不容易找到各種零工度日，捱到自首返鄉之時，不幸被警察當局叫去指認人口販賣疑犯，她被迫多滯留八個月而錯過了父親的撿骨儀式。幾番折騰後，總算回得了家，阿蓮卻陷入懷疑丈夫外遇的精神折磨裡，她四處向鄰里哭訴，多次高調自殺，起伏不定的情緒牢牢地將她和家人綑綁近乎窒息。如此戲劇化的阿蓮卻是我相當熟悉的一種越南女人類型，她們承擔太多苦難，又驚恐自己的犧牲終將付諸流水，故而常常失控。
有時候，我會想，付出可以是一種選擇，但女人的忘我付出不應該是社會集體的唯一選擇，什麼時候越南女人才能出現其他新的可能？在第一屆台灣移民工文學獎決審會場裡，顧玉玲認為，移工的結構處境固然悲慘，然而她們（及他們）個別的勇氣是值得珍視的。書中的金燕正代表著這份難以言喻的勇氣，力求突圍。金燕有主見且堅定，年紀輕輕為愛結婚生子又果斷離婚，恢復單身的她千里迢迢來台灣打工，經歷過逃跑、車禍重傷、輾轉來到天主教庇護中心、被醫院追討醫療費用等等，她的中文變得很流利，也協助庇護中心援助其他個案。金燕在庇護中心學到了組織運動的方法，回越南之後，她積極串聯返鄉勞工彼此互助，又陪伴被當局冷落的工殤家屬爭取賠償，甚至也幫助農民反抗蠻橫的欺壓等等。充滿膽識與活力的金燕讓越南政府感到焦躁，可是她很勇敢，她以行動顛覆了越南長久以來加諸在婦女身上的固定角色意象，她不再是歌謠中溫柔而苦情的媽媽或姊姊，她是現代的社會實踐者，豐富了越南女人的生命類型。
除了阿蓮、金燕及其他女人之外，《回家》連帶記錄這些女人的丈夫及家庭情況。當太太們出國工作之後，無論順利與否，她們畢竟都開了眼界，而留在故鄉的先生們是怎麼樣去面對傳統的家庭分工模式被裂解或顛覆？
二○○七年初，我去參加兒時朋友的婚禮，其中一部分儀式在鄉下舉行，按照習俗，父親要親自為女兒選一株芭蕉樹立在于歸之門邊，朋友的父親拎著陳舊鐵刀砍下一株碧葉亭亭，慢條斯理的整理著。圍觀的小伙子七嘴八舌好奇探問：「老伯，你怎麼不挑有蕉串的那棵，好讓姐姐多子多孫？」伯父突然斥喝：「什麼多子多孫，你要苦死我女兒啊？」酒席在自家庭院擺設，請來廚師只負責燒菜，其餘雜務全由女人包辦，輩份最小的幾個女孩蹲在屋外刷洗堆積如山的碗盤，晚宴過後，男人們又要求下酒聊天的小菜。第二天是迎親日，女人們大清早就出門化妝盤髮去了，男人們醒來發現廚房冷清、爐灶空空，紛紛抱怨沒有早餐，朋友的媽媽終於忍不住爆怒：「我們每天從早到晚伺候你們還不夠嗎？我們這輩子能有幾次好好打扮漂亮？你們還好意思開口要早飯？」素來溫柔的伯母情緒狂飆，痛快數落著家中小叔、姪兒、外甥們，伯父靜靜在一旁任由妻子發洩，最後吆喝男人們自己去煮飯，那是他支持妻子的隱諱方式。
然而，伯父的體貼有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和伯母鶼鰈情深。在越南的農村裡，無論南方或北方，傳統男尊女卑觀念根深柢固，一旦雙方的關系被突如其來的全球化經濟所擾動，我們看到在《回家》的描寫中，男人們的反應各有不同，有的男人發現女人轉變了，願意諒解配合，雙方一起為將來打拚，有人不甘心或恐慌，紛紛墜入酒隱、毒癮及外遇，還有人反過來被妻子嫌棄……
《回家》詳實的田野記錄，企圖立體地呈現個別返鄉勞工的真實處境，而這樣的筆法早已深入文學範疇去了。於是，透過閱讀，我不只能看到越南女人現在好些了嗎，還能看到越南男人現在怎麼了。事實上，女性遭遇只是我因為兒時啟蒙而產生的閱讀偏向，顧玉玲想要呈現得更多，更多關於卑微人們的掙扎、拚博，因此也提供了男性勞工情況，例如阿海、阿山、阿勝等等。
眾多勞工的返鄉生活是主線，其間鑲嵌著顧玉玲慣有的敏銳反思，她住進勞工朋友家裡，用心聆聽，誠心融入，又屢屢參照台灣和越南社會之同與不同，直指結構性的壓迫與不平等。另一方面，顧玉玲是好奇且勇於嘗試的，北越鄉間的紅磚矮房、稻田、溝渠、糯米團、野生茶、如咖哩粉的木屑、鮮辣的木材氣味、風沙撲面的道路、馬路邊的彩券攤、熱帶豔陽和午後暴雨等等，都一一寫進書裡，這些細筆描繪讓《回家》變得層次豐富且更有味道，倘若不是作者先釋放了感性去體會去同理，又怎麼能夠翻轉出理性的了解和批判？《回家》的筆調收斂而情感至深，與先前的《我們》風格保持一致，只是《回家》的文字更為輕盈好讀。
生存不容易，當全球化趨勢看來暫時無法逆轉之際，保持樂觀是有必要的。即使前途未卜，即使必須浪跡天涯打工賺錢，借用唐諾的一句話—「仍然相信幸福是可能的」，因為相信，故而心心念念尋找一株開花的樹。
‧本文作者為越南華裔，十三歲定居台灣，現為清華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推薦序
細沙 郭明珠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阮文雄
尋找一株開花的樹 羅漪文

第一章 阿草與五姊妹

新屋與新墳
天大的決定也不過就是一鼓氣
青草遍野
沒什麼可以難倒她
不能說的事
我一個人苦就好了
一切都變了
汗水和收成

第二章 面向大海

耶誕節的失敗者聯盟
跋涉歸來
原來你也在
不只是向上攀爬
雪地不停腳
草與清的店
遠方有閃電乍裂天際

第三章 完整的人

沒有方向也要走下去
在賭局中
我要計較
沙漠也能開出花朵
有希望總比絕望好
人活著又不是只有活下去

第四章 明天一直來

光之城
無薪假與尋寶圖
不敢放也不敢想
荒原莽莽，前行無路
斷了手又不是斷了心
走得過的都不叫困難
打過仗的老人家看了會哭
去台灣玩

第五章 此去路遙迢

路只能自己走出來
換工與助工
心裡有個人
空洞的感覺像醒不來的噩夢
自由了
珍珠奶茶
浮木
開花的樹

後記

青草遍野

我初識阿草時，她戴著紅色的絨毛帽、穿著有腰身的長版厚外套、半長筒馬靴，看來時髦又體面，是個見過世面的女人。我們從河內機場一同返回北寧家鄉後，她脫鞋脫帽脫外套，旋即換件鋪棉的粗布外套，膠鞋一踩，立時又變回一名農婦的模樣，可餵養雞鴨兼燒柴火，不怕弄髒。
她用流利的中文自我介紹，手掌圈個弧狀拿在唇邊張口咬，音調聽來像是桃。
「啊我知道，阿桃，是一種水果對不對？」我搶著作答。
「對對對，草莓的草。范氏草。」
原來是阿草，是個很普遍的名字，青草遍野，生氣勃發。
農村裡蜿蜒有致的實泥地，隨處可見牛糞、雞屎、狗大便，和孩子們。豬隻多在院子裡圈起飼養，食量大，剩菜剩飯不足還要剁碎香蕉嫩莖煮熟了餵，排洩物也惡臭難聞，需要沖刷清理。草地上不時有牛隻放牧，戴著斗笠的婦人們坐在一旁聊天，也有那落單的大牛小牛，在巷弄間並行，鈴鐺清脆，怡然自得，稍緩了腳步很快就有牛糞落地。牛糞曬乾了可做燃料或堆肥，大路上總有人撿拾清理了去，有青草味。
「牛會走來走去找東西吃，晚上自己回到主人家。」阿草說：「北寧的牛都很聰明，會認路。」
農村裡傳統家戶的格局差不多，主屋就是橫向的一大間房，竹簾子或花布垂在大門前，說是擋風擋沙也擋蚊子。入門正中可見神龕，祭拜祖先，也有不少人拜胡志明像，或各式神佛。屋內的家具多半是木製的，圓柱木撐頂，木窗木門木櫃木床木桌椅，大廳左右二側多半是雙人木床，上懸蚊帳，白天裡蚊帳收起，棉被捲好，可以當座椅，視線上也不礙事。人多了要吃飯，就在大廳地面鋪上一張或二張竹蓆，可以有一二十人席地而坐，小圓桌似的大錫盤上，放置菜、飯、水果、紙巾，用餐後鍚盤端回廚房，竹蓆捲收妥當，又讓出一個空闊簡淨的客廳。
阿草說：「台灣人應該不習慣，越南的房間都沒有一間一間隔起來。」
隔間所代表的現代生活、隱私權、獨立等意涵，也隨著返鄉越勞帶進農村生活。原本的傳統房舍裡，床是客廳的一部分，入夜罩上蚊帳就可安睡，晨起後蚊帳一收又可以當坐椅、桌面，方便又省事。但村子裡出國返鄉後搭建的新房裡，有志一同使用水泥牆將臥室與客廳隔開了，原有交錯使用的大空間被劃成一格格單一用途的隔間了，侷促且永遠不夠用。
阿草的房子是老屋新修，外牆漆黃、滾綠邊，一樓仍維持傳統的客臥兩用的大間，客廳裡兩張大木床各據一側；二樓是大兒子的新房，水泥牆隔出長方形的私密臥房，牆上掛有經過柔焦處理的婚紗照，木床加疊了嶄新的彈簧床，花色活潑美麗；樓梯再往三樓，像工地一樣的半成品，裸露的水泥與沙石。
阿草忙擺著手說：「不要看了啦，沒錢再蓋上去，就蓋一半了。」
蓋一半，還是蓋了；留著沒上磁磚的水泥樓梯，預示著未來還要再加蓋。我在很多越南農村的新屋裡，看到這種蓋一半的情形，像是給屋主的警惕與提醒，等待再一次出國完成未竟的夢想。
之後，一年又一年，不管出國與否，挖東補西，也就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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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草到台灣工作第三年，匯錢回家指名要買一台粉紅色的中型冰箱。那時電視早已普及，村子裡有冰箱的人家還不算多，阿草等不及在電話中殷殷告誡子女：「吃不完的東西冰起來，不要丟掉。台灣人這麼有錢都這樣了，我們也不能浪費。冷凍庫還可以做冰棒吃。」
但冰箱必須二十四小時插電，在家裡幫阿草照顧孫子的母親捨不得耗電，也因為村子裡經常無預警的停電，冰箱便多半閒置未通電。沒吃完的菜、飯，一如往常倒給豬或狗吃，並無浪費。
長途國際電話很快被移工專用的電話卡取代了，一百五十元可以通話數十分鐘，廉價但不好使，每次撥打電話號碼前要先輸入長長的序號認證，萬一接不通或錯接了就要從頭再來，專為窮人設計的壁壘重重，千里踉蹌，一線通訊考驗不在場的親情是否牢靠。
說是思鄉情切，但電話裡多是虛言，心情低落不能訴苦，身體不適只能硬撐，蓄積的眼淚總是掛斷電話後才任性流洩。不然又怎麼樣呢？看不見、碰不到的想念，所有的情緒都像在密閉空間迴繞，不確定的低氣壓，聽不見的悶雷。
大兒子上國中後學習不好，阿草每要指名找他說話，他總是耍酷不多言。阿草千叮嚀萬囑咐，嘮嘮叨叨不知如何演練缺席的母職才好，兩人隔空完全沒有交集。這是第一個孩子，阿草沒經驗，母親在電話裡安慰她：「沒關係，他以後就會懂了。」
以後？要多久？她遠在千里外，對兒子細微的變化一籌莫展。
泰山的老闆家樓下有一名中學生，常見他穿著制服戴著耳機哼著歌等公車，見到她會點頭示意叫阿姨。阿草於是虛心向他請教，輾轉在夜市裡買了時髦的耳機連在小小的光碟播放器上，銀白色一體成型，足以讓兒子在學校裡炫耀時至少會想起母親。
「好用嗎？那個隨身聽在台灣很流行哦。」阿草在長途電話裡探問如邀功。
「還不錯。」大兒子清楚下了指示：「我要F4的CD。」
約滿返鄉時，阿草特地買了一台最新型的桌上型電腦，只是當時偏鄉上網費用太貴，終究只能放在客廳給兒子練打字、放音樂。鄰居們上門來圍著新電腦摸摸弄弄，豔羨讚嘆，每個青少年都暗暗期待自己的父母也到海外工作。
但這台電腦竟好似阿草與孩子間無言的關係，虛有其表的禮物，欠缺實質的連線作用，跑不動雙向溝通。
不插電的冰箱，是客廳裡的粉紅色置物櫃，且不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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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台灣開放引進越南移工的第三年，范氏草約滿返鄉了，客廳裡的電話、冰箱、電腦令人目眩神迷。
阮氏問將兩個兒子留給姊姊照顧，為飛去台灣掙錢而籌錢受訓。說是受訓，也不過就是做家事。做家事誰不會呢？洗衣機、烘衣機簡直太省事太神奇了，電鍋、微波爐也是家務好幫手，唯獨使用瓦斯爐仍有些許戰戰兢兢，但多用了幾次點火，也發現安全得很，有的燒水壺水沸了還會嗶嗶作響。
「真是好進步啊。」阿問回家跟大兒子說。
才八歲的他，聽得入神：「好進步啊，以後我也要去。」
「我一定會買比河內更好的東西回來。」阿問說，宣誓般的承諾。
台灣人也喝茶，但程序和要求都多。仲介提醒她們千萬小心別亂幫老闆洗茶壺，有錢人喜歡一直泡著茶水「養壺」，一年又一年，愈養愈名貴。那茶壺小小一個要是洗壞了，就完了，仲介說價錢是女傭一整年的薪水呢。
可惜阿問沒有遇到好雇主，事實上，她根本沒有見到那位雇主一面，一次也沒有。事後想想，那個雇主也許只是台灣仲介謀利的人頭吧？阿問的居留證上，雇主家的地址在基隆，來台灣前仲介說是照顧中風的阿公，甚至明確說出阿公體重七十五公斤，阿問要練練手臂力氣。但中風阿公像一個謎，從來不曾在阿問的旅途中出現，作用只是給了阿問一紙合法聘僱契約書。
打從一抵達台灣開始，阿問就被仲介帶到嘉義，說是「暫時」照顧另一位阿嬤。阿嬤能走，但平日多靠輪椅，有了看護更全面依賴阿問每天抱上抱下代為行動，餵食、洗澡、排便、按摩、餵藥……都是耗力氣的工作，每週有三天，阿草要推輪椅送阿嬤到醫院復健。
南方夏日，柏油路發燙，阿問汗流浹背地走在沒有蔽蔭的大馬路上，還要幫阿嬤撐陽傘，有時她想把傘撐高一點，兩個人都能免於曝曬，但阿嬤的手臂就會受到陽光斜射，枴杖直接揚起就敲打阿問的手。於是她只好買了一頂草帽，走著走著汗流進眼睫，看不清路，略有顛簸，阿嬤又叫起來。
那一路，也不過二十分鐘，像個冒白煙的噩夢。酷熱的夏天，反光發白的街道，全世界都在午睡了，只有她與老人在路上奔波。阿問因此記得醫院附近那家超商，叮咚一聲進去就是冷氣，她每經過那裡，只希望能進門喝杯冰水。
一次她鼓起勇氣說要買水喝，阿嬤盯著她，從口袋裡掏出二十元，總算兩人才首度踏進那個避暑的叮咚世界，樂聲一響冷氣就迎面撲來，阿問目眩神迷地挑了瓶最便宜的礦泉水，一口灌一口抿沁涼直達胃壁，簡直像收訊不良的老舊電視被突來的電波干擾插播，閃閃爍爍如幻似真的光華流影，啊，天堂！那是唯一一次，阿嬤主動買水給她喝，這份恩情隆重到阿問就此記掛一輩子。
一直到三個月後另一位來自越南的看護工來了，阿問就失了業。她搞不清楚到底怎麼回事，原本的中風阿公不需要人照顧了嗎？阿問和一群逃逸移工住在一起，但她不像他們這麼勇敢、瀟灑，她的居留證是合法的，她甚至沒有田地可以抵押還要向姊姊們借地契舉債才換來這個合法打工的身分，她不願輕易失去。
愈不敢失去，愈受制於人。
仲介帶著她在台灣四處遷移，到果園做採收裝箱的重體力勞動、到家庭式鐵工廠輪值大夜班……她依稀知道自己去過南投、台北、基隆、新竹，但這些地名對她而言都不具任何意義，四處遷移其實與逃亡無異，問太多仲介就光火。她隱隱知道自己的居留證是合法的，但工作是非法的，那個曖昧不明的界線，使她更依賴仲介，不敢反抗。有假日也不敢出去，分明居留證是合法的，但她一再練習著說明為什麼她人不在基隆，甚而害怕萬一警察打電話問老闆怎麼辦呢？根本不是她的錯，但她默默接受了好像自己才是那個犯法的人。
二年約滿，阿問的所得與付出幾乎打平，非法工作有太多等待的空檔，四處遷移也實在耗去太多額外的花費，每個月薪水總有奇怪的不知名目的扣款。就這樣落魄返鄉，什麼都沒賺到，白忙一場。
相較於阿草的風光返鄉，阿問簡直徹底是個失敗者，是個笑柄。運氣從來不站在她這邊。但阿問不服輸。她從來就知道退路無多，只有往前。她的一生中輸掉的太多，剩下的只有勇氣。
一無所有的人沒什麼好瞻前顧後，少輸就是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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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光返鄉的背後，是阿草的坐困愁城。她出國開了眼界，確實也比較有自信，膽子大了些，也學了不少文明派頭，家用穿著都講究些。她決定不再種田，太累太苦太沒前途，畢竟她是村子裡第一個出國的女人，所有人都睜大眼睛看，蹲下去耕作像是走回頭路。
把田地分租他人，阿草批了些雜貨臨街做起小生意，穿著乾淨體面的衣服如願當上老闆娘。但資金不足，地點不佳，村子裡三五步就有一間小鋪賣著一樣的零食雜貨口罩，天天守著店面也掙不到什麼錢，不到半年終究收攤關門。回家了，撐出點昂揚場面以慰親友是一定要的，但不必太勉強，村子裡都是明眼人，犯不著虛張聲勢。阿井不管用，眼下她還是家裡主要拿主意的人，對未來的盤算需要多費些心思。
出國前的困境原封不動擺在眼前。阿草幾乎是別無選擇地又再度離鄉。
彼時越南看護工在台灣十分搶手，仲介大力宣傳越南女傭乖巧聽話，容貌習俗都相近，中文又學得快，於是二○○五年阿草順利來到台灣南部，在高雄鄉下照顧中風的阿嬤。阿嬤脾氣不好，但身體殘了，能動肝火指揮阿草的有限，她的子女若不在大城市就是出國了，住得稍近的一二個月來探望一次，逢年過節全回家了就有二十幾個人。
阿嬤節儉，錢捨不得花，也不肯對兒孫開口，每個月留給阿草的買菜錢實在不夠用，有時還要阿草在早市收攤前匆匆去搶買降價求售的萎爛蔬果。後來阿草在院子裡試著翻土、播種一些好長的蔬菜，這才驚覺台灣南部的土地真肥沃，土地自我復元得豐沛，種子一撒就欣然冒生，從他處移植來的苗木，也落地就生了根。
栽種除草多半在清晨阿嬤還沒起床前完成，既沒妨礙阿草既有的工作，也沒花到雇主的錢，後來阿草愈種愈多，一主一僕才有更多的菜色可供挑選。阿草栽植有成，滿園綠意，香蕉和木瓜都吃不完，絲瓜、大陸妹、高麗菜……全是城市人最愛的有機農作。阿嬤的子女們假日來探親，臨走時採走一車子的農作收成。
「阿草你太厲害了！這沒灑農藥，真正的有機蔬菜。」阿嬤的大女兒說，過年時，額外給阿草一個大紅包。
她於是有了更多正當性可以待在菜園。其實，阿草從來不愛農作，在鄉下種菜，主要是逃離愛發脾氣的阿嬤，讓阿草尋得一個喘息的空間，不必受到阿嬤無時無刻的監看。阿嬤雖能生活自理，但見不得下人閒著沒事，如今阿草種了菜，不但生活花費少了，子女還在收成時期更頻繁返家，明顯是雇主獲利得多。種植最終成為勞雇關係間的平衡點，阿草從中獲得實質的成就感，及部分脫逃的自在空間。
「那個土真好，那個陽光和雨水，真是好好種。」阿草說，相較於北寧農地的乾瘠、雨量不可掌握，高雄的沃土簡直有不勞而獲的錯覺。
人不親土親。爾今想來，種菜竟是阿草在台灣最美好的回憶。青草遍野，生機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