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儒風俠骨鑄真情（簡體書）

杜甫，身后才被歷史發現認同，尊奉為“詩圣”，享千秋聲譽。彰顯他因以家園民生之深思大憂融進詩歌，又將詩歌注入生命深處，變移古典詩風趨向，嘗試并構建起人工勝天然的新美學范式，掣領后世潮流。本書以生動、鮮活的“美文”來完成對古代作家的解讀和評說，在形式上具有可讀性和吸引力。作家與作品有著不可分割的契合，二者雖然互為因果，相依相存，但仍各為本體，各具重點、中心。

孫玲玲，女，1988年8月生，河南鶴壁人。本科就讀于山東大學文學院，現居于北京。熱衷于中國古典文化，在相關雜志上發表過文章若干篇。

前言
第一章 夢回大唐
第一節 盛世唐朝：“開放”與“浪漫”的國度
第二節 安史之亂：一首由盛而衰的“變奏曲”
第三節 唐朝星光璀璨時
第二章 杜甫的人生四部曲
第一節 “開口詠鳳凰”——早慧的童年
第二節 “裘馬頗清狂”——漫游的青年
第三節 “旅食京華春”——長安十年
第四節 “天地一沙鷗”——飄零的晚年
第三章 儒風俠骨鑄真情
第一節 “乾坤一腐儒”
第二節 “儒者俠骨香”
第三節 “千古一情圣”
第四章 千古詩圣，萬古流芳 前言
第一章 夢回大唐
第一節 盛世唐朝：“開放”與“浪漫”的國度
第二節 安史之亂：一首由盛而衰的“變奏曲”
第三節 唐朝星光璀璨時
第二章 杜甫的人生四部曲
第一節 “開口詠鳳凰”——早慧的童年
第二節 “裘馬頗清狂”——漫游的青年
第三節 “旅食京華春”——長安十年
第四節 “天地一沙鷗”——飄零的晚年
第三章 儒風俠骨鑄真情
第一節 “乾坤一腐儒”
第二節 “儒者俠骨香”
第三節 “千古一情圣”
第四章 千古詩圣，萬古流芳
第一節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
第二節 浣花溪畔的那座草堂
第三節 人日節——“詩圣”的節日
結語
唐朝大事年表
參考書目
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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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盛世唐朝：“開放”與“浪漫”的國度
一、“以人為本”與“任人唯賢”
在中國歷代的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難得的有遠見、有謀略、有氣魄的封建統治者。在他在位的二十多年中,唐朝政清人和、國泰民安,出現了繼漢朝“文景之治”后的又一個治世——“貞觀之治”。美國著名學者威爾?杜蘭特(1885～1981)在《世界文明史?東方的遺產》卷中說：
唐太宗中國之所以能夠再邁進一個偉大的時代,部分是由于與匈奴血統的混合,部分是由于佛教的傳入而引起的精神上的刺激,再一部分是由于中國最偉大的帝王之一太宗的賢明。［美］威爾?杜蘭特：《世界文明史?東方的遺產》,華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515頁。
而太宗之“賢明”最主要的體現就是堅持“以人為本”的治國思想和“任人唯賢”的用人制度。他曾反復對臣下講：“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貞觀政要?務農》。正因為意識到人民才是國家的根本,所以太宗施行了一系列寬刑罰、薄賦斂的撫民安民政策。
與隋代的嚴刑峻法相比,唐朝的律法是很寬大的：“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各二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徙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唐律》。為了防止司法機關濫用刑訊,造成“屈打成招”的冤案,太宗下令嚴禁對罪人進行“鞭背”,違反者將被處以“杖六十”的刑事處分；如果有執法者“恐迫”致犯人死,則將以“過失殺人罪”論處。此外,他還“新覽冤獄”，“親錄囚徒”,對死罪的判處非常慎重。據說貞觀四年(630),唐朝僅判處死罪者29人,“幾致刑措”,至今仍被傳為美談。
對待罪犯如此,對待遵紀守法的普通百姓更要寬容有加。太宗常對臣子說：“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為了避免重蹈隋朝的覆轍,他先后施行了一系列輕徭薄賦的政策,減輕人民的負擔。高祖武德九年(626),剛剛登上皇位的太宗就下詔減免關中地區兩年的租稅,全國的成丁也可免去一年的徭役。貞觀六年(632),山東地區大旱,他又立即下令免去山東諸州當年的各項租稅；貞觀七年(633),山東、河東三十州遭遇大水,太宗不僅減免了受災地區的租稅,還遣使賑災撫恤。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筒車示意圖俗話說“民以食為天”,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中,在位者能否很好地落實“以農為本”的政策與國家的興衰成敗有很大關系。雖然統治者大都懂得這個道理,但是真正能將“農本”政策落到實處的卻少之又少,為了滿足一己之私,他們不惜實行擾農傷農的政策。太宗李世民則不然,他不僅懂得“國以民為本,人以衣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貞觀政要?務農》。的道理,而且還積極施行了一系列“重農興國”的政策。首先,他大力推行均田令,將人多地少的狹鄉之民遷往人少地多的寬鄉之地,甚至還將國家閑散的苑囿苗圃分給無地的農人耕種,這就使得大量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獲得了土地。其次,積極勸課農桑。為此,太宗恢復了廢棄數百年已久的“藉田儀式”。據《舊唐書?禮儀志》記載,貞觀三年的正月,太宗“親祭先農,躬御耒耜,藉于千畝之甸”。此舉一出,舉國上下莫不“駭悅”,百姓重農務農的熱情重新高漲。勸課農桑的同時,太宗還明白“不違農時”的道理。貞觀五年(631),皇太子要舉行冠禮,禮部官員援引陰陽家的吉日說建議在二月舉行,可是太宗想到二月正是春耕農忙的時節,就力排眾議將冠禮改在了秋后農閑的十月。太宗本人很喜歡狩獵,但是為了不妨礙農時,他也多把狩獵時間選在十月、十一月這樣的農閑時節。太宗這一系列“重農貴農”的努力沒有白費,貞觀十六年(642),大唐帝國的農業獲得全面豐收。據史書記載,當時全國的米價每斗只需五枚錢,最賤的地方每斗只要三枚錢。貞觀末,全國的人口也由唐初的200多萬戶增加到380萬戶,人口總計達2660萬之多。隨著人口的增加,大唐帝國的版圖也逐漸擴大,它北達貝加爾湖,東到大海,南接林邑(今越南中南部),西至蔥嶺(今帕米爾高原一帶),總面積達1250多萬平方公里,是當時首屈一指的世界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