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五四現場：一九一九，一個國家的青春記憶

這本書是描寫五四的，讓人們看到，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曾經有那麼一個輝煌的時代。諸子放恣，處士橫議，百家之言盈天下。主張文學改良的，主張保護國粹的，主張三綱五常的，主張個性解放的。這邊要打倒孔家店，那邊要把孔儒升格為宗教，思想的多元化，創造了眾生喧嘩、精彩紛呈的劇場效果。有人把它稱為文學革命運動，有人把它稱為新文化運動，也有人把它稱為啓蒙運動。

葉曙明，廣東作家。1980年起開始寫作，並從事圖書編輯出版工作，曾任職於花城出版社、廣東省出版總公司、廣東《瀟灑》雜誌社、廣東教育出版社。創作以歷史、散文、小說為主，出版了《軍閥》、《草莽中國》、《百年激蕩：20世紀廣東實錄》（三卷）、《共和將軍》、《大國的迷失》、《廣州舊事》、《其實你不懂廣東人》、《重返辛亥現場》、《國會現場：1911—1928》、《中國1927：誰主沉浮》等十幾部著作。

序章：「五四」視野中的香港史書寫
一. 不同史觀的香港研究
二. 「五四」精神的多樣性和兩歧性
三. 「五四」與「香港」的關係
四. 研究「五四在香港」的意義
五. 本書各章内容

第一章 五四運動的思想脈絡
一. 五四史上的香港與香港的五四史
二. 定義「五四」：廣義與狹義
三. 「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的傳播
四. 「五四」學潮之擴散
五. 五四運動的精神變調
六. 五四運動的精神破產
七. 小結

第二章 「五四在香港」的播散
一、從中心到邊緣：「五四」的擴散
二、報道：「社論」的「五四」反響
三、報刊報道：「五四」排日風潮在港擴散和港府的防範措施
四、排日熱潮在港升溫：「持傘遊街案」
五、「持傘遊街案」後之輿論餘波
六、抵制日貨之有限迴響：街頭行動與日貨銷情
七、小結 135

第三章 「五四在香港」論述重探
一、「五四在香港」的研究及反思
二、陳謙的「五四」回憶
三、重回歷史場域
四、走出「五四在香港」的話語迷思
五、香港中史教科書上「五四運動」內容的時代變奏
六、「五四在香港」引發關於香港史書寫的反思
七、小結

第四章 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香港之「五四」回望與利用
一、由「國」而「地」：二戰時期的香港「五四」紀念
二、從「由國而地」到「由地而國」：冷戰時期的香港「五四」紀念
三、「由地而國」：六七十年代報刊的「五四」紀念文章
四、「即地即國」：面向「九七」的「五四」紀念
五、小結

終章 香港與「五四」的未竟理想

附錄
附錄一 香港五四紀念活動列表（1939－2013）
附錄二 《智識份子的道路─慶祝第四屆五四文藝節紀念特刊》
附錄三 《文藝三十年》目錄
附錄四 五四認知問卷調查
附錄五 2004－2013 香港五四青年節綜述

參考資料及書目
後記

上篇 啟蒙

第一章 價值崩潰的年代

 

一場未遂的五四運動

五月，在中國的近代史上，究竟具有怎樣的一種特殊意義呢？這是個不解之謎。

中國的知識界，與五月似乎有着某種難以解釋的宿命關係。許許多多與知識界相關的事情，都在這個月份醞釀、發酵、爆發，然後長遠地影響着中國的歷史進程。

一八九五年春天，北京聚集着大批從各省上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已經考試完畢，正在等待放榜。四月，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中日兩國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及遼東，賠款二萬萬兩的消息，像一顆炸彈在京城炸開了，把大大小小的京官、舉人們炸得血脈僨張。從四月十四日開始，各地舉人的公呈，像雪片似的飛到都察院，呼籲朝廷拒絕簽約。一位臺灣省籍舉人，在衙門外捶胸頓足，號啕痛哭，長跪不起，為臺灣民眾向朝廷請命，圍觀之人，莫不潸然淚下，感同身受。

這批奔走呼號的「知識分子」當中，有兩個廣東人最為活躍，一個是康有為，一個是梁啟超。

康有為，廣東南海人，生於一八五八年，原名祖詒，號長素。早年在家鄉時，閱讀各種新書，如《西國近事彙編》、《環遊地球新錄》等等，開闊了眼界。後來他親身遊歷香港，感受到西方文明，治國甚有法度，絕不是中國人所說的「夷狄」，於是大購西方書籍（譯本），大講西學。一八九一年，康有為在廣州開辦「萬木草堂」，主持完成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大發求仁之義，而講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鼓吹從最高層的王權入手，由上而下改造中國。

梁啟超，廣東新會人，生於一八七三年，字卓如，號任公。他十二歲進學，十七歲中舉，人稱神童，滿腹訓詁詞章之學。自從聽了康有為如「大海潮音，作獅子吼」的講學後，幡然猛醒，有如桶底脫落，豁然貫通，始覺自己肚裏的全是「數百年無用舊學」，於是改轅易轍，追隨康有為左右，絳帳侍坐，執經問字，北面備弟子禮。當時康有為還只是個秀才，梁啟超以舉人的資格，倒過來拜秀才為師，傾力提倡新學。康長素有了這個得力助手，如虎添翼。

四月的北京，紫藤花開，柳絮飛揚，空氣中充滿了不安。為了阻止朝廷簽約，梁啟超先是聯合了廣東舉人麥孟華、張壽波等人上書，被都察院拒絕了。其後湖南舉人們得知，也積極參與，挺身而出的公車愈來愈多，力言臺灣萬不可割讓。

康有為、梁啟超起草了一份一萬八千字的請願書，據說，五月二日，康有為聯合在京會試的公車一千三百多人，於松筠庵會議，共同署名上書光緒皇帝，並齊赴都察院遞交請願書，被都察院拒收。這就是在所有中國近代史書上都少不了的「公車上書」一頁。

對這一事件，梁啟超的描述是：「甲午敗後，（康有為）又聯合公車千餘人，上書申前議（指變法之議），亦不達。世所傳公車上書記是也。」1

康有為的描寫比較詳細：「時以士氣可用，乃合十八省舉人於松筠庵會議，與名者千二百餘人，以一晝二夜草萬言書，請拒和約、遷都、變法三者，卓如孺博書之，並日繕寫…… 遍傳都下，士氣憤湧，聯軌察院前里許，至四月八日投遞，則察院以既已用寶，無法挽回，卻不收。」2

這個被歷史學家稱之為「是自十二世紀宋朝太學生發動的知識青年救亡運動以來，絕無僅有的第二次」的大事件，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節點，它象徵着傳統知識分子在近代社會的角色轉換。然而，這一幾近定案的事件，後來頻遭質疑，有人認為所謂「公車上書」，是康有為出於急功近利、虛榮自負的心理編造出來的。

證據是，當年五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公車上書記》序中承認，五月二日那天，舉人們「聞局已大定，不復可救，於是群議渙散」，3並無示威請願之事。軍機大臣翁同龢當日的日記，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賬，也沒有出現過一千三百名公車到都察院遊行上書並且被拒的事情；宮廷檔案顯示所有上書均達御前，所謂都察院拒收上書的說法是不成立的。因此，作為康有為後來在自編年譜中所描繪的「公車上書」歷史事件並不存在，「頂多只能稱作『公車集會』或『公車擬上書』而已」。4

這種質疑，在史學界漸漸佔據了上風。

「公車上書」事件究竟有沒有發生？

事實上，公車上書真的發生了。當《馬關條約》的噩耗傳開後，最先向朝廷力爭反對的，是一批中央和地方官員，這不奇怪，因為首先知道消息的，是官場中人，但很快在京的舉人們也知道了消息。

按《公車上書記》的序言所說，那些天到都察院上書的公車，絡繹不絕。四月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二十八、三十日，是都察院雙日堂期，「察院門外車馬闐溢，冠袵雜遝，言論滂積者，殆無虛晷焉」。前來上書的公車，一波接着一波。四月三十日，由梁啟超領銜八十名廣東舉人上書。根據史料顯示，僅五月二日那天，都察院就接到七省舉人的八批公呈，簽名者三百四十二人；而且在其後幾天內，依然紛至沓來，直至五月八日，因簽約之事已塵埃落定，爭無可爭了，才告平息，上書總量三十一件，簽名者一千五百五十五人。

以官方檔案沒有拒收上書的記錄，證明沒有「上書被拒」一事，似乎不夠說服力。都察院對根本沒有接收的上書，是否還會記錄在案？這是一個疑問；官方檔案有沒有弄虛作假？這是另一個疑問。根據其他記載，當時被拒收的上書，不止一份。經驗告訴人們，官方文書，文過飾非、胡編亂造之處甚多。

事實也許是這樣的：當年的松筠庵，是不少公車碰頭聊天的地方，每天熙來攘往，喧囂熱鬧，而上書的事情也是在這裏商議出來的，至於有多少人具體參與了商議，有多少人是口頭附議贊成，有多少人是來坐坐聊天的，有多少人是真正畫押簽名的，並無一個準確的數字。而後來康、梁為了壯大聲勢，時而說有一千二百人，時而說有一千三百人，時而又說有三千人，在當時政治勢力尖銳對峙的環境下，可以諒解，簡單地斥為「不嚴肅、不負責、隨心所欲」，未免過於簡單。在許多群眾運動中，把三五千人的集會，說成是十萬人大會，也是常有的事情。

準確的人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一千三百名舉人在松筠庵會議上簽名請願並上書被拒一事，是否子虛烏有？《公車上書記》序言交代得很清楚：他們的計劃，原定是五月四日向都察院上書的。如果付諸實行，那真是一種驚人的歷史巧合，一場發生在一八九五年的五四運動，將永垂青史。可惜，因為五月二日聽說皇上已經在和約上蓋了國璽，大局已定，公車們請願阻止，已經太遲了。《公車上書記》的序言說：

 

（五月二日）是時松筠庵坐中議者尚數十百人，咸未稔用寶之舉，但覺氣象愁慘，相對欷歔，憤悒不得語，蓋氣機之感召然耶？是夕議者既散歸，則聞局已大定，不復可救，於是群議渙散，有謂仍當力爭以圖萬一者，亦有謂成事不說無為蛇足者：蓋各省坐是取回知單者又數百人，而初九日（三日）松筠之足音已跫然矣，議遂中寢，惜哉惜哉。

 

公車們還沒去請願就散伙了。後來在康有為自編年譜中，繪形繪色地把事件描述為「士氣憤湧，聯軌察院前里許，至四月八日（即五月二日）投遞，則察院以既已用寶，無法挽回，卻不收」。留意「至四月八日」一句，可知舉人們「聯軌察院前里許」，是五月二日之前的事情。與他前面所述互相對照，可以肯定， 五月二日由於和約已成定局，大部分舉人都散去了，集體請願的計劃「議遂中寢」。康有為即使堅持去都察院上書，也絕沒有一千三百人同往的盛況。至於後來不少歷史書所寫：「五月二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則完全是文學化的描寫了。

這種文學描寫，究竟最早出自何人筆下，是康有為和他的門徒自吹自擂，還是別人添油加醋，都無關宏旨，但無論如何，一八九五年五月在北京舉人們不僅僅是「集會」，也不僅僅是「擬上書」，而是確實上書了，不是一份，而是三十一份；不是一千三百人，而是一千五百五十五人。因此，要說虛構，只能說時間、人數上有差異，具體到「五月二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這一細節是虛構的。

不管這一系列「公車上書」事件，是反對簽約的官員們在幕後操縱的，還是康有為、梁啟超挑頭組織的，也不管五月二日那天到底有沒有上千人去都察院請願，這些都無礙於我們觸摸當年知識分子們搏動的血脈。

一八九五年的「公車上書」，與宋代的太學生伏闕上書，請求抗金，有本質的不同，它不僅開啟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問政之風，更重要的是，它把個別事件引向了國家政治改革的方向，製造了一場社會運動。許多在北京參與上書的知識分子，在回到各自的省區後，組織起各種民間的壓力團體、議政團體，成了清末政治改革運動的中堅力量。

與宋代太學生伏闕上書，相隔了七百六十多年，時代畢竟不同了。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這個獨尊儒術兩千多年的老大帝國，面臨着十字路口。

在西洋的堅船利炮面前，中國的各種沉痾宿疾、疑難雜症，一時俱發。當年金人入侵中原，帶來了遊牧文化，而現在西洋大炮帶來的是工業文明。東方中古時代的農業文明，打不過西方現代的工業文明，中國必須「師夷長技」，走變革之路，才有復興希望。當其時，以魏源、林則徐、郭嵩燾、徐繼畲、梁廷枏等人為代表的一批有識之士，主張經世致用，在萎靡洩沓的社會環境中，不斷呼籲變法。他們翻譯和編寫了不少介紹「夷情」的書籍，為人們打開了觀察另一個世界的視窗。其意義，殆與劃破黑夜的閃電相同。

風氣之開，甚於迅雷。經世派一出，思想界風雲迭起。歷經太平天囯、甲午戰爭之變，中國國勢的衰弱，民族精神的沉淪，已到了人命淺危、朝不慮夕的險境。學習西方工業與科學技術，乃從林則徐時代幾個孤臣孽子的拚死呼號，逐漸為朝廷所接受。於是有了洋務運動，造就了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沈葆楨等一批中興名臣。

中國的當務之急，既不是如何拒「夷」於國門之外，也不是如何為往聖繼絕學，重振舊政教，恢復舊綱紀，而是老老實實向西方學習。不管學習過程多麼痛苦與難堪，都無法迴避，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唯有硬着頭皮學下去。王陽明說「殺人當在咽喉上着刀」，此時此地，學習西方，就是振興中國的「咽喉」。

然而，咽喉找到了，怎麼着刀，卻依然頗費周章。這也是令中國士大夫們陷於極度焦慮的難題之一。如何把西方文明與中國文化傳統對接，賦予「學習西方」這一在前輩們看來有損國體的事情以正當性和合法化，是誰也繞不過去的一塊石頭。不是一句「尊王攘夷」或「全盤西化」的口號，就能輕易解決的。

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對推動中國社會的轉型，具有酵母之效。雖然仍未跳出儒家傳統「內聖外王」的套路，也談不上真正認識與學習西方文明，但它為中國學習西方找到了一個道德的立足點，說白了，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中學為體，中國特色也；西學為用，資本主義也。對於唱慣「漢家不通無禮之國」高調的士大夫來說，「中學為體」這四個字，至關重要，是不是「洋奴」的分水嶺，端在其中。從「尊王攘夷」到「尊王師夷」，中國往前邁出了蹣跚的一步。

歷史上每一場大戰爭，都會引起社會變革。不是推動社會往前走，就是拉着它往後退。自鴉片戰爭以來，「往前走」與「往後退」的兩股力量，在中國膠着爭持。繼同治中興之後，戊戌變法、義和拳之亂、立憲運動、保路運動，以及各式各樣的「改良」、「變法」、「革命」，連朝接夕，隨踵而至，最終釀成辛亥革命一聲炮響，滿清傾覆，民國創立。其間國家、民族、文化的命脈，存亡絕續，懸於呼吸，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用李鴻章的話來說，開亙古未有之變局，是一點也沒有誇張的。

推源溯始，中國的啟蒙運動，是因救亡而起的，它往往被視為救亡的一個途徑，或者說一種手段。因此，任何時候只要發現有更快捷的途徑，以救亡為己任的啟蒙者馬上就會來個急轉彎。

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梁啟超在上海創辦《時務報》（旬刊），每期三四萬字，由汪康年任總經理，梁啟超任總主筆。先後出版了六十九期，發表了一大批鼓吹變法的政論文章，一紙風行，高峰時每期銷一萬七千份，成為國內最受歡迎的一份報紙。

梁啟超的《變法通議》，就是《時務報》上的一顆重磅炸彈，他大聲疾呼：中國的官制必須改革！教育制度必須改革！科舉取士制度必須改革！中國變則存，不變則亡！字字擲地作金石聲，有如破山之雷，振聾發聵。梁啟超說：

 

自從和日本打了一個敗仗下來，國內有心人，真像睡夢中着了一個霹靂，因想道堂堂中國為什麼衰敗到這田地？都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變法維新」做一面大旗，在社會上開始運動，那急先鋒就是康有為梁啟超一班人。這班人中國學問是有底子的，外國文卻一字不懂。他們不能告訴人「外國學問是什麼？應該怎麼學法」？只會日日大聲疾呼，說「中國舊東西是不夠的，外國人許多好處是要學的」。這些話雖然像是囫圇，在當時卻發生很大的效力。5

 

梁啟超被後世稱為中國第一代的啟蒙大師。當年他在武昌拜會張之洞，張之洞以迎欽差的規格，大開總督衙門的中門、暖閣相迎，只差沒有鳴炮致禮。可見他的名氣之大。梁啟超的成就，遠在其師康有為之上，進入民國以後，經歷了張勳復辟，康有為的名字已經臭不可聞了，但作為康門弟子，梁啟超在風起雲湧的新文化運動中，仍能別開生面，自成一家。

梁啟超文章之所以大受歡迎，除了觀點新穎外，文章風格，突破所謂桐城古文與八股時文的束縛，亦為重要原因。梁啟超自稱：「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6

「新文體」—第一代的現代白話文出現了。

由於讀者喜歡，許多報刊競相模仿，一時風靡全國。人們又稱之為「時務體」或「新民體」（《新民叢報》是梁氏主辦的另一份報紙）。白話文先鋒胡適總結，「新文體」受歡迎的原因：一、文體的解放，打破一切「義法」、「家法」，打破一切「古文」、「時文」、「散文」、「駢文」的界限；二、條理的分明，梁啟超的長篇文章都長於條理，最容易看下去；三、辭句的淺顯，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四、富於刺激性。「筆鋒常帶情感」。7

 

1梁啟超《康有為傳》。《戊戌變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二○○○年版。

2《康有為自定年譜》。《戊戌變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二○○○年版。

3康有為《公車上書》。該書的序言署名「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即使不是康有為本人，至少也是他的親朋好友。

4姜鳴《天公不語對枯棋》。三聯書店，二○○六年版。

5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梁任公近著》（下），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二三年版。

6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四年版。

7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集》（三），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