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復觀全集：論智識分子（簡體書）

本書是徐復觀先生散見于各處的關于智識分子論文的結集，內容涉及智識分子的歷史性格、立言處世、社會責任、學人之間的交往，以及不同歷史時期，對歷史發展起到重大推動作用的知識分子的人格魅力等諸多方面。此書對于把握中國智識分子的性格及歷史、命運問題，對于從傳統深處發掘儒家精神的內在生命力，把中國固有的人文精神傳承并光大，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錢先生并不認為專制是好的，而是說中國歷史上并沒有專制，不可以用專制的名稱；所以由秦所建立的專制政治，錢先生在《國史大綱》中稱為“第一次統一政府之出現”。然則周初“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封建政治，不是“統一政府”嗎？他用這個籠統的名稱，便把秦是中央集權、個人專制的政治特性，隱瞞過去。不過這個名稱雖然籠統，但還可以沾到一點邊。錢先生對漢代所繼承的大一統的專制政治，卻賦與以“平民政府”的名稱，因為劉邦及其功臣，多系平民出身的原故。對宣、元、成三帝時代的政府稱為“士人政府”，因為有許多士人加入到政府里面的原故。并總結說“自此漢高祖以來，一個代表一般平民社會的素樸的農民政府，現在轉變為代表一般平民社會的有教育有智識的士人政府，不可謂非當時的又一進步”。從錢先生看，這都不是專制政府。錢先生的說法中有兩個問題須先提出討論：第一個問題是他認為由平民出身取得政權的，便是平民政府；等于說本是由擺地攤而后來發大財的人，只能算是地攤之家，而不可稱為豪富之家，是同樣的可笑。陳涉以雇農起兵稱王，六月而亡，但他的雇農老友去看他時，尚驚嘆為“涉之為王沉沉者”。錢先生想沒想到叔孫通制的朝儀第一次應用時，“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在“置法酒”時，“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想沒想到漢繼承二十等爵，二十等爵的最高爵是列侯，列侯之上還有“諸侯王”，諸侯王之上才是皇帝，所以皇帝與平民的等差是二十三級。想沒想到劉邦何以要屠戮同樣平民出身的有能力的功臣如屠戮犬羊，連蕭何以“相國”之尊，要把他下獄便下獄，要放出來便放出來，不需要任何理由。何以要把政權交給呂后手上，而呂后便能大王諸呂。何以他死后要郡國為他立廟，而在長安的廟每月要奉衣冠出來巡游兩次。更想沒想到與賈誼約略同時的賈山向文帝上書中述皇帝的威勢是“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大陸上幼稚的史學家，以為李自成們起自雇貧農，假定他們取得政權，便會以階級成分改變政權的本質。這實是與錢先生的史學，同一血脈。其次，是所謂代表一般平民的問題。不錯，漢高祖、文帝們的確是重農抑商，他們有程度不同的愛民觀念，后世開國之君，也多數只如此。但一個史學家應了解這種愛民觀念，系通過何種政治機構去實行，隨政治機構的好壞，而自然受到制約。提倡愛民觀念最強烈的莫過于周初，它是通過封建制度去實行的，其效果自然受到封建制度的制約。秦所建立的一人專制，本是要以自耕農及小手工業者為政權基礎的；但專制這套機構的本身，因皇帝與人民的地位懸絕太遠，要保護也保護不了。何況它必然很快地腐敗墮落，并使皇帝自然會驕奢昏暴，小人宦戚自然會得志，成為一切殘毒人民的根源。所以黃梨洲在《明夷待訪錄》的《原君》中，對“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的專制之君，指出“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這里最值得重視的，是“視為當然”四字。這類的話，西漢儒生不斷用“反秦”的方式向當時的皇帝說了出來。錢先生何以都閉目不睹。毛澤東不斷說“一切為人民”，不應認為他講的全出于虛偽。但他的“封建專制”的體制，使他得到恰恰相反的結果。這在今日中共的內部，也不能不沉痛地加以承認，因而發出民主自由的要求。這就是為什么史學家必須在政治社會制度之內來講人與故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