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觀世

序一

陳萬雄

張建雄先生是本人在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就讀時期的學長。在校期間，雖面識其人，並不熟悉，更説不上往來了。級別不同，學科有異，是很自然的。六、七十年代在農圃道的新亞書院，學生人數才不過幾百人，校舍仿如現今香港一間像樣的中學而已。所以，全校老師同學大都認識，最少有印象，這也是事實。何況張師兄是學校的運動健將，鋒頭甚勁。是近二十年，他活躍於著作界，我從事出版，才來往日密。

建雄師兄是銀行家，且因工作而長期寓居世界各地；退休後，更如自由飛翔的候鳥，時而上海，時而巴黎，時而世界各地旅途中。一年幾回，或鳥倦知還，或講學探親，返抵香港。近十年，每次返港他總約聚。雖見面機會不多，每相聚，有談不完的話題：談時勢，談旅行、談管理、談著作，談文化。同是農圃新亞舊侶外，我們職業雖然不同，卻都是"跨界別人"，以上"五談"也都是我們的同好和嗜談的。

這回建雄兄要出版結集《讀史觀世》，囑我寫序，並明示因我是讀歷史的。該書內容雖談論的仍是他本行世界政經，但不少篇章談的卻是歷史，尤其專章申述新亞創辦人、史學大師錢穆先生的史學思想和評論時勢的慧見遠識。通讀全書樣稿，其實不囿於專章闡述賓四先生和南懷瑾的史學和思想，且在談世界政經文章中，貫穿其間，是豐富的歷史知識和飽含歷史意識。建雄兄以前談政經的文章，學術觀點而外，時穿插個人親聞親見親歷的思考，這是他著作的特點，也是他眾多的讀者所以喜讀樂聞的原因。這本著作如斯富有歷史意識和重視歷史觀點，對我來説，自然要先睹為快，也謬謬然答允寫序了。

這裏，無意從歷史的內容與角度，去介紹和討論該書，序者實無此方面的學養。只從"歷史"作為切入點，談些想法，以就教於著者和讀者。

農圃時代的新亞書院的學制，大學一年班學生，不管學系，都要修讀"中國國文"和"中國通史"。相信當時的學生，對此兩門課，大都有可有可無、被迫修讀的感覺。新亞書院的"大學國文"，中，並且要通讀專書《孟子》。在芸芸眾多的中國典籍中，為何要特選《孟子》，當時的我們自然不甚了了。日後，我才曉得，同時期的台灣大學，所有大學一年班學生，都要修讀''中國歷史"和"大學國文"，"大學國文"中也選讀專書《孟子》，文學院生更要多讀一本專書《史記》。兩者課程設計，何其類似，自有教育的深意存焉。如果説新亞書院其時的課程設計，是出於守舊"土學者"的"老套"，然而其時主政台大的，不説校長傅斯年是留學德國的，其他重要教授如毛子水等等都是留美的，校內也不乏"五四"以來被目之為"洋派"和"西化派"的學者。一相對照比較，用不着詳細去説明，可思過半其矣。由之就可以認識到，其時新亞和台大的主政者和學者，真懂大學教育的宏旨，人才培育的真諦。大學生是一個國家社會的精英，不管日後從事何種行業，都是國家、社會發展的主導者。作為中國人的大學，學生之修讀中國歷史和中國國文，絕不囿於是一門學科知識，也不等同於別的學科。本國歷史和國文，關乎一個民族文化和精神價值的傳承，這是社會精英不能不認識的。歷史也是關乎人類社會透穿時空的一門知識和學問，是訓練人才綜合思維和人文學養的一門學科，只要

生息在人類社會中，尤其要擔當管理者，更是不可或缺。當前中、大學教育的主政者，純從教育專業與技術去看待歷史科和語文科，其不背離人才教育之原理，難矣！

我不諱言，張建雄師兄於今的"立功"與"立言"，除了是個人的才賦、努力等因素外，實得益於農圃新亞的着眼於全才培育、重視人文學養的教育宗旨和課程設計。所以他的著書立説，具有視野開闊，富歷史感，洋溢人文學養，懷抱文化精神的特點，固能軼出一專業一專家的局限。

序一 陳萬雄i

序二 張建雄v

緖論 ix

第一章 歷史的回顧 1

第一節 錢穆人生要旨 2

第二節 南懷瑾的歷史觀 15

第三節 外國領袖的感悟 20

第四節 歷史的共鳴 27

第五節 歷史的評語 34

第二章 美國篇 39

第一節 美國國勢 40

第二節 美國夢 53

第三節 美國變幻 63

第四節 美國文化 71

第五節 美國債務 84

第三章 日本篇 91

第一節 讀錢穆分析日本文章的心得 92

第二節 日本四十年循環論 102

第三節 日本思維的歷史 111

第四節 日本文化與經濟 121

第五節 迷失廿年 133

第六節 日本經濟管理 143

第七節 安倍經濟學 153

第四章 四小龍與金磚國的興起 165

第一節 金磚國通論 166

第二節 中國崛起史 175

第三節 中國市場的難度 189

第四節 台灣的兩難 199

第五節 台灣的文化與競爭力 214

第六節 新韓港的實力 225

第七節 印度的競爭力 239

第五章 歐洲與中東 247

第一節 歐盟概述 248

第二節 歐豬四國與餘波 256

第三節 歐盟強國的困境 268

第四節 歐盟指數的含義 282

第五節 中東危機 291

第六章 廿一世紀風險之前瞻 295

緒論

孔子是第一位民間史學家，春秋242年弒君36，亡國52。所以"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亦使"暴君污吏懼"。孔子説"知我罪我"都因春秋，倒也不必。春秋筆法："敘事重結果，不鋪述過程"卻令人有無限想像空間。孔子死後三百七十五年，又出了司馬遷，受腐刑而成大事，史記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記不乏怪誕之處。司馬遷漫遊全國山水之間，收集到的民間故事自然不少，今日之怪誕，古代是神話，不可深究。是時代之不同也。太史公之後，寫歷史都是史官，連唐太宗也想影響史冊，其他皇帝可想。所以魏晉南北朝史料，要到二十世紀的四大史學家來解説才令人明白。中間亦只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宋神宗看到評為"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才有面世的機會。《通鑒》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世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但《通鑒》成書，北宋亦去亡國不遠，很明顯宋徽宗並不重視司馬光之書，有好史書不好好讀。重用蔡京童貫之流，可見《資治通鑒》並未能發揮當世的效用。宋史要和遼金元史並讀，才知天下的大勢，唐則只知南方漢族的歷史，明史是漢族大翻身。而三百年後，又變成外族統治史，晚清至今兩百年，由極衰至小康是近三十年的事。1987年台灣解嚴，擺脱美國全盤控制的局面乃有中國大翻身的局面。2020年達小康，2050年與美國共治乃不變的大勢，中間自有阻力不足懼。

錢穆的影響

自從1966年就讀新亞書院，得知有錢穆的《國史大綱》了解到歷史的效用是令後人"曉事、知人、論世"，乃奉之為金科玉律，到年事漸長，閲歷漸豐，更知道歷史的可貴。到了入金融業工作，專從事國家風險、企業風險和個人風險的分析，更無法脱離歷史的軌跡。當然錢穆在其著作如《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人生十論》，更多次説明歷史是很多事件同流並進，有時並不相擾，有時發生衝突，所以結果不全是每次一樣。在金融界常意料不及的是了事件風險。正如當前美國要攻打敍利亞，欲行又止，只因太多其他事件正在發生，而美國亦無復"當年之勇"，只能以拖待變，但全球股市卻因此而大波動。美國聯儲局亦對其QE行動，欲行又止，豈非兩個事件的碰撞。世人看歷史，每逢九月，多有大事。中日戰爭的"九一八"、2001的"九一一、2008的"九一五"雷曼事件，都是不得了大事，這也是歷史的教訓，盛極必衰。羅馬帝國如此，大英帝國如此，大美帝國也只能步入歷史的軌跡，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從棱鏡門的史諾登逃俄，普京拒絕引渡，到英國無法支援攻敍利亞，都是從盛極而衰的指標。尼克遜的《領袖們》，亦是一個寫二戰後全球各領導的交往歷史。尼克遜唯一稱道的居然是二戰將軍麥克阿瑟，這位亞洲通留下無數歷史影響至今。對日本和中國的今天，人無限歎惜其行事約制了日本六十八年消散了。

丁卯年的勢頭

讀歷史最有趣味的是看演變的軌跡，南懷瑾在他所著的《老子他説》中，透露了他的發現，"丁卯年"是民族氣運與國運的轉機。最近一個是1987年，即改革開放後的第九年，中國人進入了盛世，可以長達二三百年，倒推三百年，即是康熙二十六年的"丁卯年"，即1687年，在康熙廿年，"三藩亂平"。康熙二十三年，台灣平。到康熙二十六年，連在後宮的孝莊太后亦去世，康熙真正地自主。開二百年盛世局面，到1895年《馬關條約》，賠日本二萬萬兩銀，才真正的衰亡。再倒推三百年的丁卯年，那是明朝洪武二十年的1387年，朱元璋"雄猜之主"，廢宰相、用重刑。但卻極看重學校，學校之盛，為唐宋以來所不及，以翰林院為儲才養望之地，到朱棣奪嫡。鄭和七下西洋，國勢大盛，及後才到張居正救亡。支撐到萬曆十五年（1587）亦有二百年的好辰光。再推前三百年，到967年的丁卯，那是趙匡胤開國八年的乾德五年，那是錢穆所説的"不堪言狀的分裂與墮落之後。中國又重新建立起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趙氏兄弟收拾了南方，平了北漢。但始終不能打倒契丹，所以宋朝並不富強，但文化大盛，亦焉知非福。回説1987年末的二十五年，經濟一帆風順，政治韜光養晦，外國雖然不斷有"崩漬論"，但卻無次準。因為二百年的運勢，其中雖有波折，仍然是向上，如何把握每次波折而得利才是正道，二十一世紀頭十年，美國人將箭頭指向中東，亦是彼此的國運也。

讀歷史而觀天下，二十一世紀的前半段是群龍無首之局，美國再不能一言九鼎，但在軍事上和軟實力上，仍是最強大。歷史軌跡是中國和平崛起，多年的遏制，也是徒勞無功的。在經濟上，中國在2017年，就超越美國成為第一經濟體。這是中國夢，也只是回到盛唐的地位而已。金磚四國無復二十一世紀頭十年的勢頭，只有中國可以維持8%的成長率，其他巴西、俄國和印度，很明顯遇到樽頸。印度5%、巴俄3%。，仍是比美國的2.5%和日本的1%。、歐洲的1.5%為佳的，金磚國關係加強，總會渡過難關。從歷史軌跡看四小龍，四地都是東西文化融合的試驗場，不過香港新加坡都是英國文化和中國文化的交匯。而韓國和台灣則是中國、日本和美國文化的融合體，有異的是因歷史因素。韓國反日，而台灣則是親日，結果是四地各自開出不同的結果。若果中國的崛起定於1987年，則四地的分水嶺在1992年。這一年，四地的領導分別是李光耀、彭定康、李登輝和盧泰愚，一個地方的興衰，在人不在物。李光耀已悄悄定下十年增一百萬人的移民政策，香港如在夢中，韓國已擁抱大陸，而李登輝則推出"戒急用忍"，誘因是日本學界的"中國崩漬論"，一指錯滿盤皆落索。新加坡和香港轉型成功，成為金融中心，日後可和紐約倫敦平起平坐。韓國在國家扶持下"做大''成功已可和日本，並駕齊驅。台灣則在"親中抗中"間掙扎成為四龍之末。

不説不知，在2012年，新加坡的人均GDP已超過日本，若以購買力平價來算（經濟學人報導），連香港和台灣都超過日本。據日本經團聯的預測，韓國人均GDP在2030年亦超過日本。所以不用十多年，四小龍都超越日本了，日本能不急嗎？但這是歷史趨勢。2030年，日本已換了多少領導人，誰也估不到，但背靠中國是四小龍之幸。台灣亦要早早替自己定位了。日本改弦易轍亦是大勢所趨的，二十一世紀是亞洲世紀，但日本分量亦在印度之下了。這亦是歷史的趨勢。

歐羅在1999年面世，這是歐盟整合的第一步，歐盟不再有戰爭，加盟約國家只會愈來愈多，但貧富懸殊亦會愈來愈大，對歐羅的穩定亦有影響，在美國要維持美元的地位，歐羅和日本一樣亦時有波動，成為常態。但歐羅是神聖的"婚姻"亦在可見將來，倒不了，倒了亦重組。對歐洲人來説，歐羅崩漬論不可思議，但歐盟經濟亦不會有大起色，長期有1.5%增長，就是如此而已。全球的危機在通脹失控，利率狂升，令全球國債都付不起利息。過去二十年沒有中國當世界工廠，提供廉價產品，危機早就出現了，中國工人的生力在工資升後，亦是最有生產力的，有更廉宜的地方。但品質和交貨期無保證，所以中國的PDI仍是新興國家中最高的。二十一世紀成長有非洲的份兒，但中東卻是火藥庫，令人憂心，阿拉伯之夏的發展是契機。

第一章 歷史的回顧

第一節 錢穆人生要旨

錢穆的人生三大要旨

錢穆談中國人生哲學，提到"戒驕重謙"，當然不能不提到"謙卦"。謙卦卦辭中説："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女子謙。"

天道、地道、鬼道、神道、人道，都要用謙來平衡，平衡貴賤、平衡盈虧、平衡善惡，如此大道方能順道，盈者就是得意，就是滿足，就是驕，驕兵必敗，此之謂也。謙者穩重，連謙都不知如何，就流於淺薄、輕浮。

錢大師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看出台灣人在五至十年內就要回大陸，並且奉勸台灣人回大陸，第一要懂得謙虚，第二該懂得憂患，第三要懂得謹慎。回大陸不是安樂的開始，而是憂患的開始。從錢穆出生的1895年至他八十六歲的1981年，被定義為亂世，在亂世中，"不要出風頭，不要來得意，不要計較物質生活上的條件"，要了解諸葛亮的"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後來台灣人果然去了大陸，到上海各地當"呆胞"，財大氣粗，但當不了多久，就被大陸經濟遠遠拋離了，也不過是二十年的事。

當年錢穆就勸世人，定下心來去好好硏究一番《論語》、《孟子》、《易經》、《大學》和《諸葛亮集》，把中國古人教人如何做人的道理，如謙虚、憂患、謹慎，好好放在心上，不要將中國人頭腦變成了西洋頭腦。做人不一定要做成功的人，但不能做失敗的人。不能在人格上失敗，中國人的人格是指德行上，而西洋的人格只是法律上的名詞。中國人不在法律支配下仍然可以過日子，因為有德行，放在西洋就變成亂象了。

放得穩、安得住的心

錢穆大師總結八十多年的觀察，美國人有驕無謙，當朋友難於當敵手，當朋友無到，為所欲為，相信台灣人最清楚；如今凡事要尊嚴，亦是和美國人相處多年的後遺症吧！

美國人講對抗性，看美式足球和籃球便知，只有努力相碰撞，才贏得尊敬，中國式的謙讓，只會令美國人更得寸進尺。筆者和美國人當過同事，當過競爭對手，只知還是當對手為佳，否則只會被當"冇到"。美國對伊朗亦如此，叫喊了多時，仍未敢動手。伊朗是波斯人，波斯人民族優越感強，亦有宗教狂熱，雖然未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但要波斯人退卻，恐亦難也。美國人幾十年來的驕傲心大盛，所以打仗也要同時打兩場半，就是未肯盡全力的表現，現在改為一場半，好像有點覺悟了，對敵方當然不是好事。但美國人何以如此好戰？原因是西方文化的無處安其心，其心不安，所以事事要話事。

這個分析在錢穆大師的《人生十論》説得很清楚，"此刻世界人類所遭遇的問題，完全是心對心的問題"，而不是身對身或身對物的問題。所以當前問題是如何安放我們的心，如何將心"得放穩，得安住"，"西方文化偏宗教偏科學而此心終不得安"。美國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在國力強大時仍心不得安，總要做世界警察，甚麼都要管一管。

東方文化不同處，有孔孟之道；孔子教人把心放在道之內，安放在仁之內；孟子説，仁，人心之安宅也。西方文化沒有仁字，沒有仁心，沒有道心，世界才那麼苦！

謙遜憂患謹慎

如果中國五億網民的第一印象有相當代表性的話，2011年底對美國印象應有些啟發。十大印象依次為："霸道、強大、傲慢、戰爭、貪婪、先進、反華、民主、法制、借債成癮"。

美國累積了數十年的道德資本和市場推廣最力的"熱情友善、樂於助人"形象，好像都耗盡了。正如錢穆大師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所言，美國人得意了，起了驕心、為所欲為，所以一切都在三十年間變了，至今尚未覺悟，足以為戒。錢穆大師當年指出三點避免出事的要訣：一為懂得謙遜，二是懂得憂患，三為懂得謹慎，既為修身之道，亦是管治之方，三十年後仍然有效。

錢穆大師指出上世紀為亂世，二十一世紀，亂世好像仍未過去，十年後變本加厲。所以有時間不妨讀讀《諸葛亮全集》，因為三國中的諸葛亮未觀全豹，只見其智，未見其三大特質；當然，諸葛亮也要到治蜀時才知"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和"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的要旨。

這裏的性命，是指德性人格，而苟字則不是苟且"而是"不顧物質生活，不求名位聞達，只求全他的德性人格"（錢穆語）。在亂世中，不求得意，不求出風頭，不計較物質生活條件，只要退一步，或者橫行一步，能淡泊，能寧靜，自然能保全性命。對美國人來説，這是不可思議的，與其文化不合。一個求個人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社會，不可能求淡泊和寧靜。歐洲人求變，若不能從東方文化取經，亦只能憂患下去，無人得安寧。

過分看重道德的流弊

錢穆《國史大綱》不止談歷史，也談人生和道德；第十章談到東漢士大夫的高節異行，不可勝舉，不論久喪、讓位避聘、推財、報恩、報仇、清節，大概現代人只能敬仰而很難做得到。然而，"凡事不可過"，東漢士大夫正因太看重道德，變成只看重形式的道德，不看重事實的效果，所以士大夫集團始終無法剷除宦官，到宦官被軍閥所滅，東漢覆亡了。

錢穆指出東漢士大夫只注重個人、家庭和朋友，而忽略了社會和國家，東漢士大夫的最大指標是"孝"和"廉"，恰巧這兩件事只關乎個人和家庭，與社會和國家無關。"廉"是消極性，為吏不可不廉，但僅是廉，幹不了事，所以錢穆説："不孝不廉固然不夠做人和從政的標準。但只是孝廉，亦不夠得做人和從政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