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夜星稀：澳大利亞華人史 1860-1940

自序

在1993年的春季，令揚師得悉我將利用一整年的公休假期來整頓在澳大利亞新買的舊房子，便建議這準裝修工友宜應放些時間在華僑華人史資料搜索的工作上。該年暑假開始後不久，我在隆冬之際返回悉尼，一面四出購買建材和傢具雜物，閒中便到城內圖書館蹓躂，當時並未有任何驚覺原來已踏出了這漫長硏究旅程的第一步。

我的脾性一向偏好閒適生活，説得直率一些，便是疏懶！已故章群老師在昔年與令揚師慨論趙門弟子時，便曾指出楊永安懶惰；關於這點，縱使數十年後的今天回想起來，我也是含笑承認的！此外，或出於悠然自賞與輕蔑無常的人生觀，我極不樂意為未知的將來作出打算，與其説"摸着石頭過河"般的膚淺，不若把它提升為跡近自由主義的處世態度更合乎我的性格。常掛在口邊的經典例子便是中小學作文的熱門題材"我的志願"，究竟有多少人真的能夠達到當年志願的目標，這問題大家心裡有數；鄙人初中時的志願是當個隱士，旨意與草木為朋，鳥獸為友，但於上世紀80年代卻拿了個博士，從此隱逸於學府的人海與書林之中！話得説回頭，這三十餘年間的幾個轉折，包括碩士與博士的硏究範圍和選題，敦促以至督導我早日完成論文，在申請工作上的扶持和往後教學上的提點，甚至替我兩度草擬並遞交澳大利亞華人史硏究計劃申請書都是令揚師的籌劃與功勞；確然，令揚師照顧學生和提攜後輩的努力，都是行內皆知的事實。

在這數十載師徒相聚的歲月裡，最令人難忘的有二事。其一，1981年我以教學助理(Teaching Assistant)的身分在港大中文系"行走"，首年當助教固然有些忐忑不安的感覺，而我舉止的輕佻也惹來老師輩的懷疑，令揚師未嘗不察知這隱性危機的存在。一趟在學期中的日子裡，令揚師忽然向我指出在第二天早上八時半有突發召開的會議，吩咐我代他出席未能帶領的導修。一時驚惶失措的小助教趕忙通宵達旦翻書備課，次天八時正前已坐在導修室內繼續閲讀資料。約在八時二十分左右，趙師在門外探頭進來，告訴我可離開因他的早會業已取消，還特意走過來看看桌上放的是甚麼參考書。這次經驗不獨提醒我言行的不慎和學養的不足，令老師大起顧慮，甚至繼而響徹着三十餘年間從不遲到課堂的心理時鐘。其二，1987至1989年前後，系內人事頗有起伏波動，或出於處事風格有異，或出於個人旨趣之爭，蜚語諷言旋飆於里巷，以至夤宮多事，弦歌不興。於這些年頭裡，令揚師常在家中與我淺杯細嚼人生處世的哲理，其次數的頻密與橫跨昏晨的談論，介乎探討和縱説天下的問對，由低斟輕酌以至對月飛觴的暢飲，使我對事物平衡與人際關係的看法有截然不同的感悟，也在很大程度上啟動我的歷史觸覺和引至思考模式的轉變。

1993至1997是這硏究舉步維艱的時期，主因是我對澳大利亞歷史、澳大利亞華僑華人史本是門外漢，一切都須要由基礎開始。自1894年的中文報章入手，困難的不過是沒有正確英文地名或街道名的中文音譯，卻是圖書館內約六部閲讀菲林卷連同影印機器僅限20分鐘的使用時間，令滾動捲軸以期瀏覽每篇不可預知記載的讀者無法有所寸進；且六台機器中往往壞掉待修者佔三分之一，使往來圖書館兩個半小時的我大感苦惱。在一次與"舉報"我使用機器逾時的老人和執拗於我必須離座的漂亮圖書館員爭論之際，懊惱的我按捺不住勃怒而起：可巧的是，經過近二十年的單思偶想，去年我在館內翻查檔案，準備為出版這硏究作最後資料補充時再碰到該位女士，看到她記憶猶新且半帶驚懼的眼神，再目睹她胖近發脹的身形時，鬱結多年的烏氣總算一吐而空。

當然，沒有令揚師的建議、鼓勵和計劃的提交，這研究根本不會出現，這部小書也不會面世。我還須感謝黃浩潮先生和陸國燊博士有關出版事務的安排；小舅黃國豪先生，友人周家建先生、梁鎮海先生、吳若寧女士和蔣瑋茵小姐在編輯過程中的鼎力義助；美國愛荷華巿內的愛荷華大學："列柏夫‧肖托誇檔案藏品"(The Redpath Chautauqua Bureau Record, The University of lowa, lowa City)；澳洲悉尼市圖書館，(Sydney City Library)；悉尼西區紀錄中心(Western Sydney Records Centre)，尤其是主要資料搜集地，新南威爾士州立圖書館(The State Library of N.S.W.)各工作人員的摯誠服務態度。最後，我也必須向太太美慧致謝，她一直支持我多編寫論文，還在各方面為我提供前線支援及後期製作的大量幫助。

《長夜星稀，政經編》內其中兩個章節是趙師與筆者在最早期組織資料時的硏究成果，在出版前得趙師同意下，重整結構與增修潤飾文字，再現讀者眼前；此外，〈社會編〉與〈政經編〉內共三個章節曾於《明清史集刊》，《東方文化》與校外硏討會論文集中發表，在近年細索窮徵下，新材料陸續浮現，故亦經改寫後收進是書之中。

本書劃分為四部分。〈總論〉一章，主要敍述硏究方法及分析探索方向。〈社會篇〉六章，重點探討華洋關係，並從不同角度闡釋華洋矛盾的原由，在不同視角中窺探雙方協調的特徵。〈政經篇〉五章，考察清末以後澳華的政治取向與利益紛爭，由這關係而揭示華商群體間的不睦，他們強調民族資本建設固屬可貴，但其局限性亦導致最終生意經營的失敗。〈文化篇〉兩章，企圖藉着以小觀大，見微知著和宏觀視野，仔細勘探的不同層面，拿捏華人在澳大利亞主流社會中的角色身分，藉此平衡排華時期華洋文化互動的實況。

中文自序 i

英文序言 iv

凡例與地圖 ix

總論

第1章 硏究方向與前瞻 3

社會篇

第2章 白澳政策實施前澳大利亞朝野對華人的觀察與評價 29

第3章 19至20世紀之交悉尼地區華人生活剪影 69

第4章 新州華人社群間的互助活動 113

第5章 晚清時期悉尼華人的政見與利益之爭 149

第6章 群眾視角下的澳大利亞華洋關係 169

第7章 澳大利亞華洋問題鉤沈 199

政經篇

第8章 晚清期間保皇活動的崛興與衰微 241

第9章 20世紀初華人菓業的發展與危機 271

第10章 華人跨國航運事業與其營運文化 313

第11章 澳華參與國際航運的延續及其結局 375

第12章 憂時傷國的澳大利亞華人 387

文化篇

第13章 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 415

第14章 淚影笑聲：悉尼藝人誌 457

縮寫及對照表 528

參考資料 533

總論

1 研究方向與前瞻

對多年前初着手海外華人史硏究的筆者來説，澳華史是一門既陌生，卻又熟稔的專業。熟誌的緣故在於近當代少數族裔在異鄉因各種理據被排斥下，通過語言、文化、血液融和後被主流社會接受的進階，與往昔被視為蠻夷戎狄的少數民族，經歷漢民族文化隔閡下的敵視，逐漸在互市、交談、通婚等不同形式的溝通，部分甚至被統治者賞官賜姓，或自改漢人姓字，都是民族融和的必然過程。當然，大家亦不會或忘五胡時代民族間的血腥屠戮以至仇恨的消融，清廷政府實施的民族隔離政策與其暗底下的滿漢相交，以上一切都曾在兩千年中華大地的視窗中掠影而過。而澳大利亞華人史只是民族文化史的伸延，分別在於主客身分互易，長河黃土幻化為滄海胡沙而已。

有關澳大利亞華人史的考察或專著早在19世紀中後期陸續出版，早期敍述華人在彼邦生活概況的資料幾乎全屬外語著作，個別例子甚至被判別為杜撰，筆者將在本書第13章中設立專案探索。至於華人家書及自述平生的原材料不多，後期才漸有華人學者發表中文專著探討澳華歷史，而其中類近掌故的也不少，欠缺了某些可靠的歷史基礎。於上述硏究成果中，前者往往以西方人角度來評價19世紀抵達澳大利亞謀生的華工，層面停留於表面敍述階段，而後者則多傾重民族情感出發，對白人社會的民族政策批判又失諸過份主觀。筆者在20世紀90年代在新南威爾士(New South Wales)開始進行澳大利亞華人資料的蒐集工作，¹發現有關硏究還有不少可以進一步發掘和掌握的空間。本文是綜合近年材料歸納與分析後發表的簡報，也是給讀者踏進澳華史門檻時一個介紹性的章節。

研究路向與展望

1. 有關分期硏究問題

在經驗累積下，筆者認為研究澳大利亞華人、華僑開拓發展史，應分五個階段進行，因每一期間留澳，甚至抵澳華人的性質不同，這問題也直接影響洋人對華人的觀感，因此除以職業取向劃分外，還應以中國國內及世界整體的政治大氣候來觀察，才可深入探究華人在近兩世紀以來在彼邦的生活實況。

1.1 1840-1890

根據現存資料追溯，近代史上第一批華人抵達澳大利亞的日期當在1840年前後，²他們都是以合約勞工(contract labourer)的方式到埠從事牧羊工作。與此同時，因為澳大利亞各省政府極需勞工開拓荒地緣故，亞洲地區的廉價勞工都大量湧進這新市場，形成超過十萬華工先後被僱用開墾的局面，這亦是19世紀留澳華人人數的高峰期。³

隨着19世紀40年代初澳大利亞發現金礦後，大批華工被引進或誘騙入境進行開採工作。這段期間因風俗、語言等問題，歐洲採礦者與華工多次產生衝突，而各礦區所在地的政府人員處理不善，亦是導致後來硏究者認定種族歧視與排擠是礦區暴亂的主因。

有關這期間硏究範圍甚廣，大要可分支為四大類：

1.1.1 華工抵澳的方式──非法誘拐類別（豬仔）、自願合法類別（契約與賒票）、非法入境類別（私位）

在這時期的華工中，以被俗稱"賣豬仔"到澳大利亞從事體力勞動或掘金者較多，以合約勞工方式抵埠者為次，除被澳大利亞海關官員搜獲的私位客外，境內尚有大量黑市勞工和非法受僱的採礦工人。⁴事實上，當地華工與當時由中國輸往全世界的華工一樣，都具有硏究價值而又與歐美諸國殖民主義擴張，中國國內積弱不振，國民在本土境內貧困乏食，草根階層本身亦急需去國辭家，另謀生計出路有直接關係。這硏究本身已屬世界史範疇，不獨須要了解歐美諸國對輸入華工的要求和態度，並應把它與澳大利亞華工的待遇連蘩比較，方能拼合一幅較完整的圖畫。此外，對豬仔制度、豬仔館的再探討，合約勞工的待遇問題等也是在這專題下派生的另一項考察。⁵

1.1.2 華工的籍貫──福建為主、廣東為副

19世紀福建、廣東農業生產漸趨衰微，而外國手工業製成品漸次流入中國，由於品質俱佳，使城鎮以至農村家庭手工業面臨破產。另一方面，元、明以來海運發達，不少農、工都因着沿海之利，私自下海到東南亞一帶營生，促成閩、廣一帶居民對漂洋過海因而致富的先例有所憧憬。可惜的是，這期間的華工文化程度頗低，也沒有久居國外的打算；與此同時，他們亦未能有效地組成同聲連氣的鄉、縣聯盟，對遭受歐洲人滋擾和欺凌時，也因語言上的隔閡而不能訴諸法律途徑解決，形成硏究這階段期間的空白狀態。⁶

1.1.3 華工抵澳的途徑^由海路上不同方向登陸

由於澳大利亞四面環海的緣故，外來者都自海路上由北領地(The Northern Territory)分途，或東至昆士蘭(Queensland)、新南威爾士、維多利亞(Victoria)，或繞西岸西澳(Western Australia)、南澳(South Australia)轉至維省，這幾乎都是在19世紀中葉及以後到澳大利亞的航船路線。但由於不少華工都是非法入境的外勞，或甚至是在香港及沿東南亞各港口賄賂船長、船員登舟偷渡抵達，一部分有組織的人蛇集團收買港口貪污海關人員暗中放行，其他多在船隻泊岸前跳船涉水登岸，或到埠後才跳船逃逸；這問題不獨需要對某些合約勞工和非法入境的情況加以了解，還應對當時各國商船的航班與航線有深入的認識。此外，對南洋地區如印尼(Indonesia)及太平洋各區的島嶼如斐濟(Fiji Islands)、薩摩亞(Samoa Islands)、巴布亞新畿內亞(Papua New Guinea)、所羅門(Solomon Islands)等地的華人生活概況有所硏究。這些地區與澳大利亞北領地或昆士蘭僅一水之遙，不少華人都在輾轉間通過太平洋群島划船偷渡入境，然後再攀山越嶺進入其他省份工作。因此，除參考現存檔案外，有志於爬梳史料者，還要有系統地追覓這批先驅者的省籍，進而向來自這些地區的華僑進行訪問，甚至對其家譜的探討，藉此重組華工抵澳前的跳板和路線。⁷

1.1.4 華工生活概況──排華問題的再考察

在這期間的華工主要從事體力勞動、放牧和在礦區工作，語言與文化背景確是他們未能融洽地與其他白人相處的主因；而華工既無長期居留的打算，絕大部分也懶得理會白人社會的風俗習慣，這也是在幾個不同時段的華洋衝突中，華人備受排擠的關鍵所在。當然，在國弱民貧的時代裡，華人無法避免遭受殖民主義擴張時期，部分歐洲極端種族主義者的蔑視，這確是不爭的事實。不過，主要來自亞洲的廉價勞工佔據勞動市場，勢必奪去英倫三島移民的就業機會，並進一步壓抑工資的增長。為着保障英國移民的利益，限制亞洲僱工不斷湧入及阻止以華

人為主的有色(colorred race)採礦者參與掘挖工作，雖然在形式上與滿清閉關自守的方法不同，但從保護主義的角度來説，在本質上是並無相異的。與限制亞洲勞工政策表面並非直接針對華工相類似，在澳大利亞各地礦區都曾出現歐洲各國淘金者為着利益而出現的爭執和衝突，有些事件甚至釀成命案，這不獨只是白人種族主義膨脹以至造成如藍濱坪(Lambing Flat, Young, N.S.W.)等地專門針對華人群體暴力事件的發生，勘探其本源者應在人類自利貪婪的本性上着眼，似乎更能麓清慘劇的本質。如果歷史工作者把排華事件全部責難於種族運動時，或者，讀者們還要回顧在上述事件中曾庇護華人的白人，在某種程度上可幫助大家較客觀地重新衡量種族主義，文化鴻溝和利益衝突在礦坑慘劇中的比重。⁸

此外，因缺乏原始材料緣故，華工在這段期間的生活實況仍依靠外語記述作為主要參考。由於述而不詳的關係，暫時難以窺探華人活動的全貌。⁹

1.2 1891-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