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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本書以賽亞·伯林和波蘭女學者貝阿塔·波蘭諾夫斯卡―塞古爾斯卡長達15年的討論,包括了兩人的通信、談話錄音,以及貝阿塔研究伯林思想的幾篇文章。內容涉及伯林思想的許多重大問題,如自由觀和文化多元論,兼及他對童年和青年時代的回憶。

作者簡介

以賽亞·伯林(1909―1997),英國哲學家、觀念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20世紀最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一。他在消極的和積極的自由之間作出了著名的區分,並將價值多元主義觀念作為倫理學中的中間立場,對於道德生活提出了一種獨特的描述。主要著作有《自由論》、《俄國思想家》、《反潮流》、《個人印象》、《扭曲的人性質材》、《現實感》、《浪漫主義的根源》、《啟蒙的三個批評者》、《蘇聯的心靈》等。
貝阿塔·波蘭諾夫斯卡―塞古爾斯卡,哲學博士,著有多篇研究伯林思想的文章,現供職于波蘭第一學府雅蓋沃大學。

名人/編輯推薦

為了回應波蘭女學者持續、尖銳和十分深刻的提問,伯林對他自己的思想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思索。兩人在長達14年的通信和談話中,探討了自由和價值多元論等對於當代有重要意義的哲學問題。他們探索的方式將激勵其他人繼續展開這未完的對話。

--------------

這是一本獨*無二的記錄……對於任何政治理論和20世紀思想史感興趣的人都將是不可缺少的。

——約翰•格雷,倫敦經濟學院教授

 

伯林的思想和貝阿塔在波蘭所面臨的現實政治問題之間的直接聯繫,對於他來說,給他們的討論帶來了特殊的重要意義,這一點他不止一次在書信和談話中表明。這一點也使得他們的對話活躍了起來。

——亨利•哈代,伯林《自由論》的編輯

作者序言

——貝阿塔•波蘭諾夫斯卡-塞古爾斯卡

近幾個月來,我意識到,伯林的思想大概是比以往更為活躍的。曾有一度,我們四個人都同時為這本書工作:伯林三十多年的編輯和最親密的合作者亨利•哈代;賓夕法尼亞哈弗福德學院畢業生、論伯林猶太人身份的一篇最有趣論文的作者詹姆斯•查普爾;耶魯大學畢業生、在牛津做關於伯林政治思想發展研究的喬舒亞•切爾尼斯;我自己。曾有一度,我們工作的緊張程度達到極點:當時我們有一台在佛羅里達工作的電腦停止運作,都好像是出於同情而罷工了。

本書要求高度團隊工作的部分是我和伯林的談話:這些談話混亂至極、零碎至極、錄音不良、難以聽清。在這個團隊的四個成員之中,有兩個人對這粗糙資料的價值深表懷疑,這就是亨利和我。在有些時候,我們幾乎要放棄,因為這個任務的困難令我們感到無能為力,還有恐懼,怕的是除了投入的工作量,到最後還損害了伯林。但是兩位熱愛伯林的青年人絕對深信不疑,我們應該繼續工作。伯林逝世的時候,他們才十幾歲,所以他們沒有機會像我們一樣親自認識他。他們是年輕的美國人,是在不同的現實生活中長大的,沒有經歷伯林那英國的,或者斯拉夫的文化和歷史背景。然而,還是他們生氣勃勃的興趣和對於我們共同努力之用途抱有的青年人那種信心,使得我們完成了這項工作。

有一次,詹姆斯評論他對英國薩默塞特音樂節的印象,引用了我做的錄音中伯林的一句話。我想:“就是為了這一句引用語,也是值得的。”伯林的話涉及波蘭歷史上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投票制度一票否決制(liberum veto),那句話是:“那是發瘋,那是奇妙的。”

在一篇回憶錄,《回憶以塞亞•伯林》中,我講述了和這位已故哲學家長久的接觸,回憶錄是在他去世以後為《牛津雜誌》寫的,已經收入本書。這十四年的成果我都放在一個抽屜裡面。包括他給我的二十封信,為波蘭雜誌做的兩次訪談,我的幾篇文章,和一堆過期的、老舊盒式錄音帶。在作出出版一本書的提議之後,我立即決定把伯林的全部書信和與回信有關的我的書信收入。伯林給我的書信都是簡單的便箋,但是也有專門為我寫的整篇的文章。這兩類書信都頗多地講述了寫作者的性格。有些片段在今天看來,是具有預言意義的,例如在大約十年前寫的一封信裡有這樣一個片段:

如果其他文化[……]威脅了我的文化,如果它們不僅和我的社會的價值觀不相容,還積極設法破壞我的社會,那麼——即使我可能完全理解是什麼因素(在社會學上或者心理學上,或者宗教上)引導人們走向這樣的信念——那我也要保護自己,抵禦這些價值觀,並且認為我這樣做是理所當然的。如果它們的確是危險的,威脅了作為我的社會存在基礎的種種妥協的話,那麼,我就可能不得不去攻擊這另外一種文化,乃至參加戰爭。

我也收入這些採訪原來的英語文本,以及(在某種意義上)對於我們的長時間討論構成某種說明的我那些文章。依然十分沒把握的是

那些談話。根據茲比格涅夫•佩烏琴斯基博士的建議,在會見時我都做了錄音;佩烏琴斯基是牛津大學波蘭學者接待項目的創建者。這些都不是計劃中的採訪,也不是內容連貫的談話。在1986年到1995年之間,我們會見超過二十次,當時我正在寫作博士論文,後來是寫作一本論伯林自由哲學的著作。這些都是工作會見,我四次在牛津逗留期間,伯林都很慷慨地答應接見。我對談話做了錄音,為的是日後可以找到伯林對於我的問題給予的回答。我一再提出這些問題,因為和我對話的這位人士不斷地忽略這些問題;所以幾個主題不可避免地重複。而且我們討論了像我寫的文章這樣有趣的主題,雖然伯林的評論對我的著作具有高度的價值,而且大大地改善了我們討論過的文章的質量,但是我們不能期待這些談話特別引人入勝。再說一下,在談話偶然離開了正題的時候,我就關上錄音機。這樣做也是出於禮貌,因為伯林不喜歡“那個機器”,在看起來我不大會引用他這些話語的時候,我是沒有理由把他的自言自語也錄下來的。除此之外,後來還有對於以往討論的意見的交流。所以,總之,未加編輯的資料,就性質而言, 不可能是吸引人的。

把錄音聽寫整理成為可閱讀的文本所需要的工作量之大難以想像。長話短說吧,在記錄工作中,我們創造出一整套的“行話”—靈感來自花園的勞作。我們有經過“除草”、“間苗”、“整枝”的稿子,這是亨利精確定義出來的。湊巧的是,詹姆斯的少年氣盛和我的波蘭人造反本能都激發了愉快的創造性,發明了稿本的新範疇,這一次和農業有關。我們自由地引用的詞組有“春耕”、“播種”、“施肥”和“收割”等版本,當然引起了校對員皺眉。雖然也有說笑遊戲的時候,但是整體的經驗卻和戰爭期間協同作戰頗有些共同之處。如果不是因為亨利以其廣泛的專業知識為後盾的高度專業精神,如果不是因為詹姆斯的忠實態度和具有感染力的熱情,如不是因為喬舒亞的鼓勵,那麼,從一開始,我很可能就放棄了。我的“戰友兄弟”堅持要我作出各種決定,所以我要單獨對戰役的結果負責。

我們的鐵的紀律是,盡可能保存伯林所說的話的意義。我們只允許自己作出微小的修改,例如用名詞替換代名詞,把被動語態轉換為主動語態,等等。伯林特有的某些很長的句子需要修辭方面的調整。只有在特別的情況下,我們才插進一個缺失的詞語或者短語;但是這樣的場合是經過深思熟慮和討論的。這個標準不適用於我自己的言論。從整體上看,我堅持我探索內容的大綱,但是允許自己對其加以修整,有時候還予以發揮。很奇怪的是,經過這麼多年,我還依然記得當時我想到的問題,和沒有說出的話(因為語言問題、當時的緊張心情,和伯林極為迅速的說話方式)。我也利用了我的舊筆記,所幸,這些筆記保存下來了。對於刪減和整理本文各部分,我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

在這裡,我允許自己享有相當的自由。談話的主題涉及的題目範圍既不是很廣,其中出現的觀點的獨特性也並非令人驚嘆。一位年長的哲學家在和自己思想的一個研究者工作會見的時候,期待他提出革命性的論題,大概可以說不是十分合理的。但是,也有些論題在別處很難找到完備的論述,例如“基本的自由”和多元論—自由主義因果關係。還有兩個特別的主題。在我們起初的系列會見中,我偶然地提及弗里德里希•魏茨曼關於一隻長到非自然尺寸的貓的說法。伯林認識魏茨曼,但是或者忘記了這個例證,或者沒有聽說過。不管怎麼說吧,顯然,他覺得這件事有啟發性,我相信,這是因為這件事有童話故事的格調。事隔幾近二十年之久,我還清晰記得我們這個私有小神話產生時候的情景。那是一個夏日向晚時分,伯林在全靈學院辦公室的燈光還沒有亮。我們坐在幽暗之中,感覺環境氣氛有一點不真實。伯林觸摸他綠色的電話,電話總是放在沙發椅扶手上他胳膊肘處,他說:“假如一部電話機突然變成了一隻貓。”隨即就是關於語言哲學的思考。從此以後,這個童話故事式的轉換就常常出現在我們的談話之中。隨著歲月的流逝,綠色電話漸漸不再變化成為貓,但是,說來也奇怪,卻選擇變化成一隻鵝。因為我已經習慣於這童話故事般的氣氛,1991年我在為一家波蘭雜誌社進行的採訪錄音時聽到以下言論,幾乎沒有什麼驚奇之感:“假如,據一個大家都熟悉的哲學例證—假如一部電話突然變成了一隻鵝。”的確是一個熟悉的範例!但是僅僅對我來說(而且我已經牢記於心)。描述我們會見氣氛的,沒有什麼比這個魔幻綠色電話的神奇變幻更好的了。我們對這些變化的反复討論反映出遊戲的現狀,並被以適當的尊重保存在以後的談話中。

這些討論特有的另外一個方面,是我們就我在一種極權主義制度下生活的經驗的談論。下面這些有時候是相當私人性質的談話,起初

我不太願意展示。但是,最終我還是沒有刪除,因為我的“戰友兄弟”說服了我,認為這些談話感人至深,堅持收入。有一次詹姆斯在一封電子郵件裡問我,伯林幾十年都在牛津大學舒適的安樂椅裡度過,卻指教我在極權制度下該怎樣生活,我是否感到有點掃興。恰恰相反,他似乎是那些年代裡很少見的西方人之一:我和他談話,他願意聽,而且準備接受沉重的真實描述,無論感覺有多麼不舒適。我有幸親自會晤伯林,意識到他闡釋了過去的思想家,例如馬基雅維里、穆勒、赫爾德或者赫爾岑的思想,和他同時代人的思想—甚至像我這樣的普通人的思想。他是同情性理解的終極大師。

作者序言

——貝阿塔•波蘭諾夫斯卡-塞古爾斯卡

近幾個月來,我意識到,伯林的思想大概是比以往更為活躍的。曾有一度,我們四個人都同時為這本書工作:伯林三十多年的編輯和最親密的合作者亨利•哈代;賓夕法尼亞哈弗福德學院畢業生、論伯林猶太人身份的一篇最有趣論文的作者詹姆斯•查普爾;耶魯大學畢業生、在牛津做關於伯林政治思想發展研究的喬舒亞•切爾尼斯;我自己。曾有一度,我們工作的緊張程度達到極點:當時我們有一台在佛羅里達工作的電腦停止運作,都好像是出於同情而罷工了。

本書要求高度團隊工作的部分是我和伯林的談話:這些談話混亂至極、零碎至極、錄音不良、難以聽清。在這個團隊的四個成員之中,有兩個人對這粗糙資料的價值深表懷疑,這就是亨利和我。在有些時候,我們幾乎要放棄,因為這個任務的困難令我們感到無能為力,還有恐懼,怕的是除了投入的工作量,到最後還損害了伯林。但是兩位熱愛伯林的青年人絕對深信不疑,我們應該繼續工作。伯林逝世的時候,他們才十幾歲,所以他們沒有機會像我們一樣親自認識他。他們是年輕的美國人,是在不同的現實生活中長大的,沒有經歷伯林那英國的,或者斯拉夫的文化和歷史背景。然而,還是他們生氣勃勃的興趣和對於我們共同努力之用途抱有的青年人那種信心,使得我們完成了這項工作。

有一次,詹姆斯評論他對英國薩默塞特音樂節的印象,引用了我做的錄音中伯林的一句話。我想:“就是為了這一句引用語,也是值得的。”伯林的話涉及波蘭歷史上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投票制度一票否決制(liberum veto),那句話是:“那是發瘋,那是奇妙的。”

在一篇回憶錄,《回憶以塞亞•伯林》中,我講述了和這位已故哲學家長久的接觸,回憶錄是在他去世以後為《牛津雜誌》寫的,已經收入本書。這十四年的成果我都放在一個抽屜裡面。包括他給我的二十封信,為波蘭雜誌做的兩次訪談,我的幾篇文章,和一堆過期的、老舊盒式錄音帶。在作出出版一本書的提議之後,我立即決定把伯林的全部書信和與回信有關的我的書信收入。伯林給我的書信都是簡單的便箋,但是也有專門為我寫的整篇的文章。這兩類書信都頗多地講述了寫作者的性格。有些片段在今天看來,是具有預言意義的,例如在大約十年前寫的一封信裡有這樣一個片段:

如果其他文化[……]威脅了我的文化,如果它們不僅和我的社會的價值觀不相容,還積極設法破壞我的社會,那麼——即使我可能完全理解是什麼因素(在社會學上或者心理學上,或者宗教上)引導人們走向這樣的信念——那我也要保護自己,抵禦這些價值觀,並且認為我這樣做是理所當然的。如果它們的確是危險的,威脅了作為我的社會存在基礎的種種妥協的話,那麼,我就可能不得不去攻擊這另外一種文化,乃至參加戰爭。

我也收入這些採訪原來的英語文本,以及(在某種意義上)對於我們的長時間討論構成某種說明的我那些文章。依然十分沒把握的是

那些談話。根據茲比格涅夫•佩烏琴斯基博士的建議,在會見時我都做了錄音;佩烏琴斯基是牛津大學波蘭學者接待項目的創建者。這些都不是計劃中的採訪,也不是內容連貫的談話。在1986年到1995年之間,我們會見超過二十次,當時我正在寫作博士論文,後來是寫作一本論伯林自由哲學的著作。這些都是工作會見,我四次在牛津逗留期間,伯林都很慷慨地答應接見。我對談話做了錄音,為的是日後可以找到伯林對於我的問題給予的回答。我一再提出這些問題,因為和我對話的這位人士不斷地忽略這些問題;所以幾個主題不可避免地重複。而且我們討論了像我寫的文章這樣有趣的主題,雖然伯林的評論對我的著作具有高度的價值,而且大大地改善了我們討論過的文章的質量,但是我們不能期待這些談話特別引人入勝。再說一下,在談話偶然離開了正題的時候,我就關上錄音機。這樣做也是出於禮貌,因為伯林不喜歡“那個機器”,在看起來我不大會引用他這些話語的時候,我是沒有理由把他的自言自語也錄下來的。除此之外,後來還有對於以往討論的意見的交流。所以,總之,未加編輯的資料,就性質而言, 不可能是吸引人的。

把錄音聽寫整理成為可閱讀的文本所需要的工作量之大難以想像。長話短說吧,在記錄工作中,我們創造出一整套的“行話”—靈感來自花園的勞作。我們有經過“除草”、“間苗”、“整枝”的稿子,這是亨利精確定義出來的。湊巧的是,詹姆斯的少年氣盛和我的波蘭人造反本能都激發了愉快的創造性,發明了稿本的新範疇,這一次和農業有關。我們自由地引用的詞組有“春耕”、“播種”、“施肥”和“收割”等版本,當然引起了校對員皺眉。雖然也有說笑遊戲的時候,但是整體的經驗卻和戰爭期間協同作戰頗有些共同之處。如果不是因為亨利以其廣泛的專業知識為後盾的高度專業精神,如果不是因為詹姆斯的忠實態度和具有感染力的熱情,如不是因為喬舒亞的鼓勵,那麼,從一開始,我很可能就放棄了。我的“戰友兄弟”堅持要我作出各種決定,所以我要單獨對戰役的結果負責。

我們的鐵的紀律是,盡可能保存伯林所說的話的意義。我們只允許自己作出微小的修改,例如用名詞替換代名詞,把被動語態轉換為主動語態,等等。伯林特有的某些很長的句子需要修辭方面的調整。只有在特別的情況下,我們才插進一個缺失的詞語或者短語;但是這樣的場合是經過深思熟慮和討論的。這個標準不適用於我自己的言論。從整體上看,我堅持我探索內容的大綱,但是允許自己對其加以修整,有時候還予以發揮。很奇怪的是,經過這麼多年,我還依然記得當時我想到的問題,和沒有說出的話(因為語言問題、當時的緊張心情,和伯林極為迅速的說話方式)。我也利用了我的舊筆記,所幸,這些筆記保存下來了。對於刪減和整理本文各部分,我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

在這裡,我允許自己享有相當的自由。談話的主題涉及的題目範圍既不是很廣,其中出現的觀點的獨特性也並非令人驚嘆。一位年長的哲學家在和自己思想的一個研究者工作會見的時候,期待他提出革命性的論題,大概可以說不是十分合理的。但是,也有些論題在別處很難找到完備的論述,例如“基本的自由”和多元論—自由主義因果關係。還有兩個特別的主題。在我們起初的系列會見中,我偶然地提及弗里德里希•魏茨曼關於一隻長到非自然尺寸的貓的說法。伯林認識魏茨曼,但是或者忘記了這個例證,或者沒有聽說過。不管怎麼說吧,顯然,他覺得這件事有啟發性,我相信,這是因為這件事有童話故事的格調。事隔幾近二十年之久,我還清晰記得我們這個私有小神話產生時候的情景。那是一個夏日向晚時分,伯林在全靈學院辦公室的燈光還沒有亮。我們坐在幽暗之中,感覺環境氣氛有一點不真實。伯林觸摸他綠色的電話,電話總是放在沙發椅扶手上他胳膊肘處,他說:“假如一部電話機突然變成了一隻貓。”隨即就是關於語言哲學的思考。從此以後,這個童話故事式的轉換就常常出現在我們的談話之中。隨著歲月的流逝,綠色電話漸漸不再變化成為貓,但是,說來也奇怪,卻選擇變化成一隻鵝。因為我已經習慣於這童話故事般的氣氛,1991年我在為一家波蘭雜誌社進行的採訪錄音時聽到以下言論,幾乎沒有什麼驚奇之感:“假如,據一個大家都熟悉的哲學例證—假如一部電話突然變成了一隻鵝。”的確是一個熟悉的範例!但是僅僅對我來說(而且我已經牢記於心)。描述我們會見氣氛的,沒有什麼比這個魔幻綠色電話的神奇變幻更好的了。我們對這些變化的反复討論反映出遊戲的現狀,並被以適當的尊重保存在以後的談話中。

這些討論特有的另外一個方面,是我們就我在一種極權主義制度下生活的經驗的談論。下面這些有時候是相當私人性質的談話,起初

我不太願意展示。但是,最終我還是沒有刪除,因為我的“戰友兄弟”說服了我,認為這些談話感人至深,堅持收入。有一次詹姆斯在一封電子郵件裡問我,伯林幾十年都在牛津大學舒適的安樂椅裡度過,卻指教我在極權制度下該怎樣生活,我是否感到有點掃興。恰恰相反,他似乎是那些年代裡很少見的西方人之一:我和他談話,他願意聽,而且準備接受沉重的真實描述,無論感覺有多麼不舒適。我有幸親自會晤伯林,意識到他闡釋了過去的思想家,例如馬基雅維里、穆勒、赫爾德或者赫爾岑的思想,和他同時代人的思想—甚至像我這樣的普通人的思想。他是同情性理解的終極大師。

目次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序言(亨利·哈代)
作者序言
致謝
回憶以賽亞·伯林
通信:1983―1997
訪談:1991
不要絕望
我不願意宇宙太整潔
對話:1986―1995
1986
1988
1988年4月22日和24日
1988年5月6日(與約翰·格雷)
1988年5月23日和30日
1991
1995
1995年5月17日
1995年5月24日
文章:1989―2005
論伯林自由學說的又一個聲音
兩種自由觀:伯林和哈耶克
“自由”作為抽象理想已近黃昏?
多元論與悲劇
價值多元論與自由主義:彼此連結接還是相互排斥?
參考書目
索引
譯後記

書摘/試閱

回憶以賽亞•伯林

11月一個夜晚,我在牛津大學的一個朋友給我打電話,告訴我以賽亞•伯林逝世的消息,我是將信將疑的。次日上午,波蘭報紙都刊

登了這一條悲哀的消息。看到宣布“本世紀巨人之一” ①去世的大標題之時,不由得想到,我幸運得出奇,竟能夠和以賽亞•伯林爵士通信多年,獲得獎學金在牛津逗留期間,會見過他多次。我也思考了官方訃告的特點,這訃告幾乎沒有解釋出關於這位逝者的最深刻的真實情況。雖然我充分認識到了以賽亞•伯林爵士成就的智慧範圍,但是我更會懷念他是我所見過的最慷慨和最熱心的人士之一。請想像,“本世紀精神巨人”對一個素昧平生的波蘭研究生(在一封六頁長的書信末尾)寫出下面的話:

我要說,我十分感謝您,因為您認真對待我的著作,給我寫了這樣的信。我很願意和你談這些事,我相信這對我很有用,對您或許也有一點用處吧。因此,我隨本信寄一個附件,說明也許您可以前來牛津大學,逗留一個月或者更長的時間,這樣我就可以“自由地”(在消極意義上)和您隨時談談,您也能夠會見其他的哲學家,他們可能令您更感興趣,對您更有益處。

我只需向當時訪問波蘭的茲比格涅夫•佩烏琴斯基博士展示這封信,就可以按照牛津學院接待計劃,得允到聖約翰學院逗留兩個月。

在全靈學院的第一次會見,我至今記憶猶新。我怎麼能夠預計到會有二十多個人呢?我對門房介紹我自己(聲音都顫抖了),他打了一個很短的電話,叫我等著。很快,一位老先生,身穿棕色的三件套正裝,頭戴一頂棕色的帽子,專程到我門房來迎接我。我不停地看這張在書籍封面見過,因而熟悉的臉,突然覺得這完全不是真實的。他和我打招呼,好像認識我多年了,連續提出很多問題。我幾乎來不及一一回答。我和他上樓,很大的黑顏色名字出現在我這位主人的門上,“以賽亞•伯林”,讓我覺得更不真實了。

緊接著出現的事超出了我最高的期望。我曾寄給以賽亞爵士我的第一篇文章,是我到牛津以前兩年在波蘭發表的。這個選印篇,就像我在題詞中寫的,應該是一件永遠不會派上用場的禮物。而我在主人手裡看到的卻是這篇文章的英語譯文,這令我十分吃驚。我驀地想到,以賽亞爵士,也像我一樣,為了這第一次會見,是做了準備的。我吃驚得說不出話來。這麼多年之後,我依然覺得難以寫出下面的事。以賽亞爵士,真是一位領會心靈的大師,立即破解了我的精神狀態。“你為什麼說不出話來啊?”他問道。“關於我的自由概念,這是我閱讀過的最具智慧的文章!”

他說的話與其說是提及我一篇平庸文章的價值,不如說他為表揚我而顯出的慷慨。我在那一刻並沒有自欺欺人地認為他說這話是認真的,但是我聽到的這個“見解”,在那次會見和以後的會見中,幫助我找到自己的表達意願。這是當代知識分子之中最偉大者之一,以其特有的細膩感覺,盡其可能地創造一種印象,好像他是在和一位平等的同事談話——我寫出這幾個字的時候都覺得可笑。

我終於能夠向伯林提出在我閱讀他著作的時候令我苦惱的幾百個問題。我第一次在牛津逗留期間的談話主要涉及我提出的問題。遵從牛津的好習慣,我努力在每次會見之前準備好文章。我在聖約翰的同伴都很驚奇—伯林教授實在太嚴格了!但是,寫文章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構思這些文章,是把這樣的做法當作駕馭與我對話的教授難以置信的活躍思想的一種辦法:要把他閃電般語速道出的獨白導向我認為對我當時正在寫作的博士論文至關重要的主題。過了兩年,在我博士論文答辯之後,我有機會在全靈學院得到更多次的會見。

在我第二次在牛津逗留期間,我不再用我的文章來麻煩以賽亞爵士,我只是聆聽。我們以往談話的線索還不斷地重現。這是難以置信的:伯林還記得我兩年以前提出過的問題。有時候,我們的談話向完全沒有預計到的方向發展。有一次,我隨意承認,在沃爾夫森圖書館度過一個不眠之夜,貪婪閱讀納博科夫的《洛麗塔》。更糟糕的是,我坐在掛在後牆上的以賽亞爵士一張大肖像的視野範圍之內。“我們世紀的巨人之一”對我擺動手指,接著花費兩個小時談論他對俄國文學的著迷—談屠格涅夫、赫爾岑、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另外一次,我得到家裡的消息說我父親病重,顯得十分擔心。以賽亞爵士表示了深刻理解和細膩的情感。他告訴我,他在美國逗留期間也有過同樣的經驗—也是因為父親病重。於是我們談論死亡,談了一個多小時。我記得他引證古代的論據:只要我在,就沒有死亡;如果有死亡,就沒有我。他告訴我,他不懼怕自己的死亡。我聽到的某些內容,我將會只保留給我自己。我記得最清晰的思考,大概是其言說者永遠不會同意發表的。

在我的回憶中,談話的片段、有意義的話語、有價值的思考和滑稽的情節混合在一起,這些情節我也是同樣細緻地保存在記憶之中了。我們在全靈學院會見之後,伯林的司機一般都把他接回家去。他常常送我回到沃爾夫森學院,不是順路。這樣的善意讓我感到不安。我婉拒說:“我可以乘公交車。”“我也可以乘公交車。”伯林爵士會這樣回答說,眨一下眼睛,但是十分嚴肅。他總是堅持要我對待他不要太正式。我覺得克服我的保守習慣很難。例如,我從來不敢給他打電話,所以在第一次獲獎學金訪問期間和以後各次期間,我都寫信。伯林爵士開玩笑似的評論我的這個禁忌:“我很高興你在這兒,想要告訴你,你不給我打電話,我認為是荒唐的!不過呀,如果你一定不打,我也只能接受—無可奈何,是吧?”

我一共四次訪問牛津。伯林爵士總是願意和我分享他寶貴的時間。我和他最後一次會見是在海丁頓樓,在1995年5月底。在一輛雨中行駛的出租車裡,我和他繼續展開我們未完的談話。伯林爵士是去赴除夕一個招待會,但是依然按照他的習慣,先把我送到聖約翰學院。我們正在談論馬克斯•韋伯和他在責任倫理學和良知倫理學之間作出的著名的區分。突然間,一種熟悉的完全非現實的感覺攫獲了我。“我在這兒乾什麼呢?”

我想。一輛標準的英國出租汽車、典型的英國天氣、馬克斯•韋伯,和這位偉大的知識分子,我竟完全不合常理地把他視為一位親近的人。我突然聽見他說:“這都是真實的,真實地進展的。我和你還會見面的。有一天,你會回來的。”但是當時是在告別。

餘下的是通訊。第一封信是在1983年5月3日寫的,最後一封是在1997年7月17日寫的。諸多慷慨、溫暖和個人的關懷,很難引用某些片

段而不感到羞澀。例如,伯林爵士在1989年5月20日和1990年5月29日的信中提及我先後在《政治研究》和在《哲學報告》中發表的文章:

 

親愛的貝阿塔,

收到了你的文章,十分高興,謝謝你為保衛我而抵御所有那些可怕的人[……]。我擔心,因為年齡快到八十(十分感謝你的祝賀,我深受感動),我懷疑我還會不會變成一個共產主義社會的成員。我認為我不是一個孤立的島嶼,但是我想,群島中的關係比細小有機物擁擠在一起的珊瑚礁更具人性,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更令人嚮往。[……]向你和你的小女兒致以最好的祝愿,對於她將生活於其中的那個世界,我完全看不清楚。[……]

 

親愛的貝阿塔(這樣的稱呼可否?),

我從克勞德•加利波那裡收到你的文章—尤其是你的書信,你想像不到我是多麼高興。閱讀你的文章,我感到愉快和驕傲。[……]

你的書信感人至深,直達我的心靈。如果你覺得還想要給我寫信,就請寫吧— 我願意告訴你,你的來信對我意義重大,也許超過我的信對於你的意義。鑑於我年事見長,你知道,快八十一歲了,所以請不要拖延太久— 你覺得有什麼話要對我說,只管寫來就是。我收到來信會很高興,肯定會回信的。

 

就我所記憶的情況看,這第二封信是對我關於當時波蘭轉型過程描述的答复。這些問題令伯林爵士深感興趣,所以他常常提及:[讓]我告訴你,我對近期這些事件的預見並不比其他人預計得成功:無論在蘇聯戈爾巴喬夫會遇到什麼事,毫無疑問在波蘭、捷克斯諾伐克,甚至羅馬尼亞,都應該為他豎起塑像——因為如果沒有他,在我看來,舊制度的解體是不會這麼迅速的。我十分理解你說的話的含義,你說:你和其他人感到“太疲憊”,不能歌頌這一形勢的成果,形勢雖然必定受到歡迎,但也帶有很多危險和不足之處。

1990年代早期的波蘭為從事社會研究的人提供了某種完備的實驗場地。某些發展情況給長期的理論討論注入了新的生命。全新的現象之一是廣告突如其來的侵入,多半是在電視節目中。在共產黨治下的波蘭,廣告幾乎不為人知,因為商品持續匱乏。令我考慮說服技巧對於個人自由的影響的,是我五歲半的女兒在波蘭看到關於洗衣粉的最初的專業廣告時候的反應。這可憐的孩子真正是乞求我購買廣告中的商品,同時,雖然她茫然不知自己行為的因果關係,卻努力分析突如其來的慾望。“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想要這個洗衣粉,我只知道我很需要這個洗衣粉,必須買到。”她常常說。我立即把我在家裡必須對付的這個純粹的人造慾望和查爾斯•泰勒針對《兩種自由概念》的辯論,和其他作者的思考聯繫起來—主要是SI本和WL溫斯坦的思考。我不由得和伯林爵士談論我的觀感和思想;他的回复代表了他的風格—看起來輕鬆、打趣,但是很有分量,對於理解他的自由理論很重要:“我看,你女兒享有某種特殊的敏感和想像力,我不懷疑,就是這樣——有人告訴我們,基因是重要的,而她顯然繼承了最優秀的基因。你給了她那個洗衣粉,很好——人的想像力一旦固著在某一種東西上,像你那樣做去增加人的愉快感是正確的。”

在1997年,我和伯林爵士的書信往來變得更為頻繁。我正在緊張地寫作論伯林自由學說的著作,我遇到了幾個疑點。他對我的闡釋給予寶貴的回复,在1997年4月19日的信中,令我欣喜,卻也感到有點困惑。最後一段是:“如果你還有問題,請寫信告訴我。你的信給了我很大的激勵——我想,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清晰地表達過我的思想,所以,如果你願意,就請再寫信來。我充分理解你提出的問題的重要性。”

問題涉及的是倫理多元論與自由主義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原來是約翰•格雷提出來的—我嘗試對格雷的反對意見作出回答。這封信打字的部分到此結束,下面的三分之二頁是手寫的文字,很遺憾,我絕對解讀不出來。我所能破解的只有兩個詞,是勉強可識別的簽名,這個簽名彎曲的筆跡一直延長到了這一頁的上部。亨利•哈代是伯林著作的編輯,十分善意,給我寄來了這個便箋的打字文本。

我沒有來得及把我的書遞交給伯林爵士。牛津方面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我正在編寫註釋。幾個星期以後,我收到了哈代博士的感人便箋:

 

親愛的貝阿塔,

我相信,驚悉伯林去世,你和我一樣感到淒涼,難以忍受。我心裡想到,你或許願意知道,他7月17日寫給你的信是他最後一封嚴肅的學術信件。五天以後,最後的疾病來臨,他再也不能處理這種水平的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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