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孫佩蒼（簡體書）

 孫元，1946年生，籍貫遼寧，退休工程師，現居北京。

 代序：只有一位孫佩蒼 陳丹青 / 1
自序 / 13
一、立志尋找 / 33
二、東北大學 / 51
三、中法大學 / 62
四、大海撈針 / 69
五、兩個畫展 / 81
六、臺灣之旅 / 99
七、明尼蘇達文件 / 142
八、留學和從政 / 157
九、國民參政會 / 176
十、離奇猝死 / 187
十一、遺失的珍藏 / 203
十二、褫奪后的封殺 / 221
后記 / 232
歷史在耐心等待忠實的讀者 / 246
附錄1 / 257
附錄2 / 262
附錄3 / 268
附錄4 / 274
附錄5 / 280
附錄6 / 287

 代序：只有一位孫佩蒼
陳丹青

美院兩年學業期間，有一項經歷至關重要：1978年秋，某日，全班同學被領進陳列館倉庫，觀看三十余件19世紀歐洲油畫的原典，除了歐美常見的沙龍作品，其中竟有一件早期的庫爾貝—“文革”十年，所有國外來華展覽中止。運動甫歇，羅馬尼亞畫展、加拿大畫展、法國鄉村畫展，相繼來華，是為“文革”一代畫家首次得見歐洲油畫真跡，而能在美院居然親見中國收藏的歐洲繪畫，委實大出意料：此前，我們從未聽說國內哪家美術館或學院藏有歐洲油畫真跡。
真跡從哪兒來呢？不記得哪位老師告訴我們：并非老院長徐悲鴻留法期間所購，而是一位軍閥時代出使法國的官員在巴黎自費買下，攜來中國。此后的故事不難推想：1949年之后，洋畫不得展示，到了1969年秋，即進入“文革”動亂的第三年，形勢更其無情，那位官員的遺屬被迫將私藏移交中央美院，封塵九年，延至1978年底政治管制解除，方始見光，我們正是頭一批得以親見的幸運者。
那年代，我們對油畫的購藏、民國的歷史，統統無知。十年荒廢，眾人只顧湊近畫幅仔細探看色調、筆觸、肌理，誰也不曾介意畫的來路。以慣有的政治概念，既是“軍閥時代”的財物，理該歸屬國家，存在中央美院，更是天經地義。我記得那天沒人追問這些畫的來歷，更未起念詢問藏家的名姓。
真跡可貴，這是誰都知道的；中國全境沒有西畫真跡，這也是誰都知道的，亦且不以為怪。中央美院享譽國中，這份收藏卻是罕有人知，豈不可怪？然而我們確鑿看見了，不但看見，每幅畫依次靠墻放著，容我們親手拿起，捧著，好生端詳。我不禁想：做一個中央美院的學生，到底不同啊。
那天，眾生還有幸目睹五十年代第一批留蘇學生臨摹的歐洲與俄羅斯經典。
然而奇怪：此后各屆教學，就我所知，不再循例安排學生入庫觀看真跡，知曉美院有此收藏的學生，也很少，便是知情者，大致淡然說起—名校的師生，大抵是不肯錯過可資炫耀的一切的—正式講課、私下閑聊，鮮少有人談及這批包括庫爾貝早期作品的珍藏。尤可怪者，當年“文革”甫過，條件寒磣，日后，美院與國家眼看一年年發達富裕，百業更新，既有這等寶藏，早該專辟一館，長期陳列，給歷屆學子匡正眼界，提升教養，便是僅僅為了顯示“中央”的優越，也擬定期掛出來，以便觀瞻，畢竟，全國還有哪家美術院校亮得出這么一份西畫的原典？！
三十六年過去了，沒有這回事。其間，中央美院被迫兩易其址，怨聲不斷，而也不聽人說起那批收藏的下落。當我八十年代初遠去紐約，目擊域外美術館無邊無際的典藏，常會念及母校那可憐的、從未展示的獨一份。偶或問起院內來人，十九漠然，年深月久，我也淡忘了。
但我從未忘記那位“軍閥時代的官員”：舊社會，戰亂中，居然有過這么一位愛繪畫而好興致的中國人，親自收購洋畫！上百年了，哪位國共大員做過這風雅而積德的事？出洋藝術家，自是不一樣的，早年留歐畫家帶回不少寶貝：劉海粟、顏文樑，買了歐洲雕刻的翻制石膏像和精美畫冊，供在上海美專和蘇州藝專，“文革”間砸了、毀了、流散了。徐悲鴻買過不少中國古典真跡，但未聞藏購歐洲油畫。民國年間私人收藏歐洲繪畫的個案，另有一例，是經美院老校友萬青力先生撰文披露：上世紀二十年代，蔡元培先生游學德國期間，值立體派盛行，他曾購藏十余件立體派版畫，當然，如多數民國遺事中的遺物，早已不知所終，無從追覓：那是我十多年前讀到的文章，就中詳細，記憶不確了。
總之，近百年，中國境內，我所聞知而親見的歐洲油畫真跡收藏，便是在美院陳列館倉庫內的那幾十件。
三年前，2010年冬，楊飛云主掌的中國油畫院美術館舉辦大展“面對原典”，搜攏民國留歐一代、共和國留蘇一代，及我輩出洋面對歐陸經典的臨摹品，凡百十余件，允為近百年來是類作品的首次展示。其中最可珍貴者，當然是徐悲鴻、吳作人、顏文樑的手筆，雖說是臨摹，因臨者的資望，距今也近九十年了，望之形同古籍，直可視為“原典”吧。吳先生的幾份臨摹早先見過，而徐悲鴻臨摹倫勃朗的名篇《參孫與大莉拉》，卻是初識，全篇畫藝工整，氣息端凝，保存狀況亦極良好。我問飛云如何得到這寶貝，他便介紹站在畫側的孫元先生，說，此畫就是孫先生家里慷慨出借的。
我上前握手，才幾句話，竟恍然得知：原來孫先生的祖父孫佩蒼，正是那位“軍閥時代的官員”，而當年在美院庫藏親見的三十余件真跡，全部是孫家的私產。
是夜傾談，我粗粗得知了這批藏品的由來，又兩年，孫先生苦心寫成此書，我一字字閱讀，總算得知了這份收藏背后的故事—這故事，實在是民國的傳奇，是畫界的美談，是一份迄未明了的家族疑案，更是中國近代史屢見不鮮的糊涂賬。為什么呢？請諸位讀孫先生的書。而這跡近湮滅的故事，我的感慨，卻是好不難說，今受孫先生之托，試著說說看—
說是歷史的糊涂賬，單看孫先生書名便知。序言頭一句：

孫佩蒼是我去世七十一年的祖父，尋找他的歷史痕跡始于2007年，那年我已經六十一歲。

一個孫兒，逾花甲之年，猶不清楚祖父是為何人，做了何事：這是無數民國隔代晚輩的普遍真實。而祖孫之間的那位父親，如千千萬萬“解放后”的父母，為避禍端，不敢、也不愿向下一代告知祖輩的身世：

他們諱莫如深的做法還是有效的……父親生前單位辦我與爺爺的親屬證明時，發現他檔案的履歷表沒有寫上爺爺。

刻意抹去上一代，刻意隱瞞下一代：六十多年來，無數家庭三代之間的關系，便是如此。然而，“血濃于水”，孫元先生在這部書中詳細交代了自己往來兩岸檔案館及東京、京都國立國會圖書館苦苦追尋祖父的漫長旅程。祖父的收藏，孫元先生倒是在三十九歲那年，豁然見到了：

隨著撥亂反正形勢的發展，經數年周折，在尊敬的習仲勛先生的批示下，這批畫終于在1986年得以落實政策。在中央美術學院陳列館歸還藏品現場，一件件美術品包括油畫、國畫、銅器、石膏像、瓷雕夢幻般地展現在我眼前。

其時距我在美院目擊真跡，已過七年。換言之：當時孫元先生也在北京，卻是既不知詳細，更未親見。即便孫元先生同在現場，他也和我們一樣，完全不了解這位神秘的藏家，更別說藏品的由來與命運—中國收藏傳統講究“流傳有序”，歐美收藏家族的譜系則如軍事檔案般，保有精密準確的產權與記錄，可是現代中國唯一擁有洋畫真跡的收藏家族，其孫輩晚年的志業，竟是尋找祖父：這不是一筆不折不扣的糊涂賬么？
為什么糊涂？誰使之糊涂？這是孫家迄今難安的疑案。在追尋過程中，經反復求證，孫先生逐漸拼湊了祖父的生平：原來這位“官員”不是我們想象中那類橫霸四方的“軍閥”，而是：

北洋師范優級博物科畢業生、東北某段鐵路局秘書、公派赴法考察教育六年、畢業于巴黎美術學校、與徐悲鴻林風眠等是為摯友，曾任里昂中法大學校長，曾接待旅法訪問的程硯秋，歸國后曾任東北大學教授、抗戰時期東北黨務辦事處主委、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國聯（聯合國前身）宗旨教育青年委員會中國委員、教育青年專家委員會的東方委員。1942年，在陪都公開展示這份收藏，而在展示期間，這位收藏家竟離奇猝死……

在艱難尋獲的歷史碎片中，仍有重要的空白，其中，或以下面兩點最令后輩疑惑：其一，祖父的死因。其二，藏品散佚。其間，一次經孫佩蒼生前至友過手，若干藏品下落不明，一次，是經兩次程序曖昧的交公，歸還后，又遺失若干，包括我們那天尚未見到的名家作品—普桑、德拉克洛瓦、列賓，以及一幅庫爾貝的風景畫。
孫佩蒼的名字，在民國史早已消失；五十年代，他在四川的墓園因建設之名，夷為平地。
以上疑點、盲點，憑孫元先生一己之力而能水落石出，意恐渺茫。說句殘忍的話：相較六十年來無可計數的冤案，南北各省更其曲折慘淡，以至渺無人知的例，委實太多太多。歷史無情，人于是變得無情，無知于歷史，則人也無知：當年外人看畫，如我輩，不過聽進“軍閥時代出洋官員所購”這一句，便再不追詰，可在孫家后代，此書每一問，非僅是討還血肉至親的家族史，也是為撿回起碼的真相與自尊。可告慰者，是孫家葆有的這份遺產，雖經掠劫缺失而安然俱在，也算中國現代收藏史足可驕傲的一份孤本。
念及此，我曾信告一位研究國學的長者牛隴菲先生。隴菲先生回信中寫道：

一九四九年以來，私有財產一直不得保護，公私檔案要么篡改，要么損毀殆盡，歷史成了殘片斷環，幾乎無可補綴。中國向來有歷史書記傳統，正史、野史、方志、家譜、傳說、演義，成一完整系統，可相互參照，證實證偽。就連周邊國家、民族歷史，也要靠中國史書恢復。如此有典有冊的中國，到了現在，則只有謊言和遺忘，只有匆忙與速朽。當代中國人，既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僅僅茍活在現在。

茍活者中，總有不甘遺忘、不肯糊涂的人與事。今孫元先生初步尋獲的孫佩蒼故事，又以我所親見的真跡，便是中國畫界一份遲到的美談—
今天，遍中國有得是藝術學院、油畫教學、研究機構、美術團體，更兼火得離譜的拍賣業，可是百年過去，沒有一座收藏西洋畫真跡的美術館—美國各大美術館收藏之廣、之富，不必說了，俄羅斯自十八世紀末大肆收購西歐繪畫文物，乃有冬宮博物館，也不必說了。其中，僅印象派到畢加索馬蒂斯的收藏（其質量足與紐約現代美術館相詰抗），便是兩位舊俄年輕伯爵往來法俄的大手筆。便是鄰海對過的小小日本，也竟有三十多家洋畫美術館，均為民間私人收購，或自建美術館，或捐獻國家，收藏所及，自古希臘到印象派，每一時段均有若干作品。梵高總共畫過六幅向日葵，其中一件即為日本人購藏，二戰毀于美軍轟炸，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某公司斥資八百萬美元又買了件梵高回來，一時轟動西方拍賣業。是故，日本畫家，日本國民，無需出境即可觀看為數可觀的西洋畫真跡，把握古今繪畫的文脈。
中國向來是看不起東瀛島國的，日本西洋繪畫收藏一節，就不見專家認真提過，便是介紹了，國中美術界也不會在意，比之歐美收藏，日本人并不吹噓—中國怎樣呢？百年以還，只有一位孫佩蒼。
只有一位孫佩蒼，不足羞，唯其僅止一位，格外難得，格外可敬：以一國之收藏論，孫佩蒼此舉固不足引以為傲，以近世國運之艱困論，卻是足可傳為美談。然則小到畫圈、同仁，大到社會、國家，若果然尊崇藝術，志在文化，早該給這批收藏好好保管了，建一座小小的美術館，雖與美俄日本無可比，也算有過這么一份收藏，有過這么一個人。或曰，中國巨變了，孫家不捐政府，也可自建私人美術館，可是想想吧，孫佩蒼的兒子長期不敢在履歷中填寫父親之名，孫佩蒼的孫子年逾花甲始得找尋祖父，而祖父的全部收藏，迄今不完整，也討不到清楚的說法：這樣的“私人”恐懼，這樣的“藏家”命運，何談自建美術館？無怪如今市面上層層迭迭的所謂中國現代美術史，就我所見，沒有一書、一頁、一句，說到這份珍貴而離奇的收藏，說到孫佩蒼。
不說也罷，便是孫元先生，也是這兩年這才漸漸看清祖父是怎樣的人物：所以我愿將孫佩蒼尚未公開的故事，忝為民國年間的又一傳奇。
分裂、離亂、爭戰……從來是民國敘述的主項，隨著近年民國檔案與相關回憶的漸漸展露，有頭腦的年輕人，不免驚訝被涂黑被貶損的民國，竟有那么多人做成今日政府與社會、家庭與個人萬難做到、萬難想象的奇事，之所以奇，是奇在全憑主事者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能量，自己的夢。
例子太多了。單說民國人的忠勇壯烈、奮身愛國，如八一三淞滬戰爭，滬女楊慧敏只身泅渡過江給臨陣守士送國旗，并非政府安排；有抗日將領抬著棺材上陣，對左右說：若退卻，你們先打死我，也非國軍的命令；小小藝術圈學術界，張大千去敦煌臨畫，王洛賓去新疆采民謠，梁思成林徽因探尋古建筑文脈，未必是、也不必是政府的“文化項目”。話說孫佩蒼而立之年，有家有口，決意求藝法蘭西，公家批了，但既沒要他收購洋畫，也根本沒資金，可是孫先生單憑一股子激情與熱心，自己辦了這件事。他是為自己嗎？抗戰烽火，他在成都展示私藏，死在展期間；他是為家族嗎？他從未出售一份珍藏給后代換錢，倒反不明不白散佚不少，子孫過著平民日子，哪像個富有收藏的家？
今日有權有錢的腕兒，何止百千，投資藝術品，動輒論億。投資、收藏，不是一回事，這是都該知道的；今官家有錢了，斥巨資各地建造美術館，窺內情，十之七八不過是借機圈地，兼以吹噓政績；私人美術館倒也競相起造，固有良性營運者，其多半，或動機有詐，或想當然耳，或空空蕩蕩，或濫竽充數，也早是廣為人知的通病。所謂美術館，首要看在收藏，收藏，又須看在藏品的精當。論資財、論權力，論滿世界花錢的豪闊，論政商兩界的硬背景，孫先生哪里可比當代的豪闊，可哪位巨富做過孫先生當年做成的事，又哪位藏家拿得出這份收藏單？
說回來，以孫佩蒼之酷愛藝術，若親睹今日中國收藏界景象，必神旺而欣快，也必為早年巴黎搜畫的滋味，感慨萬端：游走于二戰前法蘭西畫市與行情，孫先生如何起搜購的一念？他如何選擇畫作，又如何度量財力？凡收藏，得手失手，巧遇或錯過，必有故事，這些故事，我們都無從得知了—孫元先生苦心追覓，迄今唯獲祖父生平大概，其中最是傳奇的一筆，即如上，而他不知，他父親也不知。今世，中國民間已有若干心存抱負的買家，出手驚人，藏購二十世紀歐美著名藝術家作品，若論這輩藏家的先驅，無疑，是孫佩蒼；若論目下中國人藏有十九世紀大師作品者，則唯孫佩蒼一人而已。
今要在歐洲市面得一件德拉克洛瓦或庫爾貝，便是西人，亦屬妄想了，一如張大千徐悲鴻過手五代北宋的真跡，已成傳說。孫佩蒼不曾錯過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游學，獨自做了決斷。他靠的不是聰明、財力、背景，而是民國人做人做事的憨——凡民國有為之人，莫不身后留禍，及至湮滅無聞。所幸孫佩蒼留有這批珍藏，而他的孫子，正以手中撰寫的這本書，走在找尋父祖的路途中。
孫佩蒼生平，是一回事，美術收藏，另是一回事；三十多年前得緣親見那批真跡，三十多年后，得識孫元先生，在我心中，二者于是合而為一，成為傳奇。我于孫元先生的追蹤，無可作為，謹以這篇文字，向孫佩蒼先生致敬。
2013年8月12日寫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