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蹉跎成白首

第一篇 追思前賢
從傅斯年思想轉變看傳統儒學與現代社會
我所知道的沈剛伯先生
不伐善不施勞的錢思亮校長
李國鼎與人力規劃──人口、人力、人才
李國鼎的創意和他在台灣的貢獻
謝森中博士及其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
功在國家、造福桑梓的盧毓鈞先生
第二篇 心懷故國
中原文化的智慧和啟示
從中國崛起看中原崛起
泱泱乎大風也
孫文廣教授「獄中上書」
追求知識、重視品德
不容青史盡成灰：中國抗日抗戰
地靈人傑──李國鼎的故鄉
第三篇 情繫台灣
讀于宗先院士〈經濟學〉
黃俊傑教授〈儒學傳統在現代台灣〉讀後
當前台灣大學教育與企管教育的一些問題
台灣經濟自由化的大功臣
走過一甲子，開創新紀元
機會與挑戰
第六倫在台灣的發展──兼懷李國鼎先生
第四篇 凡事盡心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
錢不能使人幸福
夕陽無限好
台灣新聞自由今昔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凡事盡忠心
更重要的是做人做事的態度
天佑中華
懷念陳碧蓉館長
自由增加，責任也應增加
青山依舊──紀念台大實驗林成立一一○周年

從傅斯年思想轉變看傳統儒學與現代社會

鞠躬盡瘁，歸骨於田橫之島

傅斯年先生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日就任台灣大學校長，一九五○年十二月二○日在台灣省議會備詢時以腦溢血病逝。
傅校長在短短一年十一個月中為台大建立教師聘任升級與新生考試入學等重要制度，台大至今沒有一位老師或學生可以憑藉人情、勢力，不經客觀、公平的評審或考試進入學校。當時台灣經濟落後，民生困苦，加以眾多青年學子隨政府撤退來台，失去家庭接濟，傅校長在窘迫的政府資源中，爭取經費，興建學生宿舍，廣設獎助學金，讓窮學生可以安心讀書。他也力拒外來政治勢力的干預，維持台大學術獨立與自主，使台大在自由的學風下追求卓越。
傅先生一生以從事學術研究為職志，絕意仕途，也不願擔任教育行政的領導人。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中正提名他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他致書婉拒稱：「斯年賦質愚戇，自知不能負荷世務，三十年來讀書著述之志，迄不可改。」他向蔣公推荐胡適，自願在胡適返國前代理校長。然而一九四八年底國民政府在國共戰爭中已呈敗局，風雨飄搖，前途未卜，他竟於高血壓宿疾初癒之際，慨然應允出任台大校長。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他在答覆省議員郭國基的質詢後，回座坐在教育廳副廳長謝東閔身旁，說了他人生最後一句話：「I am very tired.」，隨即昏迷，群醫束手，終告不治。他初到台灣時，應中文系黃得時教授之請題字，寫下「歸骨於田橫之島」，一語成讖，可以說「求仁得仁」。傅先生生於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在世不到五十五年。他是最為台大人稱道、也是台灣最負盛名的大學校長。

從反對傳統到回歸傳統

傅先生出生於山東聊城一個沒落的書香世家，父親和祖父都是飽學之士。他五歲(一九○一)入私塾，接受傳統教育，讀四書五經，九歲(一九○五)念新式小學，在家中則一直由祖父教讀傳統經典。傅先生天資聰明，過目成誦，又勤奮用功，十歲已讀完十三經，大部分都能背誦。十三歲到天津讀中學，開始接觸西學，主要課程有數學、物理、化學、生物、英語等，成績優異。十七歲(一九一三)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偏重文史的乙部，二十歲(一九一六)以第一名成績升入本科國文門，就是後來文學院的中國文學系。
傅先生在北大這段時期，正值國民革命成功，建立民國，但孫中山大總統讓位給袁世凱，革命的成果被北洋軍閥接受。一九一六年袁世凱稱帝，一九一七年張勳復辟，中國南北分裂，軍閥割據，國勢式微，人民闇弱，而西方科學昌明，國力強盛。傅先生深感傳統儒學既不能救亡圖存，也無助於國計民生，實際上今天的愚昧落後正是傳統文化與教育的結果。他受到胡適、陳獨秀、李大釗、周作人等北大教授的影響，結合同學，出刊《新潮》，批判傳統，鼓吹西學。傅先生任主任編輯，寫了很多篇措詞激烈、有時候思想偏激的文章。譬如他說：「人一旦成為文人就不再是人。」又說：「某人一旦成為文人，就脫離現實世界，進入夢想世界。」又說：「(中國傳統)家庭是『萬惡之源』。」
一九一九年六月傅先生從北大畢業，考取山東官費到英國留學，一九二○年二月在倫敦大學註冊入學，研究實驗心理學，並在大學本科選修物理、化學、數學等自然科學課程。八月一日他寫信給胡適說：
「我到倫敦後，於University College聽講一學期，現在已入暑假，以後當專致力於心理學，以此終身，倒也有趣…近中溫習化學、物理學、數學等，興味很濃，回想在北大時六年，一誤於預科乙部，再誤於文科國文門，言之可嘆。……」
傅先生在倫敦大學三年半，於一九二三年六月到德國柏林大學遊學，在這裡找到他安身立命的學術方向，就史料以探史實，「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建立起他後來在史學界大師的地位。我記得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我在台大念大一時，大家對他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都朗朗上口。不久胡適返國在法學院講「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我相信傅先生幼讀經史，幫助他形成假設，對他研究上的成就還是很有貢獻的。
傅先生在歐洲六年八個月，一九二六年十月返國，應廣州中山大學之邀任文科學長。一九二八年籌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擔任所長。一九二九年隨史語所遷北京，受聘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
他在歐洲直接和西方文化接觸，在學術方面涉獵既廣，遇見的名師亦多，隨了年齡和閱歷增加，思想從少年狂熱漸漸向冷靜的方向移動。他在上引給胡適的信中說：
「近來很不想寫文章，一來讀書之興濃，作文之興便暴減；二來於科學有些興味，望而空談的文章便覺得自慚了；三來途中心情覺得比以前複雜，研究的態度稍多些，便不大敢說冒失話……。」
傅先生歐遊歸國，從事教育行政和學術行政工作，接著日本侵略東三省，不久抗日聖戰全面展開。經歷世變，相信他對自己國家的文化和傳統會比少年時期有更多認同和尊敬。一九四○年三月五日蔡元培病逝，傅先生在〈我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一文中有下面一段話：
「蔡先生實在代表了兩種偉大文化，一是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是法蘭西革命中標揭自由、平等、博愛之理想。」
在儒學諸賢中，傅先生抑孟揚荀，認為荀子才是儒學的正宗。他認為荀子的思想更接近孔子，所以是更純正的儒家。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後天的學習讓人不同。荀子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後天的學習使人向善。二人對本性的看法不同，一為中性，一為極端，但其重視後天的學習則一樣。然而一九四七年六月他赴美治療高血壓年餘返國後，轉而欣賞孟子。他在台大指定大一國文教孟子。傅先生此一重大轉變，一方面是他在美國病中讀書思考的結果，另一方面他的老師和好友胡適在一封信中對他的建議和勸告應也有一定的影響。